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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先生逝世39周年:从他身上,照见中国现代文学的复杂之处 | 此刻夜读

时间:2020-04-01 14:01:14  来源: 文学报  作者:杨扬  浏览: 分享:

        39年前的今天,茅盾先生逝世。

       1932年3月19日,郑振铎在北京大学做了一场名为《新文坛的昨日今日与明日》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他将1917年至1932年间的文学划分为四个时代来叙述,第四个时代(1928-1931年)他称之为“茅盾时代”。究其原因,因为1928年茅盾先后完成了《动摇》《追求》的创作,两者与其在1927年发表的中篇《幻灭》构成了《蚀》三部曲,而在1931年他亦开始了长篇代表作《子夜》的创作。郑振铎敏锐地察觉,“茅盾时代”文学的特征是:在艺术技巧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在作家素养方面,一些人有了前人所没有的极丰富的经验和热烈的情感;在文学理论方面,有很多的论争,各派均有鲜明的主张。郑振铎以文史学家的眼光论断茅盾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作家,也预见了他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今天的夜读,推出的是茅盾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评论家、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杨扬关于茅盾1930年代在上海的城市生活和文学创作之间关联的文章,由此见证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城市生活与现代作家

杨扬|文

刊于2016年8月25日《文学报》

      茅盾是现代作家中,参与政治最深的知名人士之一,与现代中国政界关系极其密切。他又是现代政治人物中,少数几位能够真正在文学领域享有崇高声誉的标志性人物。没有遭遇政治,茅盾不可能有大起大落丰富多彩的人生感受,不可能获得巨大的写作激情来创作《蚀》三部曲、《子夜》这样轰动一时的作品。从民国时代起,至1981年病逝,茅盾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坛的领袖人物。研究茅盾1930年代在上海时期的生活和创作,这种文学、政治的跨界与混搭,让我们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城市生活对茅盾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茅盾自己曾说,如果不是到上海来,不是到商务印书馆来工作,可能就没有他以后的文学道路和文学事业,也不会有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地位。这是一个比较接近历史事实的客观陈述。但作为一个文学史问题,强调现代作家与城市生活的关系,以此来展开研究,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并不多见的。

茅盾先生

       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城市生活以及城市背景的文学写作,历来薄弱。茅盾的创作,是极少数较为成功的文学案例,而这样的成功,与他长期生活在上海有关。鲁迅、郭沫若等现代文学大师,尽管也曾生活于上海,但与茅盾相比,不仅生活的时间要短,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文学起点不在上海。茅盾的文学事业是名副其实的Made in Shanghai。他从一个外来青年到上海谋生开始,一步一步成就了自己的文学事业。上海不仅是他文学活动的舞台,也是他汲取文学资源,获得文学灵感的地方。所以,与以往的茅盾研究的思路有所不同,我以为应该以茅盾与上海的关系作为文学史研究的线索,重新思考一些文学史问题。这不仅可以加深人们对茅盾的了解,也可以强化茅盾文学世界中那些被人忽略的影响因素。

      茅盾在上海的生活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16-1925年,这是茅盾初登文坛时期;第二个时期是1930-1937年,它是茅盾文学事业的黄金时代;第三个时期是1946-1947年,是抗战结束后,茅盾重返上海的短暂逗留时期。

      茅盾在晚年回忆录中,回忆1916年初到上海时的个人生活情形:住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宝山路的宿舍中,四人一间房,只有一盏昏暗的灯,根本无法看书。“我看书多半是星期日,大家都出去玩了,我就利用这时间。我在上海快一年了,除了宝山路附近,从没到别处去过。”(《茅盾回忆录》)这一年,茅盾翻译完成了美国作家卡本脱的《衣·食·住》;与商务老编辑孙毓修编选出版了《中国寓言初编》。从1917年下半年开始,茅盾参加了朱元善主编的《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学生杂志》12月号上发表了他署名雁冰的社论《学生与社会》,这是茅盾在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1918年2月,茅盾回乌镇,与孔德沚建立家庭,完成了婚姻大事。1919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风云激荡的一年,茅盾受《新青年》影响,开始关注俄国文学,在《学生杂志》六卷四-五号上,连载署名雁冰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11月,《小说月报》主编王莼农请茅盾编辑下一年度的《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因为茅盾在《时事新报·学灯》《解放与改造》《妇女杂志》连续刊发文章和译作,追随新文化思潮,被当作文坛新人受到关注。

      1920年,茅盾更加活跃,每月都有文章发表,有时一个月在上海的报刊杂志发表多篇文章,显示出批评的敏锐和开阔的视野。11月下旬,商务印书馆约请茅盾担任新一年的《小说月报》主编。通过王统照的关系,茅盾与北京的新文学人士郑振铎等建立联系,成为筹建中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1921年,茅盾主编《小说月报》,将其改变为新文学杂志,吸纳国内的新文学家参与其事,引领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使得《小说月报》成为名副其实的新文学第一刊。他本人也因此名闻新文坛。与此同时,茅盾积极参加中共建党活动,成为上海地区的重要骨干。他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召开,这条游船就是茅盾的妻弟孔另境预先租借的。1925年12月31日,茅盾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被选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代表,作为国共合作的一方,赴广州参加政治活动。在上述一系列活动中,我们看到,茅盾在自己文学事业的起步阶段,政治活动也很投入。

      茅盾初登文坛,拥有职业编辑与职业政治活动家这双重身份。这是值得关注的文学史现象。因为从后来的不少材料中,我们看到,不仅仅是茅盾,当时很多的文学青年普遍如此。像《郑超麟回忆录》曾记录了这一时期蒋光慈、萧三,甚至包括郑超麟自己,都是一边热爱文学,从事着文学创作,一边投身政治,做着最具体的党务工作。如何看待这一文学现象呢?我以为,这传递出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信息,新文学是现代中国社会运动的时代产物。并且,这个现代社会的基本特点,是面向社会大众,由一些新的社会角色引导,向着新的社会目标努力。

      中国社会发展到20世纪初,已经产生了一批新的社会角色和新的社会组织。传统的社会角色和社会组织,正被新的社会角色和组织所替代。从茅盾研究的角度,我觉得有两点应该予以强调。一是茅盾的编辑身份。这是以往中国文学史上写作者所没有的新角色。编辑的身份角色,与现代新闻出版业有关,也与上海新兴文化形态有关。鲁迅先生论及海派,以“没海者近商”来形容。茅盾的文学地位与文学成就,一开始就是这种新的文学生产力的体现。他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印刷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借助商务印书馆的有利平台,茅盾充分发展自己。他年轻好学,精力旺盛,适应力强,反应快。与沪上那些旧派文人相比,他的知识优势和活动才干马上显现出来。

       二是茅盾的政治身份。他从1920年起,参加上海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活动,他的文学起步与他的政治活动,自始至终,纠缠在一起。在文学活动中,他有自觉的党派立场和党派意识。1925年他发表《论无产阶级艺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倡导“无产阶级艺术”;而在政治活动中,他又有文学的敏感与热情。茅盾在1927年发表的《幻灭》,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直接反映大革命时期社会生活的作品。茅盾是现代作家中,参与政治最深的知名人士之一,与现代中国政界关系极其密切。他又是现代政治人物中,少数几位能够真正在文学领域享有崇高声誉的标志性人物。从民国时代起,至1981年病逝,茅盾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坛的领袖人物。(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这种文学、政治的跨界与混搭,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最丰富、最复杂的现象。文学的社会担当和作家、艺术家的政治参与热情,在茅盾和他的作品中,有着非常生动的体现。

       政治这一话题,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始终是一个比较敏感却又十分复杂的话题,政治是什么?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情况看,主要体现为作家与党派组织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政治问题一直没有很深入地研究。我所说的没有很深入地研究,主要指理论层面缺乏开拓。一些研究者要么从西方的理论教条出发,似是而非地用中国的材料来论证一遍;要么干脆将政治作为审美之外的因素加以排斥。很少有研究者从现代中国文学的实际状况出发,探讨政治与文学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从理论层面来理解,意味着政治对文学而言,不是一种外在的、可有可无的因素,而是构成了一个时代文学的基本面目。

      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运行轨迹中,不难看到,五四时期,包括“新青年”阵营在内的新文学家,尽管有高度的政治参与热情,但没有一个人参与到党派政治之中。而此后,像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先后与党派政治发生关系。这毫无疑问与党派政治从1920年代起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有关。1920、1930年代中国新文学家笔下的激情,几乎很难摆脱与党派政治的关系。激烈如鲁迅,他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小品文的危机》等名篇,直接表达了他对党派政治的看法。

       现代作家如此这般关注党派政治,或许会让今天的读者和研究者感到奇怪,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作家,为什么对现实政治如此热衷呢?事实上,这不是作家们热衷于政治,而是他们置身于一种特殊的现代历史语境之中,无法,也不可能摆脱党派政治的纠缠。落实到中国现代作家身上,我以为现代作家关注现实政治的热情,与其投身于文学写作的热情一样,都是内在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茅盾第一次离开上海,是1925年12月底,他乘船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茅盾当时的身份是中共上海地区兼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1926年1月参加完广州会议后,他留在广州,担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编辑国民党机关报《政治周刊》。当时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是毛泽东。毛泽东去韶关调查农民运动期间,茅盾一度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茅盾从事职业政治活动,一直到1927年国共合作失败,因遭国民政府通缉,他转入地下,然后,被迫回到文学职业创作。他晚年回忆说:“我隐居下来,马上面临一个实际问题,如何维持生活?找职业是不可能的,只好重新拿起笔来,卖文为生。”他用了四周时间完成了小说《幻灭》,刊发在9月出版的《小说月报》上,作者署名为茅盾,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茅盾笔名的第一次呈现。茅盾的出现,意味着沈雁冰从文学评论家、职业政治活动家的身份角色,转变为从事文学创作为主的现代作家。1928年7月,茅盾秘密东赴日本。经过一年多海外漂泊,1930年4月回到上海,开始了他第二阶段的上海生活。

      茅盾从1930年4月回上海,到1937年12月离开上海,正值35岁至42岁壮年之际,这是他人生的黄金时代。此时,茅盾作为中国新文学最具代表的作家地位已经确立。除了评论和翻译,他写出了一系列深受欢迎的文学作品。长篇、短篇,小说、散文,各种文体都有出色的表现,显示出全面的文艺素养和极高的艺术天赋。尤其是1933年1月,长篇小说《子夜》由开明书店出版,为茅盾赢得了巨大的文学声誉。瞿秋白高度评价这部长篇小说,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左联为这部作品举行了研讨会。就连新文学运动的反对者、清华大学教授吴宓,也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撰文,激赏《子夜》。《子夜》的确很能体现茅盾与上海的关系。如果我们将茅盾笔下的上海,与1940年代张爱玲笔下的上海相对照,就会发现,茅盾笔下的上海,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国际大都市,灯红酒绿、高楼大厦。尤其像证券交易所、舞厅、租界、大型纺织工厂等,确是上海才有的现代标志性景观。而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大都是灰色的弄堂,进进出出的是小市民,故事内容不外乎你算计我、我算计你,呈现出大上海陈旧、颓废的一面。

      相比之下,茅盾对于上海都市生活的观照,是带有政治意味的。在茅盾看来,上海一方面是现代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场所;另一方面又是现代生活与批判性内容交织在一起的表现空间。像《子夜》中几种社会力量的集中展现,是茅盾对上海都市生活的高度概括,有着史诗般的宏大叙事,这是1930年代写上海的小说中,难以见到的大手笔。这种宏大叙事的眼光,与茅盾的政治乌托邦想象密不可分。在他看来,此刻的上海,就是被这样几股社会势力所左右着。茅盾不否认上海都市生活的多样性,但他觉得那些吃喝玩乐的小市民生活太无聊,只有那些强势政治,才是左右这座城市的力量。所以,他借助小说来表现城市生活中,真正称得上强势的社会力量。

     《子夜》一开始吴老太爷初到上海的感觉印象与病逝,就是一个富有政治意味的象征。它是对旧时代中国传统生活的扬弃,但它又马上陷入西西弗斯那样的悲剧轮回。在快速变化的时局面前,很多都市中的人还没有充分享受正常的现代生活,就被接踵而至的变局给否定了。如吴仁甫这位上海棉纺织业的大亨,他的果敢与经营才能还没来得及施展,就被国际垄断资本给排挤出局。茅盾在《子夜》中就让这位上海的棉纺织大亨陷于破产的绝境,并以强奸佣人来显示他的疯狂。这种带有新文艺腔的幼稚描写,受到很多研究者的批评,也体现出茅盾对于都市生活的某种隔膜和疏离。但另一方面,倒是很好地传递出作者对于现实政治的一种看法。

       政治对于茅盾而言,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怀,他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担当某种政治角色。譬如,1930年4月回上海后不久,马上加入“左联”;再譬如,1937年10月离开上海,远赴香港地区,主编文艺杂志。1939年1月,又冒着生命危险,去新疆迪化,在军阀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学院任教。总之,茅盾的南来北往、东奔西颠,都不是一个作家孤鸿野鹤、独来独往的个人行为,而是与中共组织的秘密安排有关。茅盾在晚年回忆录中,有简单的交代。如谈及抗战八年,两度赴港,茅盾说:“两次来港,都负有任务。”台湾地区的解密档案也让我们窥见其中的一斑。如国民党情治机构1940年代提供给蒋介石的材料,汇报茅盾与中共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些对我们认识茅盾,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茅盾积极投身党派政治,但他出场的身份角色是左翼作家。如果我们了解茅盾的个人身世的话,就会知道,自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就脱党了。既然脱党了,与中共组织没有关系了,茅盾为什么还要奉组织之命,奔走于南北东西呢?我以为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复杂之处,也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假如将中国的现代作家生活与传统作家生活相对照,我们会问:当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被强化的到底是什么?毫无疑问,是以党派面目呈现的现代组织对社会成员的广泛影响,这已成为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遭遇的核心问题。

       茅盾的政治身份,我们与其说这是政治与文学关系的展示,还不如说这是一个时代文学的常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环境及其特色,有它自己的规定性。党派政治与文学的联系,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中国文学现象,是中国现代社会的象征符号。不管它的作用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是这个时代表现抢眼的现象。传统社会或许就不是这样的。

      茅盾在1930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说:“现在已经不是把小说当作消遣品的时代了。因而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我们这个转变中的社会,非得认真研究过社会科学的人每每不能把它分析得正确。而社会对于我们的作家的迫切要求,也就是那社会现象的正确而有为的反映!每每想到这一些,我异常兴奋,我又万分惶悚;我庆幸我能在这个大时代当一名文艺的小卒,我又自感到我漫无社会科学的修养就居然执笔写小说,我真是太胆大了。”(茅盾《我的回顾》,收入《茅盾论创作》)从这一角度来看待茅盾走过的文学道路和他的文学思想,我以为,文学与政治在他身上是不分内外,自然而然的。他初登文坛,就参加党派组织,而从政活动又带给他从未有过的人生体验。茅盾从政治中获得经验和体会,在文学中寻求表现与释放。文学与政治,对他而言,是一体二用,自然融合。

       茅盾如果仅仅是一个政治人物,那么,对他的研究和评价,在今天要简单得多。但茅盾是一个文学人物,而且,即便是用最严格的文学标准衡量,他还是具有相当高的文学素养。他身上的文学特质与政治敏感,纠缠在一起,难以剥离。有时甚至是相得益彰,互为增色。我们不妨想象,如果没有政治激情的加入,茅盾小说、散文不知道要减退多少有意思的成分。同样,反过来讲,如果政治在茅盾的文学作品中,都是一些简单的教条,何至于有流传至今的文学史上的茅盾影响呢?我以为,政治在茅盾身上,是一种艺术人生。没有遭遇政治,他不可能有大起大落丰富多彩的人生感受,不可能获得巨大的写作激情来创作《蚀》三部曲、《子夜》这样轰动一时的作品。没有遭遇政治,茅盾的文学地位也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因为巨大的历史变故而被反复审视。所以,研究茅盾1930年代在上海时期的生活和创作,让我们真正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事实上,被政治缠绕一生的现代作家,远不止茅盾一个,像鲁迅、胡适、郭沫若、丁玲、萧红、巴金、曹禺、老舍、周扬、田汉、夏衍、胡风、冯雪峰等一大批最具才华的现代作家,都卷入政治的漩涡。逍遥如周作人、俞平伯、废名、郁达夫、闻一多、张爱玲、苏青等,最后的结局都免不了与政治有关。

       1937年10月5日,茅盾带着家小,离开上海,开始了抗战八年的漂泊生活。这期间,他在武汉、长沙、香港地区、兰州、新疆、延安、桂林、重庆等地生活和逗留。1945年抗战结束,1946年5月26日,茅盾带着家小重返上海。这是茅盾在上海生活的第三阶段,但已然物是人非。经过战争的劫难,他的母亲和心爱的女儿,先后离世,这让年过50的茅盾感慨万千。在给萧红的《呼兰河传》作序时,茅盾借机发挥,表达了这份感情。这篇序跋,被很多研究者认为是茅盾写得最动情的一篇评论。

       1946年8月开始,茅盾为出访苏联而忙碌。从中共角度看,茅盾访苏是一件大事,有利于扩大中共的国际影响。而从国民党方面看,尽管不太愿意看到中共借茅盾访苏做宣传,但也没有设置太大的阻碍,毕竟茅盾是知名人士,不是政治人物。所以,经过沈钧儒、邵力子等友好人士的帮助,他很快办妥出国手续。茅盾夫妇从12月5日离沪访苏,到1947年4月25日顺风顺水回到上海,可谓一切圆满。

      回国后,茅盾参加各种欢迎会和报告会,谈访苏见闻,发表随笔,显得极为活跃。12月初,在中共地下组织安排下,茅盾、叶以群等秘密前往香港地区。一年之后,也就是1948年12月31日,又秘密离开香港地区,于1949年1月7日,抵达刚解放的大连。2月26日来到北京。4月,他参加第一届文代会的筹备会。7月,他在第一届文代会上发表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要》长篇讲话。10月1日,他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随后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长、《人民文学》主编。由此,茅盾彻底告别了动荡生活,作为新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长居北京,直至1981年3月27日病逝,享年85岁。可以说,茅盾的文学事业,始于上海,终于北京。

图:摄图网

       茅盾与上海的关系有很多值得回味和论说之处。我们强调没有上海,就没有茅盾,茅盾的文学黄金岁月是在上海。其实何止是茅盾?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黄金岁月,都与上海有关。上海也因为有了这样无数才华出众的作家、艺术家的云集,而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长久不衰的影响。上海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是一个反复被谈论的话题。

       人们凭直觉,就能感觉到1920、1930年代上海是中国文学的中心,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新文学巨匠都在这里生活,“亭子间”里有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青年。这种气象,是二千多年来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但我觉得,对这些文学现象,不能仅停留在感觉印象的一般阶段,而要进入到文学史研究中去,了解和掌握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学活动的来龙去脉,以及从理论上对一些文学史经验加以总结和提炼。以茅盾研究为例,我们不仅要掌握茅盾的生平材料和思想状况,还要结合茅盾思想、创作所关心的问题,所呈现的特色,在现代文学范式这一层面,思考现代都市与作家的文学道路、文学事业之间的关系。这在以往研究中是比较薄弱的。除此之外,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也不能像以往那样,简单划阵营,下个对错结论,而是要结合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从作家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创作状态,来理解政治作为一种现代生存状态,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像茅盾、丁玲、周立波、田汉、夏衍、艾青等一批作家,坎坷的政治生活,让他们抵达日常生活难以抵达的生死境地,体会到平常人所难以体会到的丰富人生滋味。这些人生经验帮助他们创作出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与此前、此后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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