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偶读学者马瑞芳旧著《蒲松龄评传》，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聊斋志异》手稿的署名问题。研究表明，有清一代，淄川的文人雅士聚首时谈狐说鬼以为时尚。当大家知道蒲松龄正在写《聊斋志异》时，都很热心地把自己的见闻提供出来，为记朋友赞助之功，蒲松龄常在篇末记下故事的具体来源，比如《侯静山》是高念东所述，《咬鬼》是李生所讲，《胡四相公》是莱芜张虚一所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蒲松龄的为文之道，颇能给今人一些启迪。
众所周知，博采民间传闻，朋友口述异闻或者邮箱相寄，是《聊斋志异》材料来源之一。在蒲松龄将他人的记载或口述作品进行再加工的过程中，并没有掠人之美，而是在手稿的末尾认认真真地写上故事提供者的名字，这是值得称道的。据考证，《聊斋志异》中取材前人野史佚闻的故事约有百篇之多。蒲松龄收集民间传说，进行艰苦的艺术加工，使《聊斋志异》成为不朽的名著，不仅凸现了作家运用民间文学素材的能力，而且也彰显出蒲松龄对朋友、对口述者、对原创的尊重，折射出古代小说家初始的著作权意识。
蒲松龄对待手稿的做法，令人钦佩。几百年前，还没有著作权法，也尚无保护知识产权一说。在当时，蒲松龄设茶摊听来的故事，完全可以略去故事的讲述者，大大方方地写上自己的名字，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以一个记述者、整理者的姿态出现，由此可见，三百年前的蒲松龄已经具备了原始的著作权意识。这是难能可贵的。
我们知道，蒲松龄完成的《聊斋志异》，其手稿俱藏于家，无力梓行，直到他辞世五十年后才由后人刻印。现行的《聊斋志异》版本，虽然看不到署名故事来源的做法，但这已不是蒲松龄本人所能左右的了。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蒲松龄在创作《聊斋志异》时，其手稿的确是记录了“朋友赞助之功”的。由此想到，保护知识产权，增强著作权意识，应向古代作家学习，应从小事做起。譬如有些报刊常常在文末注明“某某对本文有贡献”之类的鸣谢，就很有必要。
总而言之，在文墨诉讼官司纷起的当下，如何对待别人的劳动成果，如何尊重原创，如何使用前人的材料，蒲松龄的手稿署名很有借鉴意义，不啻今人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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