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与大名晚香堂诗话
□吴蓉
在北宋为相十载、辅佐三朝的韩琦，曾在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至熙宁六年（1073）以北京留守、河北宣抚使、大名路宣抚使之职，在大名长达5年之久。
因其安抚流民，体恤百姓，喜欢营造，雅好诗文，其美名在大名千古流传。尤因其曾写下的一句“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诗，不仅为历代政客骚人传诵，由此还衍生出怀慕韩魏公韩琦风节的“晚香堂”。围绕晚香堂，包括明、清之际的大名历任官吏在内，众多学界、政界重要人物吟诵不绝。
后世的人们甚至将大名的晚香堂，与滕王阁、洛阳桥、醉翁亭并列为重要的中国文化地标。
民国23年《大名县志》中留存的晚香堂遗迹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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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字稚圭，号戆叟，河南相州（安阳）人。
作为北宋中期政坛风云人物，韩琦活跃在宋仁宗、英宗、神宗时期，三朝为相，一生经历宋夏战争、庆历新政、两立君主、熙宁变法等重大事件。宋英宗嗣位，拜右仆射，封魏国公，时人称其“韩魏公”。因韩琦在魏都（大名府）久，辽使者每过临清界即告诫其下：“此韩侍中境内，甚勿乱索。”过魏都，移牒必书名。
韩琦死后，宋神宗为其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追赠尚书令，谥号忠献，并准其配享英宗庙庭。宋徽宗时追封魏郡王。至清代，更先后从祀历代帝王庙及孔庙。
韩琦为北宋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欧阳修赞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在军中，他与范仲淹率军防御西夏，颇有声望，人称“韩范”，是名臣中的帅才；在朝中，他“识量英伟，临事喜愠不见于色”，运筹帷幄，使天下乐业，是名臣中的典范；在文坛，他虽“生平不以文章名世”，但“词气典重，敷陈剀切”，为诗“不事雕镂，自然高雅”，家中聚书上万卷，在安阳筑有“万籍堂”，今有《安阳集》《谏垣存稿》等传世，是名臣中的文人。
从19岁进士及第，到68岁在相州任上离世，韩琦除在中央任职外，还多次辞相或被贬，到地方做官，曾知扬州、郓州、真定府、定州、并州、相州、大名府等地，仕途沉伏不定。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名、馆陶、魏县一带，大批百姓流离失所，宋神宗手诏司徒兼侍中、相州签判，实为在老家晚年养病的韩琦，以北京留守、河北宣抚使之职徙判重灾区大名府。
熙宁二年，他来到了大名。
在大名任上，韩琦殚精竭虑采取各种办法赈济安抚，使流民渐还本业。熙宁二年，王安石推行变法，韩琦上书反对青苗法。不准后，他请求养疾徐州，朝廷则命其继续留判大名府。熙宁三年，韩琦继续上书请罢青苗法，宋神宗遂解其河北宣抚使之职，改领大名路宣抚使，直到熙宁六年（1073）离开大名，归老相州。
韩琦离任时，大名、魏县等当地百姓纷纷前来送别，遮拦归路、号哭相阻，数日才肯离去。甚至在韩琦离开后，“魏人立生祠于熙宁佛寺，仪形宛然。每公诞辰，士女焚香于堂，小民献技于庭者，终日不绝。”（《韩魏公别录》）作为一个地方官，牵衣送别的场景、立祠塑像的怀想，绝对是比晋升的调令或上司的赏识更权威的荣誉，值得自傲，也更值得珍惜。
无论为相还是迁谪，无论执掌国政还是官场失意，他在数个角色中不停转换，应之以坚定的政治态度和适度的萧散知足，又时刻不忘对晚节的珍重和对民生的关爱。从他为官做派、为人品性、为文风格，人们可以进入一个真实可信的诗话世界，进而看到一个细腻复杂的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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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名的5年里，韩琦理政之余，先后在大名府城中修建了安正堂、善养堂、雅集堂、望春亭、骑山楼等建筑。据宋徐度《却扫编》载：“韩魏公喜营造，所临之郡，必有改作，皆宏壮雄深，称其度量。”
与山水楼阁的对接中，韩琦无意中成为一座古老城市的代言人。这座城市，就是大名。
除为政成绩卓著，韩琦以“重晚节”名传后世，他笔下的“黄花晚香”也成为珍视名节的代名词。
一日，韩琦在府邸后院自建凉亭设宴款待同僚，酒酣之处，他写下了《九日水阁》一首：“池馆隳摧古榭荒，此延嘉客会重阳。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酒味已醇新过熟，蟹螯先实不须霜。年来饮兴衰难强，漫有高吟力尚狂。”
众人佩服韩琦的人品人格，当即将此亭命名为“晚香亭”。随着这个名字的问世，一个传世典故就有了归属地，它将从这里出发，流韵千古。
与一般饮酒赏花诗相比，这首《九日水阁》更有张力，诗格更高，一经流出，便被人们喜爱、传抄、复诵，更让无数后人为之心折。纪昀评价说：“此在魏公诗中为老健之作，不止三、四为诗话所称。”
这首诗的官方记载与民间流传略有不同。
在高克勤选编的《宋诗三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中，诗为“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这也被大多出版物采纳。而在民间，则远远不止一个版本，仅在民国二十三年《大名县志》中，就有“莫嫌老圃秋容淡，惟爱黄花晚节香”“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莫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三种写法，究其原因，恐怕与此诗流传之广，“久为世所传诵”，在传抄过程中出现错写、改动不无关系。
若只是诗写得好，未必千古永流传。作为名臣中的文人，韩琦身上有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终身背负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就是肩道义、济苍生。韩琦常说：“保初节易，保晚节难。”对名节的珍视决定了韩琦为官以国事为重，以百姓为先，尽心尽力，尽职尽责。
韩琦所喜爱的营造之所，如晚香亭，因“黄花晚香”句，历来被传扬得十分风雅，似乎那只是为了与同僚宴饮赏花饮酒时的便利，反而忽视了营造者为百姓解难排忧的耿耿初衷。
早在定州时，韩琦就建了一处众春园，并作《众春园》明确表示，营造目的是“既以休吾民，又足奉嘉客”，首先是让治下百姓休养生息，体会人生乐趣，其次才是自己闲暇时游览休息、宴会宾客。
众多韩琦营造的建筑，也的确成为他与民同乐的最佳场所。这些都表现在他的诗句中。
在雅集堂，他写道：“不资金石升堂乐，务接芝兰入室香。农获大丰歌滞穗，讼销群枉阒甘棠。”知府满心欢喜，既为群贤毕至，更为禾稼丰收；
在望春亭，他写道：“元巳嬉游非俗尚，十洲光景得春多。衰翁欲尽都人兴，醉弁归同夕照俄。”亭阁建成，知府与民众共同沉醉其中；
在压沙寺，他种梨千株，春花盛开，任人游赏，遂取唐人“梨花白雪香”之句，以“雪香”名其亭；
……
韩琦在大名，当然远不止优游于山水楼阁，这在他笔下处处可见，“如何可致吾民乐，长似熙熙此夜心。”（《癸丑灯夕》）取消宵禁，让百姓的所有夜晚舒适安宁；“故道几时循禹迹，免教常岁害民生。”（《元城埽行河》）为治水患殚精竭虑，祈盼百姓安居乐业；看到熙宁变法给底层百姓带来的负担，他接连两次上书乞罢青苗法，言辞恳切，论事充分，神宗看后，赞其“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宋史·韩琦传》）
单就艺术张力看，韩琦的大多诗句确实不如“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句，但从中却可以明显看到源远流长的人道主义，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情怀，以及“为时而著”“为时而作”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深感韩琦之仁，在《宋论》中这样写道：“（韩公）内无可援引之后妃，下无可居闲之宦寺，则即有奸邪，亦不能挟以为名而相忮害。为仁由己，岂袭义者之所可与于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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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虚白堂与白居易如影随形，平山堂同欧阳修生死为伴，在大名，晚香堂则向世人昭示，“欲追韩魏公芳躅”的身影是怎样络绎不绝，神色又是何等急切虔诚。
明隆庆四年（1570）夏，大名知府王叔杲在大名府署仪门东侧始建宾馆，中间建晚香堂三楹，以存韩魏公遗迹。晚香堂前有三小门，中间为“魏国遗芳”。晚香堂外空地上，凿水池，种植莲藕，绕小径种植竹子。之外，遍种黄花，并建一亭，因常邀大名府士大夫、乡绅坐亭上，辩论古今，“得以挹其遗芬”，故而匾额“挹芬”。
万历二十年（1592），大名知府涂时相又在晚香堂后建袭香亭。
清康熙九年（1670），大名知府周邦彬因挹芬亭、袭香亭倾圮，移建挹芬亭于袭香亭旧址，重建袭香亭于原址北，又增修介石居、听嘤轩、迥廊等。中间迤东有“嘉谷亭”。
康熙二十年（1682），大名府知府鲍复昌在嘉谷亭前建东、西两厢，西为“清风书屋”，学使吴应棻题，为幕友所居；东曰“袭香亭”。
乾隆三十五年（1770），大名知府黄立隆修葺晚香堂，改“挹芬”为“桂香阁”，祭祀文昌帝君；改“袭香”为“关帝庙”，以镇衙署。大门匾额“晚香旧圃”，为乾隆二十年知府朱煐所题。
光绪三十四年（1908），大名知府锡龄阿补修晚香堂，其余仍旧荒芜。
咸丰《大名府志》中存有晚香堂图。据此可知，晚香堂为五楹，前为月门，出门折而西为二门，二门直南为大门，额曰“晚香旧圃”。堂前有古柏二株，与府治二堂之老槐树，枝叶交翠，古趣横生。
后数次迁建，几易其址，自民国十二年起，大名府治与晚香堂隔绝，军队屯驻在晚香堂后门，又堆积了许多支应物料，晚香堂从此变得污秽不堪，但“黄花晚香”早已酝酿得千般意韵渗发其间。
明万历年间，翰林修撰沈懋学作《晚香堂记》。他写道：“环堂有翠竹，有幽槐，庭中多菊。太守视事毕，则弦诵其中，绿云盈庭，鸟鸣不绝，自一境界也……”随后，笔锋一转，“嗟乎！自宇宙以来，寒花所托以不朽者，楚大夫陶处士及韩魏公。其人皆有所不平，然皆氤氲无穷焉。”
明张元忭在《晚香堂赋》中写道：“魏公在当时，忠纯恢博，终始不渝，其丰功伟烈垂千百载而弥芳者也。而平居犹兢兢以晚节自砥砺，九日寒花之句，至今读之，犹足以遐想其风标焉。”
清康熙年间，大名知府周邦彬作《补葺晚香堂记》：“古名胜必得名，贤而始传。如王勃之滕王阁，蔡端明之洛阳桥，欧阳永叔之醉翁亭，皆以贤传者。天雄郡有晚香堂，其为韩魏公传久矣……为后人思慕魏公所特建。”将晚香堂与滕王阁、洛阳桥、醉翁亭并列为星散四方的文化地标。
明清两代，更多人来到这里，在堂前留下诗行：
清大名知府方观承：“魏公为政地，来问晚香堂。胜迹诗堪纪，斯人道不忘。”
清吉林学史德保：“名贤留宦迹，佳话剩余香。千载深钦仰，风流五马堂。”
明人周诗：“即景安阳标晚节，旋疏仙菊领高秋。江上同心不同赏，为君长倚最高楼。”
华亭郎中黎民表：“五鹿城边大树遮，安阳丞相昔移家。蓬蒿谁复开三径，霜雪依然傲九华。”
直隶巡抚李光地：“老来喜诵秋容句，归去还迟昼锦文。紫府洞天应返驾，黄堂风月有余芬。”
清人李宗文：“泮藻百年仍顺道，经芸三代忝余芬。敝箕敢拟良弓续，俯仰高情自属云。”
清人何灵石：“一年明月今宵好，置酒邀宾藉秋草。堂开晚香仰魏公，歌翻水调怀坡老。”
……
站在早已杳然不存的晚香堂遗址前，仿佛依然能听到韩魏公吟诵《九日水阁》的声音，依然能想象韩魏公高迈的人格身量。敬仰与崇拜，缅想和怀慕，围绕的是一首古老的诗，一座无存的建筑，但更是一种超拔卓绝的人格修为与精神建树。而这，更加成就了晚香堂不朽的历史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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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钱惟演、尹洙、梅尧臣、范仲淹、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等群星闪耀的北宋文坛，韩琦的文名可能不是那么耀眼，但威望极高。苏轼就曾诚恳地说苏氏“父子昆弟，并出公门”。
除了韩琦，谁有资格担当得起这八个字？
嘉祐二年（1057），刚刚进士及第的青年苏辙上书韩琦，自云：“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无忧，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而辙也未之见也。”（《上枢密韩太尉书》）此书以“天下文章”归之于欧阳修，而对韩琦则仅以政绩誉之，即可见一斑。
苏辙的父亲苏洵，与儿子的看法相差无两，但他的表达稍加含蓄。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重阳节，韩琦举行家宴，做《乙巳重阳》，赴宴的苏洵当晚作《九日和韩魏公》（在能够确定年份的苏洵诗作中，这是最后一首，堪称压卷之作），起笔便是“晚岁登门最不才，萧萧华发映金罍。不堪丞相延东阁，闲伴诸儒老曲台”。是年，被称“帝王师”的苏洵已经56岁，编《太常因革礼》已四年有余，壮志难酬。从韩家归来，反复体味《乙巳重阳》中“招贤敢并翘才馆，乐事难追戏马台”的志得意满，对年长自己一岁的韩琦，苏洵以“不堪”承“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面自谦，实则充满怀才不遇之感，还有那么一点点对富贵满堂的不屑意味。
韩琦却是格外爱惜苏洵父子的才华。韩琦为相时，科考时间是每年八月。苏轼、苏辙兄弟参加考试前，苏辙忽然生了病。韩琦知道后，上奏仁宗：“今岁制科之士，惟苏轼、苏辙最有声望……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试，甚非众望，须展限以待之。”（《宋稗类钞》）得到仁宗允许后，韩琦数次遣人探望，直到苏辙痊愈，才举行考试，比常年足足晚了20天。
苏洵去世后，韩琦在《苏洵员外挽辞》中写道：“对未延宣室，文尝荐子虚。”分别用汉代贾谊为文帝召对于宣室，以及司马相如因《子虚赋》而为人所荐的典故，写出苏洵以文章见重一时，却未得施展政治才能的人生遭遇，惋惜之情，浸于纸背。
那么，韩琦在北宋文坛地位到底如何，围绕尹洙《墓志铭》《墓表》的一桩公案，也许更能看出其影响力。
尹洙与欧阳修、范仲淹、韩琦是政见相契的文友，于庆历七年（1047）去世。欧阳修受范仲淹之托，于次年撰写了《尹师鲁墓志铭》。出于对文友的敬意，欧阳修追慕尹洙简古文风，评述亡友一生行事业绩，自感能告慰亡友于地下。不料却招来尹洙家属非难，便又作《论尹师鲁墓志》一文予以辩解。双方最重要的一个分歧是，尹洙家属认为宋代古文运动始于尹洙，但《墓志铭》对此只字未提。欧阳修则辩解，尹洙前有柳开、穆修等大宋先达，“不敢断自师鲁始”。
事情的结局是，“尹氏子卒请韩太尉别为墓表”，（欧阳修《与杜訢论祁公墓志书》）韩琦的墓表，洋洋洒洒超过《尹师鲁墓志铭》字数二三倍之多，《尹师鲁墓志铭》遂遭冷落甚至被弃之不用。欧阳修为此在《论尹师鲁墓志》中颇为感伤地说：“又思平生作文，惟师鲁一见，展卷疾读，五行俱下，便晓人深处。因谓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尔，岂恤小子辈哉！”
可以看出，欧阳修对尹洙家的“小子辈”是大为不满的，对好友韩琦也似有怪罪。
其实，欧阳修对韩琦误解了。韩琦写墓表，是尹洙临终时，当着范仲淹的面，所说好的。“（永叔）作墓志，明公（韩琦）可与他作墓表也。”（《与韩魏公书》）《尹师鲁墓志铭》作成而非议起，范仲淹遂给韩琦写信，既肯定欧文“词意高妙，固可传于来代”，又说“恐不满人意”。对这个不足，作者拒绝修改，而若换他人写作，担心“其文不传于后”，因而请韩琦在作《墓表》时弥补、充实。
人们如今读到的韩琦这份墓表，事迹详备，叙事酣畅，在政治评价上更为充分。对双方就作古文始于谁的分歧，韩琦写道：“本朝柳公仲涂（柳开）始以古道发明之，后卒不能振。天圣初，公（尹洙）独与穆参军伯长（穆修）矫时所尚，力以古文为主。次得欧阳永叔以雄词鼓动之，于是后学大悟，文风一变，使我宋之文章，将逾唐、汉而蹑三代者，公之功为最多。”（《安阳集》）
韩琦以柳开与穆修、尹洙与欧阳修，来概括宋初以来古文运动的发展脉络，既肯定了尹洙的地位与贡献，又不违背欧阳修“作古文不自师鲁始”的见解，使争论双方都能接受，并为后世学者所普遍认同。可见韩琦在处理难题上非同寻常的老到达练，更见为好友解围的深思熟虑，不遗余力。
其时，好友欧阳修正因误解而怪罪韩琦，韩琦不仅没有自辩，而且始终站在好友身边，与北宋文臣儒士一道，高举古文运动大旗，既反对“剽剥故事，雕刻破碎”的西昆体骈文的流弊，又吸取宋初以来古文家写作的失败经验，对建立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文风有开拓之功。“渐濡美化规模近，珍重高篇气格雄”（《次韵答磁州王复都官》）“诗好盈编堆锦组，字奇随笔走龙蛇”（《中秋席上》），这两首诗作于韩琦在大名府期间，老年韩琦依然不改对诗歌教化功能的重视，和对豪健古淡笔势、雅洁韵致文风的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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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与欧阳修互为挚友，频繁唱和，彼此敬畏，即便有过误会，却知音未变。“公晚与永叔相知，而相亲最深。永叔深服公之德量，尝曰：‘累百欧阳修，何敢望韩公。’公曰：‘永叔相知无他，琦以诚而已。’”（《宋名臣言行录》）
熙宁四年（1071）六月，欧阳修以太子少师致仕，七月居颍州。在溪水泛泛、杨柳依依的景色中，欧阳修寄诗韩琦，“无穷兴味闲中得，强半光阴醉里销。静爱竹时来野寺，独寻春偶过溪桥。”（《退居述怀寄北京韩侍中》）讲述退休后的悠闲自在。
韩琦则以《次韵答致政欧阳少师退居述怀二首》作答，其中，“忠义心诚终老合，仙凡岐路此时分。唯瞻天外冥鸿远，会起卑飞及旧群”“魏境民流河抹岸，颍湖春早柳萦桥。相从谁挹浮邱袂，左在琴书酒满瓢”的诗句，描述了他渴求的理想生活状态。
大名、颍州两地的尺素传书，让韩琦的心向远离政治漩涡的老友靠得更近。这也是他在大名府五年的生活常态。
时间回到北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这一年，河北地震、水灾接踵而至，十二月，由西北边塞返回故里相州（今河南安阳）不足一年的韩琦临危受命，改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河北宣抚使，次年二月赴大名。
1069年，韩琦已经61岁了。此时，支持庆历新政的老臣范仲淹、杜衍早已离世，知音欧阳修知蔡州，同僚富弼判亳州。政治失意，同侪飘零，虽是走马上任，但他的内心正在趋于内敛与归隐，充满对解甲归田和隐逸山林的向往之情。
韩琦是个兴趣广泛的人，喜营造，擅饮酒，乐赏花，长书法。众多兴趣厚重了他的生命质量，更激活了他的生命能量。但贬谪毕竟意味着人生的挫折与名声的被诽谤，因此，在大名府的晚年韩琦所做的130余首诗中，不少都流露出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和企盼致仕、功成隐退的情绪。
在这种情境下，为欧阳修所佩服的“公之德量”，非但没有丝毫减弱，反而更见其强。
——尹洙死后，韩琦不仅为其作《墓表》，还对其尚在襁褓中的儿子照顾有加。“既长，韩魏公闻于朝，命官。魏公判北京，荐为幕属，教育之如子弟。”（《邵氏闻见录》）
——韩琦知大名时，有亲戚送来一只玉盏。韩琦非常喜欢，以百金答谢对方。在一次宴席上，将玉盏放在铺着绣花台布的桌上，准备用它饮酒，可一个小吏不小心碰倒了桌子，玉盏摔得粉碎，小吏吓坏了。“公神色不动，笑谓坐客曰：‘物破亦自有时。’谓吏将曰：‘汝误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宋名臣言行录》）
——部下路拯向韩琦呈上文书，但文书结尾处没有签名，这是一个失误。韩琦用衣袖将文书掩盖起来，抬起头与路拯讲话，并悄悄将文书抽出来，从容不迫地交给他补签上名字的文书。路拯感叹说：“真天下盛德。”（《厚德录》）
——魏人李清臣来见韩琦，被告之韩琦正在睡觉，你先回去吧。听闻此言，李清臣傲然题诗于壁：“公子乘闲卧碧橱，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梦见周公否，曾说当年吐哺无。”韩琦见诗说：“吾志此人久矣。”遂将侄女许配李清臣。（《大名县志》）
……
后代史家对韩琦的“德量”多有品评。
南宋的吕中说：“当国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无德望以镇之，则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无才智以充之，则未足以办天下之事。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君子人也。韩魏公不动声色，垂绅搢笏而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盖自庆历、嘉祐之时，可属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
明朝的谢肇淛说：“韩魏公之德量，灼无可议，而且有用于时者。”
熙宁五年（1072），频频与颖州诗简往来的韩琦，不期等来欧阳修的死讯，遂作《欧阳公墓志铭》。在表达悲痛之情外，韩琦意味深长地写道：“公与尹师鲁专以古文相尚，而公得之自然，非学所至，超然独骛，众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万物，动者植者，无细与大，不见痕迹，自极其工。”在欧阳修的墓志中，他终于对北宋古文运动的两位巨擘给出了更加清晰的公正指认。
韩琦楷书《信宿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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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八年（1075），韩琦在故里相州离世。“魏人之来赴者甚多，而就哭于祠下者尤众。”（《韩魏公别录》）宋神宗为之“发哀苑中，哭之恸。辍朝三日，赐银三千两，绢三千匹，发两河卒为治冢，篆其碑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宋史·韩琦传》）
从杭州通判刚到密州任知府的苏轼，得知韩琦去世的消息，含泪作《祭魏国韩令公文》，缅怀恩师“施及不肖，待以国士”的师生情谊。他还作《醉白堂记》，比较韩琦与白居易的所有、所无、所同，得出“忠献公之贤于人也远矣”的结论。
韩琦晚年政敌、当朝宰相王安石，更是作《韩忠献挽词》二首怀念。“心期自与众人殊，骨相知非浅丈夫”，王安石的诗中，既有对熙宁变法以来自己一意孤行过激行为的悔意，又有时过境迁的感慨，还有对韩琦德量才智和高远节操的由衷赞叹。
韩琦离世9年后的1084年，66岁的司马光在洛阳修完《资治通鉴》，大名百姓特意赶到西京，请司马光作《韩魏公祠记》，司马光自谦之后，“顾魏人之美意不可抑，又欲以其所未知者谂之，故不敢辞”，写下这篇情真意切的祠记。
司马光作为谏官，与韩魏公素来意见不统一，二人常因政事辩得面红耳赤。一次，对韩琦“于陕西刺义勇”的建议，司马光五次提出反对意见，最后竟引得“魏公怒曰：‘君何相轻甚耶！’”（《宋名臣言行录》）作为谏官集团的代表，司马光在濮议之争中，与韩琦、欧阳修等宰执大臣展开辩论，坚决抵制英宗追崇生父的计划。但朝堂上的争辩，丝毫不影响司马光对韩琦品行的敬重，更不影响他为韩琦“作祠堂记，极称其为人”。
《韩魏公祠记》对韩琦评价道：“爱民如爱子，治民如治家，去其疾忘己之疾，悯其劳忘己之劳，未几，居者以安，流者以还，饥者以充，乏者以足，群心以和，岁则屡丰。”“公之德及一方功施一时者，魏人固知之矣。至于德及海内功施后世者，亦尝知之乎？……呜呼！公与狄梁公皆有惠政于魏，故魏人祠之，然其为远近所尊慕年时，虽远而不毁，非有大功于社稷、为神祇所相佑能如是乎。况梁公之功显天下，皆知之；魏公之功隐天下，或未尽知也。然则魏公不又贤乎？宜其与梁公之祠并立于魏，享祀无穷。”
韩琦离开大名府后，魏人于大名府城中熙宁禅院为其立生祠，每岁祭祀。当初，司马光所写的《韩魏公祠记》就刻在韩魏公祠。
如今，大名的韩魏公祠以及《韩魏公祠记》碑早已荡然无存。而在韩琦的故乡安阳，后人转刻在“四绝碑”上的《韩魏公祠记》，依然存放在韩王庙里。司马光对韩琦的客观评价、深情表达，仍在吸引着无数后人的追思与神往。
元代诗人刘因，在定州的韩魏公祠前，以《韩魏公祠》为题，写诗吟诵：“乾坤极厚大，运物物不知。堂堂宋三朝，斡旋公似之。惟公玄默间，泰山已四维。天宇公之祠，元气非公谁？”
清代学者钱大昕也以《韩魏公祠》为题作诗两首：“宋家贤宰辅，屈指首韩公。将相三朝寄，安危一体同。黄花坚晚节，霖雨敛神功。漳水有时涸，此祠终古崇。”“两朝定策数安阳，晚节黄花独自香。何事裕陵亲政日，翻将国事付獾郎。”
一个人早已从此地离开，但他却亘古地留了下来。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韩琦与他的晚香堂，可谓千古。
韩琦所书《大宋重修北岳庙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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