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作为杰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成就辉煌，但他的学历却似乎并不体面：论旧学，他考过秀才却名落孙山；论新学，他只有南京矿路学堂一纸文凭；虽然在日本留学7年，却除了弘文学院那个留日预备学校之外，没有得到别的毕业证书。那么，一个问题就来了：是什么支撑他取得了非凡成就？又是什么使蔡元培、夏曾佑那样的进士和翰林，胡适那样的洋博士，都对他敬重有加？考察鲁迅的求学过程，问题可以得到某些回答。鲁迅的学历可以分为“旧学”和“新学”两个部分，本文所考察的，是他的旧学学历。
一、从“上书房”说起
要说鲁迅的旧学学历，一开头就发现在表述上有些困难：新学的学历众所周知，有小学、中学、大学和研究生，学位有学士、硕士和博士；旧学的学位倒是有自己的体系，那就是秀才、举人、进士和翰林，但学历却不那么容易说。比如：考察五四时期新文化阵营中人的旧学学位，蔡元培是翰林，吴稚晖是举人，陈独秀是秀才，鲁迅、胡适、钱玄同等连最低的学位也没有，这是容易说清的。但如果要说他们的学历，却比较麻烦，因为旧学教育没有小学、中学、大学这样的阶梯，也没有一年级、二年级这样的划分。如果要表示学历差别，唯一的办法是“读到《孟子》”、“读过四书”、“读过九经”、“左传没读完”之类。
在本文开始，作为基本事实的叙述，我本想写下这样一句话：“1887年春节过后，鲁迅入学了。”然而，马上意识到这种表述不太合适。因为在鲁迅开始读书的年代，“入学”和“进学”的意思是中了秀才。1887年鲁迅刚开蒙，怎么能说他中了秀才呢？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语言，在“学堂”和“学校”未出现之前，小孩子开蒙后无论是入家塾还是入私塾，都不叫“入学”“进学”或“上学”，而是称作“上书房”。所以，为避免谈论一个特定的新旧交替时期而用新词语表述旧事物容易带来的歧义，我决定不说鲁迅在1887年春天“入学”，而采用他本人和同代人的习惯说法，说他开始“上书房”。这里的“上书房”不会与紫禁城里的“上书房”相混淆，因为那个“上书房”与“南书房”一样是名词，而这里的“上书房”与“上大街”“上天堂”一样是动宾短语。
上书房不同于上学，书房也不同于学校。那时的孩子一般是虚龄7岁开始上书房，四书五经读过了，再学会做八股文和试帖诗，就可以参加县试。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如果中了秀才，就是“入学”了。鲁迅没有中过秀才，所以论旧学，他一辈子没有“入学”。不过，鲁迅虽然连最低的旧学学位也没拿到，但他的学历却远远超过一般人——包括一些举人和进士。因为根据科举制度规定，只要读完四书五经，就有资格参加县试；只要中了秀才，就有资格参加乡试；只要成了举人，就有资格参加会试；只要成为贡士，就有资格参加殿试……所以，一些进士的学历事实上只读过四书和五经。鲁迅不仅读过四书五经，而且“几乎读过十三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鲁迅所说的“读过”，不是我们现在说“读过《鲁迅全集》”或“读过《红楼梦》”所表达的意思。我们现在说“读过”，大多只是浏览过。一部《红楼梦》用两天看一遍，就可以说读过了。而鲁迅所说的“读过”，却是旧学教育中“读”和“过”这两个字的本意，也就是读一段书或一本书，最后是“过了”还是“没过”，要由先生检查通过。说“读过”，一般意味着已经记住、理解、能背诵。比如“读过四书”，就是已经能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书一字不错地背下来。“读过五经”，虽然不一定能全文背诵，却也不敢随便说，因为五经虽然不要求全文背诵，却要求逐段理解，记住大意，能把重要段落默写出来不出错。
书房的教学方法为旧学学历的真实性提供了保证，人们无法作假。因为书房的教学不但没有小学、中学、大学之分，而且没有年级这样的群体台阶，一切都是个人化的。它以学生个人为主体，根据每个孩子的个人情况而因材施教。学生智愚有不同，就一人一个教学进度，一人一种教学内容。早晨开始上课，首先是学生一个个捧着自己的书走到先生面前，把书递给先生，请先生看着，自己背诵昨天的课。如果背过了，先生说：“过！”就再教你下一段；如果没背过，就回到座位继续背诵昨天的课。按照《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样的一般次序，如果没有背过《大学》，先生就不教《中庸》，如果没有背过《中庸》，先生就不会让你读《论语》。所以，书房的孩子无法像学校的孩子那样滥竽充数，差不多就可以跟着大家一起升级，而是几个孩子同时开蒙上书房，却很快就会拉开距离，一年后有的已经读过《孟子》，有的还在读《中庸》。
与后来的学堂、学校相比，书房的课程很简单。时间主要用于念书和背书，而且读《大学》就是读《大学》，读《中庸》就是读《中庸》，同一段时间里只有一门课，只读一本书，不会分心。除此之外，占用少量时间的只有两件事：一是中午放学前要写一张大字，这是“习字”课；二是傍晚放学前要“对课”，也就是“对对子”，训练平仄和对仗，为做诗打基础。但那课程都极简单，写字不必说，从描红开始，到临帖。对对子一般从二字句开始，一天对一个。比如，先生出“红花”，学生可以对“绿叶”；先生出“清风”，学生可以对“明月”……需要注意的是实对实、虚对虚，平仄不能错。如果手中有一本《声律启蒙》或《笠翁对韵》，念熟了“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之类，这样的课自然容易。所以在这方面，鲁迅的好成绩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
考察鲁迅的旧学学历，可以发现周家的教育很特别：不随大流，不追时尚，敢于标新立异，有自己的理念。清朝末年，一般人家的孩子开蒙先读“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然后读四书。周家却与众不同，鲁迅的开蒙第一书是《鉴略》。鲁迅说过：“我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读的是《鉴略》，桌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对字（这是做诗的准备）的课本之外，不许有别的书。”之所以开蒙读《鉴略》，是因为听从了祖父的主张。对此，周作人和周建人都有回忆：“他有他的一套思想，和当时的人们不很一致。比如对于教育，他主张先读《鉴略》，他以为首先应有一些历史基础的知识（虽然那书并不好懂）。他不赞成一般通行的先读《百家姓》或《千字文》。他以为只要稍微多认一些字，即可看《西游记》。接着去读《诗经》等等。”因为祖父的这种见解，鲁迅最初的教育就与当时的时风时尚大不相同。
读完《鉴略》之后，鲁迅开始读“四书”。但考察他的读书进度，却会发现他读得特别慢。在一般人家的孩子已经读完四书和五经，并且学会做八股文的时候，甚至在有的孩子已经考中秀才的时候，鲁迅却连四书都没读完，应考的功课做了不到十分之一！用今天的流行观点看，鲁迅早已输在了起跑线上！
然而，周家完全不在乎，似乎根本没有把起跑线上的输赢看在眼里。这是怎么回事？从家长为鲁迅找的三位先生，从纵容孩子画画、描图、读小说，可以看到周家不同一般的某些教育理念。
二、百草园的三位先生与鲁迅的读书进度
鲁迅所受的旧学教育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用他自己“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说法，最先就是“百草园”时期。那是鲁迅的童年，从虚岁7岁到12岁。在这5年的时间里，鲁迅所受的教育是当时并不多见的宽松教育，带有周家特色。
百草园是新台门周家的后园，鲁迅从小在那里玩耍。从1887年到1892年，他虽然先后在三个书房就读，却都没有离开自家的这个园子，因为他最初的3个先生，两个是他的伯祖父，一个是他的叔祖父，都是本家爷爷。可是，用一般尺度衡量，这三个爷爷都算不上称职的好老师。
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写道：“鲁迅的‘开蒙’的先生是谁，有点记不清了，可能是叔祖辈的玉田或是花塍吧。虽然我记得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同了鲁迅在花塍那里读书，但是初次上学所谓开蒙的先生照例非秀才不可，那末在仪式上或者是玉田担任，后来乃改从花塍读书的吧。”周作人比鲁迅小4岁，不记得鲁迅开蒙，是正常的。他的记忆不错，鲁迅的开蒙老师就是周玉田。周玉田原名兆蓝，所以鲁迅称他“蓝爷爷”。他是秀才，精通考据学，而且善诗文。少年鲁迅曾经手抄过他的一本诗集，名为《鉴湖竹枝词》，卷末有小字落款——侄孙周樟寿谨录。周玉田知识丰富，藏书也丰富，因而把鲁迅带入了广阔的知识领域。他的带插图的书曾使鲁迅着迷，比如《毛诗草木鸟兽虫鱼蔬》《花镜》等。插图本《山海经》也是在周玉田那里看到的，一见之下就想得到，最后终于由阿长为他买了来。在周玉田的影响下，鲁迅后来搜集了大量有插图的书籍，如《尔雅音图》《毛诗品物图考》《点石斋丛画》《诗画舫》等。同时，周玉田喜欢花草鱼虫，家里种了兰花、茉莉、海棠、月季等各种花草，而且养金鱼、养蟋蟀、养游蛉……这对孩子们有足够的吸引力。加上他待人和气，鲁迅非常喜欢他。可是，根据这些情况，却不难发现一个问题：他给予鲁迅的，几乎都是课外兴趣，引导他读的多是课外书，无助于科考和功名。这样的老师好不好？按照一般流行观念，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鲁迅的第二位先生是周花塍。他在鲁迅的笔下没有出现过，但鲁迅跟他读过书，那是1891年，时间只有三个月。周花塍是周玉田的哥哥，所以也是鲁迅的伯祖父。这位伯祖父也是秀才，但比周玉田更无意进取，而且还有一个嗜好：抽鸦片。他是周作人的开蒙老师，但周作人后来回忆说：自己“无论如何总记不起他的站立着的印象”，因为他总是躺在烟床上。
鲁迅的第三位先生周子京，是鲁迅的一位叔祖父。鲁迅的小说《白光》写的就是他。这是一个怪人，考了一辈子秀才，却最终也没有考中。他的父亲是在与太平军作战时被杀的，所以朝廷追赠他为云骑尉，而且世袭罔替。云骑尉是五品武官，品级高于县官，俸禄也远远高于教书先生的收入。但周子京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他拒绝了这一切。据周建人口述：“子京发愤不要世袭，他下决心自己去应科举，写了呈文上去，不多时，大厅里又贴了一张报条，说依照他的请求，准其改为生员，一体乡试。可是，他发愤不要祖荫，发愤要从头考起，所以他不去乡试，每年仍去应府县考，似乎想要凭了他自己的本领，再去考一个秀才来。”也就是说，周子京不仅不要世袭的职位和俸禄，决心自己去应试，而且官府把他的云骑尉改为生员，让他有资格直接去考举人，他也拒绝了，要从头考起。这种傲气倒是颇见周家风格。可惜他的水平实在太差，所以总是考不上，最后还因为诗文不通而被考官一怒之下取消了应试资格。这样一来，他五品官的待遇扔掉了，参加科考的资格又失掉了，鸡飞蛋打，所以受到刺激，精神变得不正常。
从各方面的材料看，即使在正常的情况下，周子京也不是一个称职的教书先生。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曾经不客气地写到：“这人有点神经病，又是文理不通，本来不能当先生”，只因为住在一个院子里，相距不过十几步，才去跟他读书。而他却教出了许多笑话：“因为可笑，所以至今清楚的记得。第一次是给鲁迅‘对课’，出三字课题云‘父攘羊’，大约鲁迅对的不合适，先生为代对云‘叔偷桃’。这里羊桃二字都是平声，已经不合对课的规格，而且还把东方朔依照俗音写成‘东方叔’，又是一个别字。鲁迅拿回来给父亲看，伯宜公大为发笑，但也就搁下了。第二次给讲书，乃是孟子里引‘公刘’的诗句，到‘乃裹餱粮’，他把第三字读作‘猴’字，第二字读为‘咕’，说道：公刘那时那么的穷困，他连胡狲袋子里的果子也‘咕’的挤出来拿了去了！伯宜公听了也仍然微笑，但从第二天起便不再叫小孩到那边去上学了。”写下上面的文字之后，周作人还特别说明：“这个故事有点近于笑话，而且似乎编造得有点牵强，其实如果我不是在场亲自听见，也有这种感觉，可见实人实事有些也很奇特，有时会比编造的更奇特的。”
从以上情况可以知道，鲁迅读书的最初阶段遇到的并不是好老师。第一位给了他广泛的兴趣，却没有让他在“正业”上下功夫；后两位完全是瞎对付。这里的问题是：书香世家，翰林门第，怎么会把孩子交给这样的先生？对孩子如此不负责任？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与一般人家的孩子相比，鲁迅的读书进度特别慢，读完九经和学做八股文的时间非常晚。从1887年到1892年，在这5年的时间里，鲁迅读了哪些书？除了开蒙读物《鉴略》之外，读过《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只读过一半，剩下的一半是到三味书屋之后才读的。
5年时间，竟然没有读完四书！四书的篇幅很大吗？据宋人统计，《大学》只有1753字，《中庸》只有3568字，都只能算不长的一篇文章。《论语》长一点，也只有13700字，《孟子》最长，是34685字。四书加起来，总共53706字。《孟子》只读了一半，扣去17300字，5年时间，鲁迅只读了36000字左右。那时候没有数理化，没有外语，也没有音体美，除了中午一张大字和傍晚对一个对子之外，没有别的事，鲁迅的进度怎么会这么慢呢？
关于书的读法，以及一般人的进度，周作人曾经说过：“书房上新书，照例用行计算，拙笨的人一天读三四行，还不能上口，聪明的量力增加，自几十行以至百行，只要读得过来，别无限制。” 查当时学子用四书五经版式，一般每行17字，三四行就是50至60余字，一天背不过三四行，那么笨的孩子大概不多。根据历史留下的记录，周作人所说的一天能背几十行甚至上百行的却并不罕见。鲁迅的记忆力怎么样？从《五猖会》可见，临上船那么一小会儿功夫，就背了二三十行《鉴略》。按照这个速度，一天能背多少？且不说上百行吧，一天50行，两天就可以读完《大学》。即使一天就读那么一小会，甚至再往少里算，一天只读20行，读完《大学》也只需要5天时间。即便再折扣一半，一天只读10行，读《大学》也只需要10天多一点儿，读《中庸》大约需要20天，读《论语》大约需要80天，读《孟子》大约需要200天，加起来不超过320天。也就是说，即使以每天10行的速度，一年也能读完四书。然而，鲁迅却用了5年，还没有读完。
12岁是个什么年龄？读书该到什么程度？大量材料告诉我们，不少孩子都是12岁去考秀才的，而且不少人已经考中了。年代远的刘伯温、张居正、袁枚等人不说，就是鲁迅的同代人，比鲁迅年龄稍长的梁启超，比鲁迅年龄略小的蔡锷，都是12岁考中秀才的。考中秀才，意味着读完了四书和五经，而且学会了做八股文和试帖诗。相比之下，鲁迅慢了多少呢？这笔账是不难算的：四书五经加起来，总字数是43万8千余字，梁启超、蔡锷等人都在12岁之前就读过了，鲁迅却只读过了3万6千字。且不说学做八股文和试帖诗所需要的时间，仅读书这一项，鲁迅做的功课就不到十分之一。
读书的进度如此之慢，是因为鲁迅特别笨吗？当然不是！而是因为鲁迅整天在玩，在随心所欲地做他自己想做的事，而没有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功课上。看看他自己的回忆吧，百草园可曾有做功课的影子？可曾有“苦读”的记忆？可曾有为师者训诫的威严和家长惩罚的恐怖？这一切都没有。几个爷爷兼先生，与其说是在教书，不如说是在哄孩子。孩子们与其说是在上书房，不如说是在爷爷的看护下随意玩耍。一个朝夕苦读的孩子，一个被功课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孩子，能像鲁迅那样亲近大自然吗？能有这样的观察和记忆吗——“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捕鸟，养墨鼠，堆雪人……这样的记忆都需以生活为基础。正因为这样，在离开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鲁迅才那样恋恋不舍，多年之后想起来，笔下仍然那样动情：“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鲁迅当然也读书，而且读了许多，但是，他读的什么书呢？是《山海经》《文昌帝君阴骘文图说》《玉历钞传》《尔雅音图》《毛诗品物图考》《点石斋丛画》《诗画舫》《花镜》《百美新咏》《白蛇传》《剑侠传图》……都与功课无关。直到他去了三味书屋，感兴趣的仍然是画书和小说，如《海仙画谱》《百将图》《名物图考》《芥子园画传》《天下名山图咏》《古今名人画谱》《海上名人画稿》《诗中画》之类，甚至还有《茶经》《花谱》《野菜谱》……这样读书，实在太乱了，但鲁迅就是这样跟着兴趣走，随心所欲，喜欢什么就读什么。
鲁迅不仅读书，而且抄书：“在曾祖母卧室的空楼上，南窗下放着一张八仙桌，鲁迅就在那里开始抄书的工作。”抄什么呢？最初是从《康熙字典》中抄古文奇字，一个个抄下来，订成一册。然后是从《唐诗叩弹集》中寻找百花诗，梅花，桃花，各种花，都分别抄出来，装订成册：“不久不知道是不是从玉田那里借来了一部唐代丛书，这本是世俗陋书，不大可靠，在那时却是发见了一个新天地……鲁迅抄得更多，记得的有陆羽《茶经》三卷，陆龟蒙的《耒耜经》与《五木经》等。”
不仅抄书，而且画画。鲁迅从小喜欢画画，自己买了许多木刻或石印的画谱，买不到的便借了来，自己动手影写。所谓影写，就是把一种很薄的纸蒙在书上，照样子描下来：“最早的一本是《荡寇志》的绣像，共有百页左右吧，前图后赞，相当精工，他都影写了下来，那时他正是满十二岁。”“这里边最记得清楚的是马镜江的两卷《诗中画》，他描写诗词中的景物，是山水画而带点小人物，描起来要难得多了。但是鲁迅却耐心的全部写完，照样订成两册，那时看过的印象觉得与原本所差无几，只是墨描与印刷的不同罢了。”如此影写的，还有王冶梅的画谱《三十六赏心乐事》、王磐的《野菜谱》等。
画画，读小说，影写画谱、树谱、野菜谱，这些事都很费时间和精力，却于科场考试无补。
奇怪的是家长不仅不干涉，而且纵容。在那个时代，诗书之家大多不准未成年的孩子读小说。周家却不同，不仅允许孩子读小说，而且向孩子推荐小说。周福清就曾向鲁迅和周作人推荐《西游记》。周作人后来说：“小时候可以看小说，这一件事的好处我们确是承认，也是永不能忘的。”
书香世家，翰林门第，对孩子的学业没有要求？对孩子的科举前途没有期待？事实上，鲁迅的爷爷整天盼着能在大门上挂一块“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门第”匾，对长孙鲁迅更是寄予厚望。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对孩子的教育放任不管？这里透露的信息是：周家与一般人家不一样，对年幼孩子的读书进度没要求。虽然孩子在虚岁7岁一定要开蒙上书房，但直到12岁，还是由他们任意玩耍。
这种情况不仅表现在鲁迅身上，同时也表现在周作人身上。据周作人回忆，他进三味书屋时读过的书更少，只读过《大学》，连《中庸》都没读完，所以进去后读的还是《中庸》，而且是上半本：“第一天所上的‘生书’，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是‘哀公问政’这一节，因为里边有‘夫政也者蒲芦也’这一句，觉得很是好玩，所以至今不曾忘记。回想起来，我的读书成绩实在是差得很，那时我已是十二岁，在本家的书房里也混过了好几年，但是所读的书总计起来，才只得《大学》一卷和《中庸》半卷罢了。”他的进度之所以如此之慢，因为家里为他请的先生是一位族叔，对孩子更不严厉。事实上，这位族叔在外面任教是非常严厉的，但就教于家塾，教翰林公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却很少管束。周作人说：“我至今记不起在他手里读了些什么……我所记得的便是在厅房的一间小花园玩耍的事情，那里有一株月桂，一年里有好几个月都继续开花，一株罗汉松，一株茶花，其余有木瓜枇杷，树阴底下还有秋海棠之类，不过这些都不是我所注意的，我所记得的乃是罗汉松树下所埋着的两只‘荫缸’……我们托词读书，躲在厅房里边，关上了门，却终日在园里淘那两只水缸……”
如果情况只是出现在鲁迅身上，或许可以理解为偶然，理解为对长孙的特别娇纵，但同时表现在所有儿孙身上，就不是偶然。在孩子读书的最初阶段，采用半放任的宽松方式：只要不上街惹事生非，不打架斗殴，只要在书房里有先生管着，至于做什么事、读什么书、读书快与慢，全都无所谓。这一切都是有意为之。对孩子的要求更多表现在做人的规矩，而不在读书成绩，更不把科场功名这样的包袱过早地压到孩子身上。换句话说，鲁迅的祖父和父亲压根就没打算让鲁迅12岁就去考秀才，没打算让他过早地进入竞争状态。
由此可见，周家对孩子的培养有自己的特点：一是独辟蹊径，不随大流、不追时尚；二是比较宽松，给孩子更多的自由；三是不让孩子过早地进入竞争状态。
敢于这样做，当然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家族的文化自信。因为家长自身的文化层次，因为相信子弟不愚，所以就敢采用与众不同的教材，就敢于让孩子自由发展。如果没有这份自信，当然就会随大流，社会流行什么，就让孩子学什么；别人怎么教孩子，自己也怎么教孩子。这种情况古今并无不同，越是平庸的家长，越是缺乏自信，就越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就越是要督促孩子刻苦用功，甚至弄出一些“头悬梁”、“锥刺股”之类的故事，把孩子弄得疲惫不堪，甚至把孩子累傻累坏。这就像当下的一些家长，星期天也不让孩子玩，看到别人的孩子学什么，马上就去学什么，看到别人的孩子上什么辅导班，马上就报什么班，却不知道儿童首先需要玩耍，需要游戏，不知道学习需要兴趣，不知道过分刻苦用功也会把天才变成庸才，不知道过早地开发智力是对智力的严重摧残。在这一点上，鲁迅的祖父和父亲似乎都明白，决不像用激素喂鸡鸭那样让孩子速成。由此而言，周家的做法值得称道。
应该承认，周家的这份自信使鲁迅兄弟受益非浅。他们不曾“苦读”，不曾为学习而受折磨，而最终三兄弟个个成材，证明周家的这种教育是成功的。
三、三味书屋与鲁迅的收获
周家对小孩子的要求很宽松，却并非不负责任。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上书房就不再是儿戏。这时候发现先生的学识不够，就不能再耽误孩子，所以鲁迅被送到了三味书屋。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伴随着鲁迅的，是从欢乐时光到艰难岁月。“王子一样”的周家少爷，忽然间因家庭变故而跌入冰谷，没有了昔日的生活优越和门第辉煌。然而，偏偏是在这时候，鲁迅的学习成绩却好了起来，一路突飞猛进，把该读的书全读了，而且多读了许许多多。这也许是人才学的一种规律吧？人才的成长需要一定的条件，但温柔富贵乡却历来不是人才的摇篮。
三味书屋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寿洙邻曾经写道：“三味书屋，为我家全部房屋中的东配房，坐东朝西，早在前清嘉庆年间，我的曾祖峰岚公，购置此房，占地六亩余，前临小河，架石桥以渡，后有竹园，修竹千竿，坐落地点在绍兴城东廓门内覆盆桥迤西”；“三味书屋门前，有小院落，靠西墙石条横案，上置盆石，簇种小花草，水缸一，供学生笔砚之用，左右廊房各一间，壁上有先祖云巢公手题五言古体诗两首。三味书屋后身，有亭子间一间，上悬匾额‘自怡’二字……亭前小园，左右有百年以上大木樨花两株，干皆合抱，高出屋上，荫蔽全园，花时金粟满天，香闻数里，园东南隅有百年以上大天竹一丛，高与屋齐，自为一坞，秋冬结实垂垂，如红豆，如火珠，至为美观。东北隅有百年以上素心腊梅十余本，高出屋上……正中为牡丹花坞……”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从冬到夏，只有8个孩子在读书，其中之一就是鲁迅。
在同一篇文章中，寿洙邻还说：“鲁迅在塾，自恃甚高，风度矜贵，从不违犯学规，对于同学，从无嬉戏谑浪的事，同学皆敬而畏之。镜吾公执教虽严，对于鲁迅，从未加以呵责，每称其聪颖过人，品格高贵，自是读书世家子弟。但鲁迅受课而后，从不读书，绝不闻其书声，若偶一发声，字字清朗，抑扬顿挫，表现书味，动人倾听。”先生发现了学生的品格高贵，学生也珍惜遇到了好先生。寿镜吾生于1849年，比鲁迅年长32岁，教鲁迅读书时年富力强。他很早考取了秀才，却随即告别了科举之路，不但自己拒绝赴考，而且不准孩子考。他的儿子寿洙邻要去赶考，被他锁在楼上，一日三餐叫人送，就是不准去。最后儿子在窗户上拴麻绳逃了出去，进京考取朝考一等第一名。做了官的寿洙邻差人给父亲送来银子，父亲却原封不动退回去，并且当着差人的面大骂儿子。
这位先生一辈子不曾富裕，贫困时曾经全家只有一件长衫，挂在书房的墙上，父子三人谁上街时谁穿上。他又极端讲究礼节，决不穿短衣见客。一次有人来访，长衫恰恰不在，他就在大热天穿了棉袍见客。贫穷到这个样子，他却仍然坚持只收8个学生，而且常常表现大方：租船外出遇大风，船篷被吹入汪洋，船家要冒险去追，寿镜吾劝他不要去。船家说买船篷要花两元，寿镜吾就拿出两元给船家。两元，是他教一个学生一季度的全部收入。作为三味书屋的第三代主人，他教书极认真。书屋收徒，要熟人推荐，而且让他亲自上门面试，通过了才可以入塾。他对学生的迟到、早退特别在意，认为学生进了三味书屋，就必须用功读书，不许无故旷课或迟到。如有学生连续不到，他会亲自到学生家去弄清原因。
三味书屋以严厉著称，但在周氏兄弟的记忆中，先生并不严厉。1894年冬天，鲁迅的父亲因为承受不住科场案带来的沉重打击，既羞又愧，郁结成疾，终于卧床不起。在那段时间里，作为长子的鲁迅很艰难，就像他后来在《〈呐喊〉自序》中所说，每天要跑当铺、跑药店、请大夫、寻找药引子……终于有一天，他因忙乱而迟到了。先生以为他睡懒觉，很生气，说下次如果睡懒觉，就不必来了。鲁迅没有为自己辩解，只是在此后的日子里，尽管父亲的病日益严重，需要他做的事日益增多，他却再也没有迟到过。什么是高贵？什么是尊严？首先就是自尊。什么是自尊？首先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严格要求自己。先生知道鲁迅家中的情况之后，再看鲁迅的表现，对这样的学生自然更加珍爱，各方面都愿意尽力帮助。比如：当他得知鲁迅正在为药引子“三年以上陈仓米”而犯愁时，便为鲁迅弄来了“陈仓米”，而且亲自背着送到了鲁迅家中。
这是一位博学而严谨的先生。鲁迅的旧学基础，大都是在他那里获得的。拜到先生门下时，他还没有读完《孟子》，后面的书都是跟着先生读的，写文章也是跟先生学会的。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周作人曾经回忆说：在读完九经之后，鲁迅觉得“难得在寿家读书，有博学的先生指教，便决心多读几部‘经书’”。那么，鲁迅多读了哪些书？周作人反复说过的是《尔雅》《周礼》和《仪礼》。他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说：“鲁迅在三味书屋这几年里，于九经之外至少是多读了三部经书。”在《鲁迅的国学与西学》一文中又说：“鲁迅在书房里读了几年，进步非常迅速，大概在十六岁以前四书五经都已经读完，因为那时所从的是一位名师，所以又教他读了《尔雅》《周礼》或者还有《仪礼》……在九经之外多读了三经”。在《鲁迅与中学知识》一文中，他又说鲁迅“在四书之外一共还读了八经”。在《鲁迅读古书》一文中，他也说鲁迅“早就读完了四书五经，还有功夫来加读了几经，计有《周礼》《仪礼》以及《尔雅》”。总之，据周作人的说法，是四经加八经，或者九经加三经，在科举考试的要求之外多读了三部经书。
然而，鲁迅自己却有另一种说法：“我几乎读过十三经。”
众所周知，所谓十三经，即《诗》《书》《易》《周礼》《礼记》《仪礼》《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尔雅》《论语》和《孟子》。
有一笔帐周作人没有算，这就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四经加八经，九经加三经，都是十二经。读过十二经，与“几乎读过十三经”，似乎相差不远。然而，这二者事实上相差甚远。因为虽然“四书”加“五经”俗称“九经”，但“九经”加三经却并不等于十二经，“九经”加四经也不等于十三经。原因很简单：“四书”中的《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章，《中庸》也是《礼记》中的一章，“十三经”中有《礼记》，所以不再把《大学》和《中庸》单独列入。这样一来，参加科举考试所必读的所谓“九经”，在“十三经”中就只是“七经”。“十三经”去“七经”，尚有六经。照周作人的说法，九经之外又读过三经，看上去是十二经，事实上却只有十经。十三经只读过十经，敢说“几乎读过十三经”吗？
周作人不敢断定是否读过的是《公羊传》《谷梁传》和《孝经》。《孝经》是否读过？没有人提及，但据一般情况分析，却是肯定读过的。原因之一是《孝经》篇幅短，只有1902字，三味书屋时期的青年鲁迅，几天就能读过；原因之二是《孝经》是县考的备考篇目，所以只要准备参加科考，先生就一定要教。周作人拿不准的还有《公羊传》和《谷梁传》，但从鲁迅著作所显示的情况看，这两部书他是熟知的。不说“读过”，而只说“几乎读过”，也许是因为这两部书或其中一部没有在先生那里通过。
按照规定，只要读过“九经”，再学会做八股文和试帖诗，就可以去应考了。寿镜吾虽然不喜欢八股文，但能教学生做，而且眼界不低。他选的教材也是一流的——《曲园课孙草》，那是著名学者俞曲园为其孙子俞陛云编的八股文集，内容浅显而不深奥，文字清新而不晦涩。后来的学者们喜欢说鲁迅厌恶科举、厌恶八股，其实鲁迅学做八股的成绩很好，进度也很快。《曲园课孙草》尚未读完，他的八股就做满篇了。所谓“满篇”，就是能做一篇完整的八股文。按照当时的一般做法，学做八股文并不是一开始就写整篇文章，而是分割开来，一股一股进行训练，在各个环节都能做好之后，再写整篇文章。这就像制造一台机器，先学会制造各个零部件，再把它装配起来。公道地说，学做八股文的这种方法，很有益于学写论文。
八股文的题目是从经书中截取来的，学生根据题目，按照固定的格式发挥。所谓格式，也就是文章开头先破题，将题目的主旨讲清楚。接下来“承题”，写上四句或五句，然后就“起讲”，一般要写十来句。八股文要分八股论述，但要求并不严格，六股也未尝不可。它是论文的一种模式，很死板，也很机械，但好处是主题明确、思路清晰、有一定的逻辑结构，“文眼”在哪里一望即知。客观地说，它成为科举考试的作文模式，是有其合理性的。后来的人们一听说“八股”就以为不好，那是一种误解。试想，考试需要评分，评分需要标准，没有一定的框框，文章的优劣如何判定？这就像田径运动会上的赛跑需要在划好的跑道中进行一样。
鲁迅学会了八股文，又会做试帖诗，已经具备应考的条件，但他仍在继续读书，迟迟未去应考。这为一些人把他打扮成厌恶科举制的思想先驱提供了条件，同时也给一些人贬低他的旧学水平提供了口实。其实，鲁迅一直到17岁仍然未去应考，既不是因为反抗科举制，更不是因为水平差而不敢去应考，而是因为一个制度横在他面前，让他无法跨越：鲁迅的父亲是1896年9月去世的，在此后27个月的时间里，他必须守制。这是传统中国的基本礼制，是无法挑战的大节。在我们这个时代，父母去世了仍然坚守工作岗位，为国家而不顾小家，可能要受表彰，但在传统中国，那却是为人不齿的“禽兽行”。父母一旦去世，官员要打报告辞职，学子要停止参加考试，正准备洞房花烛的新郞官也要停下来，等3年过后才能成婚。这段时间号称3年，但事实上是27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在家里偷偷饮酒作乐也未必有人去举报，但参加科考却很难瞒得过去。因为报名时需要请廪生填写具结保单，保单上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不匿丧”。如果不为父亲守制，匿丧参考，不仅为社会道德所不容，也是官府不能容许的。所以，鲁迅要参加科举考试，必须等到守孝期满之后。
在等待科考的那两年中，鲁迅不仅多读了几部经书，而且收获颇丰。
在童年时代，鲁迅购书、抄书、读书的主要精力就用于课外书，但那时候他的兴趣集中在画谱、画集和有插图的小说、弹词之类，如《毛诗品物图考》《百将图》《百美新咏》《二十四孝》《百孝图》《海仙画谱》《名物图考》《剑侠传图》《西游记》《荡寇志》《白蛇传》，以及《芥子园画传》《天下名山图咏》《古今名人画谱》《海上名人画稿》《点石斋丛画》《诗画舫》《晚笑堂画传》等。而在父亲去世之后，他长大了，购书、抄书和读书的情况也大为改观。他虽然对画书仍有极大兴趣，但从购书情况看，却增加了大部头的汇编和笔记，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王韬的《淞隐漫录》、郑夑的《板桥全集》，以及《酉阳杂俎》《古诗源》《古文苑》《六朝文絜》《六朝事迹类编》《二酉堂丛书》等。这时候的鲁迅开始走向广阔的知识海洋，呈现的已不是以举人进士为目标的读书人所具有的格局。周作人说过：“鲁迅寻求知识，他自己买书借书，差不多专从正宗学者们所排斥为‘杂览’的部门下手，方法很特别，功效也是特别的。他不看孔孟而看佛老，可是并不去附和道家者流，而佩服非圣无法的嵇康，也不相信禅宗，却岔开去涉猎《弘明集》，结果觉得有道理的还是范缜的《神灭论》……他不看正史而看野史，从《谈荟》知道列代武人之吃人肉，从《窃愤录》知道今人之凶暴，从《鸡肋编》知道往临安行在去的山东义民以人脯为干粮，从《明季稗史汇编》知道张献忠和清兵的残杀……”很显然，鲁迅走向了被遮蔽和遗忘的那些角落，由此看到的历史，也就不再是一般人从主流史著中所了解的历史。
“对于中国旧文艺，鲁迅也自有其特殊的造诣。他在这方面功夫很深，不过有一个特点，便是他决不跟着正宗派去跑，他不佩服唐朝的韩文公（韩愈），尤其是反对宋朝的朱文公（朱熹），这是值得注意的事。诗歌方面他所喜爱的，楚辞之外是陶诗，唐朝有李长吉，温飞卿和李义山，李杜元白他也不菲薄，只是并不是他所尊重的。文章则陶渊明之前有嵇康……”“他可以说爱六朝文胜于秦汉文，六朝的著作如《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华阳国志》本来都是史地的书，但是文情俱胜，鲁迅便把它当作文章看待，搜求校刻善本，很是珍重。纯粹的六朝文他有一部两册的《六朝文絜》，很精简的辑录各种文词，极为便用。他对于唐宋文一向看不起，可是很喜欢那一代的杂著，小时候受《唐代丛书》的影响，后来转《太平广记》，发心辑录唐以前的古小说，成为‘钩沉’巨著，又集唐代‘传奇文’……”在这里，周作人谈鲁迅读书，说的是他“佩服”或者不佩服，“喜欢”或者不喜欢，甚至是“反对”或者“看不起”。这些词表示着鲁迅的态度，而态度的基础是判断，判断的基础是了解。这就意味着这一切鲁迅至少都曾过眼。如果连一遍都没有看，谈什么喜欢或不喜欢？由此可知，鲁迅在17岁之前，从经史子集，到野史杂记，阅读面和阅读量都已经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
在三味书屋的最后一两年，鲁迅的学业由寿洙邻辅导。寿洙邻回忆说：“其时我正阅览明季遗老诸书，如亭林、梨洲、船山，及《明季稗史》《林文忠全集》《经世文编》等书。鲁迅亦尽阅之……”这是一个特殊的知识面，周作人的回忆中很少涉及。
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鲁迅已经开始了学术研究。寿洙邻在回忆中提到过鲁迅那时已经辑成《续会稽典录》，周作人则说《古小说钩沉》的工作也是在那时已经开始的：“不知道在戊戌前的哪一年，买到一部二酉堂丛书，其中全是古逸书的辑本，有古史传，地方志，乡贤遗集，自此抄书更有了方向，后来《古小说钩沉》与《会稽郡故书杂集》就由此出发以至成功。”
再后来的情况众所周知，鲁迅突然一个急转弯，到南京入学堂习新学去了。他的旧学前功尽弃了吗？从科举功名看，做了十几年的准备，却没有走上科举路，似乎是前功尽弃了；但从后来的成就看，又没有前功尽弃，因为他的旧学基础不仅在文学史研究和古籍整理中表现着，而且在文学创作中表现着。在他面前，同时代的许多人都显得直、白、浅，究其原因，就在于旧学根底和知识结构。那些连四书五经都没有认真读过的人，那些经史子集都涉猎甚少的人，与一个从十三经到野史杂记装了一肚子的人，写出来的文章，味道怎么会一样呢！
一些人没有读过中国书，却尊崇国学，鲁迅是在中国书中泡透的，却走向了反传统。这其中的奥秘，也是值得深思的。
四、鲁迅参加的科举考试
探讨鲁迅的旧学学历，不能不论及鲁迅参加的科举考试。那是1898年12月，他与弟弟周作人、堂叔周伯文、周仲翔四人一起参加了会稽县考。
县考是科举路上的第一关。它虽是初级台阶，迈上去却也并不容易。县考由知县主持，考生到县衙门报名，要填写“亲供”、“互结”、“具结”等材料——所谓“亲供”，是要填写本人姓名、年龄、籍贯、体格、容貌特征和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三代姓名履历；所谓“互结”，是指要找一同参考的5位考生填写互结保单，承诺一人作弊5人连坐。这是保证考生不作弊的重要环节；所谓“具结”，是请本县廪生“认保”，证明考生不冒籍、不匿丧、不替身、不假名，而且出身清白，不是倡优或皂吏的子孙，本人也没有从事过“贱业”。
县考一般要考4场或5场。考场是神圣之地，所以坐北朝南，最南端是辕门，圈以木栅，往里是“龙门”，龙门后是个大院子，供考生立院等候喊名。再往里是大厅，考官坐西面东，里面即是多排座位构成的考场。考试每场一天，黎明前点名。考生在被喊到名字后由业师和保人陪同入场。入场之后，先生与保人向考官致敬，然后到考官身旁站立，考生则入中厅接考卷，高声说明由哪位廪生作保，廪生则高声确认，这个过程称为“唱保”。唱保之后，考生按试卷上写明的座号入座。全体考生落座之后，衙役举牌灯巡行场内，考题就贴在牌灯上。考生见考题即可开始答卷。试卷有红线划好的格子，每页12行，每行20字，另发空白纸2张用于起草。
考察清末的县考，第一场为正场，考四书文章二篇、五言六韵诗一首。诗、文皆有一定格式，全卷不得少于300字，亦不得多于700字。第二场为初覆，考四书文一篇，性理论或孝经论一篇，默写“圣谕广训”约百字。第三场称再覆，试四书文或五经文一篇，律赋一篇，五言八韵诗一首，默写前场“圣谕广训”开头二句。第四场连覆，试五经文、诗赋、骈文。是否需要考第五场，由主考官决定。科举考试的诗文都不能犯庙讳（已故皇帝名）、御名（当今皇帝名）、圣讳（先师孔圣名）。考场不供烛火，天黑即是最后交卷时间。
考场上有一些细节是不见书籍记载的。比如：我大伯父参加过清末的县考，回忆中屡屡说到一个仪式：开考前不仅要拜孔子，而且要在考官带领下焚香祭拜天地，同时竖起招魂幡，并由衙役高叫：“有恩者报恩，有冤者报冤，善恶有报，天地神灵共鉴。”这种充满迷信色彩的仪式其实是一种心理考核。因为那个年代的人很少有人不信鬼神，考生如果曾经图财害命或谋杀无辜，在这样的氛围中，是很难安然答卷的。
考试的结果要张榜公布，称之为“发案”。发案的形式不是按成绩自右向左依次排列，而是写成圆形，所以称为“团案”。每案50名，把考生名字写成一个大圆圈，或者内外两层圆圈。放在正中并且提高一字的是第一名，然后逆时针排写名次。前几场的发案只写座号，直到末场才用姓名发案。县考的第一名称“县案首”，一般不需要再参加府考和院考，即是秀才。其他考生则要参加府考和院考，成绩进入规定的名次才能成为秀才。
鲁迅参加了县考，但没有参加府考和院考，就回南京去了。他考得怎么样？当下流行着种种说法。有著作说鲁迅是第37名。有杂志也说马一浮“1898年与同乡鲁迅、周作人兄弟共赴童子试，在五百多名考生中荣登榜首，名噪一时。鲁迅列三十七名。”一些报纸就更离谱，有文章引用了周作人日记，却把周作人记录的报考人数当成了录取人数，而且面对着“豫才兄三图三十七”的白纸黑字，硬是对“三图”视而不见，认定鲁迅是第37名。
说鲁迅考了第37名，虽然把“三图”丢掉而导致计算错误，但毕竟还算有出处，而有些说法就完全是信口开河了。如张中行在《负暄琐话》中说：“马先生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比鲁迅先生小一岁，他们都是绍兴人，并且一同应过县试，马先生名列案首(榜上第一)，鲁迅先生屈居二百几十名……”马一浮名列榜首是不错的，但鲁迅“屈居二百几十名”，就不知从何而来了。
鲁迅的成绩到底怎么样？周作人日记有明确记载：那一年会稽县的考生是500多人，发案从高到低11图：“案首为马福田，予在十图三十四，豫才兄三图三十七，仲翔叔头图廿四，伯文叔四图十九。”周作人“十图三十四”，也就是第484名；鲁迅“三图三十七”，也就是第137名；伯翔叔“头图廿四”，也就是第24名；伯文叔“四图十九”，也就是第169名。那次县考的最后结果，周家也只有那位在县考中考了第24名的周伯翔中了秀才。
鲁迅为什么没有参加府试和院试？人们的说法同样众说纷纭，有些混乱甚至是周作人和周建人参与造成的。周作人清楚地知道考试的情况，但在多年后说起此事，却说鲁迅“考试的成绩并不差”，之所以没有参加府试和院试，是“因四弟之丧，无心去复试，旋即匆匆回南京去了”。周建人因为年龄关系，并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却也留下了这样的话：“我记得他参加过一次县试。第一次投考便考中了，名次还较高……但是，鲁迅并未去参加复试。当时，考试是要三榜定案的。鲁迅拒绝参加第二次考试，表明他是厌恶科举制度的。”这段话体现着时尚，但“考中”和“三榜定案”等说法却显然都是错误的。
其实，因四弟之死而无心复试也罢，因厌恶科举而拒绝复试也罢，都与事实距离甚远。鲁迅参加县试，尽管是在别人劝说下参加的，但他能去参加，就说明他当时态度并不坚决，对自己前途的设计尚处于不确定状态。如果他在县试中像马一浮那样一举夺魁，他是留在绍兴做秀才，还是回南京上学堂，是很难说的。然而，秀才名额只有40个，他的成绩是第137，要通过府试、院试两级考试而从137名跃到40名之前，显然不是容易事。一方面是考中秀才的把握不大，一方面是矿路学堂已经录取，鲁迅放弃继续考试而回南京进学堂，就在情理之中了。
鲁迅参加的科举考试告诉我们，有时候失败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鲁迅如果在那次县考中成了秀才，他就有可能走上另一条道路。如果那样，他就不一定还有南京的新学学历，也就不一定还有日本的留学学历。如果那样，周樟寿就可能变不成周树人，也就变不成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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