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民军第十三游击支队（续）

时间：2020-12-17 10:31:55 来源：邯郸文化网作者：何白沙浏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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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民军第十三游击支队

何白沙

四、军队整编以后,积极开展了对敌斗争

在反摩擦战斗中,原张荫梧的河北民军四团(由朱程任团长)起义,改为华北抗日民军,八路军总部委派朱程为司令员,张锡珩为副司令员,闻允志为党代表。

1940年4、5月间,中共北方局、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和一二九师师部,召开了黎城会议,会议确定根据地要集中统一领导,军队进行整编,以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冀南,太行,太岳组成了联合办事处(简称联办,即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前身),主任杨秀峰,副主任薄一波及戎伍胜,统一领导三个行署的政府工作。行署一级各设区党委,专署设地委,县设县委(也有的还叫八路军工作团或办事处），区设区委，村设基层支部。

军队进行了整编。统由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领导。行署设军区,以前所建的各纵队,均改编为旅,共建立10个旅。磁县原来的先支一大队改编为第十一旅三十二团,磁县属太行第五分区领导,司令员为皮定均,政治委员为鲁瑞林,政治主任为郭万夫,副主任张学孔、李开湘。

张锡珩的边区纵队六团,大部编为华北抗日民军,由万连有同志带领,随朱程司令员过平汉路东,在敌占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原来国民党薛梦麟的独立第六支队有两个大队长,一个叫李伯仁(索井人)一个叫赵耀宗(张二庄人),他们在反顽战役中，随薛梦麟逃到磁县二区后,因为都是本地人,不愿离开本地,便派人来找田裕民同志要求改编,因田裕民即离开磁县,故上级决定由张锡珩同志领导,但番号对外为华北抗日民军第十三支队,司令员为张锡珩,政治主任为边伯明,参谋长王月亭(由一二九师派来),改编为两个营:一营营长赵耀宗,副营长李化南,政治教导员杜子毅，二营营长李伯仁、政治教导员郝淦(即何白沙)、特务连政治指导员赵天德,政治处组织股长段有芳,教育股长由郝淦兼任、民运股长吉永成,保卫股长朱耀堂,以上所有政工干部都是我们派进去的。

改编以后,对部队进行了整训,补充了一部分骨干,虽然时间不长,但在指导思想上,政治工作制度上以及组织,纪律,作战训练上,均和八路军部队一样。从部队的成份上看也还是好的，绝大部分是瓷业工人、煤矿工人和贫苦农民,已逐渐有了一定的作战能力。

1940年7月以后,在磁县一带积极地开展了对敌斗争活动。十三支队仍然是保卫磁县抗日根据地的主力,在反扫荡和敌人后方进行了许多战斗活动。保卫夏收和秋收是我根据地每年的重要任务,抢收以后,家家都要藏粮。敌人平时进行清乡,抓捕村干部，蚕食我根据地,但到夏收秋收时,便对根据地进行扫荡,烧毁地里的庄稼,或抢走我们的粮食,我们一面对群众提出“快收、快打、快藏,保卫麦收、秋收”的口号,一面派出武装在边沿地区和游击区活动,保卫麦收,秋收。

敌人在莲花山,南响堂寺一带筑碉堡,挖封琐沟。为了打击敌人,我二营强袭过纸坊敌人据点,9月为配合国民党范汉杰部进攻晋城，十三支队奉命出动，进行了西（佐）马（头）铁路大破袭，使敌人很长一段铁路来了个大翻身,10月,夜袭和村敌人据点,在下拔剑与敌发生激战。在敌人修复峰峰煤矿通顺井过程中,我二营两次进行过袭扰和破坏,延缓了敌人修复矿井的进度。十三支队还参加了有名的百团大战。华北地区的八路军为了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战局向有利方向发展,趁青纱帐与雨季,以105个团的兵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战役自8月20日22时开始,对华北地区主要铁路线和公路线全面展开破击,因敌人事先毫无察觉,一下子看不清我军的战略意图,一时陷于混乱,使我军取得了对敌突然打击的效果。这次作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对日寇进行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战略进攻。

最南端的一个团是以三十二团为主,十三支队派二营教导员何白沙带四连(连长卫自慎同志)参加,由五军分区司令员皮定均统一指挥。

百团大战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在政治上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声威,坚定了坚持抗战胜利的信心,是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十三支队在磁县一带的战斗活动,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五、惨痛的汪流屯事件

汪流屯事件是我华北抗日民军十三支队被汤阴一带汉奸会道门包围击散的事件,这在我军历史上是一次具有惨痛教训的不幸事件。

1940年百团大战以后,民军十三支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年底接到一二九师命令,为了增强平汉路东平原的抗战力量,命我全支队600余人调路东冀鲁豫五分区,与朱程部合并,其他人员交由路西办事处负责。经过一段时期的整顿和政治动员,一二九师还配备了一部分武器弹药,以及军装等,由1940年12月8日由磁县贾壁、池上一带出发,沿太行山南下至安阳根据地许家沟,休息一天后,次日下午经编制战斗序列,向敌区出发,夜行军约60余里，在魏家营一带过了平汉路,继续行军至汤阴汪流屯一带一个洼地里,汪怀密匪部派人来不让通过。

江怀密,汪流屯人,原来是个土匪。在“七七事变”前就组织过封建迷信反动组织“黄旗会”,他任会长,受到地主阶级的支持,在安阳汤阴交界处统治着13个村子,称王称霸,无恶不作。强迫群众入会,凡16岁以上的男人不入会的,不是刀砍就是活埋。共有会员3000余人。他投降日寇以后,被委任为“漳(德)汤(阴)联防自卫团”团长,他积极反共,向群众造谣说什么共产党、八路军“共产共妻”、“惨无人道”等,很多群众受了欺骗宣传,对我政策很不了解。

部队受阻后,曾派人几经交涉,汪匪一面借口说白日通过怕日本人知道后要责怪他们。让我们集中在村头大庙内,夜里再走,一面布置对我军进行包围,至夜10时许,汪匪由东北南三面向我军缩小包围圈冲了上来,我军又没有打的准备,加之,有些非战斗人员和战斗部队混在一起,比较乱,部队毫无准备,敌人已经冲上来，把装备很好的一支部队被冲散了。

事后查明,当场牺牲的有27人,其中有医院的赵指导员(彭城人),四连一排长索振祥同志(彭城瓷业工人,作战勇敢,是个很好的同志),被俘虏的有百余人,其中参谋长王月亭同志(晋南人，吉鸿昌同志的老部下,是个老同志,由一二九师师部派来十三支队，现在是山西文物保管委员会的离休干部)被送往石家庄日本特务机关,曾被钉在木箱内“示众”,被囚3年,无口供被释放,段有芳(组织股长,段岗西人)被送往汤阴县伪县府,其余大部溃散。

次日,回到根据地的有张锡珩同志,杜子毅同志(外贸部局长)、何白沙同志(即郝淦),卫自慎同志(四连长后在贵州任农林局长)等40人。以后陆续回来的有,特务连指导员赵天德同志(商业部局长),作战参谋吉祥同志(邢台地区水利局长),交通参谋黄士贤同志(彭城瓷业工人,在文化革命中被迫害逝世)等干部战士100余人。至1941年4月,朱程司令员由路东回总司令部汇报时，才将收容的干部战士带回路东去。

现在看来,造成这一严重事件的原因主要是:第一,敌情不明,路线不清,计划不周,通过敌区有很大的盲目性。据事后了解,如果由出事地点再向东南方向走八九里路,就有我路东部队接应,但由于情况不明,又缺乏现代化的通讯联络工具,因而形成了这一悲剧。第二,在对敌斗争上存有右倾思想,首先对汪怀密匪部的认识很不够,把他看成统战对象,对他的反动性估计不足,其次是没有作和谈或打的两手准备。如果事先有打的准备,最后下决心突围,也可以大部分突出去的。总之,安阳汤阴一带情况复杂,我方工作缺乏基础,侦察联络工作又不够,更重要的是对敌斗争有严重的右倾思想,这样便酿成了这一惨痛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