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夏季反扫荡
李达
遭劫的后梯队
我们在夜幕的掩护卞,没有遇到意外情况,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来到宋家庄山口。我们正走着,就听到远处有人在扯着嗓子喊:“同志们出来吧!我们是收容部队!”我仔细听了听,这声音不象是我们的同志,就命令战士们朝着喊叫的方向狠打了一下。这群伪装的鬼子一看来势很猛,在黑夜中又摸不到我们的底细,就撤走了。
我们顺着山坡从背面的山沟下去,正碰上后梯队放出的警戒哨。他们已经从枪声中知道接应部队来了,个个喜出望外。他们把我领到后梯队藏身的地方。这个山凹地势险要,又有许多半人高的灌木丛和深浅不一的小石洞,在黑暗中,很难看出有人藏在这里。杨秀峰、李雪峰、蔡树藩等同志听说我们来接应,都走了过来大家见面,好似久别重逢一般,分外亲热。他们首先打听刘师长的情况。当听我说刘师长已经安全突围之后,他们的脸上都露出了宽慰的笑容。
我说:“你们躲的这个地方,敌人还没有来得及搜山,这里很危险。我们刚才打退的那股敌人,就是朝这边来搜山的,他们很可能把援兵带到这里。今天晚上一定要走出这个地方,到敌人已经搜过的山上去,就比较安全了。”
一路上,蔡主任和其他几位同志给我介绍了他们突围的经过。
原来,他们在回到张汉村的那天晚上,就遇到了敌情。张廷发同志带着警卫部队去阻击这股敌人。其他同志跑步上山。他们在山里跑了一夜,到达杨家山附近。由于杨家山已被敌人占领,他们就分散开,各自找地方隐蔽起来。天亮以后,有的同志找到一口水井,大家都控制不住了,纷纷挤上去喝水。突然,鬼子用机枪朝水井这边扫射过来。幸亏大家散得快,没有伤人。因为情况来得突然,人们一下子跑散了,三五成群地钻进了山沟。这时,杨家山的北面已经被鬼子封锁,南面也发现了扫荡黄岩地区的鬼子,天上又有飞机扫射,后梯队的处境十分危险。他们隐蔽到天黑,正要追赶前梯队时,又碰到了我们刚刚才击退的那股搜山的敌人。
听完他们的叙述,我们星夜疾行,渴了,就喝一点带着泥土气味的山溪水,润润嗓子。天亮以后,我们碰到了由二团副团长李化民同志带领的二营。原来,刘师长到了东黄须之后,用电台和后梯队联系不上,非常焦急,就派了熟悉道路的二营返回接应我们。同时,刘师长已经电令三八五旅派出部队到响堂铺、神头岭一带侧击敌人,配合我们突围。
我们同二营会合以后,重新整顿了一下队伍,又顶着烈日,继续沿着小路行进。
下午4时,我们安全到达了北社、港东地区,和等候在这里的刘师长会合了。刘师长挨着个紧紧地跟我们握手,连说:“你们吃苦了,你们吃苦了。”他又告诉大家,“我们是陷入了1000多敌人的包围之中。今天鬼子还在西井东边放糜烂性毒气弹。我们能够安全突围出来,让敌人扑了空,就是一个不小的胜利。”
杨秀峰同志久久握着刘师长的手,感慨万分地说:“感谢师长的关心,两次派人来接应我们。我们见到你,心里才踏实了。
刘师长对杨主席、蔡主任说:“这一带,鬼子‘抉剔’过一遍,附近也没有发现敌情。你们今天在这里休息一下。明天14号,如果情况允许再休整一天,等等掉队的同志回来。15号,我们转移到南委泉。”
杨主席幽默地说:“有刘师长和部队在,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师长也该好好休息一下。”
刘师长风趣地说:“不见到你们,我也睡不着啊。”他又对我说“你清点清点人数和文件,统计一下。”
14日,我把统计结果向他作了报告:师直两个梯队及新一旅的同志们在13日下午和晚上大部分赶到,个别掉队的,也在今天到齐了。除了几匹牲口在夜间走山路时掉到崖下,损失一小部分文件外,未伤亡和丢失一个。
刘师长满意地点了点头,却又有点惋惜地说:“给我驮文件、书稿和行李的那匹黑骡子,从咱们分手后在半路上滑到山涧下摔死了。那里边还有我刚译完的《苏军野战条令》的手稿哩。幸亏几位战士冒着危险摸到深谷里,把文件、书稿和行李都找了回来。那个译稿,本来要请左权同志校阅一遍再付印的,没想到他还没来得及看……说到这儿,他言语凝咽子。
我赶紧岔开话题,说:“只要稿子还在就好。我们这次转移出了危险,主要教训还是机关庞大,机关人员的军事素养不够,一遇到情况,就收不拢了。”
“本来是一个统率机关,行军时却成了包袱。集总和我们师直属队都有这个问题。我看,非战斗机关人员的军事化问题,是应当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先草拟一个机关人员的军事训练计划吧。”
“再写一篇文章更好,这对反扫荡是很有指导意义的。前几天传达太北反扫荡经验时我说过,统率机关要至极缩小,并要人人皆兵,成为战斗组织,能够游击。在等你们的时候,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敌人对我们的统率机关,都是用奇袭的办法捕捉,从来没有放松过。今后,统率机关既要发挥指挥作用,又要便于分遣游击,这就要短小精干,马匹也要减少到最低限度。有些资料要事先埋藏好。机关本身呢.根据我们这次突围的经验,以分成前、后两个梯队为宜。前梯队要限于指导战斗所必要的人员,其中一部分是指导人员,另一部分是警卫队,不光警卫队能战斗,指导人员也要能战斗。后梯队呢,是个分遣活动的组织,遇到鬼子合击时,其中一部分就成为独立游击的单位,另一部分到地方参加打游击。平时,要同相应的地方机关建立联系制度,免得到时候凿枘不入,或者成为地方的累赘。”
我想,刘师长已经考虑得差不多了,就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记录他讲的要点。
“无论是前梯队还是后梯队,战斗、警戒、侦察、联络都必须经常练习。”刘师长继续说:“我这只是个初步设想,供你参考。我们这次后梯队掉队的原因之一,就是联络人员不熟悉道路.我们还有一些同志,虽然生活在敌后的抗战环境中,口喊军事化,却不懂军事,也不参加军事活动,这也是要纠正过来的。”
“好吧,我就按这几条写,再加上些具体要求。”
我们在南委泉驻下之后,用了200多字,把师部几天来反合围的经过记载在《阵中日记》上。今天读来,却好象昨日才发生的事。
鲜血换来的经验
日军对太岳区南部和太行区南、北部的大规模扫荡,历时38天,在付出死伤3000余人的代价后,终于6月20日由太南地区撤退。后来日军也不得不承认,这次扫荡“在方法上,尚有需要检查批判之处,如军的统帅过于武断,对于与作战密切相关的治安工作及掌握民心方面缺乏办法。此外,对部队进行了不适合第一线实际情况的不合理的指挥,追求表面上的武功战果……而对于第十八集团军虽摧毁其根据地,使其陷入极端的困境,但未能制其死命。”
然而,日军未必知道,刘伯承同志当时是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战术,即当日军大举向我根据地扫荡之时,我军以一部分主力部队插向敌人后方,攻击敌人的军事要地,并配合民众在敌我接壤的边沿地区展开反“蚕食”斗争,最终迫使敌人不得不从我根据地腹心地区撤回。多次反扫荡作战均证明:“敌进我进”的战术,是我军保持主动权,阻滞敌人前进,最后粉碎敌人扫荡的有效手段。1942年夏季反扫荡的胜利亦是如此。
这次反扫荡作战结束后,我们在南委泉休整了5天。刘师长把一个月来的值班日记、情报资料和各部队、各分区的报告都收集起来,利用这几天时间,专心研究反扫荡中遇到的问题。
刘师长对我说:“敌人对太南的夏季扫荡,到20号算是收场了。我们休整一下之后,利用各种方法向日、伪发起政治攻势。这只是我的一个初步设想,要等邓政委回来详细研究,他在太岳和中条区一定带回来不少经验。”他问:“邓政委现在走到什么地方了?
“预计24号晚上到天桥巷一带,再到王家峪。”
“明天，以邓政委和我们的名义给新一旅、三八五旅、太行各军分区发个通知:太行区反扫荡战役已告结束,各部应即停止大的战役活动,进行休整后天,用我们两人的名义给天桥巷的部队发个电报,说邓政委于24日晚经天桥巷过路,到王家峪,请注意联络。还要给下面打个招呼,让大家尽快进行反扫荡作战总结,最迟要在7月5号以前送到师部。”
我一一记下了这些指示,进行了布置。
刘师长详细地、反复地研究了各部队的总结,仅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除起草了数万字的文电、命令之外,又挤出时间,废寝忘食地完成了《太行军区1942年夏季反扫荡的军事总结)一文,长达23000多字。
在这个总结中,刘师长分析了日军扫荡的规律、特点,将敌人的作战方法区分为“压缩合击”、“抉剔扫荡”及“分道撤退”三个步骤。
并针对敌人扫荡时的兵力是“腹地密、边地稀、敌占区空虚”的特点,对我军基干兵团、游击队、民兵配合作战问题,提出了四条指导原则:
一、诸基干军队应保持在边地与合击的间隙地实行机动。这种机动必须出敌不意,其目的不只是消极地脱离敌之压缩合击,而且还要积极主动地转入外线,奇袭敌占区某些守备薄弱的要点,摧击敌人补给线,背击、尾击敌人的“残置部队”,以策应腹地游击集团的活动。
二、腹地游击集团的活动,主要打击分散之敌,开展麻雀战,用地雷、手榴弹爆炸相配合。
三、在反扫荡过程中,始终不放松敌人的弱点。敌人从抉剔扫荡之时起,阵势错乱,特别在其作离心撤退时,趁其疲劳不堪,抓住时机痛击之,夺回敌人掠夺的粮食、物质,由被动转为主动,以争取反扫荡的最后胜利。
四、用兵的分遣集结,重在发挥各自固有的威力。游击集团的特点,是灵动游击的力量较强,故应以“分遣为主集结为辅”;基干团、野战旅的团以“集结为主分遣为辅”(在山地条件下)。只有在必须灵动游击时,才将部队临时分遣使用。
此外,刘师长还对反扫荡作战的要旨,反扫荡的战斗活动,群众性游击战争的组织和指挥,统率机关与资材的转移,情报与侦察,通信联络等问题作了总结。
这些经验,都是在反扫荡中用无数烈士的鲜血换取的。它对指导我师以后的反扫荡斗争,发挥了重大作用。
1942年10月10日,太行区各界公葬左权将军等在反扫荡中牺牲的诸先烈和朝鲜友人大会,在清漳河畔的涉县石门村山麓隆重举行。罗瑞卿、滕代远、刘伯承、李大章、杨秀峰等同志和朝鲜独立同盟的代表及5000名群众参加了会议。刘伯承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亲手给左权将军的墓穴掩上黄土。
刘师长站在阶梯形的青石方墓前讲话。他号召大家“继承先烈的遗志,学习和发扬他们勇敢、坚决、顽强的斗争精神,强化群众游击战争,准备反攻力量。”
罗主任也在墓前作了讲演。他说:“给烈士们行礼还没有完毕,今后还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是报仇,第二件是报仇,第三件还是报仇!”
刘师长、罗主任的深沉而凝重的声音,和5000名群众“复仇”的呼声,交织在一起,震撼着清漳河畔。
注:本文是原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同志写的长篇回忆录《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中的章节,因篇幅所限,本文在不影响原文原意的情况下,略有删节。《摘自邯郸抗战史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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