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亲历记
吴留光
（2019年春讲述，卫庆前整理）
我是河北省邯郸市邯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退休职工，1921年出生于上海。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我作为上海市居民，亲身经历了上海解放的前前后后。
上海位于东海之滨，濒临长江出海处，当年人口600万，是中国的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股票、租界、洋行、舞厅、高楼，造就了它的繁华，人称“十里洋场”。上海又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主要基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全国进军。5月12日，由陈毅和粟裕率领的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拉开了解放上海的战斗。当年我29岁，在一家民办银行当职员，每天通过收音机收听解放上海的战况新闻。
我家位于黄浦区广东路四川路口131弄20号，是一座两层的砖混小楼，楼上楼下住有10多户居民。全家住在二层，一居室加一个亭子间。战事紧张，人心惶惶，各个医院住满了国民党的伤兵。远处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声，大家都知道解放军包围了上海，每天互相传递着听来的各种消息。
临战前的上海市面非常萧条，一些商店加固门窗防备盗抢，一些店铺大甩卖。政府官员和有钱人纷纷逃离，许多人也想方设法到乡村投亲靠友。买不到车票船票，年轻力壮的则扒车扒船逃离。我一家老小共有8口，除了我和夫人外，还有父母，四个儿女分别为9岁、7岁、5岁和2岁，第5个孩子即将临盆，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逃离上海，只能坐等观望，听天由命。
解放上海的战斗5月中旬打响。上海郊区地形平坦，村庄稠密，河流沟渠纵横。为“保卫”上海，国民党作了充分准备。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为统领的国民党守军构筑了大量水泥地堡，占领了市内高大建筑物，许多交通要道有坦克、装甲车把守，还有海军和空军协同防守，同时保障从海上的逃跑通路。
在渡江战役的进程中，人民解放军就作出了攻取上海的部署。以第三野战军近30万人的兵力攻取上海；以第二野战军主力集结休整，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支援第三野战军作战。要求既要歼灭守军，又要完整地接管上海，以利今后建设。
国民党军在城里城外修建了许多碉堡、掩体、工事，在一些建筑物前用沙袋垒起掩体。为鼓舞士气，还组织军队荷枪实弹游行检阅，让老百姓观看。有个叫青年军的国军队伍，全副美式装备，军官清一色纯毛华达呢军装、黑皮鞋，士兵清一色的咔叽布军装、大头皮鞋、卡宾枪，走起路来“咔咔咔”的好不神气。汽车、马车拉着各种大炮，木箱装裹的炮弹锃光瓦亮，耀武扬威，招摇过市。报纸和广播都说上海城防“固若金汤”，“坚守几个月没问题”。但是没过几天，这些耀武扬威的国民党军大批地撤回市里，都灰头土脸、垂头丧气，一打听说郊区防守阵地已经被解放军攻破，撤到城里坚守。
那些日子里，远处是隆隆的炮声，地上是装甲车哗啦啦的履带声，天上是飞机的轰鸣声，经常有流弹划过天空。街上不时有押解人犯的卡车驶过，刺耳的警笛声尖叫震人耳膜，常有经济犯和政治犯被游街示众后枪毙。
一天傍晚，几个国民党军人驾驭一辆马车，拉着一车炮弹来到我们住的弄堂口，砸开弄堂的大木门，把马车停放在弄堂里的一块空地上。幸亏楼口有坚固的铁门，他们没有进的楼里来，可把大家吓得够呛。
由于汤恩伯下达了“十杀战令”，全城戒严，不准居民擅自外出。眼看第五个孩子就要出生，我向门口站岗的国军请求找医生获准，用楼下的电话找来接生婆。5月8日，孩子平安降生了，是个男孩子。
陈毅司令员将打上海比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在整个市区的战斗中，解放军为了保护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没有用重炮，尤其是在苏州河畔的战斗极为惨烈。国民党军据守苏州河北，凭借高大的楼房、厂房、仓库等钢筋水泥建筑物，以密集的炮火封锁苏州河，给解放军造成重大伤亡。那些日子，每天都有上百的解放军牺牲的战士和伤员被救护队抬下来，市民群众自告奋勇地加入到抢救伤员的队伍中。
后来几天，枪炮声忽然稀疏起来。听说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副司令刘昌义率部起义了，不打仗了，大家悬挂了多日的心才逐渐平复下来。
5月25日晚上，小雨淅淅沥沥下了一夜，整个城市静悄悄，家人们安静地入睡了。第二天一大早我打开家门走到弄堂口，猛的看到大街上或躺或坐了一地的解放军，身着或深或浅的黄布军装，有的扛着枪，有的倚靠着背包，见到我微笑地点点头。我想起前几天国民党军队凶煞煞的样子，对第一次见到的解放军产生了好感。看到许多战士的衣服被雨水打湿了，我赶紧说都到家里避避雨吧，他们推辞不进。邻居们也一个个从家中出来，有的从家里提了暖瓶、水壶，让解放军喝水，解放军也都婉辞。不一会儿，解放军炊事班挑来用铁桶盛着的开水，战士们才从挎包里拿出搪瓷碗、杯喝水。我亲眼看到纪律严明的解放军真是名不虚传。
解放军先头部队虽然开始进入上海，但是街头的国民党残兵游勇还有不少。一次，几个国民党兵挨家挨户转悠，突然迎面来了一队解放军，吓得就跑。解放军高喊：“不要乱跑，往吴淞口方向走，那里还有接你们的船”，这伙残兵才慌慌张张地朝吴淞口方向跑了。
5月25日清晨，南京路上的永安百货公司大楼顶端插上了一面红旗，据说，这是上海地下党部署的，也是解放时南京路上升起的第一面红旗。我同几个邻居来到大街上，旧上海市公安局大楼上的窗口打出一面白旗。街上行人逐渐多了起来，穿黑衣服拿警棍的警察同肩扛步枪的解放军一起维护交通秩序，不少高楼大厦前都有持枪的解放军警卫，防止盗抢事件的发生。
5月27日，解放上海的战斗结束。后来看到资料，在16天的激战中，解放军共歼国民党军15万3千人，缴获各种火炮1370门，各种枪支8万余支，坦克、装甲车119辆，汽车1161辆，舰艇11艘，以及大量各种物资。上海地区守敌，除汤恩伯及从海上逃脱的5万人外，大部被歼。
5月27日这天，入城的解放军大部队在繁华街道上行进。我站在围观的市民当中，看到解放军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响亮的口号，不禁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从这天起，我决心参加到新中国的火热建设之中。当天，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管会正式成立，陈毅任主任，粟裕任副主任。第二天，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上海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由于地下党组织和工人、市民的配合，上海城区的水电煤气供应系统和公交系统基本完整保留，确保了上海解放后居民的正常生活。
1950年，我报名参加了革命工作，从繁华的大都市上海来到生活条件差的山西榆次经纬厂，后到北京中纺部建筑安装工程公司。1956年又从北京来到邯郸，投入到邯郸国棉二厂、三厂、四厂、马头电厂等企业的建设中。1983年光荣退休，为新中国初期的经济恢复、为邯郸的基础工业建设，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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