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几点回忆
李一帆
一、丁树本从抗日到反共的始末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蒋介石仍坚持“先安内而后攘外”的不抵抗主义，国民党在河北的军队和地方机关的大小官员，不顾人民的死活，象决堤的洪水向南奔流。日寇得以长驱直入，华北失守，广大人民很快沦于敌人的铁蹄之下。此时，国民党河北省濮阳（今属河南省）专区专员丁树本，没有向南逃跑，并声言要抗日救国。因此，他受到中共直南特委的支持及当地人民的拥护。
1938年2月9日，侵华日军进攻到濮阳县城，时间不久又退走了。因濮阳、清丰、南乐、东明、长恒一带未驻日军，丁树木、陈明韶打着抗日的旗号，在此地扩建了第一、第二两个旅，番号是“冀鲁豫保安军”，丁任司令，陈任副司令。人们称其部队为“丁陈部队”。我党为了与丁陈联合抗日和他建立了统一战线。丁树本在我党的帮助和群众爱国热情的影响下，提出了“抗战到底、统一战线、军民合作”的三个主张。
我们与丁陈建立统一战线的初期，双方合作的很好。如两军同驻一个村庄，同唱国共合作歌曲，对日寇作战打了胜仗，互相进行慰问和鼓励。当时，各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很快建立起“抗日救国会”，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抗日歌声、抗日标语、漫画，村村可闻可见。军民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
1938年春，冀鲁豫保安军副司令陈明韶带一连部队（从二旅借的），驻的南乐县北张村，一面筹建大名县政府，一面动员青年群众参军参战，很快筹建起第三旅，陈明韶兼任旅长，还兼任着大名县县长。
大名县三区（今魏县）的第二区救国会主任李荆园（现名李介夫），派我去南乐县梁村找救国总会。我到那里后，总会的刘同芳（我的七师同学）接见了我，他说：“陈明韶思想较为进步，对抗日还有积极性。他现在成立个第三旅，总会研究派你和陈镜三、冯洋舟同志去其三旅政治部工作。”他怕我思想不通，又说：“解蕴山同志已参加了陈明韶的政府，任民训科长”。在这年的五、六月间，我和陈镜三、冯洋舟一齐到陈的第三旅报了到。经过我们的工作，时间不长，把三旅政治部建立起来了。冯洋舟任组织科长、陈镜三任民运科长、我任宣传科长，后来的孙汉章任总务科长。政治部主任暂缺，副主任陈子敬，他在这里没有多少天就调走了。陈明韶宣布由我代政治部主任，仍兼任宣传科科长。
当时青年们的抗日热情很高，大名七师、十一中、五女师三处学校的学生纷纷来三旅政治部要求参加抗日工作。我们将其一部分充实政治部机关，一部分组织成宣传队。半年之后，第三旅正式编制了七、八、九三个团和一个特务营。政治部向各团、营连配备了政工干部，紧紧掌握着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深入进行着抗日、爱国、爱民教育。
1938年秋，风云突变。蒋介石令卫立煌在洛阳开个反共会议，丁树本参加会议回来后，一反常态，由抗日变为反共，大讲“中国只有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并向其部队宣告今后我们受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领导，断绝与共产党来往，禁止再提我讲的三大主张。”从此，他自食其言，背信弃义，破坏统一战线，干起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充分暴露了旧官僚旧军阀的反革命真面目。国民党政府很快给他派来一个极端反动的政治部主任安敦信，把原来我党派入的政治部主任罗士高、副主任晁哲甫都免了职，仅将其安排个参议室参议员，成为挂虚名的闲员。安敦信又给三旅派来个姓王（名字记不清了）的政治部主任，原来三旅政治部的负责人、宣传队、各团和连队的政工人员都被停止了工作，并受他们的白眼和欺压。陈明韶与丁树本的态度不完全相同，他对我们原来的政工人员还较为公正。如1939年后，三旅七团团长丁培尧（丁树本亲侄儿）找陈旅长报告说：“我七团有一个连指导员权雳霆把枪弄跑了，要求旅长按军法处治。”陈旅长叫我和陈镜三同他一起去参加七团的会议，会场在一个庙院里，我们到会场坐下后，陈明韶向丁培尧说：“你们是怎么样的事，现在说说吧。”丁培尧向一个连长递个眼色，那个连长立即会意，随即大声说：“请旅长问问权指导员把枪弄到哪里去啦！”又一个军人接着说：“政工人员经常教育别人，他自己已把武器弄跑了，这是件大事，应严加惩处！”又有几个士兵嘶哑着嗓子有气无力地喊：“应该枪毙！”陈旅长指指权指导员说：“你讲讲情况吧。”权雳霆站起来说：“好，我说说吧，那天夜里行军，在一个村庄东头庙院里休息，我将枪靠在墙上解小便，解后转身回来取枪，枪不见了。”陈旅长听后，认为这完全是丁团长几个家伙捣鬼捉弄人，他愤愤地说：“丁团长你真胡闹，散会！”因有陈旅长主张正义，权指导员事后未受任何处分。
据我所知，陈明韶的第三旅建起后，直南特委负责人朱则民、四支队司令员唐哲民不断与陈接触，他们之间建立了友谊关系。后来陈明韶离开“丁部”到高树勋新八路军当军官。1945年，邯郸战役中，他与高树勋一同起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美援朝时他曾带兵赴朝与美军作战。1961年因患病住大连医院，不幸病故。
1939年5月间，我们听说丁树本要在濮阳县集训政工人员，还运员大家参加国民党。我不愿参加他们的集训班，更不愿招这样的麻烦，即给荆园写封信，要他通知救国总会，把我从丁部调回。荆园来信说：“你是要回来的，但现在不能回，你在那里有利于与丁树本作斗争。”果然时间不久，丁树本命令我们这些政工人员去濮阳城内参加集训。在开学典礼会上，丁树本讲话真是信口开河，胡说一气。他诬蔑“民先”是私生子，指责共产党把“擁護”二字简化成“拥护”，他向大家曲意地解释说：“他们共产党用你时，把你举起来耍弄，不用你时就把你推出门外。”他又说：“共产党把国家的‘国’字，简化成‘□’，里边成了空的，这样的国家还有什么可爱呢？”那个参谋长大讲“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大肆鼓吹蒋介石英明，“三民主义”正确。还有一个三青团的负责人武冠军，更是厚颜无耻，胡说共产党要消灭中国的方块文字等等。
丁树本下令，集训期间，不允许我们唱“国共合作进行曲”，但大家不听他那一套，只要有一个人暗中一示意，大家便一同高声唱起来。唱歌时大家故意把国民党三字唱得非常低沉，还带着哭腔；对共产党三个字，唱得高亢嘹亮。那些领导集训的反动家伙，看到众颜难犯，也无可奈何。在集训班里动员参加国民党的方法，都是在夜间进行个别谈话，对每人谈十分钟或半小时。他给我谈话时，我们互相谈了如下一些话：
他说：“你对三民主义有什么意见？”
我说：“我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
他说：“三民主义就是三民主义，没有不革命的三民主义。”
我说：“我拥护包括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它是孙中山先生对旧三民主义的补充和发展，完全符合当前世界的形势和革命的需要。”
他不耐烦地说：“你是否受了别人的宣传，希望你相信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不要胡听他人的宣传！”
我说：“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青年，我是爱国的，这是一般青年人的想法，而不是受别人的宣传。”
他说：“那好，我问你丁司令是否爱国、救国呢？”
我说：“是呀，正因为我拥护丁司令的三大主张，才来参加三旅。”
他说：“丁司令真了不起，他能果断地拥护中央政府和蒋委员长，坚信三民主义，你应像丁司令一样慷慨来参加国民党。”
我说：“现在国难当头，我坚决抗战到底，为抗日可牺牲一切，别的事，现在尚不考虑。”
他看我态度坚定，不是他们发展的对象，谈话就此停止。这次丁树本办集训班发展国民党员是失败的，三旅来参加集训的三十多人，只有一个宣传队员张香池参加了国民党。
集训班结束后，丁树本故意扬言，日寇集中几路大军来进攻濮阳，队伍要向远处转移，非战斗人员要马上解散。我们几位同志立即撤回，到冀南第三专署工作。丁树本在东明县与我军作战时，被俘。
二、日寇“五·二六”大扫荡
1943年5月26日，侵华日军从安阳、邯郸、大名等处调集兵力一万余人，对我魏县、漳河县举行大扫荡。我们称“五·二六”反扫荡。日军被打死打伤七百多人，我军和一些地方机关的同志在与敌人拼杀中也有不少人牺牲。
1943年5月19日至25日，冀南一地委、一专署、一军分区和二十团在漳河县郝村召开联席会议。参加人员有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县大队大队长、野战部队的团长、政委。与会人员分别住在郝村、南北台头、甘固等几个村庄。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如何保护群众的麦收问题。大会结束后，我和县委书记田光涛同志当晚即返回魏县。当我走到郭街村时，碰着路南支队政委张西山，他说：“我正想找你，遇见了，今夜我去六区给部队开会，宣布路南支队升级，由地方游击队，改编为正规军，请你去参加会议，作个优待军属的发言，给战士鼓鼓劲。”我说：“那好吧，咱一起去。”半夜时分，我随路南支队出发了，他们在前，县公安队带着犯人在后，我与一位警卫员在最后。行军路线是从蔡小庄村南横过魏（魏城镇）、申（申村）公路，向东去。我们快走至过路地点，从野胡拐敌人炮楼上打过来两发炮弹，有个路南支队的炊事员躲进麦田里，我怕他掉队，去叫他快跟上队伍。那时部队行军神速，这时已看不见队伍了，我即加快步伐急急向前追赶，突然碰到一个木桩，才知道已走至漳河桥下，转身往桥南去过路，见前面有几个人影，我以为是路南支队的战士接我过路，便走在他们面前低声说：“自己人，别误会。”我一伸手摸着了对面人的胳膊，那人抽出发亮的指挥刀劈头向我砍来，还说了声日本话。我把身上披的大棉袄一扔，回身就往北跑，跟随我的警卫员用手枪向敌人打了一梭子弹。我跑了几步掉进了封锁沟里，沟内全是齐腰深的淤泥，挣扎了很久才爬上了岸，急忙藏在麦田里，有两个日本军官从我身旁走了过去。黎明时我抬头一看，在我东南二百米处有鬼子在说话。我在此种危险情况下，下决心向西南走去，如敌人用枪打，就钻麦垅，不打枪就向前走。约走了一里多路，看见一位看护小麦的农民，他十分惊讶地说：“唉呀，这不是李县长吧？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我说：“昨晚过路，因敌人封锁没有过去，掉进了大沟里。”那人说：“现在情况危急，你快到我家去。”到他家让我换上他的衣服，又给我一条破毛巾扎在头上，打扮成一个农民。这时听着村外已响起枪声，敌人从东边过来进了村。
他说：“在家里不保险，咱快走！”
我说：“去哪里保险呀？”
他说：“咱们到村外边，那里人多，你可以混过去。”
我跟着他到村外，与农民一起看鬼子在这里路过。有不少农民认识我，为了保密，谁也不讲一句话。鬼子一队队，一排排从东向西走过去，我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外，这才松了口气。敌人合围的地方，是我们昨天开会的郝村一带。第二天，魏县四区的同志找到我说麦田里死尸很多如何办？我向他们说：“敌人扫荡尚未结束，你们回去要发动群众对伤员不管伤势轻重要进行抢救，对尸体要掩埋。为了安全，白天埋尸体，夜间抬伤员。”
这时，虽然我在群众的帮助下脱了险，但路南支队、公安队、警卫员都不知道他们哪里去了。第三天，我的警卫员安全的回来啦，他说：“那天路南支队也没有过去路，驻在前红庙村，公安队隐藏在蔡小庄地洞内，都没有吃敌人的亏。”我心里非常高兴。这次敌人扫荡从5月26日至28日，连续扫荡三天，是冀南抗日战争期间最严重的一次。
日寇扫荡结束后，获息冀南第一专署专员解蕴山、专署秘书主任王玉修、分区参谋长郑学前、二十团团长徐绍恩、政委李士英等领导同志与敌人战斗中壮烈牺牲，地委书记吴建初被俘，心里万分悲痛。
我对这次“五·二六”反扫荡，有两点体会，一是地委、专署、分区，二十团的首长，在郝村召开的联席会议开的时间太长，人数多、目标大，保密工作、监视敌人动向和情报工作，搞得都不够认真细致，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训。二是漳河、魏县的地方干部损失不大，我身处险境而又脱险，主要有群众的保护，我们的干部与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鱼水关系。
三、艰苦环境兴诗篇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有的人消沉、有的人妥协逃跑，还有个别人投敌叛变，他们都是非革命者。凡是真正的革命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旺盛的革命乐观情绪。那么，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能视死如归、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乐观情绪，就需要有一定的革命理论基础，有了革命理论，才能有革命觉悟，有了革命觉悟，才能树立钢铁般的革命决心，有了坚强的革命决心，才能有大无畏的胆略，有了胆量，才能与敌斗争，不怕牺牲。这是我在长期革命斗争和抗日战争中的深刻体会。
魏县在1942年至1943年间，是抗击日寇最艰苦的时期。这两年日本鬼子扫荡特别频繁，双方斗争异常激烈，又有严重的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十分困难。这时我在魏县当抗日县长，路南支队也是1942年建立起来的一支地方武装，它的活动范围主要在魏县境内，归冀南第一军分区领导。分区副司令员李大磊经常随该支队活动。我当时虽是地方的县长，也常随李司令员和支队政委张西山一起打游击。我们三个都是大名七师同学，彼此很熟悉。当时虽环境艰苦，但我们经常说说笑笑，不觉苦，也不觉险，后来我们发展到作“打油诗”取乐。
有一天上午，我在六区岸上村碰到路南支队政委张西山，他说：“县长来了，今天我请客。”那时所谓请客，最多是炒几个鸡蛋。一个在外边放哨的战士跑来向张政委说：“一大群敌人从西边弯着腰过来了！”张政委马上给部队下令作好战斗准备，并让我快向东南李家口村去躲避，我们也准备向那里去。我与警卫员跑出村外二里路回头望望岸上村，人们没有动，如果敌人来了，村里老百姓也要向外跑的，部队也未出动，可能是误会。我又回到岸上村，午饭已过，张西山把准备请客的鸡蛋一个吃了。大家在谈笑中，作起诗来：
站岗同志太慌张，
不该害怕一群羊。
县长跑到东南地，
政委鸡蛋吃个光。
又有一天夜间，我起来解小便，见房东屋里有灯光，并有人大声哼哼，像患了重病。我告诉张政委，他立即将卫生员叫来给房东治病。房东笑着说：“没人生病，是弟媳生孩子。”我们又作起诗来：
半夜起来去出恭，
听到有人大声哼。
误认房东得了病，
原来是喜添个丁。
军分区司令员桂干生率部队驻在旧魏县村，我和李大磊、张西山前去找他，太阳快落山时，日军包围了旧魏县村。桂司令说你们人少、目标小，出村向北去，我率部队涉水向西南突围。于是我们六个人（包括三名警卫员），分成两组向村北走去，看到一个日本兵在地上爬着端着枪，枪口对着村内。我们说着话，大摇大摆从他身边走了过去，行走不多远，前面又有一个炮楼，天不黑向外打着探照灯。因其大部人马去包围旧魏县村，炮楼内留人肯定不会多。于是，我们不慌不忙，从距炮楼二百米远的小路上走了过去，并一边走，一边作诗：
装腔装势日本兵，
小蛇吞象不可能。
待到抗日胜利时，
你不逃跑算英雄。
我与李大磊、张西山在一块打游击的时间约有一年半，作了不少打油诗。后来田光涛知道了，给我们起个外号叫“诗怪”。他说历史上的名诗人有“诗仙”、“诗圣”、“诗鬼”，你们只能叫“诗怪”了。名字虽不好听，但你们的革命乐观主义是好的，等到抗战胜利后，咱要出一本诗集。
四、一个短命的国民党大名县政府
1947年初，国民党军打内战，占去了大名城，随即建立一个反动的大名县政府，魏县王庄村国民党员刘麟瑞当了县长，张仕望村高卓如当了县党部书记长，砖井村尹济美当了教育科长，他们公开与人民为敌。逃亡地主纷纷卷土重来，威胁群众。如砖井村地主分子尹超群对抗日干部李励生祖父说：“小生得（励生乳名）不听我的话，死活跟着八路军跑，现在看他还向哪里跑，快叫他回来吧……”申庄村地主分子申璋向群众说：“崔也冲李老佩的三个儿子都在八路军里工作，他还说打走了日本鬼子，中国也不是中央军的天下，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天下，我看他高兴的太早了！”地主武装还乡团更为凶恶，一方面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谁分他家一斗粮，要倒二斗、三斗。另一方面大肆搜捕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有不少村的农会干部被杀害、被活埋。
这个国民党大名新政府，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仅建立起一个月时间，国民党邱清泉军在河南省滑县被我一二九师打败，向南逃跑，他们也不得不随败军南逃。那个当了一个月县长的刘麟瑞没有走，偷偷潜伏在家，等待国民党军重返回来，以便东山再起，不断国民党军在各个战场上都节节败退，再进攻过来已无希望，又害怕群众对自己的罪恶不予原谅，即投井自杀。尹济美逃跑到河南省安阳县，与他老婆一同在农村当了小学教员。因他俩都在省立师范毕业，教小学还是胜任的。他们退休以后，一直在安阳居住。我们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只要他们重新做人，又无重大民愤，是会给其生活出路的。
（李一帆同志是魏县泊口乡崔也冲村人，抗日战争时期任魏县抗日政府县长，后来调中央工作，任过驻越南大使馆参赞，现已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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