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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几点回忆

时间:2022-11-08 09:51:39  来源:邯郸文化网  作者:李一帆  浏览: 分享:

 

我的几点回忆

 

李一帆

 

一、丁树本从抗日到反共的始末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蒋介石仍坚持“先安内而后攘外”的不抵抗主义,国民党在河北的军队和地方机关的大小官员,不顾人民的死活,象决堤的洪水向南奔流。日寇得以长驱直入,华北失守,广大人民很快沦于敌人的铁蹄之下。此时,国民党河北省濮阳(今属河南省)专区专员丁树本,没有向南逃跑,并声言要抗日救国。因此,他受到中共直南特委的支持及当地人民的拥护。

 

 

1938年2月9日,侵华日军进攻到濮阳县城,时间不久又退走了。因濮阳、清丰、南乐、东明、长恒一带未驻日军,丁树木、陈明韶打着抗日的旗号,在此地扩建了第一、第二两个旅,番号是“冀鲁豫保安军”,丁任司令,陈任副司令。人们称其部队为“丁陈部队”。我党为了与丁陈联合抗日和他建立了统一战线。丁树本在我党的帮助和群众爱国热情的影响下,提出了“抗战到底、统一战线、军民合作”的三个主张。

 

 

我们与丁陈建立统一战线的初期,双方合作的很好。如两军同驻一个村庄,同唱国共合作歌曲,对日寇作战打了胜仗,互相进行慰问和鼓励。当时,各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很快建立起“抗日救国会”,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抗日歌声、抗日标语、漫画,村村可闻可见。军民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

 

 

1938年春,冀鲁豫保安军副司令陈明韶带一连部队(从二旅借的),驻的南乐县北张村,一面筹建大名县政府,一面动员青年群众参军参战,很快筹建起第三旅,陈明韶兼任旅长,还兼任着大名县县长。

 

 

大名县三区(今魏县)的第二区救国会主任李荆园(现名李介夫),派我去南乐县梁村找救国总会。我到那里后,总会的刘同芳(我的七师同学)接见了我,他说:“陈明韶思想较为进步,对抗日还有积极性。他现在成立个第三旅,总会研究派你和陈镜三、冯洋舟同志去其三旅政治部工作。”他怕我思想不通,又说:“解蕴山同志已参加了陈明韶的政府,任民训科长”。在这年的五、六月间,我和陈镜三、冯洋舟一齐到陈的第三旅报了到。经过我们的工作,时间不长,把三旅政治部建立起来了。冯洋舟任组织科长、陈镜三任民运科长、我任宣传科长,后来的孙汉章任总务科长。政治部主任暂缺,副主任陈子敬,他在这里没有多少天就调走了。陈明韶宣布由我代政治部主任,仍兼任宣传科科长。

 

 

当时青年们的抗日热情很高,大名七师、十一中、五女师三处学校的学生纷纷来三旅政治部要求参加抗日工作。我们将其一部分充实政治部机关,一部分组织成宣传队。半年之后,第三旅正式编制了七、八、九三个团和一个特务营。政治部向各团、营连配备了政工干部,紧紧掌握着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深入进行着抗日、爱国、爱民教育。

 

 

1938年秋,风云突变。蒋介石令卫立煌在洛阳开个反共会议,丁树本参加会议回来后,一反常态,由抗日变为反共,大讲“中国只有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并向其部队宣告今后我们受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领导,断绝与共产党来往,禁止再提我讲的三大主张。”从此,他自食其言,背信弃义,破坏统一战线,干起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充分暴露了旧官僚旧军阀的反革命真面目。国民党政府很快给他派来一个极端反动的政治部主任安敦信,把原来我党派入的政治部主任罗士高、副主任晁哲甫都免了职,仅将其安排个参议室参议员,成为挂虚名的闲员。安敦信又给三旅派来个姓王(名字记不清了)的政治部主任,原来三旅政治部的负责人、宣传队、各团和连队的政工人员都被停止了工作,并受他们的白眼和欺压。陈明韶与丁树本的态度不完全相同,他对我们原来的政工人员还较为公正。如1939年后,三旅七团团长丁培尧(丁树本亲侄儿)找陈旅长报告说:“我七团有一个连指导员权雳霆把枪弄跑了,要求旅长按军法处治。”陈旅长叫我和陈镜三同他一起去参加七团的会议,会场在一个庙院里,我们到会场坐下后,陈明韶向丁培尧说:“你们是怎么样的事,现在说说吧。”丁培尧向一个连长递个眼色,那个连长立即会意,随即大声说:“请旅长问问权指导员把枪弄到哪里去啦!”又一个军人接着说:“政工人员经常教育别人,他自己已把武器弄跑了,这是件大事,应严加惩处!”又有几个士兵嘶哑着嗓子有气无力地喊:“应该枪毙!”陈旅长指指权指导员说:“你讲讲情况吧。”权雳霆站起来说:“好,我说说吧,那天夜里行军,在一个村庄东头庙院里休息,我将枪靠在墙上解小便,解后转身回来取枪,枪不见了。”陈旅长听后,认为这完全是丁团长几个家伙捣鬼捉弄人,他愤愤地说:“丁团长你真胡闹,散会!”因有陈旅长主张正义,权指导员事后未受任何处分。

 

 

据我所知,陈明韶的第三旅建起后,直南特委负责人朱则民、四支队司令员唐哲民不断与陈接触,他们之间建立了友谊关系。后来陈明韶离开“丁部”到高树勋新八路军当军官。1945年,邯郸战役中,他与高树勋一同起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美援朝时他曾带兵赴朝与美军作战。1961年因患病住大连医院,不幸病故。

 

 

1939年5月间,我们听说丁树本要在濮阳县集训政工人员,还运员大家参加国民党。我不愿参加他们的集训班,更不愿招这样的麻烦,即给荆园写封信,要他通知救国总会,把我从丁部调回。荆园来信说:“你是要回来的,但现在不能回,你在那里有利于与丁树本作斗争。”果然时间不久,丁树本命令我们这些政工人员去濮阳城内参加集训。在开学典礼会上,丁树本讲话真是信口开河,胡说一气。他诬蔑“民先”是私生子,指责共产党把“擁護”二字简化成“拥护”,他向大家曲意地解释说:“他们共产党用你时,把你举起来耍弄,不用你时就把你推出门外。”他又说:“共产党把国家的‘国’字,简化成‘□’,里边成了空的,这样的国家还有什么可爱呢?”那个参谋长大讲“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大肆鼓吹蒋介石英明,“三民主义”正确。还有一个三青团的负责人武冠军,更是厚颜无耻,胡说共产党要消灭中国的方块文字等等。

 

 

丁树本下令,集训期间,不允许我们唱“国共合作进行曲”,但大家不听他那一套,只要有一个人暗中一示意,大家便一同高声唱起来。唱歌时大家故意把国民党三字唱得非常低沉,还带着哭腔;对共产党三个字,唱得高亢嘹亮。那些领导集训的反动家伙,看到众颜难犯,也无可奈何。在集训班里动员参加国民党的方法,都是在夜间进行个别谈话,对每人谈十分钟或半小时。他给我谈话时,我们互相谈了如下一些话:

他说:“你对三民主义有什么意见?”

我说:“我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

他说:“三民主义就是三民主义,没有不革命的三民主义。”

我说:“我拥护包括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它是孙中山先生对旧三民主义的补充和发展,完全符合当前世界的形势和革命的需要。”

他不耐烦地说:“你是否受了别人的宣传,希望你相信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不要胡听他人的宣传!”

我说:“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青年,我是爱国的,这是一般青年人的想法,而不是受别人的宣传。”

他说:“那好,我问你丁司令是否爱国、救国呢?”

我说:“是呀,正因为我拥护丁司令的三大主张,才来参加三旅。”

他说:“丁司令真了不起,他能果断地拥护中央政府和蒋委员长,坚信三民主义,你应像丁司令一样慷慨来参加国民党。”

我说:“现在国难当头,我坚决抗战到底,为抗日可牺牲一切,别的事,现在尚不考虑。”

 

 

他看我态度坚定,不是他们发展的对象,谈话就此停止。这次丁树本办集训班发展国民党员是失败的,三旅来参加集训的三十多人,只有一个宣传队员张香池参加了国民党。

 

 

集训班结束后,丁树本故意扬言,日寇集中几路大军来进攻濮阳,队伍要向远处转移,非战斗人员要马上解散。我们几位同志立即撤回,到冀南第三专署工作。丁树本在东明县与我军作战时,被俘。

 

 

二、日寇“五·二六”大扫荡

 

 

1943年5月26日,侵华日军从安阳、邯郸、大名等处调集兵力一万余人,对我魏县、漳河县举行大扫荡。我们称“五·二六”反扫荡。日军被打死打伤七百多人,我军和一些地方机关的同志在与敌人拼杀中也有不少人牺牲。

 

 

1943年5月19日至25日,冀南一地委、一专署、一军分区和二十团在漳河县郝村召开联席会议。参加人员有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县大队大队长、野战部队的团长、政委。与会人员分别住在郝村、南北台头、甘固等几个村庄。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如何保护群众的麦收问题。大会结束后,我和县委书记田光涛同志当晚即返回魏县。当我走到郭街村时,碰着路南支队政委张西山,他说:“我正想找你,遇见了,今夜我去六区给部队开会,宣布路南支队升级,由地方游击队,改编为正规军,请你去参加会议,作个优待军属的发言,给战士鼓鼓劲。”我说:“那好吧,咱一起去。”半夜时分,我随路南支队出发了,他们在前,县公安队带着犯人在后,我与一位警卫员在最后。行军路线是从蔡小庄村南横过魏(魏城镇)、申(申村)公路,向东去。我们快走至过路地点,从野胡拐敌人炮楼上打过来两发炮弹,有个路南支队的炊事员躲进麦田里,我怕他掉队,去叫他快跟上队伍。那时部队行军神速,这时已看不见队伍了,我即加快步伐急急向前追赶,突然碰到一个木桩,才知道已走至漳河桥下,转身往桥南去过路,见前面有几个人影,我以为是路南支队的战士接我过路,便走在他们面前低声说:“自己人,别误会。”我一伸手摸着了对面人的胳膊,那人抽出发亮的指挥刀劈头向我砍来,还说了声日本话。我把身上披的大棉袄一扔,回身就往北跑,跟随我的警卫员用手枪向敌人打了一梭子弹。我跑了几步掉进了封锁沟里,沟内全是齐腰深的淤泥,挣扎了很久才爬上了岸,急忙藏在麦田里,有两个日本军官从我身旁走了过去。黎明时我抬头一看,在我东南二百米处有鬼子在说话。我在此种危险情况下,下决心向西南走去,如敌人用枪打,就钻麦垅,不打枪就向前走。约走了一里多路,看见一位看护小麦的农民,他十分惊讶地说:“唉呀,这不是李县长吧?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我说:“昨晚过路,因敌人封锁没有过去,掉进了大沟里。”那人说:“现在情况危急,你快到我家去。”到他家让我换上他的衣服,又给我一条破毛巾扎在头上,打扮成一个农民。这时听着村外已响起枪声,敌人从东边过来进了村。

 

他说:“在家里不保险,咱快走!”

我说:“去哪里保险呀?”

他说:“咱们到村外边,那里人多,你可以混过去。”

 

 

我跟着他到村外,与农民一起看鬼子在这里路过。有不少农民认识我,为了保密,谁也不讲一句话。鬼子一队队,一排排从东向西走过去,我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外,这才松了口气。敌人合围的地方,是我们昨天开会的郝村一带。第二天,魏县四区的同志找到我说麦田里死尸很多如何办?我向他们说:“敌人扫荡尚未结束,你们回去要发动群众对伤员不管伤势轻重要进行抢救,对尸体要掩埋。为了安全,白天埋尸体,夜间抬伤员。”

 

 

这时,虽然我在群众的帮助下脱了险,但路南支队、公安队、警卫员都不知道他们哪里去了。第三天,我的警卫员安全的回来啦,他说:“那天路南支队也没有过去路,驻在前红庙村,公安队隐藏在蔡小庄地洞内,都没有吃敌人的亏。”我心里非常高兴。这次敌人扫荡从5月26日至28日,连续扫荡三天,是冀南抗日战争期间最严重的一次。

 

 

日寇扫荡结束后,获息冀南第一专署专员解蕴山、专署秘书主任王玉修、分区参谋长郑学前、二十团团长徐绍恩、政委李士英等领导同志与敌人战斗中壮烈牺牲,地委书记吴建初被俘,心里万分悲痛。

 

 

我对这次“五·二六”反扫荡,有两点体会,一是地委、专署、分区,二十团的首长,在郝村召开的联席会议开的时间太长,人数多、目标大,保密工作、监视敌人动向和情报工作,搞得都不够认真细致,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训。二是漳河、魏县的地方干部损失不大,我身处险境而又脱险,主要有群众的保护,我们的干部与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鱼水关系。

 

 

三、艰苦环境兴诗篇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有的人消沉、有的人妥协逃跑,还有个别人投敌叛变,他们都是非革命者。凡是真正的革命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旺盛的革命乐观情绪。那么,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能视死如归、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乐观情绪,就需要有一定的革命理论基础,有了革命理论,才能有革命觉悟,有了革命觉悟,才能树立钢铁般的革命决心,有了坚强的革命决心,才能有大无畏的胆略,有了胆量,才能与敌斗争,不怕牺牲。这是我在长期革命斗争和抗日战争中的深刻体会。

 

 

魏县在1942年至1943年间,是抗击日寇最艰苦的时期。这两年日本鬼子扫荡特别频繁,双方斗争异常激烈,又有严重的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十分困难。这时我在魏县当抗日县长,路南支队也是1942年建立起来的一支地方武装,它的活动范围主要在魏县境内,归冀南第一军分区领导。分区副司令员李大磊经常随该支队活动。我当时虽是地方的县长,也常随李司令员和支队政委张西山一起打游击。我们三个都是大名七师同学,彼此很熟悉。当时虽环境艰苦,但我们经常说说笑笑,不觉苦,也不觉险,后来我们发展到作“打油诗”取乐。

 

 

有一天上午,我在六区岸上村碰到路南支队政委张西山,他说:“县长来了,今天我请客。”那时所谓请客,最多是炒几个鸡蛋。一个在外边放哨的战士跑来向张政委说:“一大群敌人从西边弯着腰过来了!”张政委马上给部队下令作好战斗准备,并让我快向东南李家口村去躲避,我们也准备向那里去。我与警卫员跑出村外二里路回头望望岸上村,人们没有动,如果敌人来了,村里老百姓也要向外跑的,部队也未出动,可能是误会。我又回到岸上村,午饭已过,张西山把准备请客的鸡蛋一个吃了。大家在谈笑中,作起诗来:

 

站岗同志太慌张,

不该害怕一群羊。

县长跑到东南地,

政委鸡蛋吃个光。

 

又有一天夜间,我起来解小便,见房东屋里有灯光,并有人大声哼哼,像患了重病。我告诉张政委,他立即将卫生员叫来给房东治病。房东笑着说:“没人生病,是弟媳生孩子。”我们又作起诗来:

 

半夜起来去出恭,

听到有人大声哼。

误认房东得了病,

原来是喜添个丁。

 

 

军分区司令员桂干生率部队驻在旧魏县村,我和李大磊、张西山前去找他,太阳快落山时,日军包围了旧魏县村。桂司令说你们人少、目标小,出村向北去,我率部队涉水向西南突围。于是我们六个人(包括三名警卫员),分成两组向村北走去,看到一个日本兵在地上爬着端着枪,枪口对着村内。我们说着话,大摇大摆从他身边走了过去,行走不多远,前面又有一个炮楼,天不黑向外打着探照灯。因其大部人马去包围旧魏县村,炮楼内留人肯定不会多。于是,我们不慌不忙,从距炮楼二百米远的小路上走了过去,并一边走,一边作诗:

 

装腔装势日本兵,

小蛇吞象不可能。

待到抗日胜利时,

你不逃跑算英雄。

 

我与李大磊、张西山在一块打游击的时间约有一年半,作了不少打油诗。后来田光涛知道了,给我们起个外号叫“诗怪”。他说历史上的名诗人有“诗仙”、“诗圣”、“诗鬼”,你们只能叫“诗怪”了。名字虽不好听,但你们的革命乐观主义是好的,等到抗战胜利后,咱要出一本诗集。

 

 

四、一个短命的国民党大名县政府

 

 

1947年初,国民党军打内战,占去了大名城,随即建立一个反动的大名县政府,魏县王庄村国民党员刘麟瑞当了县长,张仕望村高卓如当了县党部书记长,砖井村尹济美当了教育科长,他们公开与人民为敌。逃亡地主纷纷卷土重来,威胁群众。如砖井村地主分子尹超群对抗日干部李励生祖父说:“小生得(励生乳名)不听我的话,死活跟着八路军跑,现在看他还向哪里跑,快叫他回来吧……”申庄村地主分子申璋向群众说:“崔也冲李老佩的三个儿子都在八路军里工作,他还说打走了日本鬼子,中国也不是中央军的天下,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天下,我看他高兴的太早了!”地主武装还乡团更为凶恶,一方面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谁分他家一斗粮,要倒二斗、三斗。另一方面大肆搜捕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有不少村的农会干部被杀害、被活埋。

 

 

这个国民党大名新政府,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仅建立起一个月时间,国民党邱清泉军在河南省滑县被我一二九师打败,向南逃跑,他们也不得不随败军南逃。那个当了一个月县长的刘麟瑞没有走,偷偷潜伏在家,等待国民党军重返回来,以便东山再起,不断国民党军在各个战场上都节节败退,再进攻过来已无希望,又害怕群众对自己的罪恶不予原谅,即投井自杀。尹济美逃跑到河南省安阳县,与他老婆一同在农村当了小学教员。因他俩都在省立师范毕业,教小学还是胜任的。他们退休以后,一直在安阳居住。我们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只要他们重新做人,又无重大民愤,是会给其生活出路的。

(李一帆同志是魏县泊口乡崔也冲村人,抗日战争时期任魏县抗日政府县长,后来调中央工作,任过驻越南大使馆参赞,现已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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