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三为本文作者李春雷
民间抗战随笔
李春雷
2005年，在辗转几千公里的采访中，我曾多次听到抗战老人们绘声绘色地讲述那个特殊的时代。我当时已是快40岁的人了，自谓也见识过不少世面，但当我听到那一幕幕鲜活的故事后，心底里仍然会有一阵阵的颤动。
那是一个完全的农业时代，没有我们当下熟悉的现代化的一切，那是一个与我们的感觉和想象完全炯异的世界，在那里，民间百姓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氛围与100年前甚或1000年前没什么大的差别……
黄土，黄土，层层叠叠的黄土，拥堵了他们的生活和视野。帮助他们的是黄土，阻碍他们的仍是黄土，生养他们的是黄土，埋葬他们的仍是黄土。他们拥有的，是一涡无知中的宁静。而这种宁静，毋宁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悲哀了。
抛开正义与非正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政治学定义，仅从经济学范畴来说，这是一场先进的工业国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之间的战争。
两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水平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差别与差别的碰撞，就是本书中的一个个新异的故事，就是本文中的一个个奇特的画面……
现在，老印象、老照片之类的图书很畅销，建筑界也时兴仿古造古，在这里，我试图把抗战期间的这些原汁原味的画面描述给大家，使大家能感受一下那个时代的气息，权当在时空隧道里来一次视觉回游吧。
空室清野
民国三十一年阴历四月初八这一天，涉县偏城村庙会。晚上，村里高搭戏台，演出山西落子《三娘教子》。锣鼓钹钗正敲打得热闹，突然，抗日村长陈良举着手枪，气喘吁吁地就跑上了台，喊道：“狗日的日本来了，快回家空室清野！”
一刹间，全村就乱了。
家家户户院里点着一堆火，照得满院亮堂堂，男人们赶紧和泥，用土坯把街门垒死，（平时早就垒小了的，只能过驴子骡子，遇扫荡，易于垒实）。女人们则收拾贵重东西，放到村外自家的秘密窑洞里。
村里的报警锣声响个不停，民兵们在街上跑着喊：“鬼子出了阳邑，正顺着路往西开，这回扫荡时间长，各户多带口粮。”接着，是老人孩子的哭喊声，毛驴和牛们的嘶叫声，还有谁家的妇女抱着鸡，夜里的鸡叫声很急很响。但没有狗咬声，近两年，村里没谁再养狗了，上边说，这是为了民兵和八路军行动方便。如果有狗，夜里稍有响动，狗们就乱喊乱叫，岂不成了特务汉奸？
年老的小脚老太太最难安排了。带着走，走不动，留下来，要遭难，怎么办？只有埋在地下。埋在哪儿？梯田的堰边里。把梯田堰边的土扒开，挖出一个洞，把人放进去，上面用棍棒搭好，上边再盖上土，伪装好。因为堰边是石头垒的，透气，人窝在里边可以顶几天。只是吃饭屙尿在一起，憋得难受。
大部分的人们，是要跟着全家跑的，死也要在一起呀。妇人们、老人们、小孩子抓住驴尾巴、牛尾巴就往山上跑。此时牲口们也通人性，不踢不咬，跑一夜，汗淋淋的，明晃晃的。猪们、鸡们、羊们都顾不得了，留在院里，锁在屋里，听天由命吧。
在山里跑一天，谁也顾不上吃东西。傍晚时分，村长约定在河滩里见面，数点人数，谁家人被打死了，谁家妇女被糟蹋了，谁家的马丢了，牛丢了，都经统计上报。
每天都有被杀、被奸的人。
人们也麻木了。谁家出了事，遭了殃，也不哭了，只是闷闷地低着头，叹几口气。
天黑了，人们默默地牵着驴子、骡子，向附近的山洞走去。驴们骡们垂着头，尾巴上都拖着一块石头。为什么尾巴上拖石头？牲畜们毕竟不解人事，在关键时候胡乱嘶叫，往往暴露目标，酿成大祸。尾巴上坠上石块，就憋住了它们的气口，就叫不出声了。
然后就开始做饭。
谁家都带着粮食、锅、被子、火石。到山沟里，找几块石头，支起锅，淘几勺沟水，拆几杈干树枝，引火造饭。有的人家忘了带锅盖，水怎么也烧不开，只得用棉袄捂住。一会儿，棉袄落进锅里，也被煮熟了，煮胀了……
更顾不得带菜，捋几把树叶，拔几束野菜，也不用水洗，在手上甩一甩，就扔进锅里。没有碗，拆几根树枝当筷子，先把锅里的野菜捞出吃完，然后，端起锅，全家人一个个传递着，喝汤。
汤里落满了星星，还有月亮，全吞进了肚里，仍是感到饿辘辘的，空荡荡的。
有时，全家人正“呼噜呼噜”地喝粥，猛地有人大喊：日本来了。
把锅一掀，拔腿就跑，黄黄的小米涂了半石板，全喂了蚂蚁。
1942年春节腊月底，日军趁根据地群众过阴历春节时，沿邯长大道扫荡。
除夕晚上，沿途各村群众不得不携老扶幼、背锅挑碗，进行空室清野。
不少老人回忆说，那天晚上逃避时，包好的饺子撒在了半路上，慌慌张张地从地上摸着黑捡。冰天雪地里，饺子冻成了石头，所以把一些小卵石也捡了起来。因此，大年初一黎明在野地里吃饺子时，锅里煮着不少小卵石块……
空屋清野最忌讳的是盗窃。
群众都上了山，离了家，家里的东西怎么办？村里早就号召每户在野外秘密挖一个洞，平时掩盖着，日军扫荡时就把贵重的东西放进去。
如果被日本人烧了抢了那算倒霉，可如果被村里人偷了怎么办？
民兵有严格的规定，一经发现就地枪毙。
涉县马布乡一康姓汉子饿急了，偷吃了别人田里的两穗玉米，被人发现，送到区上。区武工队写出布告，枪毙了。
还有一个妇女，别人空室清野时，偷了别人家一筐蓖麻籽，放在自家的山洞里，用玉茭杆挡着。后来被区公安员破案，关禁闭，也毙了。
当时，毙人权在县上，县里有一个司法科。山民们一般说不上来，也记不住，只是常常听说苏联有一个“莫斯科”，于是，村干部平时吓唬群众时就说：“谁也别偷东西啊，偷东西送你到莫斯科！”
所以，当时根据地里社会秩序良好，路不拾遗，偷盗现象只是极少数。
煤油、食盐和火柴
1943年3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发布一道训令：
“食盐、火柴、煤油、布匹、棉花、西药、硫磺、纸张、油墨等23种物品为禁运品，严禁以各种途径进入非治安区，此类商易活动一律停止，违者以通匪罪论处。”
西部山区根据地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
没有煤油怎么办？一般是用篦麻油替代，但篦麻油很贵重的，可以食用，谁舍得点灯？所以，夜晚照明，大多是点篝火或松明子，再就是把白白的篦麻仁串起来，这就有些类似蜡烛了。这样的时候，谁也不会浪费光明，和光明映照着的光阴。
后来不知谁发现，山上的柏枝可以熬油。把柏枝截成尺长，劈成片，竖放在大铁锅里，从上面点燃，再用石板和麻布捂住，让其发闷、发热。大锅下边捅一个小孔，放上盆罐，油自然就流下来了，黑亮亮的。这样的灯油点燃后，有一股淡淡的柏树味儿。
根据地群众晚上所用的光明，除小部来自煤油外，大部分当是来自这种柏油。
人不可无盐。没有海盐，只能自制土盐。找白色的盐碱地，或从崖头堰边弄来许多咸土，按柴灰40%和咸土60%的比例，把二者混合起来，用水过滤，再将滤水倒入铁锅。加热后，水中含有硝和盐的两种成份便逐渐分离，经去火冷却，硝质上漂，盐质下沉，最后除去杂硝，取出盐泥，再经过滤，便制成了土黄色的咸盐。
但这样制盐太费力了，而且所取的数量也太少。
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少吃盐，或不吃盐。
山里人，的确是好多家庭经常不吃盐的。有盐的家庭是颇受羡慕的，村民们在相互谈论时，常说：“咱和人家没法比，人家的碗里是有盐的。”
八路军机关干部经常分散下乡，临行时，可以申请每日三钱盐，折叠在纸里，插到帽沿上。到农家吃派饭时，山民家里是不吃盐的，本想把盐偷偷放入自己的碗里，但看到山民可怜，也就把盐撒进了大锅里，大家同咸。
一次，抗日政府在河滩上枪毙一个偷公粮的干部。行刑前，这个干部悄悄掏出一包东西扔到了地下，大家不知是什么。枪毙后才发现，是一簇盐。原来是家人探望时特意送的，要让他在临死前享享咸福。可见，盐是当时最高贵的奢侈品之一了。
西药治疗比中药来得快，可西药住在城里，如何通过重重封锁？
推着独轮车，扮成卖酱油醋的，木桶壁要制成双层的，不要制成上下两层，那样易被发现，这样在桶壁中可以夹藏。也可装扮成贩条帚的，帚把是空心的，可以装药。还可利用刺猬，把刺猬盛在大筐里，下边放死刺猬，肚里掏空，放药，上边放活刺猬，浑身尖刺刺的，鬼子不敢抓。回家后，山里的孩子们都没见过刺猬，活的刺猬爬满了院子，有的上了枣树，把枣儿弄掉地上，一古碌，扎到身上，搬运到偏静处，“吱吱”地咬，煞是有趣……
火柴封锁以后，太行山人普遍又拿起了祖先的火镰火石——最原始的取火工具。让铁匠打造一柄弯月似的火镰，从山上寻一块含铁量较大的石头，两相碰撞，溅出火星，再用特别细软的干草把火星引入，用嘴轻轻地吹，引燃，这就是火种。
往往从击打火镰，到燃起第一簇火苗，需要几分钟时间。如果火镰或火石老化，则耗时更多。所以，不少村里规定：一家有火，全村引燃。
每到做饭时，山村的石板街道里，到处是匆匆跑动着的来回引火的人们……
野菜、粗糠和虱子
生存实践中，根据地群众进一步认识和熟悉了一百多种野菜。
叶可食者：刺蓟菜、车前子、防风、牛舌头菜、麦兰苗、铁扫帚、山葱、山蒜、薄荷、山苋菜、莲茄、马丝菜、连翘、桔梗、蒲公英、褚叶、酸酸菜、楸叶、槐叶、杨叶、柳叶、椿叶、椒叶、黄莲叶、榆叶、柿叶……
叶和根俱可食者：野生姜、莠草籽、酸枣……
皮可食者：桑皮、柳树皮、榆树皮、玉茭帽子……
这些野物的吃法各不相同，有的需将茎叶摘下洗净煮熟之后，经过冷水浸泡数日，待苦味消尽之后方可食用；有的将菜叶腌成酸味后再行食用，这样有利于消毒；有的将菜叶晒至半干，压成菜饼，为日后长久食用储备。
新打回的篦麻叶，是不能吃的，需放进锅里煮熟，捞出来把水困净，捂进缸里，用泥巴将缸口封严，直到来年春天，拿出淘净，沤成酸菜，才能吃。整个工序是一个脱毒的过程；槐树叶子也有毒，牛吃了会闷嚼（不能反刍），人吃了会脸肿，有的连指头都会烂掉……
积年累月以野菜为主食，野菜中的毒素不断聚结于人体，因而大部分人出现浮肿，胖胖的，红红的，皮肤透明，似乎能看到肉皮下蠕动着的毛细血管。
仅靠野菜支撑的躯体是虚伪的，走不了路，更负不了重，走几十步就需躺在地上喘喘气。有时，走着走着，摔倒在地，就死去了。因而，路沟里经常可以看到肥肥胖胖的死尸，有的死尸时间长了，也无人收，肉都没了，只剩下衣服包着白森森骨头……
俗语说，三天不吃糠，肚里没主张。
糠是山民的主食。
山里人多种谷子，望天收，产量低，一亩地只收几十斤。谷穗毛茸茸的，籽粒却是瘪的，真正的米粒没多少，其实大多是糠。
产量低，还得交租，所剩无几，全家平时吃小米是不可能的了，只得吃糠。平时数着米粒下锅，直到过年时，才能敞开肚子吃上一顿纯小米饭。所以，平时家里即使存着半升小米，也要设法去富家换半缸粗糠回来。
糠有粗糠、细糠之分。谷穗在谷场上打下的第一层外壳，是包裹谷粒的，经风雨，晒太阳，粗糙干涩，是粗糠。碾盘上碾下的包裹米粒的糠，黄黄的，亮亮的，叫细糠。
不管粗糠细糠，基本上没什么营养，吃到肚里，不消化，拥塞到直肠，硬，像杏核，拉不出屎来。男人、女人都是这样，生疼，肛门流血。小孩们疼得嗷嗷哭，大人们只好用手指抠，用筷子撬。大人们只得自己动手了。大姑娘，小媳妇也是如此，蹲在厕所里，半天也出不来。
1942年秋天，元氏县抗日政府在旷村召开全县干部大会。与会人员大都“便秘”，会还没有散，不少人就坐立不安，会议无法正常进行。县长吴秋只好“对症下药”，号召大家开展一次“互助拉屎”活动。男女分开，自愿结对，大家都撅屁股拉屎，你帮我挖，我帮你掏，一点儿一点儿往外掏大便。所用的器械呢，就地取材，木棍、钥匙、筷子等，也有干脆用手指头的，只要是一头光滑的都可以用。
事后，一首快板书很快流传开来：“抗日战争真是难，拉屎如过鬼门关。吴县长，真是沾，拉不下屎来（号召）用钥匙剜。党政军民同甘苦，日本鬼子早完蛋！”
每人身上都有虱子和跳蚤，它们是那个时代里人类最亲近的朋友。由于没有化学毒杀药品，虱子、跳蚤的数目应该是人类数目的千倍万倍，爬满了世界。别说在前线打游击的人们，就是在延安窑洞里写文章的毛泽东，身上每天也爬着一个班的虱子和一个排的跳蚤，数目比他的警卫人员还要多。
所以，在八路军和游击队里，大家都称虱子和跳蚤为“抗日虫”。谁过不了这一关，谁就不是真正的抗日分子。
人们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个事项就是捉虱子、跳蚤。不少人只有一身棉衣，没有衬衣，也没有外衣。掀起棉衣，腿上爬满了跳蚤，密密麻麻的，像浓浓的汗毛。
把一脸盆水放在地上，把虱子和跳蚤捡出来，扔进去，然后集中杀死。
或点上一堆火，把棉衣向火中抖动，只听“吱吱吧吧”直响，像机枪点射。
最可恶的是一种生在阴部的阴虱，其外形像火蜘蛛，八角状，最难对付。虽然弯下腰来就能捕捉，无需人帮忙，但明人只能做暗事，须找一个背人的地方。八角虱阴较别的虱子短小而更有钻扎力，总是顺着阴毛往肉里扎，大半的身子扎进肉里，用手抠也很难抠出，直抠得虱血与人血混成一片，常把裤裆染红了，像女人来了例假。
最有效的办法当然是把衣服全煮一遍，但煮完晒干后，一两天就又传染遍了。后来干脆也没人煮了。
虱子多了不咬人，的确是这样。
不是不咬人，而是咬得麻木了，习惯了。
说虱子、跳蚤是抗日战士们最亲近的伴侣，实在是不过分的。很多的时候，它们还是战士们的小点心呢。最饥饿的冬天里，脸发青，眼发绿，心发暗，山上、地里、树上什么吃食也找不到了，只有这些虱子和跳蚤了。成群的战士、游击队员和民兵们躺在太阳下，贪婪地细致地在自己身上捕捉着虱子、跳蚤，然后认真地准确地送到嘴里。
“这才有营养呢，净是血，吃了补血。”说着，又捕到一个，像扔炒黑豆一样，扔进嘴里，“吱吱”地嚼着，津津有味……
纺妇暖太行
封锁造成封闭，也造成商机。
根据地与敌占区物品互缺，价格猛涨，差价巨大，这反而刺激了不少商人的投机欲望，在根据地周围的村镇里建立了更为秘密的货栈。只是交易的不是钱和货，而是以货易货。
边区政府派几个得力干部分任八路军商贸办事处主任，分别驻在周围的几个集镇上，与各方商人秘密联系，从武安阳邑、山西潞城、河南安阳等敌占区或边沿区，贩运粮食、棉花、布匹、咸盐、药品、香烟、煤油、犁铧、颜料等。同时，向外地推销本地出产的花椒、核桃、柿饼、黑枣、中药及其他山货……
双方商量好数量后，约定交易地点。
交易地点一般在封锁线附近交易，时间一般在黎明时。双方挥动火光，或装做几声鸡叫，确定暗号后，八路军架好机枪，骡子脚上捆上棉布，车轴上抹上篦麻油，头上去掉白毛巾，光着脚，快快交换……
最主要的是棉花。
没有棉花，就没有布匹，就没有军衣，就无衣越冬。
太行深山区，由于地高、天寒，不适合棉植。
除组织地下商人秘密贩运之外，边区政府还大量组织小商小贩到东部平原，利用晚上，利用亲戚、朋友关系，翻山越岭，走家串户，用自己的山货、小米和面换取棉花。
太行山东部平原乡村夜间的村街里，流传着这样一首小曲：
有花卖给根据地
莫让鬼子白抢去
有花卖给根据地
既有功来又有利
种花流了血和汗
西边换来米和面
……
大批棉花纷纷往山道上跑去。
但，有了棉花，又没有纺织技术。
以前太行山里的妇女仅会捻线。有一个谚语：“涉县婆娘不干活，胳肢窝夹着个捻线驼，走一走，驼一驼。”这样的捻线效率极低，仅用于缝衣被、织腰带和绑腿带之用。
怎么办？
政府号召，提供棉花，劝民纺织，纺一斤棉花得二斤小米。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一时间，从东部县嫁来的或讨荒要饭在山区落户的媳妇成了香饽饽，村里敲锣打鼓送红花，请她们教授技术。涉县城里村妇女梁秀英，是东部成安县人，从小会纺织，家中有一个破纺车。村公所就鼓励她大街头现场表演，一个人与5个本地捻线能手比赛。不到半个小时，梁秀英就纺了5个花卷，而当地5个妇女连一个花卷还没捻完。
男人席地而坐，纺花织布，这无论如何是要让人耻笑的。但更乐村村民赵九洲，却在政府的扶持下，开始学习纺织技术了。赵心灵手巧，学会后又教会全家。不长时间，他家纺织挣的小米，除自家食用外，还买了5亩地。
刹时间，赵九洲成为边区的名人。
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们都摇起了纺车。
风潮大起，风气大变，不长时间，纺妇满太行，人人变成了能手。开始一天只能纺二、三两棉，不长时间就能纺五、六两，两个月后，就能纺一斤了。
……
1943年的冬天，虽然是大雪封山，天寒地冻，但太行山的农村里却格外有生气，不论白天黑夜，时时处处都能听到“嗡嗡”的纺花声，一缕缕银线从纺妇们的手中抽出，盏盏昏暗的油灯，映照出太行山妇女顽韧的身影，
纺织工具少，人歇机不歇，长夜线不断，一灯如豆熬黎明。
纺织高手，不用点灯，只需一柱香头。
“嗡嗡”纺车声，响彻太行山。
不到一年时间，涉县95%妇女学会了纺织，达29750人，纺棉35万斤，织布36万平方尺。
纺织所得的白粗布，如何染色？
把白布和红胶泥一同放进锅里，煮，可得土黄色。橙黄色是用槐豆染的，同样是大锅煮……
这样的布染色后，分给农村妇女，让她们分头制作，报酬依然是小米。
由于是千家万户分头缝制的，所以，八路军的军装极不规范。我们在照片上可以看到，包括朱、彭、刘、邓一些高级领导人的服装也都是毛毛糙糙，鼓鼓囊囊，很不美观。
亲爱的野菜，狗日的蝗虫
挖野菜啰——
荒年的景象早就出现了。
度荒的准备早就开始了。
1942年10月，129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太行分局成立以边府主席杨秀峰为主任的救灾委员会，全权指挥救灾工作，并通令：凡救灾委员会发布的决定、指示、命令，各系统各部门均应毫无条件地执行。
救灾委员会的第一个通令：野菜代粮，备战备荒。
1943年春天麦黄的时候，全民出动，采挖野菜。
关于野菜，大体分三类：一是树叶，如槐树叶、杏树叶、柳树叶、杨树叶、椿树叶、椴树叶，再就是核桃絮、柳絮、榆钱和槐花；二是山野自生自灭的野苗，如猪猪鬃、灰灰苗、毛女菜、杏缨菜、苦苦菜、刺蓟菜、蒲公英、扫帚苗、马线菜、山苋菜、洋桃叶蔓，还有野莜麦、蒺藜、莠草的籽粒……三是庄稼的叶子，如红萝卜缨、白萝卜缨、蔓菁缨、黄豆和黑豆叶、豆荚秧……
树皮也算是另一种野菜。灾荒年，树们也真是受尽了苦，枝上的嫩叶刚刚绽开，就被人捋光了，再努力地长，又被捋了，直到秋后也没有长满。最倒霉的是树皮了，被剥得一片一片，木质部分露出来，白戗戗的，像是死人的骨头。
满山遍野，都是采野菜的人们，村外采完了，远途采。山腰采完了，山顶上采。边采边吃，双手被染绿了，嘴唇也被染绿了。
1943年七、八月间，山里更旱，涉县的许多山庄，连野菜也长不起来了。路边的野草也被旱死，焦黄的草叶散在地上，像一摊摊尖硬的鱼刺。
救灾委员会组织考察，决定各地灾民集中到清漳河两岸地区采集，指示漳河两岸群众要发扬互帮互助精神，对前来采菜的灾民给予方便，不得借口阻挠。要求各地民兵负责维持现场秩序，划分采集区域，安排食宿地段。
八月里，秋阳下，数万满脸菜色的灾民，拉着数千头瘦不禁风的牲口，携家带口，拿着炊具，牲口背上还驮着又脏又破的被褥，从数十里甚至上百里之外荒旱的山坡拥来，在一百多里长的清漳河两岸采撷野菜。阡陌交通之上，蠕动着蚂蚁般的人群，为了最低限的生存，他们在吮吸大地乳房的最后一点营养啊。
饥饿中的人们望着满地野草，无边无际的野草，眼都绿了，恨不得自己变成牛、羊、猪、驴，长出一付驴肺猪肠，痛痛快快地饱餐一顿啊。
秋霜下来的时候，每个灾民都储存了二、三百斤的过冬野菜。
家家户户，房下房下，晒的都是野菜。晒干后，一堆堆地码起来，直达屋顶，像储备牲畜的冬草一样。
这就是他们今冬的活命食粮。
人与牲畜已降为一个标准了。
民谚：“久旱出蝗虫”、“旱生蚂蚱涝生鱼”。
连续大旱，连年战争，人口流亡，土地摞荒，蝗卵孽生。尤其在黄河南岸国统区，由于
花园口黄河改道之后，旧河道一片滩涂，荒草丛生，年复一年，几年蝗蝻急剧孽长，如毒火燎原，逐成大害。
1943年4月，大批蝗虫从黄河南飞到黄河北，沿平汉线向两侧急剧扩展。
整个边区陷入一片浩浩的蝗虫世界中。
太阳不见了，庄稼不见了，道路不见了，爹娘不见了。
数以亿亿计的蝗虫们，大如谷穗、小如豇豆，有黄、绿和黄绿相嵌三种颜色，飞起来呼呼作响，如飓风暴雨，遮天蔽日，每群有二、三里宽，几十里长，甚至百余里。一旦落地，上下相拥，厚达一、二尺，甚至形成小山包。太行山上，布满了这样的“山包”；掉进水渠里，则相互拥抱，结成足球大小的疙瘩，随波浮沉。清漳河里，滚满了这样的虫球。
一起一落之间，庄稼全部吃光，树头大部压折。素称蝗虫不吃的作物如芝麻、绿豆、棉花叶，也照样吃，连苇子叶，野菜叶、野草叶也吃光了……
蝗虫过后，在土下留下一窝窝不易发现的虫卵，20天后便孵化出黑黝黝的蝗蝻。蚂蚁大小的蝗蝻踽踽地向一块聚拢，一会儿聚成一蛋，百个、千个、万个、千万个……最终变成几亩大的蝗山蝻海，风一吹动，汹涌起伏，犹如褐色海浪一样。
蝗蝻虽不会飞，却会弹跳，成群结队，大小相随，有组织性的向一个方向运动。蝗蝻几经蜕皮，颜色变幻，就长成飞蝗……
……
不少人饿死了，一些家里的炕上躺着两、三个死人，连埋葬的力气和悲痛的心情也没有了。
有不少人因绝望而亡。因无人善后，自缢者的尸体一直挂在房梁上或庭院中的树上，被风干了，被虫蛆噬咬完了，只剩下白森森的骷髅架子。
到处是黄蒿，从田野长到村街里，从村街里长到家院里，从家院里长到房屋里。屋顶早就塌陷了，角落里不时可见一堆堆的人骨头，相互缠绕，或拥在一起。无疑，原来那肯定是一家人了。
摇晃的地租
席卷太行山的减租减息运动是随着八路军到来的。
二五（25%）减租，分半（50%）减息。
这是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根本政策。
传统的土地制度、借贷制度，体现着一种赤裸裸的剥削，使得落后的农村里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矛盾丛生。新政策的实行，不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民，又团结了广大地主、富农，使全社会形成抗日的大合奏。
但这项工作推行的难度太大了。
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使大部分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农民们已经习惯于剥削。土地租佃契约多种多样，水地、旱地又分三六九等，交租比例各不相同，但过去大致是按五五交租，即收成的一半由佃户自留，一半交地主。生产工具自备，田赋杂税双方分摊。
佃户们从心底里盼着能把租额利息降下来，但当八路军真正实行减租减息的时候，他们又害怕了。
主要是怕变天。
八路军不是政府军，是起义军，蒋委员长才是真皇帝。蒋委员长不说话，八路军们在这里乱来，日后日本人退了，八路军走了，一切还不是从头来？倒霉的还是我们，到头来还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所以，白天开会时听八路军宣传，高兴一阵子，喊一阵子口号，晚上又害怕了。地是人家地主的，如果人家不让咱租，还是活不下去。怎么办？
天黑了，八路军回去了，佃户们回到家后，又后悔了，睡不着觉了。连夜带着老婆女儿，到地主家里，给地主下跪，道歉，说好话：“不是我要这样，是八路军这帮共匪要这样，主家，你看咋办？”
东江村某佃户买了一斤猪肉到地主家，央求明年继续租地，按老契约交租……
地主也犯愁了，现在是国难时期，八路军要抗日救国，公开顶撞是没道理的，也是要吃亏的。
于是，双方商量好，表面上按八路军的政策，契约上写明是二五减租，但秋后交租时，仍按原来契约执行。
明减暗不减，是当时的普遍现象。
……
1941年之后，随着各地抗日县政府的成立，特别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关于减租减息暂行办法》的颁布，减租减息运动才开始正规起来。
各地都搞了试点，发动村农会会员向地主、佃户讲解减租政策，再三表明这一政策是抗日期间的国策，是蒋委员长同意制订的，在国统区内一样在搞。
边区政策明确规定：只要佃户按协议交租，地主无权收回租种的土地。
各地对每一类土地评议了产量，规定了应交租额。缩小了斗量，把原来35斤斗改为28斤斗。
不少地方局面已经打开。不少农民大胆地面对自己的老东家，实实在在地进行减租减息了。
但减租减息是个系统工程，战争年代，敌我交错，昼退夜进，战局不稳，人心不定，也很难把此项工作进行到底，只有等到战局彻底好转。
每个村庄，都在缓慢却艰韧地进行着，即不能把地主、富农推向极端，维护统一战线，又要充分调动贫雇农的积极性。
乡村的热情，是一天天地高起来了。
印版为证
129师小部队刚进太行山时，靠阎锡山的地方政府供应军粮。
后来，八路军在一些村、区里站住了脚，民选了村长、区长，与当地原政府闹起了局部磨擦，本地的田赋、税务、公粮也不上交了，留作自己使用。
偶有军粮接济不上，就向大户借粮。正是乱世，不少富户、大户都希望在地方上有个武装靠山。青塔村一个张姓地主，一下子借给1000多斤，129师供给部打了个收条，还盖了个红章，张姓地主十分高兴，拿着红印章到处炫耀，声明粮食不要了，全部捐给八路军抗日。
国民党势力退出当地后，八路军全部改组了村、乡、县级机构，村设财政委员，区里设财政助理员，县里设财政科，层层丈量土地，测定产量，按比例合理地交纳抗日军粮。
租种地主的佃户不交公粮，由地主交纳。
村村设有公粮库，放在山洞里，地窖里，下边用石头垫底，荆条围底，再用席子围，一层一层，楼一样垒三层，这叫屯，也叫圈。屯里圈里填满后，抹平，由财粮主任亲自盖上印版。然后，锁门、封条，隔几天再来看一次，一旦发现印版混乱，便叫上部队的人，上下反复地察看，人偷的？鼠乱的？
当时规定，偷盗公粮，哪怕是一把米，立即枪毙。所以，公粮放在谁家，谁家老小都格外操心。风吹了，下雨了，把封条弄湿了，吹皱了，也赶紧跑到村公所找村长和粮秣委员，让重新贴。
倒是老鼠们，无忌惮地在里面吃。
简陋的设施挡不住鼠辈，简陋的法律管不住鼠辈。
幸福的老鼠们，苦累的山民们。
……
什么是印板？
就是用一尺见方的木板，在上面雕刻出几个凸出的大字：“玉米”、“谷子”“小麦”等，盖在粮食上，明显地出现字样，以防偷粮和别人作乱。
玉米粒大一些，需另外特制一个大号的印版，笔划也需格外粗壮些。
或者，印版上直接刻上“抗日”两字，密密麻麻的，盖满了粮食的表面。
粮食们静静地睡在席圈里，一有召唤，马上出发，它们也是抗日的一个个积极分子呢。
刚开始，军粮一般放在较可靠的贫雇农的窑洞、地窖里，或者责成他们看管。后来发现不行，有些贫雇农家里很穷，没粮吃，看着看着，有的人就觉悟低了，开始想着法揩油儿。最典型的就是用笔帽偷：那时毛笔的笔帽是铜质尖形的，把帽尖在石头上磨出一个小孔，插在小米囤的围席上，外面放一只粗碗，里面细小的谷粒便会陆陆续续地流出来，一夜能流一碗米，一碗米就是一斤。
这几乎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更有甚者，公开抢军粮。一次日本扫荡时，几个贫雇农趁夜潜回自家的藏粮处，进行抢劫，试图算到日本人的帐上，被暗中看护的八路军战士发现，当场打死。
后来，129师供给部作出决定，军粮尽量放在中农以上的可靠家庭中。这些人家里殷实，有吃的，有身份，不会偷军粮。这以后，一些开明绅士家里就成了军粮的堡垒户。
……
据记载，1941年底，太行区785个存粮点共藏军粮110万石，统归129师供给部调运。不管部队走到哪里，都会有粮食供应。
贫穷的山坳坳里，处处是饱满的军粮，处处是秘密的炸弹。
铁匠的手艺
1938年12月，129师在深山区圪腊铺的一处秘密山洞里成立了第一个小型修械所，修理和生产步枪、手枪、刺刀等。
游击队发展太快，武器跟不上，仅仅依靠从日军手中夺取，显然不现实。日军不比国民党军，顽强、死拚到底，最后把枪炮毁坏也不留给土八路。
最早的工人是一些民间铁匠和木匠。他们游荡于晋冀豫三省之间，以打制大刀、红樱枪、猎枪为生，后来世道乱了，改造步枪。有钱的财主们为了保护自己，花十二块大洋，让他们造一枝。
几十个匠人凑齐后，八路军派了一个政治指导员，修械所就开张了。
完全是一个联合的铁匠铺，炉火红红，铁锤咚咚。
造枪主要是枪筒、枪槽、枪托、小桩、枪栓、搭子勾等八大件，各个部件都不容易造，因没有机器，连像样的机床也没有，只有原始的钳子、凿子、钻头、锉刀、扳手、大锤之类。
但是，中国手工业的传统是了不得的，土家伙也照样能制造出神奇，一样样竟然变着法儿全造出来了。最主要的是枪筒，当时没有气锤，工人就支起铁架，安上滑轮，将大锤拉起来代气锤。石磨中间穿个洞，将铁轴从洞中通过去。铁轴当然不能是直的，中间有弓字形一个弯，钻头安在轴头上，借用转动磨扇带起的惯性力量，硬把铁杆钻成枪筒。而所谓铁杆，是铁轨烧红之后截取与轮箍接触的那部分精钢加工而成的。
枪筒制好后，要反复打磨，制来复线，做准星、缺口。而后是检验，先通过枪筒看中目标，然后再用准星和缺口看，两者一致后，再装枪托、板机、枪栓……
一支步枪就这样脱胎了。
有了枪，还需要子弹。
子弹如何造？
弹壳是不能自制的，因为山洞里没有冶炼黄铜的设备，只有利用旧弹壳。好在战争时期，最不缺的是弹壳，日本人也不吝啬子弹，一仗打过，满山的石缝里撒满了弹壳。各村发动老百姓捡，按铜价收购。
弹壳收集后，先用碱水煮，清洗、缩孔，拆火帽。
这之后的第一道工序是装火药。黑色火药的来源全是土法，硝、磺配上棉花灰。硝是从茅房里扫出的白碱土熬制的，磺无法自制，从敌占区私购。三者分别压成细粉状，按比例配制，即成烈性爆发物。
再一道工序是装弹头。弹头是用锡制的，民间的锡制品很多，酒壶、蜡台比比皆是，破损的全收上来，加温后烧铸成一个个奶头状的弹头。
然后是装火帽。火帽类似于磷火，是子弹的引火，苍蝇屎大小。放入子弹尾部的凹槽后，用薄金属片堵上，再涂上一层特殊的紫胶。这种紫胶来源是印度等地一种树上寄生虫的排泄物，经特殊炼制后，不仅防水，而且防火，再发热也不软化。中国是肯定没有这种紫胶的，只有进口。太行山里的紫胶从何而来？全是通过地下关系从国民党兵工厂里偷来的。好在用量极小，一桶胶可用半年。
最后是检验，一排排子弹放在平面上，挨个儿查验，份量重的轻的，弹头长的短的，弹壳松的紧的，都不行，全剔出来，重新加工。
这些传统的铁匠、银匠、木匠、锡匠、铜匠们，不识字，不懂图纸，习惯于手工作业，经验主义，心知肚明，口莫能言。
但现在，他们必须摒弃原来的一切，严守工艺流程及生产过程的检验制度，逐步学会看图、英制公制换算，使用量具、公差配合、机床操作……
红红的炉火旁，一批批来自乡间的匠人和青年农民，正在悄悄向产业工人蜕化……
倾斜的小城
小城是何时筑起来的？
小城是如何建起来的？
不晓得。
可以推测的是，小城的始祖一定是一位匆忙而粗心的汉子。
这从歪歪斜斜的小城的街市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走在这里的外地人，是分不出东南西北的，即使是本地人，也没有明确的方向意识，有点儿类似天津卫，仅仅知道前后左右。连县城的城门也不是正南正北，全是偏方向的。太阳出来啦，不是在正东，而是在偏北，因为城内的主街其实是东南向的。
也难怪先人。这里原本是一片深山河沟里的荒蛮地带，若非是走投无路，谁会到这儿来落脚呢。这儿离稍稍繁华的武安、磁县、峰峰都是百多里，路呢，也没有，除了大山还是大山。相勾通的只有那一条条深深浅浅的河沟，那是冰川世纪的脚印。人们就这样踏着大大小小的石头蛋儿，在日月的灯下，赶着毛驴儿，驮着山货，默默地走。走上三天两天，才能走出大山，遇到集市和盐粒。
河道是他们延长的路，河滩就是他们收缩的家了。草草地在河边搭个棚，垒几个石头，扎几根篱笆，就是家了，连蚂蚁、鸟儿也会的。于是，河滩上就有了第一簇不规则的泥棚。一百年，又是一百年，蘑菇一样，相拥而生。孰不知，这河滩本来就是倾斜的，偏移了星月，于是，簇簇的草棚就这样斜斜地沿袭下来了，拉着手，连成了村庄，连成了城镇。也难怪祖宗，谁知道千年以后这里还会是一座繁繁闹闹的城市呢？
第一个匆匆搭起的草棚子倾斜了，其后的千百年的生活也倾斜了，由此繁衍成群，形成风水，形成格局，形成了一座别具特色的倾斜的城市。
这座倾斜的城市，原名崇州，又名沙阳，后由于山沟纵横，来往皆需涉水，遂定名涉县。
涉县城墙墩实且憨厚，二门（由于城小，只设北门和南门）紧闭，鸡犬无声，人们在太阳的阴晴和季风的凉热里平静而又迷糊地过着日子，虽贫瘠却满足，虽无知也安宁。
日军是在1937年9月第一次攻入涉县县城的。
日军在城门口摆几门大炮，隔几天，向周围山里轰一阵，以炫耀武力。日军把大炮看作是武器中的“将军”和精神支柱，常给大炮系上红绸子，列队行礼和祈祷，像敬神一样举行供奉仪式。
日军穿的牛皮鞋底钉满了铁掌，走起路来“咔嚓、咔嚓”直响。大洋马的屁股浑圆圆的，比人还高，走在大街上，留下的马蹄印，比砂锅口还大。
每天早上，一群群日本兵蹲在门口，用一根彩色棍棍在嘴里乱搅，满口吐白沫。有人说，那是在刷牙呢。还有刮胡子，日本人用薄薄的刀片，像一片柳叶，而城里男人的刮胡子刀，却是厚重厚重的，像铡刀。
日本人爱洗身子，洗身子也不避人，就在东大街的路旁砌起二十多个大灶，把从老乡家搜来的大缸像架锅一样支在炉灶上烧水洗澡。胁迫老乡挑水烧火，每一担水，每捆柴，给一张粉票（日本钞票）。火刚刚点着，光着屁股就跳了进去。烧火的人，担水的人，围观的人发现，日本人没有短裤，只用一条宽宽的布片兜住裆部，缠系在腰间。更让小城人惊诧的是，洗完澡后，他们都到妓院去了。
在魁星阁南侧和北关狮子巷，分设两处随军妓院。都是从日本和朝鲜征来的姑娘，穿着木屐，在大街上碎步走，香香的，很高兴的样子，买零食吃。迎面走来一个日本兵，要和她接吻，妓女不让，躲闪了过去。日本兵把烟头偷偷塞进妓女的头发上。不一会儿，烟火燃烧了，妓女惊叫一声，回头叫骂。日本兵哈哈大笑。
妓院门前生意兴隆，鬼子兵进进出出，川流不息。尤其让小城人吃惊的是，这些狗男狗女们，竟然一点也不避讳，在床上的叫喊声使得窗外过路的行人都能听见。行人煞时就明白了什么，红着脸，捂着耳朵就跑开了，只在心里徒叹牲畜成精、日月无眼，小城的风化彻底丢尽了。
……
牲事
山里人活计累，又由于山路难行，来回走动或搬运货物主要依靠畜力。所以，与牲口关系特别亲密，把它们看作是自家人。
与经济条件有关系，山里人对各种牲口的喜爱和倚重程度各有不同。
下面介绍一下牛、驴、马、骡的优缺点。
牛：平时不用吃粮食，干重活时也不必，而且不吃早饭，早晨赶出来耕田也是浑身力气；放牛时不用照顾，赶到山坡上，自己吃一阵就饱。俗语说，“牛吃顿饭饱”，是说牛吃饭是快嘴，人吃饱的功夫，牛也能吃饱；力量大，可以顶两头驴；粪多，养牛可肥地；牛草广泛，牛吃椿叶，驴马骡就不吃；身体壮实，很少得病；繁殖力也强，一年一胎，母牛一岁后即可产子，而且自动配种，不用主人操心。
驴：走动快，灵活，讨人喜欢；缺点是吃草慢，还时时需用粮食；不易放养，而且爱得病；三年后才可生产；驴配种，需付别人家钱；但讲卫生，讲文明，爱干净，尤其讨姑娘、媳妇们的欢心。
骡子：有力气，能骑，干净；没有性能力，主人不用担心其青春期躁动，招惹祸端；缺点是走路一高一低，不稳当，梗屁股。
马：走路快，平稳，通人性；马不乱伦，马不欺母。牛、驴父女、母子可以交配生子，马则不同。如果将马眼蒙住，使母子交配，待卸去眼蒙，马知道后，会簌簌流泪。这也是古孝之一；马必须喂料，每天五斤，还要喂水，有些娇气，像城里的独生子女；行走如风，威严，有身份，类似现在轿车中的高档型。
穷人一般养牛。
平民一般养驴。
富户一般养骡
官家一般养马。
虽然各有优缺点，但山民与它们相依为命，对它们的感情是深沉的、无私的。
牲口老了，不能干活了，山民们不会杀它们，会像伺候家里的老人一样一直养活到死。死了也不吃它们的肉，把它们埋在自家的地里，或院里的树下。灾荒年，山民常年不吃肉，即使这样，也不吃自家的牲口。除非到了饿死的边缘，才“易而食”，就是与别人家交换着牲口肉吃，这有点像古书里记载的“易子而食”的故事了。
柔韧与残缺
南京大屠杀后，一个外国记者问一名日军：“杀人时，有什么感觉？”
日本人轻松地说，没有感觉，就像在海边剖鱼一样。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照片：手提人头微微含笑的日本士兵，正在乐于比赛杀人的军曹。还有一张照片更为恐怖：一名日军挥刀横劈，跪在地上的中国人尸首分离，飞落的人头定格在半空中，从脖腔里喷溅的血液直刺空中，飘浮的血雾弥漫在图面上，虽是黑白照片，却也清晰可见，似乎还可以闻到浓浓的血腥味。真是难以想象，在当时的落后条件下，这张照片是如何拍摄的？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在反复思索着那场战争背后人性深层的一些问题。
虽然战争是残酷的，但人类对生命的怜悯和同情应该是相通的。但日军在战争中对中国人的冷漠、蔑视和残暴实在令人发指。
中日两国都承认是同文同种，仔细研究一下日本文化，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差距太大了，甚至超过东西方的差距。由于地处狭小，四面海啸，又由于长期饱受西欧海盗的欺凌，日本民族绝处求生，四面学习。但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日本学习世界的方法与别国不同：仅取其实用，而舍其根本。比如，对中国文化舍仁义而取其忠勇，学西方工业化而舍其民主制度，对荷兰、西班牙等国仅学习其海盗伎俩，再如文字，病急乱投医，拾到筐中就是菜，半文半白，半中半西，各种语言符号搀杂其中……
这是一种畸型的文化结构。
毋庸讳言，这种急功近利式的开放给日本带来了初步工业化、城镇化，也带来了科学教育的普及。但畸型的文化结构必然带来畸型的心理结构。自卑与狂傲、文明与残暴，一面是魔鬼，一面是菩萨；一面是品清酒，赏樱花，温文尔雅，谦谦君子，一面是武士道、法西斯、军国主义，杀人取乐……
尤其当战争来临的时候，这些狂燥的、片面的、畸型的、不成熟的思维共同挤上了一张温床，一夜之间便膨胀了，使一个个表面上温文而雅的青年变成了一个个无情的怪兽。
……
而此时，中国还处于农业社会、封建时代，黄牛仍是大地的主角，孔孟诗书仍是灵魂的上帝，民族的思想还沉睡在传统的土壤里……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为了煸动战争，日本朝日新闻社在日本众岛进行了一次“支那人形象”的社会调查，约3000万日本人填写了答卷。中国人在日本人眼中的“形象”概括为：
“愚昧无知，科学知识等于零。”
“不团结，互相攻击。”
“什么也干不成，连最细小的事情，也不能让人放心。”
“做事迟钝，无论干什么事都是慢腾腾的。”
“又脏又臭，不懂卫生，是蠢猪。”
……
正是这种极端的长期的落后和贫穷，使日本对中国的领土蒙生了妄想，对中国民众的生命失去了应有的尊重。
说起来，这也是两个民族共同的悲哀。
当时，日本本土只有6000万人，而中国是4，5亿人；日本现役军人38万人，而国民党有正规军170万。
但日本似乎不管不顾这些，他们对两国军力的估算是一比十，即日本一个师团等同于中国十个师，甚至更多。
日本关东军只有1.2万人，而驻扎东北的张学良军队达30万。但日本人视若无物，仍然鸣枪挑战。
战争初期，日本声言：三个月结束中国战事。
对华北，他们曾设想，战场推进到北平南部的保定后，国民党军队肯定会组织一场大会战，进行防御。这样，大日本皇军集中聚歼中国军队，一战解决华北。
“八一三”进攻上海时，日军司令官狂妄地宣称，只需4个小时。
结果呢，他们陷入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海洋中。
战争进行两年后，日本第63师团长野副昌德中将无可奈何地在日记中写道：“日军在冀东虽占有点和线，但处处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飘浮的一串念珠，情况十分严重。”
日本军部更是哀叹：中国问题不是一年两年能解决的，需要十年。后来又说，“帝国欲征服支那，非短时间可成，需制订100年之计划。”
这是一片落后而又神奇的土地，五千年的文明发酵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精神，其中包藏着太多的柔韧，太多的顽强、太多的玄密……
兽性记录
太行山上，嵌刻着一笔笔惨绝人寰的记录：
日军进入邯长大道旁的东寨村，原保长郭保和哄骗群众，组织维持，蒸馒头、烧茶水、打着日本旗，在村边摆上土特产，迎合日军。但日军不吃这一套，把馒头、茶水和土产用脚踢散，把群众全部赶进关帝庙内，宰羊似的，一个一个拉到门外几十米外的悬崖边，捅刺刀后再蹬到40米深的崖下，62人全部杀死。
在辽县某村，日本把一个姑娘的头一刀砍下，放在桌子上，对全村人说：“你们说，好看不好看？”并大声恐吓：“谁不说，统统杀掉。”全村人吓傻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跑上前去，抱住人头，放声大哭。
鬼子兵刺刀对准她说：“不准哭，要笑！”
悲愤的母亲抱着女儿的头哭嚎不止。
当鬼子得知是死者的母亲时，立即用刀把老太太的头砍下来，把两颗人头上的黑发和白发系在一起，用刺刀挑着，走了。
河南店村一乳妇，日军割下一个乳房，当又去割第二个乳房时，刚会说话的幼儿惨叫着哭喊说：“不要割，我要吃……”日军狞笑着，一刀把另一个乳房割下，血淋淋地塞进了婴儿的嘴中，之后捂住婴儿的嘴，把婴儿活活憋死了。
龙洞村的三十多个村民被逮住后，日军把山坡上的小树砍成木桩，削成尖尖，再将人们一个个从肛门里捅入，由两个士兵强行按下去，直到桩尖从嘴里出来……
残疾人也不放过，在活水峧村，7个盲人缩在一起，全部扔进井里。
鬼子杀人后，割头换相，把一颗颗人头割下来，安到别的尸体上，小孩的放在大人尸体上，女人头安在男人尸体上，老太太的头安在老翁的身上。几天后，尸体膨胀，使人们对死尸无法辩认，无法认领和掩埋……
在武乡县某村，把80多个男人的阴茎割下来，煮着吃，每人2根，剩下的，喂狗。
偏城北区一孕妇被日军剖腹后，用刺刀将血淋淋的胎儿从母腹中挑出，挂在树枝上，未发育成熟的胎儿颤动着，举动着拳头，嘴巴一张一合。
在偏城横岭村，有两个妇女被轮奸后，被用刺刀捅穿了阴道，当场死去。另一个年轻的被带到据点，玩弄几天后，用铡刀剁为三截。
涉县某村一位60多岁的老妇人，阴部萎缩了，日本人用鞋底打肿，再奸。正好其子回来救母，逼其子奸，其子顿时精神崩裂，与日军拚命，被杀……
不但杀中国人，就是他们自己的士兵，也一样无情。日军十六辎重联队在邯长线潞城一带打了败仗，回来的路上把40多个重伤的士兵全烧死了。日本伤兵们大喊大叫：“别烧我，别烧我，我还能活下去啊。”扔他们进火海的鬼子军官说：“别喊了，回国找天皇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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