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 峰 夜 宴
宗书阁
1945年秋冬之交，“上党战役”胜利之后，刘邓挥师东进，指挥部正好设在峰峰煤矿，那时我全家都住在峰峰煤矿，首长在军务十分紧张的时候，宴请了我全家。这件事真使我全家十分激动，可说起事情的缘由来，话就长了。
1939年10月18日，我率伪军一个营在邢台县黄寺镇起义，参加了八路军，归一二九师建制。这支部队原是1938年5月由我父亲宗具臣、母亲韩永梅组织的。当年六七月份我父母即与磁县抗日县长田裕民（共产党员）取得联系，想马上起义，参加八路军，当时在磁县工作的一二九师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项本立知道后，向田县长讲：“现在正想找人打入敌人内部了解情况，开展工作，因此，不要叫宗具臣马上起义。”随后于1938年秋派出师政治部敌工部干部林树森（化名于守林），由田县长派共产党员韩永明（我二舅）送到宗具臣部队，并且讲明了林的身份，我父亲表示绝对保证林的安全，并一定密切配合进行地下工作。随后我父亲任命林树森为军法处长。
1938年初，驻邢台之伪皇协军第二军军长崔培德妄想吃掉宗具臣部队，强令我父亲到军部任“上校参议”（实际未到职），春节后即把宗具臣部队改编为军属独立营，后又改编为刘化南团之第三营。我父亲为了免使军权旁落他人之手，遂令我出任营长，让林树森任副营长。
1939年六七月间，我率三营奉命由峰峰调防到邢台县黄寺镇。日本人占领峰峰煤矿后，又找我父亲宗具臣为其组织矿警队。这时，我地下工作人员认为有机可乘，可以再搞一支武装。遂同意我父亲宗具臣去搞矿警队。
8月份，我由邢台陪项本立回磁县，在北来村家里（在县城北五里），把我父亲从峰峰矿区叫回来协商，商定两部尽量潜伏不动，如实在不行时，可同时起义进入根据地。
9月份，刘化南团长对我说：“你还年轻，不大懂军事，到保定住一期军官学校吧！”我看他不安好心，想借此吃掉我营。随即派人回峰峰矿区与我父亲商定，两部抓住机会尽快起义。
10月15日得悉，刘化南要将三营调到伪团部跟前进行改编。我即派警卫员陪送项本立去峰峰矿警队，同我父亲宗具臣研究近期起义之事。10月16日上午8时，乘刘化南之一营前来黄寺镇换防之机，我率三营在给来换防之敌以重大杀伤之后，在我八路军一个连的接应下举行起义，进入了根据地。
项本立到达峰峰矿警队后，同我父亲会商。那时矿警队成立不久，内部复杂，且日军增兵，一时走不了。项分析，邢台和磁县峰峰矿区之日军和伪军是两个系统的，我父亲宗具臣继续留下来是有可能的，乃同我父亲商定，矿警队暂缓起义，继续潜伏，等待时机。
1940年3月，根据我父亲宗具臣的请求，一二九师敌工部经过田裕民（当时是副专员）选派共产党员韩永明（化名韩亮彩）到峰峰矿警队来协助宗具臣做地下工作。为了便于工作，名义上是宗具臣私人小煤窑上的记帐的。
1940年秋，我曾派韩永泉（我大舅，住在根据地里）到峰峰矿区找到我父亲宗具臣、我母亲韩永梅，将我起义时留在家里的高射机枪子弹及七九步枪子弹1000多发，秘密运给我三十二团。也曾要我父亲宗具臣派人为我军购买过药品。
1941年2月，我在涉县南庄一二九师轮训队学习，5月结业回部队工作，我去向刘邓首长告别。师首长反复嘱咐我：“你不要向宗具臣要东西，也不要叫他送东西，尽量减少来往，防止暴露，否则对他长期呆下去很不利，而且很危险。你设法转告宗具臣要千万注意。”
1941年七八月间，日军怀疑宗具臣“通八路”，怕他跑掉，利用矿警队个别军马患炭疽病之机，将其三十多匹军马全部杀死，又在矿警队内增派指导官（每个小队〈排〉一人），并专派一个指导官住在宗具臣宿舍院的北屋，把住门口，加强对我父亲的监视。当时情况危急，宗一家人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地下工作人员遂派韩永泉秘密去师部，向师首长汇报情况，并请求指示。当时已是9月，我正在师部参加工作会议。一天中午饭前，刘师长亲自到王堡师政治部，电话叫我马上前往。我到后看见韩永泉也在，正在院子里的大树下吃午饭。除刘师长外，同桌吃饭的还有蔡树藩主任、黄镇副主任。张南生部长、张克威部长、张香山副部长等人。这是我第一次吃西红柿片和土面包。饭后其他人走了，刘师长亲自听取了韩永泉的汇报，当时我也在场。韩将上述情况汇报后，请示刘师长是否让宗具臣现在立即起义。刘师长听完汇报后非常关切地说：“请你（指韩永泉）亲自告诉宗具臣，不要经过任何人，让他不要紧张，估计日本人杀马，严加监视无非是怕宗具臣跑掉，怕宗‘通八路’，那样日本人就不会马上杀害宗具臣……”还说“要设法应付日本人，尽可能取得他们的信任，解除怀疑，继续坚持下去。”“要减少联系，必须联系时，不要经过其他人，也不要写文字东西，以防泄密。”最后又交待；“如实在危急，不能坚持下去，可举行起义，能带多少就带多少人，实在不可能，就是宗具臣一个人过来也可以。……”刘师长还告诉韩转告宗具臣一些应付日本人的办法。如多同日本指导官拉关系请吃饭，拉拢感情，取得他们的好感等等。
韩永泉回去后很快潜入峰峰，将刘师长的指示，当面告诉我父亲。恰好当时我军有两个营夜袭峰峰矿区，并将矿警队开的百货商店里的东西，全部拿走了，给我父亲造成了一个应付日本人的口实。暂时解除了日本人对我父亲的严重怀疑。
当然，狡猾的敌人，对我父亲并不因此就放心了。他们想通过别的门路，找到宗具臣“通八路”的证据，于是决定对韩永明下手。1942年5月的一天，日军突然将韩永明逮捕。严刑逼供，坐老虎凳，灌辣椒面水，过电，施尽各种酷刑，妄图通过韩永明的口供，了解宗具臣“通八路”的情况。但韩永明同志坚贞不屈，始终没有向敌人透露任何情况，敌人没有抓到一点证据。在宗具臣和我地下工作人员的积极营救下，敌人没办法，只好将韩永明释放，并向宗具臣说了些好话，才算不了了之。
由于峰峰煤矿是华北有名的大煤矿，煤贮藏量很丰富，且是优质工业用煤，是日本侵略者推行“以战养战”政策，掠夺我国资源的重要基地之一；也由于其西一二公里，就是太行山余脉的鼓山，其西南彭城镇是出入太行的要隘，其东50公里即是平汉铁路，地势险要，交通便利，因此，日军在峰峰矿区常驻一二中队400余人，另有伪军、警、宪、特组织十多个，约1000余人。其中矿警队即有700多人，人数最多，武器也好，直接归日本财阀系统管辖。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我在八路军当干部，日本人对我父亲宗具臣是很不放心的，但由于他掌握着部分武装，又是当地名人，所以又想利用他为其效劳。日本人对我父亲采取既利用又监视、控制的方针。我军则按照对伪军工作“长期潜伏，保存实力，等待时机，争取胜利”的原则，让宗具臣长期在峰峰矿区敌人内部潜伏。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刘邓首长由延字返回太行山，立即组织一二九师主力部队进行“上党战役”。我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和五地委当即派韩永泉告诉我父亲宗具臣，要千方百计保护峰峰煤矿的安全，不要让敌人破坏了，矿警队的武器和矿上的物资不要叫敌人拿走了。当时我父亲以他矿警司令的身份，依托近千人的武装，在上级领导下，配合工人群众，同敌人进行斗争，粉碎了敌人妄图炸毁发电厂和一个矿井的阴谋，同时粉碎了矿警队内一个大队长妄图拉部队投奔国民党的企图。这时国民党通过磁县的伪军旅长，也给我父亲宗具臣送来了旅长的委任状和关防印章，进行拉拢。但是，我父亲宗具臣立场坚定，毫不动摇，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工人地下军的配合下，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一枪未放，成功地实现了矿警队的光荣起义，峰峰煤矿和大批物资完整地回到了人民之手。
矿警队起义后，立即被我军改编为“磁武总队”，我父亲宗具臣任司令员。部队略加整顿后，立即参加了解放观台、马头、磁县城的战斗。
差不多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带八路军一个团在太行山南部同日伪军作战，而宗具臣、韩永梅、韩永明在峰峰矿区为我党我军进行地下工作，在复杂危险的情况下，能够应付日军、宪兵队、特务、汉奸，能够团结住矿警队的内部，是由于我父亲宗具臣等人坚决执行了刘邓和师政治部的指示；也由于我父亲被敌人监视，不便行动，而我母亲韩永梅则以夫人身份，以社交名义进行内外活动，应付了许多复杂情况。她个子高高的，性情刚强，说话利落，有胆有识，有爱国思想，能饮酒，善应酬，会骑马，能双手打手枪。她给我父亲也出了不少点子。因此，有人说韩永梅其实是宗具臣的“参谋长”，这确实有点道理。
日本投降后，打罢上党战役，大约在10月上旬，我回到峰峰矿区，刘邓首长率领部队先五六天到达峰峰矿区，准确组织“平汉战役”。一天上午，师部一位参谋告诉我和我父亲宗具臣说：“刘邓首长准备设晚宴，请你们全家吃饭。”我父母听说刘邓首长要请我们全家吃晚饭，非常兴奋，思绪万千，高兴得流出泪水。我父亲从1938年8月加入我党我军地下工作，在敌人内部潜伏七年，每个危急时刻都是刘邓首长给指明了同敌人斗争的策略和方针原则，适时派人给予帮助，否则全家人早就没命了。这次平汉战役，刘邓的指挥部设在峰峰煤矿太行庄楼上，周围有围墙，墙上有电网，是原日本财阀系统人员住的大院，距我父亲的住宅很近。宴会厅设在楼南边的三间平房内，屋内摆了三个园桌。我们走进宴会厅时，桌上酒杯、酒菜、小盘、筷子、碗都已摆好。首长们站起来迎接我们，我一一向刘邓首长及薄一波、李达、黄镇等首长介绍了宗具臣、韩永梅、韩永明（二舅）、王敏（二舅母）、宗玉龙（小弟弟）、宗玉琴（妹妹）。并向首长说明我大舅因公去邯郸未回。然后分别就席。我父亲宗具臣、母亲韩永梅和我与刘、邓、薄等首长同坐一桌。席间很热闹，首长们频频举杯劝酒、劝菜。刘师长讲：“现在抗日战争胜利了，你们全家也团圆了，工作任务也完成了，今天特请你们全家吃团圆饭……！” 大家也举杯庆贺：“祝贺你们全家团圆……”“整个抗战期间，你们能应付下来，可不容易呀！”邓政委高兴地说：“为你们全家团圆干杯！”“听说永梅同志是位好夫人，好参谋长，为宗具臣同志出了不少点子！”“你们韩氏姐弟三人不仅是姐弟关系，而且是革命同志关系，希望你们全家继续革命！为革命继续出力！”刘师长和其它首长不断插话说：“这个煤矿能安全、完整地保存下来，照常生产，电灯始终亮着，你们是有功的。”我父亲宗具臣对首长们的表扬十分感激，诚恳表示：“感谢首长们的关怀！”“为刘邓首长和各位首长的身体健康干杯！”“我在敌人内部能够坚持下来，主要是坚决执行刘邓首长和师政治部首长指示的结果！是党的领导，工人群众支持的结果！按照邓政委指示，今后我还要继续革命，革命到底，决不辜负首长的殷切希望！”我母亲韩永梅举杯说：“我是个女流，也不懂政治。但是我对日寇的残暴行为是十分气愤的，对中国人，除了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外，他们有困难，我都是设法帮助的。现在我利用这个机会，用首长的酒敬首长一杯，一是祝首长身体健康！二是感谢首长对我、具臣和我全家的关怀！三是希望首长们今后还要继续不断给予指示，使我们能更好地做好革命工作。”饭后邓政委将我留下，专门交代：“宗书阁同志，你暂且留下，暂时不回部队，多做点家庭工作。”“你在咱们部队多年了，党的政策都了解，他们（指我父母宗具臣、韩永梅）长期在敌占区，对我们的政策不全了解，你帮助他们，多做点宣传解释工作。”随后我赶上家里人，一同回家。
平时我父母亲在家里很少喝酒，今天特别高兴，不论首长共敬酒或是敬首长的酒，他们都是一饮而尽。今天虽然酒喝得多了点，但在回家的路上和回家后，多次向我讲：今天心里特别高兴，是七年以来最高兴的一天，是我们一生里最难忘的一天。在敌人内部潜伏七年，时时提心吊胆，既怕泄密全家遭敌人杀害，更怕完不成任务，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现在日本投降了，煤矿也安全完整地交给了人民政府，我们感到如释重负，轻松多了。首长们多次表扬，肯定了我们的成绩。我们决不能满足，一定继续革命，工作应该做的比以前更好些。
我想，刘邓首长在平汉战役前夕，在工作百忙之中，请我全家吃饭，这不是一次平常的宴请。这是刘邓首长抗战期间坚决执行党中央对敌占区工作的方针，对长期在敌伪军内部潜伏，为我党我军做地下工作，艰苦奋斗，取得成绩，完成任务，为保卫国家财产做出贡献，立下功劳的人员的一次总结性的表彰。这对我们全家人革命到底，坚定胜利信心，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这使我永远铭记在心，做为鞭策自己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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