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群众抗日救国 闯险境与匪首谈判
李介夫
1937年10月间，日寇侵占了大名城，我们正在宣传、发动群众抗日救国之际，回隆一带的土匪趁国难之机破土丛生。程希孟是老牌土匪头子，拉旗招兵，自称“司令”。他们到马头集、崔也冲一带，把群众抢得十室九空，带得群众纷纷外逃。1938年春他们才撤回老巢回隆镇。因农民吃尽了土匪的苦头，对其恨之入骨。为了防止土匪再来，各村主动成立了红枪会进行自卫，有的立坛拜神，喝符练功，闹得乌烟瘴气。
日本鬼子虽然烧杀抢掠比土匪更凶，但因其进城之后还未来得及出城，群众还没有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宣传抗日群众不予重视。红枪会组织起来后，还声言要联合起来去回隆、临漳一带剿匪。土匪听到这一风声，也集聚起来严阵以待，双方形成了严峻的对峙局面。当时，我任大名县区第二区区委书记兼救国会主席（在那时大名县分三个区，东区是原元城县，中区是原大名县，西区是原魏县，西区又分为一二三区——编者）。经与区委同志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要发动群众起来抗日，应首先解决土匪的骚扰问题。只要土匪不再来抢砸，群众不用再搞防匪，搞日工作很快就能发动起来。此时，八路军的大部队尚未过来，我们又没有力量去镇压土匪，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我提出与土匪谈判的建议。大家认为土匪生性野蛮，这样作危险性太大，不同意见我的意见。我向他们解释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去冒此危险，又别无良策，群众发动不起来，怎样实现全民抗日。”同志们看我主意坚定，提出请示领导后再作决定（此时县委尚未建立，区委直接受冀南地委领导）。我立即去地委汇报，提出由我亲自去回隆找程希孟谈判的意见。地委领导同志开始也认为这样太冒险，不同意我去。后经我的再三建议，领导同志经过慎重考虑，最后同意了我的意见。
我立即到八路军办事处借两套军衣，两个臂章，回来后同救国会一位姓申的同志化装成八路军工作人员，每人带一支手枪，骑着自行车闯进回隆镇。程希孟听说八路军要找他，不敢和我们见面派个代表与我们会面。我们首先说明了来意,提出八路军在大名西部开展抗日工作,由于你们的骚扰,群众恐慌不安,影响了工作的开展。那个土匪代表看我们是八路军，虽不敢耍野蛮，但态度还很强硬，不承认他们是骚扰，说什么他们也与共产党八路军一样杀富济贫。我严厉地批驳了他的说法，你们干的事情，怎能与我们一样，现在是抗日时期，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是抗日。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不当亡国奴，我们主张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大家一致抗日，根本不是杀富济贫。土匪看我们的态度很坚决，调转话头说，由于东边的红枪会要来剿灭我们，不得不聚集起来自卫，不然我们的身家性命有什么保障呢？我严肃地向他提出，东边的老百姓被你们抢砸的粮光财净，衣食无着，他们的身家性命又有什么保障呢？为了活下去，难道不该自卫，不该来剿你们吗？这个土匪被说得无言可答。这时，我怕形成全局没法收场，态度也缓和了一些，向他提出 ，只要你们今后不再去东边骚扰，我们保证不让红枪会来剿你们，并可把他们解散。土匪代表表示同意。我又提出八路军说话是算数的，你们必须用程希孟的名义写这个字据，要写明保证不再去东边一带进行抢劫，我们回去好向大家交待。
土匪被迫以程希孟的名义写个字据。我们回来后，区委和救国会的同志都很高兴，但大家都十分担心着我俩的安全。我们向同志们讲了与土匪谈判的经过，并研究了下步工作。次日通知各村派代表来救国会开会。我详细汇报了和土匪谈判了的情况，念了程希孟写的字据。向与会人员说明现在不要把防匪当成主要任务，要将红枪会解散，要求各村马上成立救国会、自卫队，齐心合力抗击日寇。同时，还要求每村出一支枪，区里成立脱产自卫队，由区救国会领导，会后各村在党支部的努力工作下，红枪会解散，村级抗日救国会，自卫队纷纷建立起来，一个三百多人的区自卫大队也很快产生了。在全区范围内，一个三百多人的区自卫大队也很快产生了。在全区范围内，一个保家为国的人人有责，青年男子踊跃参军参战的群众性抗日高潮迅猛开展了起来。
（李介夫同志，魏县泊口乡崔也冲村人，早期中共党员，任过地下中共大名县委书记、大名县西区第二区区书记、区救国会主席等职，现已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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