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安天门会红枪会黄纱会暴动始末
一九二七年，成安人民揭杆而出，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暴动。这次暴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安人民向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它动摇了封建势力的残暴统治，推动了我县党组织的建立，在成安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暴动的起因
暴动前的社会背景是：天灾、税灾加兵祸。
天灾：二十年代，成安县干旱、洪涝、虫害连续发生，庄稼欠收，群众生活苦不堪言。人们只好以挖野菜、捋树叶为生。野菜挖完了，树叶捋光了。再割青草换钱买米下锅。不少人逃荒要饭，背井离乡，有的村庄十室九空，不见人迹。南街李成安的三个儿子连饿带病全部死在逃荒的路上。税灾：在成安人民不断遭受自然灾害袭击的同时，反动统治者又趁火打劫，敲诈勒索。一九二六年，成安土豪劣绅宋雅南、刘老佩把持县政，他们对于受灾群众重利盘剥、巧取豪夺，苛捐杂税一年延着一年要，上年予征下年税。天灾加税灾再有疾病添忧，使人民陷入无限苦难的深渊，很多人没有活路，逼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城内南街杨米贵无法度日，跳井自杀，不少亲骨肉流落外乡，葬在路旁。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兵祸：当时军阀混战如锯切木，十分频繁。反动军阀今天抓兵明天派夫，要粮要款更甚，若无钱者，不容分辨拳打脚踢，送押县府。毒辣的手段，残酷的暴行，使人民忍无可忍，愤怒填膺。俗话说：“官逼民反”，当时被迫走投无路的成安贫苦农民，确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一九二六年暴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农民革命斗争。
二、暴动的组织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成安一带逐步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孕育了一大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国家的危亡，民族的灾难，燃烧着广大进步青年的心，大霍村青年乔瑞生、李德顺二人，为了寻求解放人民的革命道路，舍生忘死，呕心沥血。当时，磁县境内有天门会、红枪会、黄纱会等会道门组织。这些组织天不怕地不怕，并有“喝了符纸灰，刀枪不入”等说法。乔瑞生、李德顺二人为了利用磁县会门组织敢于斗争容易联络的特点，组织人民向反动势力展开斗争。一九二六年，他们千方百计通过磁县党组织加入了磁县天门会，随后又设法在成安发展会门组织，他们从磁县请来两名传师，在乔的故乡成安县大霍村设下总坛，周围各村又设分坛，乔瑞生任文武传师，很快发展会员上万人，还选了会长，加强了领导。乔瑞生又不断向会员传播进步思想，揭发反动势力的残暴统治，使会员们的觉悟大大提高。此时，红枪会、黄纱会也相继传入我县，普及到各村。在暴动条件基本成熟的时候，乔瑞生、李德顺又及时和红枪会、黄纱会领袖串通一气，联合行动，拿起武器开展斗争，使三、四万群众响应了反官府，杀豪绅的革命暴动。
三、暴动的经过
一九二七年农历二月，“三会”(天门会、红枪会、黄纱会)在不少村庄揭开了攻城暴动前的序幕。三月初，大霍村枪挑了南鱼口恶霸孙武奎，向全县发出第一个暴动信号。紧接着三月三日，黄纱会缴了郭三村保卫分队的枪。同日，红枪会围攻了店上村，击毙了保卫队、县大队长林常胜。三月十八日这天，各会开始在县城外集合，十九日一早，会员们将成安县城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以“杀了刘老佩，不拿牛毛税，砍了宋淮南，不拿地方钱”为口号，使城内官绅惊恐万状。反动派曾试图与“三会”领袖谈判和解，但又不答应农民的合理要求。于是，午饭时分攻城开始，天门会攻南门，红枪会攻东门，黄纱会攻西门。天门会从南台出发攻城时，每人都喝了写着“符”的黄纸灰，一边念佛一边进攻，守城部队真的以为这些人刀枪不入，吓得呆若木鸡不敢还击，"三会”群众趁机找来梯子，登上了城墙，捣开了城门，于是大队人马蜂涌而至。红枪会进城时，手端红缨枪，光着背，口里发出“嘿嘿”的声音，从东向西列队而进，街有多宽队有多宽，街有多长队有多长。起义军进城后，大造了反动派阶级的反，他们办了几件大快人心的事，(一)捉赃官杀劣绅。城门打开后，代理县长孔沼芹吓得连忙叩头求饶，会员们怎能放过，拉着孔沼芹，他一只脚穿着白袜子，一只脚穿着蓝袜子，洋相出尽，狼狈不堪，一扫过去的威风。起义军还查抄了吸血鬼宋雅南、刘老佩、程天贵等人的家，宋、刘仓皇逃走，程天贵被绑架，其弟程天锡被枪挑于南门之外。(二)砸监所平冤狱，愤怒的会员们手持大斧，油锤将狱门砸开，受尽苦难的囚犯们热泪盈眶，四处奔走。公安局、保卫队的人员一哄而散。(三)劫富户救穷人。起义军打开西街南王家的银窑和许多粮仓，弄出好多银钱财物，会员们秋毫无犯，将胜利品全部分给苦难群众。(四)逼奉军缴枪支。起义军冲进奉军驻地，奉军官兵目瞪口呆，不敢抵抗。会员李同瑞面对奉军说： “快给老爷备马”。奉军赶紧牵马缀蹬，不敢怠慢。(五)烧洋行，雪国耻。那时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勾结一起，迫压剥削中国人民，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列强及其洋货早已深恶痛绝。于是将宋雅南设的宋记洋行里的各种洋布、洋烟、洋火等物品一烧而光，给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沉重的打击。
这次暴动充分显示了农民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助长了群众的志气，灭了统治阶级的威风。
四、暴动的结局
这次暴动，攻县衙、砸牢狱、惩劣绅、济贫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其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但是，由于当时没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不懂得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革命秩序，因此革命很不彻底。暴动胜利后，几个农民领袖上了官府的圈套，以共同维持秩序为由，把原三会的部分会员编成三大队，驻扎城里，与反动官府实行了合作，充当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工具，致使官府有机会采取吞灭计谋。原起义军的领导人王山、陈方德被暗害。起义领袖乔瑞生识破了敌人的阴谋。退出三大队，到外地参加了共产党，成为我第一个党员。
(成安县委党史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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