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地下抗日斗争
顾草萍
我现在讲一讲敌工战线的斗争情况，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提出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任务是“团结我军，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瓦解敌军”。所以瓦解敌军是我军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瓦解敌军的办法是很多的，首先就是优待俘虏，抓到俘虏以后，不打、不骂、不搜腰包，还要优待，释放时发给路费，这样做有些同志想不通，其实这是个很大的力量，从红军时代起就是这样做的，所以国民党士兵给我们打起仗来，以后日本人给我们打起仗来，就不坚决，有的带枪来向我军投降。抗日战争中，很多日本人都被我们争取过来了。优待俘虏是一个政策，哪一个部队不优待俘虏，违犯俘虏政策，就等于给敌人巩固部队，在打仗时候，敌人就很坚决，宁死不屈，我们就要吃亏。这是一种瓦解敌军的办法。
第二个办法是开展对敌宣传。有种各样的宣传，散发传单，就是宣传的一种方法。当时我在磁县属太行军区，军区印有很多传单，通过各种渠道把传单散发到敌人据点附近，散发到铁战船沿线，散发到敌人的必经之路。敌人看了以后很害怕，简直视我们的传单比炸弹还厉害。所以见了以后，很快就收。还有敌前喊话，那时我们的部队成员都学会几句日本话，比如：“举起手来，交枪不杀！”“优待俘虏！”等等，在敌前就喊。这些办法都起到瓦解敌人的作用。
第三个办法，是为大家所不大熟悉的，那就是打入工作。因为是属于秘密的，虽然电影上，电视上也有过反映，但是并不够真切的。你想想，在敌人内部采取象有些电影上、电视上所使用的如武工队的办法，能不能存在？显然是不能存在的，磁县城里过去有个“华文斋”书店，就是我们的一个秘密工作点，之所以能存在，就是靠秘密，靠敌人不知道，就是那样保密。后来敌人也知道了，最后，敌人到那里搜人、捕人，遭到破坏。因为你在敌人内部没有自卫力量啊！在敌人内部做工作，主要靠秘密，就是我们把工作做了，敌人也不知道。这办法就是派遣工作，就是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办法 ，钻到敌人内部去的办法。钻的办法：一个是打进去，我们利用一切机会和社会关系派人进去；一个是拉出来，把敌人内部的人拉出来，就是争取过来。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到第一位，当时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就是当不当亡国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正在县第一高小上学。当时我国的文化教育很落后，磁县只有一所简易师范，一所南关中学，还有七所完小。我是林坦乡的，跑到城里才能上高小！校址就是现在一中那个地方。“九一八”以后，我们的口号就是：不当亡国奴，亡国奴不如丧家犬。所以当时摆在我们全国人民面前的就是：是不是当亡国奴的问题。那时候，日本人一来，当汉奸是最可耻的。磁县城里边就有个叫杨大鼻子的，他就当了日本人的知县，人人唾骂。所以当汉奸见了人，见了亲戚也要表白，我现在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打进去拉出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条件，比国内革命战争时条件好，打进去的办法，多利用敌人要兵。敌人占了我们的地方，为了巩固，他就要兵，每一个村来几个兵，利用要兵的机会，我们 就派出进步青年，甚至派我们的党员进去当兵，就打进去了，或者利用亲戚朋友的关系；或者利用统战关系。比如后来起义的矿警队宗具臣，他在白区的时候就跟我们党有一定的统战关系，他那时在磁县当巡官，他有时就给党内的同志通风报信，说要抓谁谁了，快避一下。后来日本一来他就当了皇协军，这个时候，我们就利用跟他的统战关系，派了一同志，叫林树森，打入他的部队，先当他的军法处长，后来又当了副营长，宗具臣之子宗书阁是营长，这个营慢慢就为我们所掌握，后来就起义了。打进去的办法，有时还用将计就计，因为那时斗争残酷，抗日工作人员有的一天在敌占区转，经常和敌人遭遇，有时就被敌人抓住了。被抓住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敌人专门捕你去的；二是碰到了，他也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不知道你的身份。有时我们就将计就计，被抓了，就留到敌人那里做地下工作，这样就打入帮人内部了。把敌人内部的人拉出来，变成我们的人，多利用敌人的家属、朋友；们或者采用交朋友、拜把子的办法去争取；或者即捉即放，磁县北乡有个磨儿岗伪军据点，那里的一个姓何的小队长，有一次路过林坦，我们一个武装小分队，知道他在那里休息，一下子进到他休息的地方对他说：我们是八路军你不必怕，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只要你今后不坑害群众，不妨碍抗日工作，我们愿与你交朋友，他答应了，这就是即捉即放。他回去以后跟我们建立了关系。这个人后来在莲花山起义了，赵义后编成一个大队叫何大队，后来又编成一个营，参加我们部队了。另外还有采取“单刀赴会”的办法把敌人拉过来的。在义井，有一个据点，头头很顽固，跟八路军谁也不交往。我们一个武装小分队的领导同志，就是刘国朝同志，给他们写了一封信说：“我要到你那里去，看你叫去不叫去。”派人送去了，回信说：“别人来我不欢迎，你来我欢迎。”约定的那天，敌人到处站上岗，在炮楼吊桥上都站上岗，刘国朝同志带着四、五个人，带着手枪，过了吊桥，敌人跟他握手。当时他想：我过去吊桥跟你这个队长站到一起了，人就不敢打了，我也拿着手枪嘛！后来就建立了关系成了朋友。当时不管那一个办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争取瓦解敌军是我们的政策，我们要诚心诚意地贯彻这个政策，诚心诚意跟人家交朋友，做工作，要说话算数，这样政策才有威力，才能真正放心，古代的战术叫“攻心为上”嘛！不能搞欺骗，不能失信，不能拿党的政策开玩笑，这样我们才能把敌人争取过来。现在做台湾国民党的工作也是一样。
在抗战时期，磁县是敌、我、顽在晋冀鲁豫的焦点地区之一。日军在邯郸也就是冀南，驻有一个混成旅团，它把主要矛头指向磁县，在磁县驻了一个大队，相当一个营的兵力。那个时候日本的一个营不简单呀！那个时候我们要消灭敌人的一个班也是不容易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枪不好，子弹不多，子弹袋里为了表示有子弹，放些高梁棒棒，一个人只有几发子弹，想消灭敌人不容易，敌人修了碉堡，游击队打碉堡更不容易。那个时候武器很落后，要战胜敌人是不容易的。在太行区、国民党那时也拼命和我们争夺磁县地区，国民党的九十七军，在1939年底1940年初，占领了磁县岭西的根据地，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冀南，石友三一个集团军占领我们冀南抗日根据地一大片地方，我们只有起来同他斗争，当时叫做“反顽斗争”，我们组织力量把他们消灭了，赶走了，九十七军只跑了90多个人，军长朱怀冰带着90多个人跑了。我们千方百计想办法巩固磁县抗日根据地，为什么呢？磁县位于晋冀鲁豫的中心，晋冀鲁豫包括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这一大块地区，磁县居中心。当时北边的邯郸、南边的安阳国民党势力比较大，甚至于武安国民党的势力也比较大，磁县不仅是连接太行、冀南、冀鲁豫的纽带，也是华东和延安交通要道，很多老同志去延安都从磁县经过。
日本人为了控制磁县地区，从1937年10月占领了磁县县城，到1938年，他们的作战重点是正面战场，后方兵力不足，所以主要是巩固京汉线，护路、护线，以这个目的来活动。日寇对磁县西面山区初建的抗日根据地主要采取扫荡的办法，隔一、二十天、个把月就去扫荡一次，把我们撵一下，日本来了，我们就走，日本走了我们又回来，敌人无法。敌人曾企图占领彭城，在城西设一个据点，但是被我军粉碎了，这就是彭城大捷。到1939年以后，情况变了，日本人对国民党采取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诱降就是叫蒋介石投降，将也准备投降，搞蒋、汪合流。汪精卫早就投降日本了，1938年就投降了，在南京搞了个伪政府。蒋介石也有点动摇，住在重庆也想投降日本，在这情况下日本就把主力调回华北，对我军进行残酷的扫荡。蒋介石也配合日本人，发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从晋东南，到太行，到晋南，到山东，全面向我们八路军、新四军进攻，这就是第一次反共高潮，这一次反共高潮被我们粉碎了，太行一仗把他的九十七军消灭了。在冀南我们消灭了石友三几千人，他就夹着尾巴跑到鲁西南、豫北一带，我们把他的进攻也粉碎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是皖南事变，发生在1941年。在这样的形势下，日寇在磁县首先控制了彭城、峰峰这一线，在峰峰修建新兵营，磁县县城内只留了一个中队，把一个大队的主力都集中到峰峰去了。日军还在西马线（西佐——马头）、京汉线（北起邯郸——南至漳河）和岭西，南起观台，经彭城到武安这一线，建立了封锁沟、封锁墙，所有的路口都修上碉堡，派人守看。这还不算，并且还在磁东游击根据地每隔五、七里路就修一个碉堡，住上武装人员首先妄图把我军赶过石鼓山，再进一步把其前沿推进到贾壁、索井以东一线。与此同时，日寇集结兵力对磁县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扫荡，叫做“强化治安运动”，一共搞了5次强化治安运动。我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以军事斗争为后盾（我们有太行军区、太行五分区的主力部队，还有县大队，各区干队，另外，各地还有游击小组），进行了种各样的斗争，包括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在反蚕食斗争中，敌人用封锁沟，围住我们一个村庄，我们就坚持其对面的另一个村庄，和他针锋相对进行斗争，我们同时加强了敌后工作，当时县委分出一部分领导同志到磁东领导敌占区、游击区的斗争。我们还向武南、邯西发展，日军占领我们的义井、拔剑、和村，超过了彭城、峰峰，我们进到邯郸、磁县、平汉路附近来，威胁他的后方，这就叫“敌进我进”。
在对敌斗争中，还有一条秘密战线。敌人在磁县设立了20-30个据点，用来限制我党、政、军、民抗日人员的活动，此外还集中兵力不断“清乡”。我们对付敌人的办法之一，是逐渐扩大秘密战线，最后达到了哪里有敌人，哪里就有我们的秘密战线——敌工工作。磁县城里有我们的敌工人员，敌工的公安、军队、安民军、宪兵队都有我们的人，南边岳城、时村营一带，北边的光录、马头、邯郸有我们的人；西佐、峰峰、彭城、义井、拔剑都有我们的敌工人员。这样，我们对敌人了如指掌，他们的一举一动我们都知道。他们要去清乡了，要去扫荡了，我们就知道了，知道了就好对付了。我们不但对敌人了如指掌，而且还使与我们有联系的敌军和伪军组织起码不妨碍我们的抗日活动。当时跟我们有联系的大概有二、三十个敌军单位和敌伪组织，几乎每一个敌伪组织、敌伪据点、每一个碉堡都有与我们建立了联系的敌伪人员，开始要求不能过高，但现在不过来可以，不公开抗日也可以，但是不能危害抗日。结果，我们从敌人的碉堡附近过路的时候，他给站岗放哨，我们过去后，他又把门关起来，我们畅通无阻。有的则积极帮助我们抗抗日活动，有的还举起义。宗书阁同志就带领一个营起义，在太行山区他是最先起义的，起义后，到我们部队当过营长、副团长，后来又当过军分区的副司令员。
通过公开的、秘密的、军事的、政治的、基本群众的和上层统战的各种各样斗争，我们巩固了磁东各片游击根据地，把抗日工作，一直推进到东至京汉线、北至邯郸、南到漳河的广大地区。
日寇投降以后，在峰峰没有解放之前，我们就派人进去了。敌工站站长李佑平同志，带着一些人到了宗具臣矿警队里，结果，峰峰没打一枪就解放了，煤矿保存的很完整，宗具臣率部起义后，编成太行警卫纵队，后又编成一个团，参加了解放战争。
现在我们来回顾这一段战斗历程，从中可以得到什么经验教训呢？我们为什么能够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从小到大，从小胜利走向最后胜利呢？我觉得有这么几条：第一条是有党的正确领导，党叫怎么干就怎么干。抗战初期，有“速胜论”，也有“亡国论”，国民党几十万部队 ，南苑一战以后，保定、石家庄都没打，一下了退到漳河，在漳河也没怎么打，就过黄河去了，可以说一溃千里。他们连铁路都不会破坏，日本人沿铁路用铁甲车追，国民党军队用两条腿跑，怎么能跑过铁甲车呢？1938年5月，毛主席发表了“论持久战”一书，连蒋介石都叫他的高级将领读，“论持久战”把抗日战争如何打，讲得头头是道，抗日战争简直就是按“论持久战”打的。所以说党的正确领导很重要。那时我们干革命，没有现在懂是知识多呀！什么物理化学、革命道理呀，都懂得很少。我在一高毕业到十二中学，初中毕业又上了半年高中，后来就当兵打仗了。那时不懂得什么革命道理，但有一条，党叫怎么干就怎么干，党交化的任务坚决完成。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第二条，就是艰苦奋斗，不怕牺牲，通往直前。不艰苦奋斗，克服困难，我们就不能前进，更不能取得胜利。我们老同志在一起回顾，当时敌工站的同志有这样一句话：“一到根据地去开会，我们的脑袋又长到头上了，开完会一到敌占区，脑袋就掖到腰里了，准备牺牲。”我们敌工战线就牺牲了不少同志，象在岳城地区活动的姚克俭同志等。因为一直在敌占区转，说不清什么时候就碰上敌人了；另外，还有特务、坏人，跟踪你，向敌人报告你。甚至在敌人面前挨打受气，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当时大家不怕牺牲，不怕流血，更不怕艰苦，当时除了艰苦的对敌斗争外，穿衣吃饭也很艰苦。敌工站接待客人，吃点小米干饭，炒个鸡蛋就是最好的东西了，所以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没有艰苦奋斗，就没有胜利，就不能前进。没有部分同志的牺牲，就不能取得我们民族的解放，阶级的解放，革命的胜利。
第三，遵守纪律，执行政策。以党员和先进分子的模范行动，以党的政策去发动群众，去争取胜利。民主革命、革命战争，要靠政策、靠纪律。象电影里看到的，八路军、新四军首长拿着手枪，喊一声“冲啊！”不管敌人的机关枪扫射、也不管前面有无地雷，大家只有向前，没有向后。当然这样首先靠我们的政治工作，但也有一条就是纪律，你要后退，就受到军法的处分，；轻者关禁闭，重者判刑，甚至杀头。所以说军队，没有纪律不靠政策是不行的啊！
第四条，必须有知识，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有些人是很愚蠢的，举一个例子，我所打入的伪军，是伪二方面军，它的总司令叫孙良诚，简直是个大混蛋。我们党（二野总部）派人去作他的工作，他的态度是：你来人我欢迎。后来伪四军起义以后，我们又派人去动员他，他不干。国民党来了，又是把他编成一个地方的保安队，住到睢宁县。国民党在淮海战役前夕，已经山穷水尽了，没有部队了，又给了他一个空头番号，叫他当军长，我们派去的人还在他那住着，淮海战役时，蒋介石叫他向徐州增援。当时他们的同志跟他说：不要去为蒋介石卖命，最好马上宣布起义。或者按兵不动，看一下形势在说。结果这个混蛋他还是要去。他的一举一动我们部队都知道。就布置了个口袋，把他的部队全消灭了，他才火线起义，带着机关的人过来了。过来后，我们宣布火线起义还优待他。他假借去说服刘汝明（当时是国民党的一个兵团司令），要去蚌埠，我们叫他去了，我们地下工作的周天涯同志和王清韩（当过孙的参谋长）也和他一块去了，到那以后他对刘汝明说：我这个火线起义是被逼的，都是王清韩和周天涯搞的，周是共产党、八路军派来的。结果把这两相人出卖了。王、周二人被送到南京枪毙了。把我们的人杀了，你该跑吧！不，孙良诚后来住到上海去了，据说，国民党临逃离大陆的时候，有人给他买了飞机票，他也不跑，等上海一解放，王、周二人的家属就告了孙良诚的状，你们就把孙良诚抓起来了，孙后来在劳改队死了。你看这个人蠢不蠢？国民党已经山穷水尽了，他还那样干，这个军阀蠢的很，一点政治眼光也没有，所以说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我们懂得 这个道理，所以在抗战时期，我们的党政军民，除了紧张艰苦对敌斗争之外，就抓紧一切时间，抓紧斗争空隙进行学习，学政治、学业务、学文化、学军事，这是我们的传统。八路军行军时，背包后面写两个字，走一路，就把这两个字认识了。同时我们各个部队、各级政府、各级党组织，都组织学习班，结业了就工作。我们党是很重视培养干部、很重视抓学习，当时我们在军队，在敌人站提倡看《三国演义》，这是很开窍的，里边军事、政治都有。因为都年轻，没有社会斗争经验，书本里面去学嘛！学对敌斗争的本领，学根据地建设的本领，甚至学胜利后建设国家的本领，战争时就抽了很多干部去苏联学习，培养我们自己的知识份队伍。
作者简介
顾草萍：男，磁县林坦乡东彭厢村人，76岁，原名郭鑫和，1939年到1943年任磁武县敌工站站长，解放后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驻川办事处主任。已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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