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被杀那年，曹操54岁，其创作风格日益苍劲老道。他的两个儿子，曹丕22岁，曹植17岁，在建安诗人影响下，兄弟二人的文学才能由此逐渐显现出来。在建安诗坛，“三曹”引领了一时风气。
1、诗坛领袖，“三曹”风格各不相同
作为诗坛领袖，“三曹”的风格各不相同。如果说，曹操的诗是以一个英雄的气魄取胜的话，那么，他的两个儿子，曹丕以诗人细腻感受见长，曹植以才子想象丰富称雄。
曹操有条件取代汉帝，但他到死也没有敢这样做。建安十六年(211年)任曹丕为副丞相，封诸子为侯，形成了“盘石之固”。建安十八年(213年)封魏公，加九锡；魏国置尚书、侍中、六卿，已有完整的制度机构。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进号魏王，孙权让他称帝，他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邪？”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更设天子大旗，立曹丕为太子，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曹操死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即位，即刻完成了武王废立的工作，正式称帝，改元黄初元年，并追封曹操为魏武帝。随即，刘备称帝于成都，孙权称帝于建康（今南京）。至此，汉代正式宣告结束。
对于曹植和曹丕的评价，历来分歧很大。《诗品》推许曹植为“建安之雄”，比作人伦之有周孔，音乐之有琴声。这可能是同情失败者的心理所致,认为曹丕在政治上是成功者，他一定用了很多政治手腕，所以文人多讨厌他。
《文心雕龙》与此相左，认为曹丕有“洋洋清绮”之才。郭沫若《论曹植》也认为曹植虚夸，不值得同情。
不管如何评说，今天来读俩人的诗，确实感到风格迥异。刘勰说：“子建思捷而才俊”，“子桓虑详而力缓”。曹植思维敏捷，才华横溢，故曰“思捷而才俊”。曹丕考虑周详，文章舒缓，故曰“虑详而力缓”。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类型。曹丕内向、沉静，以理智来衡量一切，是权力型人物。曹植外向、活跃，有时过于情绪化，是审美型人物。性格不同，反映在创作中，就有明显的风格差异。
曹植《豫章行》说：“他人虽同盟，骨肉天性然”。《陈审举表》又说：“苟吉专其位，凶难其患者，异姓之臣也”。建安时期，确实存在着若干同盟体。曹植希望曹丕明白，外人虽然可以结成同盟，但是骨肉亲情是天然形成的密切关系。
问题是，这话谁信呢？曹植内心深处也未必认可这一点。从当时情形看，这种同盟或者类似的利益集团并不少见。曹植本人就曾与他人结盟。曹丕即位之后，对曹植党与剪除殆尽，就是看到了这种结盟的危险存在。
曹植在《野田黄雀行》中说“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这利剑就是权力。结友，就是结成同盟。他失势之后，同盟也被摧毁，他才这样说。曹丕当然不会相信这样的话。
事实上，在建安时期，曹丕在政治上依靠司马懿、陈群、吴质、朱铄等所谓四友加速夺权步伐，在文化领域，他与曹植积极争取文化话语权，举行了很多类似于后世的沙龙聚会，饮酒赋诗，相互唱和。
曹植也有这种登高呼应的优势。他思捷才俊，聪明外露，从小就深受父亲的宠爱，甚至认为他是“儿中最可定大事者”（《三国志·曹植传》注引《魏武故事》）。
2、兄弟相疑，“相煎何太急”千古流传
曹植做《七步诗》
曹操长子曹昂为刘夫人生，建安二年(197年)随曹操征战而死。其次是环夫人所生曹冲，非常聪明，曹冲秤象的故事家喻户晓。曹操“有欲传后意” ，但是在建安十三年也死了。接下来就是卞夫人所生诸子，即：曹丕、曹彰、曹植、曹熊。曹丕居长，应当“立嫡以长”。然而，从十三年到二十二年，到底立谁为长，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曹操似乎一直举棋不定。
建安十九年，曹操东征孙权，让曹植守城，告诫说：“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这是对他的考验。不无遗憾的是，曹植依杖自己特殊的地位和过人的才气，“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一次次地让曹操失望。
《三国志·曹植传》载，曹植独守邺城时，“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这使曹操大怒，因为只有帝王本人举行大典时才能通行，而曹植却公开违禁，这使曹操颇为难堪。他处死了掌管车马的公车令，还就此发布命令，说自从曹植违犯此令，“令吾异目视此儿矣”。可见，曹操对曹植是彻底失望了。
起初，曹操对于曹丕似乎并不怎么看好。《三国志·魏志·武文世王公传》载，建安十三年，曹冲病死，曹丕前去安慰乃父，曹操却对曹丕说：“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父子心里当然都清楚这话的涵义。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世語》记载，曹丕看到曹植深得父亲欣赏，内心很焦虑，就让吴质藏在密封的大筐中进宫密谋。这事让曹植的死党杨修知道，向曹操告密，曹丕很紧张。吴质设计说，明天继续拉着这个大筐进宫，杨修肯定告状，并强制查验。如果没有这个事，杨修就有欺君之罪。第二天，杨修果然上当。曹操由此反而怀疑杨修另有企图。
《世語》还记载，曹操每次出征，他的儿子都要到路边送行，曹植通常会称颂大王的功德，表奏成功，曹操听后很高兴，而曹丕口才、文笔皆不如，怅然自失。吴质当时为朝歌令，出主意说：以后大王出行，就流涕送行，表示孝心。这个办法很奏效，大家都觉得曹植辞多浮华，而曹丕心诚意切，在父亲面前竖立了很好的形象。
在做足了外围工作后，吴质等串通一些大臣拼命在曹操面前吹风，说袁绍、刘表改变旧制，没有立嫡长子为太子，结果闹得国破家亡。这些办法非常奏效，在经历了十年诚惶诚恐的岁月之后，曹丕在建安二十二年终于当上太子。他高兴地搂着丞相辛毗的脖子问：“辛君知我喜不？”
曹操生前曾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到了建安二十五年曹操死，曹丕就正式扮演了周武王的角色，演出禅让闹剧。三劝三让之后，登基为帝，他不无得意地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曹丕上位后，相疑于曹植，便想出个“七步成诗”的办法，治罪其弟。所幸的是，出口成诗是曹植的拿手好戏，这《七步诗》便成了救命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至此，曹丕不得不收回成命，降低曹植的官爵了事。
3、三徙封地、六换爵位，曹植成建安文学总结者
公元220年曹操死，曹丕即位，以此为界，曹植的生平明显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诗的内容也发生重大变化。
前期作品的两个主题：一是悲悯民生，一是慷慨大志。前者以《送应氏》为代表，后者以《白马篇》为代表。后期作品以《文选》卷二十四“赠答”类所收《赠白马王彪》为代表，悼念任城王曹彰之死，感叹与白马王曹彪的生离。
在整个建安时期，曹植的政治热情始终处在峰颠状态，他的文学创作，无不染上浓郁的政治色彩。在太子继承人问题上的明争暗斗，已经使得曹植与曹丕之间的关系产生极大裂痕。偏偏曹植又不知收敛，依然锋芒毕露。政治热情越高，得到的猜忌自然就越深、受到的打击也就更大。
曹丕上台伊始，王室各就封国，不让留在京城。这是对一般兄弟的政策；而对曹植的防范尤其严苛。
他首先杀掉曹植党羽丁仪兄弟及家中男口，又使曹植三徙封地、六换爵位，并派监国使随时监视曹植的活动，两次使之获罪，要行“大辟”。要不是卞太后的干预和保护，曹植早已成了曹丕的刀下鬼了。
曹植的政治悲剧主要是由其性格悲剧决定的。当然，换一个角度看，也许正是这种悲剧性格，也玉成了他的文学成就。
在政治方面，他虽然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在文学领域，他却要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幸运的多。他经历了那么的磨难，悲欢离合，世态炎凉，使他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更加真实的体验和理解。
在年辈方面，他也较之其他建安诗人为晚。孔融卒于建安十三年（208年）、阮瑀卒于建安十七年（212年）、王粲、陈琳、刘桢、应瑒卒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徐幹卒于建安二十三年（218年）。至此，建安七子均已离世。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死，黄初七年（226年）曹丕死，而曹植一直活到太和六年（232年）。
一方面，他既是建安文学创作活动的参与者，另一方面，他实际又充当了建安文学的总结者。
曹植的一生真是悲剧的典范。他自谓“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偏偏在有为的壮年被闲置、被冷落、甚至被迫害，他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越是按捺不住要求有所作为的时候，所得到的打击也就越大。
当他感到“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希望完全破灭的时候，便只能退而求其次，想博得个身后之名，“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尽管仅仅作为一个诗人他是不甘心的，但是，这只能是他唯一可走的路了。
曹植的创作承前启后，既有建安时期慷慨悲凉的余韵，又开启了正始以后弥漫于诗坛的荒漠凄冷的诗风；再从整个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脉络来看，曹植的创作既为五言古诗奠定了基石，同时又为近体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刘跃进《“建安风骨”的历史内涵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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