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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曹丕、曹植!建安诗坛“三曹”相爱相杀!

时间:2018-06-25 15:54:31  来源:解读邯郸  作者:刘跃进  浏览: 分享:

孔融被杀那年,曹操54岁,其创作风格日益苍劲老道。他的两个儿子,曹丕22岁,曹植17岁,在建安诗人影响下,兄弟二人的文学才能由此逐渐显现出来。在建安诗坛,“三曹”引领了一时风气。

 

1、诗坛领袖,“三曹”风格各不相同

 

 

 

作为诗坛领袖,“三曹”的风格各不相同。如果说,曹操的诗是以一个英雄的气魄取胜的话,那么,他的两个儿子,曹丕以诗人细腻感受见长,曹植以才子想象丰富称雄。

 

曹操有条件取代汉帝,但他到死也没有敢这样做。建安十六年(211)任曹丕为副丞相,封诸子为侯,形成了“盘石之固”。建安十八年(213)封魏公,加九锡;魏国置尚书、侍中、六卿,已有完整的制度机构。

 

建安二十一年(216)进号魏王,孙权让他称帝,他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邪?”建安二十二年(217)更设天子大旗,立曹丕为太子,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曹操死于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即位,即刻完成了武王废立的工作,正式称帝,改元黄初元年,并追封曹操为魏武帝。随即,刘备称帝于成都,孙权称帝于建康(今南京)。至此,汉代正式宣告结束。

 

对于曹植和曹丕的评价,历来分歧很大。《诗品》推许曹植为“建安之雄”,比作人伦之有周孔,音乐之有琴声。这可能是同情失败者的心理所致,认为曹丕在政治上是成功者,他一定用了很多政治手腕,所以文人多讨厌他。

《文心雕龙》与此相左,认为曹丕有“洋洋清绮”之才。郭沫若《论曹植》也认为曹植虚夸,不值得同情。

 

不管如何评说,今天来读俩人的诗,确实感到风格迥异。刘勰说:“子建思捷而才俊”,“子桓虑详而力缓”。曹植思维敏捷,才华横溢,故曰“思捷而才俊”。曹丕考虑周详,文章舒缓,故曰“虑详而力缓”。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类型。曹丕内向、沉静,以理智来衡量一切,是权力型人物。曹植外向、活跃,有时过于情绪化,是审美型人物。性格不同,反映在创作中,就有明显的风格差异。

 

曹植《豫章行》说:“他人虽同盟,骨肉天性然”。《陈审举表》又说:“苟吉专其位,凶难其患者,异姓之臣也”。建安时期,确实存在着若干同盟体。曹植希望曹丕明白,外人虽然可以结成同盟,但是骨肉亲情是天然形成的密切关系。

 

问题是,这话谁信呢?曹植内心深处也未必认可这一点。从当时情形看,这种同盟或者类似的利益集团并不少见。曹植本人就曾与他人结盟。曹丕即位之后,对曹植党与剪除殆尽,就是看到了这种结盟的危险存在。

 

曹植在《野田黄雀行》中说“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这利剑就是权力。结友,就是结成同盟。他失势之后,同盟也被摧毁,他才这样说。曹丕当然不会相信这样的话。

 

事实上,在建安时期,曹丕在政治上依靠司马懿、陈群、吴质、朱铄等所谓四友加速夺权步伐,在文化领域,他与曹植积极争取文化话语权,举行了很多类似于后世的沙龙聚会,饮酒赋诗,相互唱和。

 

曹植也有这种登高呼应的优势。他思捷才俊,聪明外露,从小就深受父亲的宠爱,甚至认为他是“儿中最可定大事者”(《三国志·曹植传》注引《魏武故事》)。

 

2、兄弟相疑,“相煎何太急”千古流传

 

 

曹植做《七步诗》

 

曹操长子曹昂为刘夫人生,建安二年(197)随曹操征战而死。其次是环夫人所生曹冲,非常聪明,曹冲秤象的故事家喻户晓。曹操“有欲传后意” ,但是在建安十三年也死了。接下来就是卞夫人所生诸子,即:曹丕、曹彰、曹植、曹熊。曹丕居长,应当“立嫡以长”。然而,从十三年到二十二年,到底立谁为长,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曹操似乎一直举棋不定。

 

建安十九年,曹操东征孙权,让曹植守城,告诫说:“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这是对他的考验。不无遗憾的是,曹植依杖自己特殊的地位和过人的才气,“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一次次地让曹操失望。

       

《三国志·曹植传》载,曹植独守邺城时,“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这使曹操大怒,因为只有帝王本人举行大典时才能通行,而曹植却公开违禁,这使曹操颇为难堪。他处死了掌管车马的公车令,还就此发布命令,说自从曹植违犯此令,“令吾异目视此儿矣”。可见,曹操对曹植是彻底失望了。

 

起初,曹操对于曹丕似乎并不怎么看好。《三国志·魏志·武文世王公传》载,建安十三年,曹冲病死,曹丕前去安慰乃父,曹操却对曹丕说:“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父子心里当然都清楚这话的涵义。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世語》记载,曹丕看到曹植深得父亲欣赏,内心很焦虑,就让吴质藏在密封的大筐中进宫密谋。这事让曹植的死党杨修知道,向曹操告密,曹丕很紧张。吴质设计说,明天继续拉着这个大筐进宫,杨修肯定告状,并强制查验。如果没有这个事,杨修就有欺君之罪。第二天,杨修果然上当。曹操由此反而怀疑杨修另有企图。

 

《世語》还记载,曹操每次出征,他的儿子都要到路边送行,曹植通常会称颂大王的功德,表奏成功,曹操听后很高兴,而曹丕口才、文笔皆不如,怅然自失。吴质当时为朝歌令,出主意说:以后大王出行,就流涕送行,表示孝心。这个办法很奏效,大家都觉得曹植辞多浮华,而曹丕心诚意切,在父亲面前竖立了很好的形象。

 

在做足了外围工作后,吴质等串通一些大臣拼命在曹操面前吹风,说袁绍、刘表改变旧制,没有立嫡长子为太子,结果闹得国破家亡。这些办法非常奏效,在经历了十年诚惶诚恐的岁月之后,曹丕在建安二十二年终于当上太子。他高兴地搂着丞相辛毗的脖子问:“辛君知我喜不?”   

 

曹操生前曾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到了建安二十五年曹操死,曹丕就正式扮演了周武王的角色,演出禅让闹剧。三劝三让之后,登基为帝,他不无得意地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曹丕上位后,相疑于曹植,便想出个“七步成诗”的办法,治罪其弟。所幸的是,出口成诗是曹植的拿手好戏,这《七步诗》便成了救命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至此,曹丕不得不收回成命,降低曹植的官爵了事。

 

3、三徙封地、六换爵位,曹植成建安文学总结者

 

 

 

公元220年曹操死,曹丕即位,以此为界,曹植的生平明显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诗的内容也发生重大变化。

 

前期作品的两个主题:一是悲悯民生,一是慷慨大志。前者以《送应氏》为代表,后者以《白马篇》为代表。后期作品以《文选》卷二十四“赠答”类所收《赠白马王彪》为代表,悼念任城王曹彰之死,感叹与白马王曹彪的生离。

 

在整个建安时期,曹植的政治热情始终处在峰颠状态,他的文学创作,无不染上浓郁的政治色彩。在太子继承人问题上的明争暗斗,已经使得曹植与曹丕之间的关系产生极大裂痕。偏偏曹植又不知收敛,依然锋芒毕露。政治热情越高,得到的猜忌自然就越深、受到的打击也就更大。

 

曹丕上台伊始,王室各就封国,不让留在京城。这是对一般兄弟的政策;而对曹植的防范尤其严苛。

 

他首先杀掉曹植党羽丁仪兄弟及家中男口,又使曹植三徙封地、六换爵位,并派监国使随时监视曹植的活动,两次使之获罪,要行“大辟”。要不是卞太后的干预和保护,曹植早已成了曹丕的刀下鬼了。

 

曹植的政治悲剧主要是由其性格悲剧决定的。当然,换一个角度看,也许正是这种悲剧性格,也玉成了他的文学成就。

 

在政治方面,他虽然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在文学领域,他却要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幸运的多。他经历了那么的磨难,悲欢离合,世态炎凉,使他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更加真实的体验和理解。

 

在年辈方面,他也较之其他建安诗人为晚。孔融卒于建安十三年(208年)、阮瑀卒于建安十七年(212年)、王粲、陈琳、刘桢、应瑒卒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徐幹卒于建安二十三年(218年)。至此,建安七子均已离世。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死,黄初七年(226年)曹丕死,而曹植一直活到太和六年(232年)。

 

一方面,他既是建安文学创作活动的参与者,另一方面,他实际又充当了建安文学的总结者。

 

曹植的一生真是悲剧的典范。他自谓“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偏偏在有为的壮年被闲置、被冷落、甚至被迫害,他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越是按捺不住要求有所作为的时候,所得到的打击也就越大。

 

当他感到“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希望完全破灭的时候,便只能退而求其次,想博得个身后之名,“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尽管仅仅作为一个诗人他是不甘心的,但是,这只能是他唯一可走的路了。

 

曹植的创作承前启后,既有建安时期慷慨悲凉的余韵,又开启了正始以后弥漫于诗坛的荒漠凄冷的诗风;再从整个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脉络来看,曹植的创作既为五言古诗奠定了基石,同时又为近体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刘跃进《“建安风骨”的历史内涵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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