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日，海明威逝世五十八周年了。
一九六一的这一天，他开枪自尽。
海明威后半生饱受精神和身体的折磨，痛苦将他裹紧，削尖，渐渐磨碎。
年轻时的海明威，俊美，挺拔。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曾以驻欧记者身份常驻巴黎。
海明威伏案写作
在那里，海明威创作并出版了他最早的几部小说；同样也是在巴黎，海明威结识了格特鲁德·斯泰因、詹姆斯·乔伊斯、埃兹拉·庞德和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等一大批旅欧作家和艺术家。
日子虽过得清贫，但却不缺少一个作家该有的“锋利”。
比如，说到“饥饿”，跟卡夫卡一样，海明威同样对饥饿充满了赞美。
在本文中，他就写道：
我就是在饥肠辘辘的时候学会了更加深刻地理解塞尚的作品和真正弄懂他描绘自然风景的方法的......在你不得不规定自己只吃个半饱的时候，必须控制住自己，不要老是想肚子有多饿。饥饿是有益的磨炼，你可以从中学到不少东西。
在将近四十年后，晚年的海明威回忆起在巴黎的点滴，写下了《流动的圣节》。
这部作品在他去世后得以出版。
饥饿是有益的磨练
巴黎所有的食品店都在橱窗里摆设了精美诱人的食品，大家还在人行道上的桌子边进食，要是你有一点没吃饱，看到、闻到这么多吃的，就更觉得饥肠辘辘了。像我这样已经放弃了新闻记者职业，写的东西连美国也没人买的人，在家里打招呼说到外面和别人一起吃午饭，那么最适合的地方就是去卢森堡公园，因为那里从观象台广场一直到沃吉拉德路都见不到、闻不着食品。你在那里随时都可以到卢森堡博物馆去，而肚子里饿得咕咕叫反而会使你觉得那里所有的油画都变得格外醒目、格外清晰，也更加美丽了。我就是在饥肠辘辘的时候学会了更加深刻地理解塞尚的作品和真正弄懂他描绘自然风景的方法的。我时常猜想他是不是也饿着肚子作画；但我又想，也许他只不过是忘了吃饭罢了。人在失眠或者饥饿的时候常常产生这一类的想法，虽然不切实际，但很发人深省。后来我想，塞尚大概是在别的方面感到饥饿吧。
Paul Cézanne
出了卢森堡博物馆，沿狭窄的费罗路走过去就是圣绪尔比斯广场。这里还是没有饭馆，静静的广场上只有长凳和树木。广场上有一处狮像喷泉，鸽子在人行道上踱步，有几只停在主教们的塑像上。那里有座教堂，广场北边是几家专卖宗教用品和法衣的商店。
从这个广场向河边走，就不能不经过出售水果、蔬菜、酒类的商店和面包店、点心店了。不过，仔细挑选一下路线还是可以躲开大多数食品店而到达西尔维娅·比奇的图书馆的，向右绕过灰砖白石的教堂来到奥德翁路，再向右转弯就到了。奥德翁路上没有饭馆，一直要走到广场上才有三家。
走到奥德翁路12号时，肚子已经不觉得太饿，但全部的感官反而灵敏起来。墙上的照片仿佛变了样子，眼前也出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书籍。
“你太瘦了，海明威，”西尔维娅常常这么说，“你最近每天都吃饱饭吗？”
“当然啦。”
“你中午吃的什么？”
我肚子饿得要命，却说：“我这就回家吃午饭去。”
“三点钟吃午饭？”
“我不知道已经这么晚了。”
“阿德里安娜前几天晚上说过她想请你和哈德莉吃顿饭。我们还想请法盖伊。你挺喜欢法盖伊这个人的吧？要不就请拉博。你喜欢他的，这我知道。或者请随便哪一个你真正喜欢的人。你告诉哈德莉好吗？”
“我想她一定很愿意来。”
“我再给她发一封快信。你现在吃得不好，就不要那么刻苦地工作了。”
“好吧。”
“现在你还是快点儿回家，不要误了午饭。”
“他们会给我留的。”
“也别吃凉菜凉饭。午饭要吃得好一些，要吃热的。”
“有我的信吗？”
“大概没有。我再看看吧。”
她找了一找，发现了一张便条，笑着抬头看了看，随即打开了她桌上的一个小橱门。
“这是在我出去的时候来的。”她说。那是一封信，摸起来像是里面有钱。
“是韦德考普。”西尔维娅说。
“那一定是《综观》杂志寄来的。你见到韦德考普了吗？”
“没有。不过他和乔治到这里来过。他会找你的。别着急。也许他想先把钱付给你。”
“这里有六百法郎。信上说还要再给的。”
“多亏你提醒我找一找。你真是个好心的先生。”
“我的书只有在德国才卖得出去，真可笑。我只能卖给韦德考普和《法兰克福报》。”
“是吗？不过你千万别着急。你把小说卖给福特也可以。”她开玩笑似的说。
“一页只有三十法郎。假如每三个月在《大西洋彼岸评论》上发表一个短篇，那么五页长的短篇一个季度是一百五十法郎，一年六百法郎。”
“可是，海明威，不要计较你的小说眼下得钱多少，关键在于你能够写作，这就行了。”
“我知道。我能写小说，但没有人买。我不当记者以后一个钱都没有收入过。”
“你的小说会有销路的。瞧，这不就有一篇小说的稿酬了嘛。”
“对不起，西尔维娅。原谅我提起这些事。”
“原谅你什么？我反正天天不谈这些就谈那些。你难道不知道所有的作家都免不了成天诉苦吗？好了，你得保证不再发愁，而且要把饭吃饱。”
“我保证。”
“那就赶快回家吃午饭去吧。”
一出来，到了奥德翁路上，我想到自己竟然在别人面前诉苦，不禁感到十分羞愧。明明是我自己愿意这样做的，可又做得那么笨拙。我还不如买上一块大面包来吃了，不省那顿饭呢。我简直都能想象到那诱人的咖啡色面包壳的味道。不过不喝点什么，光这么吃，嘴也太干了。你这个该死的牢骚鬼。我骂自己：你这个肮脏的假圣人、假殉道者，你自己愿意放弃记者职业。你有信用，要找西尔维娅借钱的话，她刚才就借给你了。她都借给你好多次了。没错。下一步你就得在别的事情上牺牲一点。饥饿是件好事，饿的时候那些画看起来的确比平常好。吃饭也是一件大好事，可你知道现在你要去哪儿吃饭吗？
你要到利普餐馆去喝酒、吃饭。
我快步走向利普餐馆。每经过一处我的胃都知道，简直比我的眼睛和鼻子还要灵敏，这样越走就越高兴。这家啤酒餐馆里人很少，我在靠墙的一张凳子上坐下，背后有面镜子，面前是饭桌。侍者问我要不要啤酒，我要了一升装的大杯啤酒，还要了马铃薯色拉。
啤酒冰凉，喝下去舒服极了。油酥苹果做得很脆，浇上了腌泡汁，橄榄油香得很。我在土豆上抹了黑胡椒，把面包蘸上橄榄油，先喝了一大口啤酒，然后慢慢地吃喝。吃完之后，我又要了一份油酥苹果和一盘熏香肠。
这根香肠有点儿像劈成两半的牛肉小香肠，浇了一层特制的芥末酱。
我拿面包把盘子里的油和芥末酱抹得一干二净，慢慢喝啤酒，到酒已失去凉意时便一口喝干。然后又要了一杯，看酒倒在杯里，好像比大杯啤酒更凉。我喝下半杯。
我想，我并没有发愁。我知道我的短篇小说写得不错，将来在美国总会有人出版的。我辞掉记者工作的时候满以为我的短篇小说能够出版，可是我寄出去的每一篇都退了回来。我当时那么自信的原因是爱德华·奥布里恩把《我的老头子》收入了《最佳短篇小说选》，还把那一年的集子题词献给我。想到这里，我笑了，再喝一口啤酒。那篇小说从未在杂志上发表过，他却破例收入集子。我又笑了起来。侍者瞥了我一眼。是很可笑的，因为他费了那么大劲，结果却把我的名字拼错了。这是我的作品全部遗失后仅存的两篇小说中的一篇。那次哈德莉把我的原稿都放进手提箱，想出其不意地为我带到洛桑，让我在山区度假时修改。她把原稿、打字稿和复印稿全部夹在马尼拉纸文件夹里，放进箱子，结果箱子在里昂车站被盗走了。这篇小说得以幸存的唯一原因是林肯·斯蒂芬斯把它寄给了某个编辑，后来又退回来了。所有其他稿子都被偷走的时候，它正在邮路上呢。我保存的另一篇小说是斯泰因小姐来我家做客之前写的，名叫《在密歇根北部》。我一直没让人复写，因为她说它“不登大雅之堂”。我便把它丢在某个抽屉里。
我们离开洛桑到意大利以后，我把那篇写赛马的小说交给了奥布里恩。他是个温和、腼腆的人，淡蓝色的眼睛、苍白的脸色，整齐平直的头发是他自己理的。那时他寄居在拉帕洛的一座修道院里。那段时间十分倒运，我甚至都觉得自己再也不出东西了，所以就把那篇小说当一件古玩给他看。这有点像某个人傻乎乎地把一艘莫名其妙地沉没了的船上的罗经柜拿出来供人欣赏，又好像一个人的腿被压碎截去了，却给断腿穿上靴子拿来开心。然而，他读这篇小说时，我看得出来，他比我更难过。除了死亡和无法忍受的痛苦以外，我还从没见过什么事使得一个人这么难受。唯一的例外是哈德莉告诉我东西丢了时的那种样子。她哭了又哭，可就是说不出来。
我对她说：再可怕的事也不至于说不出来，不管是什么事都不要紧，不用害怕。我们会想出办法来的。她这才告诉了我。我心想她怎么也不会把复印本也放进箱子里带来的，于是雇了一个人替代一下我的记者工作（当时我干记者的收入很不错），自己乘火车去了巴黎。她说的话是真的。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走进家里，发现复印本确实丢了时，我都干了些什么事。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钦克曾经告诉我永远不提已经失去了的东西；我就劝奥布里恩不要太难过。丢了早期的作品对我也许还有好处，我还对他大讲了一通类似鼓舞部队士气的话。我说，我要重新开始创作小说，尽管我当时说这话只是想哄哄他，让他不要太难过，可我心里知道我会这么做的。
坐在利普餐馆里，我又回忆起作品丢失以后我写出第一篇小说是在什么时候。是在科蒂纳丹佩佐，当时我为了到莱茵兰和鲁尔去采访而不得不中断在那里的春季滑雪。回来同哈德莉重聚时写的这篇小说题为《不合时宜》，情节非常简单，我还略去了老头子上吊自杀这个真实的结局。略去这一点是根据我的一种新理论，就是：你可以删去小说中的任何情节，只要你心里有数，而且知道删掉的部分能加强小说的感染力，使人感到意味无穷就是了。
是啊，我想，现在我写出了这样的小说，可是人们都看不懂。这是无可怀疑的。几乎可以肯定没有人要我写的东西。不过，大家总会理解我的作品的，就像他们对于绘画的一贯态度一样。需要的只是时间和信心。
在你不得不规定自己只吃个半饱的时候，必须控制住自己，不要老是想肚子有多饿。饥饿是有益的磨炼，你可以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只要别人还不明白这一点，你就比他们高明。噢，当然啦，我现在比他们高明得太多了，所以弄得有一顿没一顿。让他们追上来一点儿也好。
我知道我必须写一部长篇小说。不过目前看来还不可能，因为我仍在努力写出可能构成长篇小说的段落素材，但困难相当大。现在我应该写写稍长一些的短篇，就像练习距离稍长的赛跑一样。以前我写过一部长篇小说，那时我还保有童年的抒情能力，然而童年却像青春一样稍纵即逝，使人上当。那部小说放在手提箱里，在里昂火车站被偷走了。我知道丢了也许是件好事，但我也知道我必须再写一部长篇小说。不过我得尽量推迟到不得不动笔时为止。要是我为了能吃饱饭而去写长篇小说，那我就太没有志气了。我不得不写的时候也就是除此之外绝无他途的时候。让这种压力慢慢增加，我得先根据我最熟悉的题材写一篇中篇小说。
想到这里，我已经付完了账，走出餐馆，向右穿过勒纳路（这样可以不经过双偶咖啡馆，不去喝咖啡），沿波拿巴路这条最短的路线走回家去。
除了在已经遗失的作品里描写过的东西，我最熟悉的题材还有哪些？我真正了解、真正关心的是什么？这里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唯一可以选择的是走哪条路能尽快回到你写作的地方去。我从波拿巴路走到居内迈街，再到阿萨斯路，沿香圣母院路来到丁香园。
我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打开笔记本写起来，午后的阳光越过我的肩头照在桌上。侍者给我送来一杯奶油咖啡，凉了以后，我喝了半杯，把杯子放在桌上，继续写作。写完之后，我还不想离开河边。在这里，我能看见鳟鱼在水湾里游动，水面的涟漪轻轻拍打着桥下木桩加固的桥墩。我写的是战后还乡的事，但小说里没有提到战争。
然而，到明天早晨，这条河就会出现在小说里，我要把这条河、这田野和一切行将发生的事都写进去。日子还长，每天都可以这样写作。别的事都无关紧要。我的口袋里还有从德国汇来的钱，所以问题不大。这笔钱花完了，还会有其他收入。
现在我的任务就是要保持冷静、清晰的头脑，准备明天早晨再开始写作。
节选自《流动的圣节》
作者: [美]海明威
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译者: 孙强
出版年: 20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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