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王府井大街36号”，是建国以后诞生的一个文化地标，是一个半世纪以来，古今学术文化精品和字典辞书传播的核心文化高地。“王府井大街36号”这个名字从何而来？它何以成为我国文化界、学术界所景仰的圣殿？本文作者卢仁龙，用他温暖有力的笔触，叙写他与“王府井大街36号”的那些年那些事，带我们跨过岁月的阶梯，一同走进这座文化传承与构建的最高殿堂。
作者卢仁龙（左一）与导师杨明照先生（左三）旧照
“王府井大街36号”—— 一座文化地标的兴起
“王府井大街36号”，是建国以后诞生的一个文化地标，是包括北大在内的文化界、学术界所景仰的殿堂，是一个半世纪以来，古今学术文化精品和字典辞书传播的核心文化高地。
王府井大街36号
“王府井大街36号” 位于王府井大街北口，北侧是首都剧场，往南边200米是一东正教堂。原来为王府大街64号，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建造的办公场所。“文联大楼”落成于1956年，是一栋青砖西式丁字楼建筑，主立面坐东朝西，总面积为七八千平米，五层大楼，含有地下一层。
1965年，王府井改为“人民路”， 1971年，为了承接和完成毛主席重视的国史《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的推进与出版的具体落实，以及《现代汉语词典》的定稿，中央决定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合并为一个单位，已经解散的文联机构其所用大楼交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使用，从原办公地翠微路迁入这栋大楼，地址是“人民路36号”。
1978年，人民路复名王府井大街。1979年，两大机构经历了八年共署合并后，经国家批准，恢复独立建制，并进行出版分工：中华书局承担古籍整理与传统学术文化，商务印书馆承担西方学术的引进与翻译、字典辞书的出版。从此，两大出版机构在各自规定的领域里得以重建。于是我们就看到，两大出版机构所有出版物上同时出现一个醒目的地址“王府井大街36号”。
自七十年代起，大楼正面悬挂着由郭沫若题写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两个白底蓝字的匾额，左右并列。
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两家机构一直合署办公到1997年，期间，中华在一、二楼，商务在三、四楼，五楼及顶楼部分共用（部分改为两家单位的生活用房）。1998年底，中华书局迁入太平桥西里38号，“王府井大街36号”就完全成为商务印书馆独立的办公场所。
这栋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建设起来的办公大楼，墙体都是用青砖、平直双排的，比其他一般普通建筑要厚一倍，用材是当时一般建筑至少两倍甚至超过两倍以上。主楼中有一个相当规模且带舞台的大礼堂。大楼每层空间都很高，走廊十分宽敞，给人视觉上的敞亮与舒适，胜过新建的各类公共建筑。自建成以来，只有商务印书馆创业一百周年馆庆时内部装修过一次。
今天，我们走进这个有多层台阶的大楼，外表看上去没有多大的改变，依然保持原样，有厚重之美，雅洁之感。在二十一世纪之前，这栋大楼可能是中国出版业最大规模的办公场所了。
传承历史接续未来，铸就最高文化学术殿堂
“王府井大街36号”，是四十年来一座万众瞩目、辉煌灿烂的学术文化最高殿堂。
一个地名及大楼并不重要，比比皆是，但能成为文化胜地乃至文化殿堂则是一个机遇与创造。编辑队伍在1971年陆续从湖北咸宁干校开始归队，包括中华书局老领导金灿然、宋云彬，老编辑杨伯俊、傅彬然、刘起釪、储斌杰，集聚在“王府井大街36号”楼。由著名出版家陈原先生负责两个出版机构的领导工作。第一批是整理《二十四史》的核心团队和《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编辑团队，开始从翠微路来此上班。他们是启功、张政烺、王仲荦、唐长孺等老先生，从北大及全国各地文革前分配到中华、商务的年轻一代也开始重拾业务。但随后八年，众所周知的原因，老专家或故去，或抛荒不用。除《二十四史》项目因为要全套出版，工作比较紧张忙碌外，其他的一直也没有多少动静。商务承担编印了一批外国史与翻译著作，白皮书，仅供内部发行。
1973年春点校组部分学者与中华书局工作人员在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中华书局楼顶合影。启功先生亲笔。中华书局供图
以1979年标注“王府井大街36号”作为产品地才真正开始新的时代。中华书局推出众所周知的《二十四史》、《十三经注疏》、全唐诗，古典诗文集、名家学术专著《古代汉语》教材及《文史知识》月刊；商务印书馆推出《现代汉语词典》（正式版）、《汉译世界名著丛书》、《辞源》、各类外语词典、外语读物，许国璋《英语》教材、《英语世界》月刊等。这些产品，如水银泻地一般，发行到全国各地，为满足全社会一时书荒、大学教材提供、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并以严谨、高规格的文化学术产品而著称于世。从此，“王府井大街36号”一时成为全国读书人的文化灯塔，源源不断推出的中外经典的产品，填充着每个读书人的书包、案头空间。可以说，当年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他们所读、所用的书籍，绝大部分都必印有 “王府井大街36号”这行小字，包括使用最广泛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的每一册书上都有。
就这样，“王府井大街36号”从一个出版物通讯地，变为作者、读者的文化驿站，成为广大读者心目中的文化圣地。她在出版物上的出现频率之多，可能只有《人民日报》上“金台西路2号”这几个字可以相比。现在作为商务印书馆总馆办公地，各分机构编辑出版物依然写着“王府井大街36号”。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王府井大街36号”这个地址应该都会持续出现在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上。
文化殿堂的建构是有分量的作品与知名的作（译）者所垒成的。如果打开两家机构的书目，就会发现古今中外一流的学者、作者、译者占据着最大份量，换言之，几乎所有的一流学者大师都为此奉献了最精彩的著译、名家名译。
今天、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也可预见的是，学术界、文化界有自信和成就的人，无不希望能跻身这两个文化殿堂，出版自己的代表作为盼、为期。是啊，作为学者、文化人，谁又不愿和大师比肩共舞呢？
在我曾经所接触的作者中，无论是取得多么高的成就和影响力的名人，他们对自己的作品在这两家机构出版都怀着谦卑和诚恳之心，甚至担忧，一旦雀屏中选，则无不颔首称庆，心中释然。我亲历过的王利器先生大部分著作，顾廷龙先生、徐梵澄先生、钱钟书先生手稿，李学勤先生作品，厉以宁先生诗词集，台湾严灵峰先生作品，无不如此。
这座辉煌的学术殿堂，数十年来，推出的出版物受到一代又一代的的读书人乐求、赞誉。严谨的学者，在自己的著述中，对学生的培养中，最突出并强调的就是“中华版”“商务版”，这已成为中外学术界的共识与标准。在出版繁荣的今天，两家机构的出版物很少受到物议。文化的力量和学术尊严，在“王府井大街36号”得以彰显、弘扬、光大。完全可以说 “王府井大街36号”承续了历史，接续着未来，最终铸就出人们心目中最高大、最庄严、最敞亮的学术殿堂，因为那是这个时代无数精英共筑的丰碑。
“王府井大街36号”作为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它代表着一个时代学术出版的最高标准，自然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心目中最向往和自豪的地方。当人们有机会走入这个大楼，或者收到来自 “王府井大街36号”的信函，甚至一册心仪的书，都会产生一种独有的快乐和满足，乃至无以言衷的自豪感。
中华书局十年历练，硕果累累感念于心
“王府井大街36号”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出版从业者最令人称道的文化与学术的乐园。自七十年代以来，这里堪称是中国学术界来往最为密切和出版界人才最为集中的地方。
为提供文化精品的作嫁衣者是这两大机构中几代编辑及出版人，就我所见所知，我们的这些编辑师友绝大部分都是学有专长，甚至为行业内出类拨萃的学者，从事产品生产的人，也都是精通业务或从业数十年的专家。
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先生
在这两大机构中，为学术界、文化界众所周知的人物数以百计，在《商务印书馆一百二十周年大事记》（2017）和《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1912）中都可以检索到其名。如果你有兴趣翻看，一定会十分惊讶，诸多名震中外的学者，曾在这栋大楼内工作、奋斗过。当然也会发现，在数以百计的名单中，全国各地、全社会文化行业乃至全世界具有影响力的人士是从这里走出。
专业的训练与发展平台对一个人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我深感在这两者之间均有最多的受益。开始受恩于导师杨明照先生的培养而奠定我专业所长，而工作第一步迈入中华书局这个大平台，更是人生的第一次飞跃。
我与“王府井大街36号”的缘分可以追溯到大学读书时代，研究生阶段因为专业方向是古籍整理，所读的绝大部分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每天离不开手的《辞源》（当时正在陆续分册出版），这些书上都印有“王府井大街36号”。
1987年7月底，二十四岁的我有幸受到中华书局副总编陈金生先生的邀请，从成都来到北京，登上了中华书局这个大舞台。记得报到之前，我已经将物品发送到“王府井大街36号”，记得电报挂号是6454。入职中华书局，我被分到陈金生先生分管的哲学编辑室，开启了我生活与工作的第一个文化里程。中华书局十年的经历，给我滋养、培育，尽管那段时期正处于古籍出版之低谷，但我所获得的经验和人脉是常人无法比拟的，而且许多经历都是“王府井大街36号”独有的。
首先是接触到中华书局几代编辑，名家人才众多，而且几乎个个都是专家，如近代史权威李侃先生，古史专家赵守俨先生，文学史大家周振甫先生、傅璇琮先生、程毅中先生，古文字学专家赵诚先生，中外研究史专家谢方先生等，以及北大文献专业文革前三届、改革开放后三届多半在中华，这批人才所受到的专业训练和具体工作结合，加上敬业精神，所形成的学术文化力量是巨大的，而且和我们这些晚辈均以同事相称，不像学校有师承门徒辈分，互相帮助，对我而言，获益无法形容。
其次是中华书局有一个不为外人知、收藏十分丰富的图书馆，楼上的商务印书馆图书馆也很丰富。对面又有中科院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也相距不远。举例来说，我一个人就可以使用两套道藏（一套精装，一套线装），一套放家，一套放办公室，作为编辑加工《云笈七籤》等工作而用。我到局的时候，主管这个图书馆的先是后来成为专家的老干部、福建人方南生先生（出版有点校本《酉阳杂俎》），之后是北大图书馆专业毕业的南丽华女士、梁静波女士。一次，方南生先生想让我看元版的《通鑑纪事本末》，结果掌管之人未上班，就没看成，之后也没有再续前缘。
第三，和作者的联系，来稿的处理以及各路神仙的往来，让人感到完全是进入一个神仙世界。如王世襄先生，一不留神就骑着自行车来了，有时还带着骑伴——故宫的朱家溍先生。办公室坐一会就走，也没什么事。北大哲学系的楼宇烈先生，因为《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辑》连续做，他会定期来取校样。《读书》杂志的赵丽雅（扬之水）女士是个书痴，凡中华出的书籍必读，让我们内部七折代购（我离开后她又找到了新的代购方）。只有陈鼓应先生来时比较特别，有车、有司机帮着搬书。
此外，更为难得的是，我们同批入职的有十五人，均是从各地高校来的不同专业人才，也是中华首次大批从非北大文献录用（只录了北大一人），和同一楼的商务年轻编辑群体也相处甚欢，加上前几批从北大文献专业分来的二十多位，共同工作生活，所以大家无论是生活、工作都其乐融融。
在这个舞台上，我虽然没有机会表演，但却作为一个编辑，十年间，编发了《新编诸子集成》《清人十三经注疏》两大系列其中的一些古籍经典之作，包括《管子集校》《颜氏家训集解》《墨子校注》《盐铁论校注》《抱朴子外编校笺》，策划启动了《道教典籍选刊》，还编辑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如《古佚书辑本目录》《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老子臆解》《孝经译注》。不过，我最多的工作是审读来稿，受部门主任梁运华先生器重，承担哲学室几乎所有来稿审读，之后写成审读意见。十年间，至少写了数十份，每一份至少千字以上，应该还保存在中华书局档案中。这项工作在梁运华先生严格要求下，每一种书稿都要下功夫，因为，几乎每一部书稿都是作者一生的心血，但我们又必须按中华书局的要求与标准，提出完全可信的意见。如我退过潘雨庭的著作，还有些作者的作品有价值而不完整，如李永晟先生点校的《云笈七籖》。正是这些工作的推动，我在十年间，发表了几十篇学术论文，同时也成为了一个作者。
我在这个文化学术乐园，得益于宽松的管理环节，十年的历练，让我获得前所未有的文化营养，包括学术、见识、工作经验，得以成长。此事唯有感恩，感念终生。
携手商务二十载，文津永流芳
1997年底，中华书局从“王府井大街36号”搬到太平桥西里。尽管新的领导班子全体人员专门与我交流，但我受时代的影响和个人原因，给班子留下一份长达万字的发展策划方案，选择离职，时年三十四岁，正是王云五执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年龄。从此，我开始在体制外从事出版工作至今，已三十三年了。
1998年，我离职中华书局，加盟社会力量投资的大型文化出版工程——《传世藏书》，因为也是古籍出版，我首先曾力促与中华书局的合作，因各种原因未果，但诸多的老专家、老编辑都积极支持参与，如王文锦、陈金生、许逸民、梁运华诸先生都是《传世藏书》点校者。我的老领导，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先生是总主编之一，也是对我参与新事业的最大支持。
大约在1999年，当时年青的编辑室主任常绍民兄同我讲，古籍出版这块一直没有恢复，可以合作从《传世藏书》选择出单种，并冠以商务印书馆原有品牌《国学基本丛书》推出。这自然是好事，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先生十分支持，迅速签约合作，又拔选出专门的办公室两间。就这样，不到两年时间，我又以一种“身份”回到了“王府井大街36号”。
2002年，我开始筹划影印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刚刚萌发此议，商务印书馆常绍民兄热切相邀，与商务一起完成大业。我们马上就找杨总谈合作此事。杨总当机立断，《四库全书》出版是商务前辈没有做完的事，做完是我们的责任，如果实现，我这一任就可以做到两件事：一是把《新华字典》发行量超过《圣经》世界第一，还有就是出版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书——《四库全书》。杨总还十分关切地对我说，你曾是中华书局的人，不要有顾虑和我们合作而没有给中华书局，大家都是一个楼的朋友。这个苦事、难事让我们一起做吧！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 影印四库全书开始工作纪念照
2004文津阁四库全书工作会议
经过两年的筹备，2004年，在得到国家有关批复后，我们合作成立了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商务印书馆在办公大楼配设项目办公室（专门挑选108室），安排专门班子合作，“王府井大街36号”又成为我行走的落脚点。2005年年底，首套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本问世，商务印书馆为此在大楼二层最好的位置，用近百平米的空间，设“文津厅”，专门展示这一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王府井大街36号”大楼内布置有“二厅一室一斋”，另一厅是“新华厅”，以“新华字典”冠名，主要用于馆务重要会议。面积与“文津厅”大小相近，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完成首次工作会就在这个厅召开。“一室”为馆史陈列室，是利用一处不可作办公场地的过道空间，“一斋”则为菊生斋，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字菊生）而设。
“文津厅”内空间高大，气势恢宏的一墙排开36组专制的红木书柜。这些书柜都是由时任副总经理的江远先生专心请人设计、督办的，每组书柜上都雕刻着“文津阁四库全书”与“商务印书馆”，这实际上也体现了一种领导人气概。每组书柜庋藏着“十二合一”与“四合一二个版”全套及《清史资料汇编》等。其他三面墙，悬挂着名家题辞书法。东墙主位是任继愈先生所题“文津阁四库全书”墨宝，书柜对面是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兄，台湾知名学者龚鹏程兄的题辞。自“文津厅”设立以来，就成为商务印书馆的贵宾接待厅，凡领导视察、贵宾来访，都是首站。关心、支持《四库全书》的重要朋友来访，我也是一一陪同参观，十多年了，我每次走入“文津厅”，都有一种释然与快慰之感。
文津阁四库全书
随着文津阁《四库全书》各大版本与专题、单种的陆续推出，产品总量已近三千册。“文津厅”，36组书柜总容量只能放二千册左右（每柜三层，每层放20册），只好外溢。在寸地寸金、办公空间有限“王府井大街36号”，商务印书馆历任负责人，都将最好的位置留给了文津阁《四库全书》。全馆各部门，上下员工都是以最大的关注文津阁《四库全书》新品。在“王府井36号”大楼附近，商务有第二办公区（“王府井灯市口100号”），又设专门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新品展示区”，环境典雅，布置极其用心。《四库全书》（典藏版）（200册）及许多专题、单种、文创，均展示于此。
文津阁《四库全书》原大全套三万六千多册推出后，当然无法腾出五百米以上，而且空间要求很高地位置来陈设。最后选择在“王府井大街36号”大楼前面，商务印书馆建立了“涵芬楼”，在这个完全对外开放的文化空间，二楼最主要的位置，部分陈列的就是文津阁《四库全书》原大原架12个（全套120架），让每一个步入“涵芬楼”的人，都可以领略，感受这一再生的文化国宝。
如今，“王府井大街36号”呈现出巨大的历史辐射作用。印有“王府井大街36号”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原大原函，2016年成功地进入故宫，恢复了文渊阁这一中国历史、故宫文化坐标。用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话说，我们不仅寻回了失落的历史，更是为五百年以后留文物。
在总经理于殿利的策划与整合下，商务印书馆和福建省海峡两岸博物馆合作，在福州长乐合作存设了全套文津阁《四库全书》原大、原架、原函。令人感慨的是，于殿利兄在任内最后的时候，在疫情下成功展出。我们相信，这一地方文化地标不仅拥有了真正的灵魂，而且，通过与古今对话，两岸交流，《四库全书》将发生无法替代的价值。
近二十年间，得馆方支持，除共有的《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外，我们还合作创建了商印文津公司、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诸如，我们一道策划，我负责辑录创始人张元济的诗——《涉园诗录》，用雕版线装方式问世，既是对张元济的礼敬，也成商务印书馆周年纪念的文化珍品。
总之，商务印书馆历任领导都视我为商务印书馆之一员，商务印书馆集体照里有我，我的员工也参加商务工会集体活动。就这样，走到今年，未来也许可期。
希望过往一切，皆成序章，就我个人而言，十年在书局，近二十年与商务印书馆近似合体。今后，仍会继续不断到“王府井大街36号”访友、说事。再过三年，我就出入其中36载了。
最后，我有一个梦想，“王府井大街36号”如未来成为“商务印书馆博物馆”，或陈设全套文津阁《四库全书》原大原架原函，最好是二者合一，那将是时代的荣光，历史的永恒。
文末附上目录：
“王府井36号”
卢仁龙 著
目 录
序
前言
一辑：出版追寻
寻找现代出版史上的失踪者
——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
文化灯塔
——《出版家张元济传》结语
文化圣人的背影
——高梦旦往事六章
中华书局百年启示录
中华书局老编辑群谱最录
学术巨匠 出版大家
——傅璇琮先生学术研究文集题记
一位厚德载物的文化侍者
——追忆出版家杨德炎先生
携手同舟三十载
——王涛别记
二辑：四库感怀
一个皇帝的诗情与梦想
——乾隆御制《四库全书》诗文辑录序
一位法国总理与《四库全书》的不解之缘
西儒与使者
——欧洲走进乾隆与《四库全书》的故事
生命与精神的驿站
——纪晓岚与福建的文化情缘
任继愈先生与《四库全书》
九十年的追寻与梦想
——《四库全书》出版纪事
超越梦想 重塑辉煌
——写在《四库全书》原大入藏故宫文渊阁之际
三辑：漫笔五篇
钱钟书手稿（中文笔记）编辑出版小记
画坛又谱广陵散
——《林纾书画集序》
杨明照先生学术活动漫记
书为晓者传
——王利器生平与学术
真读书种子
——龚鹏程印象三记
后记
作者简介；
卢仁龙，著名文献与出版专家，长期从事古籍整理、道教、经学、文献研究，享有盛誉。曾于1980年就读四川大学中文系，师从“龙学泰斗”杨明照先生，并于1987年获硕士学位。1987年至1998年担任中华书局编辑，现任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执行主任、福建工程学院福建地方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华民现代慈善研究院理事长、北京同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扬州国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等职。参与民营最大出版文化工程：传世藏书，策划，投资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著有经学，道教，出版史论著多种，点校出版古籍数千万字。担任清华大学等多所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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