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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蒋兆和:从满目苍凉到满目春光

时间:2024-05-30 09:09:00  来源:《纵横》杂志2024年第2期“文苑艺林”栏目  作者:于 洋  浏览: 分享:


蒋兆和(1904—1986)

近年来,网络上流传着搞笑图片“杜甫很忙”。由此,很多人得知,这杜甫像就出自先父蒋兆和之笔。也有传闻说此像是父亲以自己形象所画,虽此话无考证,但此像的题词却正是画家本人的写照。《杜甫像》题曰:“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千载岂知逢新世,万民欢唱大同时。我与少陵情殊异,提笔如何画愁眉?”我的父亲蒋兆和一生从艺,确与富贵无缘,但又是幸运的。他生在晚清,长在民国,历经国难之苦,岁在不惑时恰逢新世,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杜甫像》(1959年作,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父亲前半生的作品是泪洇玄墨满纸苍凉,后半生的作品则风华润色满目春光,画风反差如此之大,这在古今中外的画家当中也属罕见。可想而知,父亲的艺术经历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每一次惊天巨变都触动了他。

为劳苦大众“写真”

父亲于1904年出生在巴蜀泸州,本是书香门第。他从小入私塾攻读国学,又喜好中国传统书画,深得师传学养,然而当时的中国满目疮痍,他与数不清的贫民一样,经历过乞讨、失业,他心中悲悯道:“往往于斯之际,倍觉凄凉。”他看到“老弱无依,贫病交集,嗷嗷待哺的大众,求一衣一食而尚有不得”时感慨:“我不知道艺术之为事,是否可以当一杯人生的美酒,或是一碗苦茶,如果其然,我当竭诚来烹一碗苦茶,敬献于大众之前……”于是,父亲曾模仿家乡明代石刻刚劲的线条,画出了描绘巴蜀最底层纤夫劳作场景的作品《苦役》。

听父亲说,他后来有了拜画家徐悲鸿为师的良机。徐先生很欣赏父亲的才华,期望我父亲能努力实现他的艺术宏愿,便留我父亲在他的画室里居住、学习了两年。早在20世纪20年代,被列强蹂躏的中国四分五裂,中国的广大民众极端困苦且不识字,他们的处境无人关心、他们的痛楚无以诉说,“为艺术而艺术”的绘画在当时很难让食不果腹的老百姓有认同感。徐悲鸿意识到中国急需具有人文关怀精神的艺术家,明确提出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是唤醒中国人的利器。他提出了“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倡导能表达现实生活的新中国画。父亲就是在新文化运动的这个大背景之下,按照徐先生指引的方向发愤学习坚持探索的。父亲曾说,“师我者万物之形体,惠我者世间之人情”,越是“不得已挣扎于社会之上”,越懂得了悲鸿先生所说“困而知之”的道理。徐悲鸿的教导成了我父亲而立之年的标杆,父亲把自己的画当作在困苦中为大众熬制的“苦茶”,用画笔“为民写真”。


1929年,田汉、徐悲鸿组建的进步文化社团“南国社”部分成员合影。左起:谢寿康、俞珊、田汉、吴作人、蒋兆和、吕霞光、徐悲鸿、刘毅

父亲远赴北平,画下油画《一个铜板一碗茶》和《背筐老妇》,一个是挑担卖茶的男孩,一个是拾破烂的老太,这两幅画都是北平城里最底层人民的缩影。而后他又去了重庆,在那里尝试用中国画的笔墨画出百态众生。父亲背着画夹,揣着秃笔、墨盒走在重庆的各个角落里,笔墨间带着山风、带着热气、带着民情。父亲说:“知我者不多,爱我者尤少,识吾画者皆天下之穷人,唯我所同情者,乃道旁之饿殍。”

为日军践踏下的中国呼号

父亲画出的草民风情,可算熬出了纯正的川味苦茶。川蜀久旱不雨,千里荒凉,粮尽食绝,到了盗吃死尸的境地。3700万灾民无以聊生,逃荒的难民一天比一天多,而官员的宅邸里却灯红酒绿。父亲看到一个孩子躺在大堂门下,奄奄一息。眼前再现的,竟是杜甫诗中的悲情!他满目伤感,立刻就把这社会的阴暗画了出来。这幅令人心碎的画作《朱门酒肉臭》引发了轰动。后来,此画的印刷品传到国外,美国纽约钞票公司选择将其作为圣诞贺卡,意在关注发生在中国的不幸。


《朱门酒肉臭》

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大地狼烟四起,四万万同胞顷刻间生死攸关!1937年,当父亲到了北平,怎料想仅一个月就又爆发了卢沟桥事变。8月8日,古城北平完全失守,日军大肆搜捕,封锁了北平通向华南的交通,一个月的血腥杀戮,把北平变成了地狱与囚笼。日本人天天都在强化“治安”,在所有单位里安插了监视中国人的眼线,对所有市民实行不许随便出入的编号登记制度。在东四红楼、炮局胡同设置的抓捕抗日人士的机关,被当时的北平人称作“阎王殿”,他们暗杀、抓捕,明夺暗抢百姓的财产,可是,日本当局却利用文章、电影、音乐、绘画宣称“亲善”“共荣”“新民”来粉饰太平,以“复兴”的美名迷惑沦陷区的民众。此时,在父亲的画里,一个拄着竹杖的盲人在画中茫然着,画中题道:“莫当我无目,但凭这枝竹;人间黑暗地,有目岂吾如?”父亲说,看到这现实中的北平,比失去双眼还要暗无天日。


20世纪40年代初,位于北平竹竿巷胡同的蒋兆和画室

我记得父亲说,他画过三个沿街乞讨的流浪儿,没想到画完没几天,这些可怜的孩子就吃了人家扔下的杂合面馒头死了。父亲长叹道 :“说什么心肝与宝贝,流浪的小子不值钱。”

1938—1939仅两年,日军狂轰滥炸,造成2万多人死亡、3万多人受伤,13000多栋房屋被摧毁,20万人无家可归!父亲说到闸北、说到重庆,说到南昌,无数难民流离死伤……就在父亲的画里,一个母亲哭在被炸死的女儿身边,泣在横尸遍野的焦土上……一张张小幅画作已经难以述说同胞无尽的苦难。父亲的朋友们在热议,报端上也在评说,他们把父亲画的那些战争难民比作宋人画过的《流民图》,这比喻在父亲的心中冲腾起了巨大的构想。他说:“兆和疾首痛心,窃不自量,思欲以素楮百幅,秃管一枝,为我难胞描其境象,远师郑侠之遗笔,而作后流民图。”




《流民图》局部

1942年,在社会多方的协助下,父亲靠为人画像,勉强凑够了绘制巨大长卷的资金,便赴上海一带为更多难民写生。在这期间,父亲画流民的举动得到了中共地下党刊物《杂志》主编的鼓励。父亲说:那个主编“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采访过我,他理解并赞同我画流民图”!在他们的感召下,父亲顶住了北平日伪特务的监视与骚扰,坚持在险恶的敌占区画完了这幅巨作。父亲周围的朋友们竭尽全力与当局周旋,最终,高2米、长27米的啼血巨作《流民图》于1943年10月29日在太庙公展了!北平人在这画里看到了自己、看到了亲人,在与画中人的相视中流下了悲怆的泪水,整个大殿在无声中为之动容。

父亲为我们特别讲解说,在这大图的尾端,他悉心设计了一组知识分子的群像,画出了他们在心底的抗争。父亲将这组知识分子的神情视作各阶层在沦陷区压抑、隐忍的典型代表,当然也隐喻了他自己。当年在展出中,当局突然派军警包围了太庙,观众被驱赶,画展不到一天就以“光线不好”为名被勒令禁展了。


《流民图》局部:一组沦陷区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形象

第二年,上海的朋友为救助难民与失学的孩子举办义展,我父母把这幅《流民图》揭裱折叠起来藏在皮箱的棉衣内,躲过了宪兵盘查,秘密将其带到上海再度公展,又一次引起了民众与舆论更强烈的共鸣。中共地下党刊物《杂志》首次发表了《流民图》。而后,《流民图》遭到日伪当局劫持,到1952年被找到时,它已被撕扯并霉烂残损过半。父亲曾伤心地说,就在《流民图》失踪不久,图中的模特、辅仁大学教授就被当局以“抗日罪”逮捕,受尽酷刑。

正如《四世同堂》里描写的,敌占区的民众在武力与欺骗中度日如年。父亲以他的画倾吐出沦陷区人民的心声:“过了一年又一年,重重心事不能言,劝君拜拜祝努力,你我光明有一天!”

为新生的人民高歌

历经14年的抗争,中国人民以最大的牺牲终于赢得了胜利!可是,饱经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与伤害的中国人民,还是在饥饿、失业与贫困的生死线上挣扎。黑暗赤县的天,何时才能在地平线上露出曙光?父亲说,他在焦急中期盼,人民在抗争中期待……解放军摧枯拉朽横扫华北大地,父亲抱着极大的热望,画出了把中国水墨人物画技巧推到极致的力作——卖花女。他把所有的希冀都尽染在画中的那一篮春色之中……


《一篮春色卖遍人间》,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

天经百劫云飞散,人民终于盼到了“你我光明的那一天”——1949年10月1日,倾城鼎沸,人们欢欣鼓舞!父亲更是百感交集,终于在他年近半百的脸上有了孩子般的笑容。

20世纪60年代,有一年在国庆晚会上,父亲搂着我们,用手指着纪念碑的方向兴奋地说:“那天上午我们就站在那个位置等着大会开始。长安街上到处是红旗,喇叭里响着延安的歌声,我们一直等到下午,我第一次听到天安门前礼炮齐响,我第一次看到高高的旗杆上升起了红色的国旗,解放军的飞机轰鸣飞过,还有威风的解放军骑兵!我和你妈妈与几十万人就在欢庆开国大典的游行中。那天我扛着一面大红旗,走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队伍的最前面!我们都争相望着天安门城楼呀!”“晚上,我们举着红灯笼,天上放出从来没有见过的烟花……”每次听到父亲的这段回忆,我眼前总是浮现出他一生中最为感慨的那段情景。就在开国大典的当天夜里,他通宵未眠,起草创作了一幅高近3米、宽1.32米的大画——《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日》。

父亲把自己参加开国盛典游行时那由衷的喜悦,以及自己举着红旗走在队伍最前面的经历,融入了他的大作中。父亲第一次在作品中表现出昔日画中那苦不堪言的工农大众稳稳地站在自己的土地上,自豪地擎起五星红旗的场景;父亲平生第一次画出了泛有彩霞的蓝天,让爽朗的颜色洗去了以往的阴沉。笔笔伤痛不见了,一碗碗“苦茶”被荡翻,他第一次在作品中画出了洁白的和平鸽,预示着中国人民要用生命捍卫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日》

这幅大作就像分水岭,在父亲后来的作品里,昔日的流民回到了自己的家园,苦难的平民开始识字、参加国家建设。在以后的几年里,他的作品频频出现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人民画报》上,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画家之一。他被聘为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被选为第二届北京市人大代表,20世纪50年代末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忙得不亦乐乎,可还是一如既往地背着画夹,走在百姓之中。

1953年,父亲有幸作为祖国人民的代表,带着他的最新作品参加了赴朝慰问团。他画了《给志愿军叔叔写信》,白石老人还在这幅作品上题了词:“把学习成绩告诉志愿军叔叔。”父亲曾高兴地对我说:“看到你姐姐给志愿军写慰问信,我很激动,我对你妈说‘我老了,要是还年轻,我也去当志愿军’!”《给志愿军叔叔写信》这幅作品印刷了248000张,遍及前线坑道,挂在了前沿医院,鼓舞了亿万军民。


《给志愿军叔叔写信》

1958年,全国上下掀起建设的新高潮。在北京北部山区十三陵附近修建水库大坝时,40多万军民踊跃投入建设,意气风发。我父母与中央美术学院的同事们一起,到十三陵水库工地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画出了不少感人的画作。有一个刚从北京航空工业学校毕业的名叫闫秀兰的女大学生,被十三陵水库工地几千人义务劳动的场面所感动,积极加入砸夯的队伍里。工地上搞起了比武大赛,她就组织起其他八位姓名里都带有“兰”字的姐妹,唱起欢歌、扬起木墩,九位姑娘居然奇迹般地夺得了砸夯比拼的冠军。我的父母合作画出了《最紧张的一角》和《十三陵水库工地》,父亲又画出了足有2米长的劳模英姿图《九兰打夯》。

 

我的父母亲身感受到人民的力量是如此震撼:工地上人山人海,劳动号子此起彼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和学生们等,川流不息地在这片热土上一车车、一锹锹,靠着挑扁担、抡镐头、挖土凿山,居然在100多天里就建成了北方第一水坝!父亲把中国人的这一惊世奇迹画成高近2米、长至5米的一组巨卷《劈岭移山修水库》。他在这幅巨作中倾尽中国画线描的表现力,又精益求精地反复修改,直到累病在床上。2023年夏天,我们在朋友们的支持下,举办了以“人民的力量”为名的专题展。从各地闻讯赶来的观众在父亲这件激情四射的大作前肃然起敬,大厅里同台展现了80多年前的《流民图》,与这幅《劈岭移山修水库》遥相映照。



《劈岭移山修水库》

还有一些作品特别令人回味。当父亲看到一岁的儿子在地上学着爬动,正巧有两只鸽子飞来觅食,小儿张开小手朝扇动起翅膀的鸽子抓去,这有趣的瞬间就成为父亲的一幅画,寄予了对和平的祈祷。父亲题道:“这是全世界人民希望的事情。”

 

1954年,《小孩与鸽》,画中的小孩即本文作者

父亲后半生的创作颇显精彩,他不知疲倦地为各行各业的劳模画像,也为多名古代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造像。他将一生的积累沉淀在了晚年时的系列大作之中——太白沉思、对弈风云、陶翁赏菊、庄周观鱼……父亲在1952年就画过《杜甫》,为《杜甫传》作插图。1959年,他再次为历史博物馆和成都杜甫草堂创作杜甫像。

网曰“杜甫很忙”,不错,他在内乱中颠沛流离,忙在草民忧患之中。

我说“兆和很忙”,他情系人民,“不尽丹青写我心”,忙在百年中国的巨变中!


1977年,本文作者为父亲画的写生
 

直至人生的最后,父亲也不知何为“大师”、何为“名家”,他倾言道:

惟我之所以崇信者,为天地之中心,万物之生灵,浩然之气,自然之理,光明之真,仁人之爱,热烈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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