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进的人生
邹跃进记——
贺疆
人的名字，多数情况下是有某个时代特征和烙印的。
邹跃进，第一次看见这个名字，我不禁莞尔，肯定是上世纪新中国大跃进那年出生的人。看其履历，果然是1958年。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指标，造成了国民经济工作中的急于求成和急躁冒进。然而，作为干部的邹父，却没有想到，这个叫邹跃进的儿子却真的是一直在不停地跃进，几年一个台阶，直至成为中央美院教授，艺术批评家。我们现在回头看看邹跃进的人生之旅。
跃进人生多精彩
隆回，地处湘中西南，是梅山文化发祥地，百里辰河，神秘瑶山，古来就是钟灵毓秀之地。传说屈子曾行吟此地。中国近代第一位睁眼看世界的伟大思想家魏源，清末重臣魏光焘，民主革命先驱谭人凤，毛泽东的老师袁吉六等杰出人物均出自隆回。同时隆回还是有名的诗歌之乡，民间绘画之乡。更有瑶族挑花、滩头年画，被誉为“中华二绝”。人杰地灵之所，天地精华之在，邹跃进一出生就灵韵天赋，在诗风墨香熏染中成长。
孩童时期的邹跃进能歌善舞，1970年，那年邹跃进12岁，被选拔参加小演员班，学样板戏。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文艺创作处于恢复时期，小说、电影、歌剧等在那个时代得到了大发展。在演员班待了八年时间，邹跃进从来没有停止过吸取新营养。尤其是14岁那年，在练功时手摔伤了。他潜意识里开始转移兴趣，梦想做一个文学家。于是他阅读了大量的小说和哲学著作，比如《苦菜花》、《金光大道》、《高玉宝》、鲁迅的一些书籍、马列等，还偷偷读完了做干部的父亲的很多历史笔记。可以说童年的梦是个万花筒，16岁那年，从省里下来一个年轻人，擅长画画，于是邹跃进的兴趣又转入画画，于是1975和1976两年间，业余时间都用来画画。因此还受到领导的批评，说他不务正业，不安心本职工作。其实现在再回头看，做演员时期，经常听到的文艺批评，其实是一种人生积淀和准备，并为邹跃进之后进入艺术批评领域，而又能驾轻就熟游刃有余可谓早早埋下了伏笔。
1977年恢复高考，只有小学文化的邹跃进也报名参加，幸运的被一所中专——湖南轻工业学校美术专业录取。专业其实是装潢，但是邹跃进不甘心于此，他梦想考大学，于是他更多功夫用于油画、素描和色彩。1980年毕业分配到一家印刷厂做技术员。他又参加了考试，因为湖南没有系统的美术专业，他就被湖南师大美术史论专业录取。
人生就是这样，冥冥中看似一道门被关住，却无意中已经打开了一扇窗。1984年，邹跃进的毕业论文《美术史上回复于创新》在1985年的《美术思潮》上头版头条刊出，陈丹青的文章屈居第二。并获奖。当时彭德亲笔给邹跃进回信称赞他的文章理论性很强，让邹跃进很是得意了一把，并对彭德一直怀有一种对伯乐般知遇的敬意。在这篇论文中，邹跃进以中外美术为例，提出在美术历史的发展中，有种现象，应该是有一种回复式的继承，即回复到历史上的某个高层次，去芜存菁，隔代继承，有选择的继承和发扬，并积极进行创新。这在当时恰好跟周韶华的“隔代遗传、横向移植”的主张暗合。
1985年毕业后分配到娄阳师范教书。依旧不甘心的邹跃进为了自己的美术梦，从1986到1989年四年时间一直在中央美院和北大之间奔波考研。终于在于1989年如愿进入央美美术史专业。之后三年时间，邹跃进全身心游弋于知识海洋，孜孜不倦的汲取养分，系统学习了现代哲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结构学、符号学、解构主义等。毕业留校后专事基础教育工作，参与教材编写。之后埋头著述，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到中央美院人文学院美术史系副教授、副主任兼美术理论教研室主任。
因其不甘于平庸，故而几年一个台阶，人生一直在不停跃进的过程中前进。腾跃的每一次落脚，只为更高的标准积蓄力量，从而一跃成功。人生阶梯的每一个阶段都定格再放大，不经意间生命有了厚度和宽度！
丹青难书是精神
用邹跃进的话说，真正介入学术的当代美术批评领域是在1995，当时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有了一些影响。圆明园的一批艺术家追随这股思潮，搞了一个艳俗艺术展，邀请邹跃进参加，于是邹跃进利用湖南美术出版社的资源，做了一系列工作力推艳俗艺术。当时，大众文化兴起，政治文化走向民间，政治文化和商业符号相结合，政治文化的政治性逐渐消弭，作为商业符号，作为民间的一种信仰，失去了文革那个时代的大众意识形态的特点，在90年代市场经济的新土壤上转换渗透成为一种新的商业文化，同时又是一种民间信仰，比如汽车挂一个伟人像等。现代大众文化文革的大众文化结合，并进一步放大和夸张。当时政治波普已经关注这种现象，比如大评判和可口可乐。政治波普主要是对两种符号运用主要是拼贴，艳俗自身就营造这种感觉，它不仅仅是拼贴，画面本身就很有意味。当时栗宪庭曾经总结说艳俗艺术反映了中国的一种趣味，就是农民的趣味。也就是现代化过程中，中国领导人的大众文化，带有一种农民趣味。艳俗艺术更具有代表性，参与当代艺术是一种契机。邹跃进从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角度考虑，觉得这种现象很有意义。并针对此，邹跃进写了一本书《通俗文化与艺术的关系》,综合中西文化，大众文化与艺术或通俗文化和艺术的关系，从理论角度对其进行阐述。
谈到批评，邹跃进说批评家最重要的是做出价值判断。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批评家是董其昌，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批评家。批评家关注的是价值，要成为伟大的批评家，就是要推出这种新的现象，就不怕下判断。面对当代艺术，身处当代艺术的洪流之中，批评家应该做的就是：实践。树立一个标准，树立一种价值。真正的批评家，是参与并干预当代艺术的发展，然后影响艺术的方向。
问及他的批评观是什么？他说：“对一美术现象的到位解释，而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到位！对，美术批评就是要求要到位精准的解释，不能有丝毫的偏差和个人情绪。公正、公平、客观地解释一种美术现象的起因、语言情境、作品包含的个人、社会、文化等信息，在阐释的基础上渗透价值判断观念。凡能达此层次的方为境界，这跟批评家的知识、修养、审美、心胸都有关。能持此观点已属不易，这也许与邹跃进经年的研读，科学的治学，严谨的教学有关，而美术批评的历史意义也在于此。在他的《从性别角度看20世纪绘画》和《徐悲鸿的古典主义》等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客观、冷静的批评家的思维在闪光。
一直以来，邹跃进坚持认为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尚未独立，批评的的道路任重而道远。何以？他认为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尚未建立，其实他的实际意思是关乎艺术批评的思想基础问题。他认为，中国现在之所以还没有一套自己的批评方法，也没有取得国际话语权，是因为，我们始终处于对西方思想消化和理解阶段，只是拿别人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没有自己的哲学基础和出发点，没有原创，没有自己的眼光。因此，我们用以批评的工具是西方的，只是操练别人武器层次。要建立自己的批评体系、批评流派和批评视角，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需要我们不断的反省自己，不断的解决问题，才能拥有逐渐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作为美术批评家，邹跃进对中国传统艺术一直忧心着关注着。他认为从近三十年的艺术实践来看，“水墨画”艺术的探索也因此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虽然“水墨画”无法整合整个中国传统绘画。他强调，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在美术领域，一个重要的文化立场就是在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同时，又必须摆脱其影响，以确立自身民族的和现代的双重文化身份。虽是一种两难之境，但颇具意义。
邹跃进的《新中国美术史1949－2000》也获得2003年艺术类图书二等奖，并入围国家图书奖。于是在对新中国美术梳理过程中，邹跃进对党史提出的毛泽东时代开始感兴趣，他发现在“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毛泽东时代，但是没有为这个时代本身的系统思考。”他从美术发展角度发现1942年到1976年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时期，“可以说毛泽东时代的美术研究已经走出了第一步。”经过大量研究，遂成《毛泽东时代的美术》，并与李公明、王璜生一起策划了“毛泽东时代（1942－1976）美术文献展”，于2006年4月在广东美术馆顺利开展。现摘录《毛泽东时代美术文献展前言》如下：
“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历史时期是毛泽东时代美术（1942－1976）。从观念史或意识形态史的角度看，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支配、建构、调节和引导这一时代中国美术发展和变化的重要文本。美术家们以《讲话》所倡导的艺术观念，以社会主义新中国所确立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用创造性的艺术劳作，建构了毛泽东时代的视觉文化和新中国的独特形象。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在中国美术史上，毛泽东时代的美术是一个完整独立的历史时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形态与样式，具有独立的史学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以1942年毛泽东的《讲话》所确立的文艺思想为指导方针，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需求，制定国家的文艺政策。在党的统一领导和组织下，关于政治与艺术标准、艺术的内容与形式、艺术的“普及”与“提高”等问题的讨论在美术界不断展开。经过对外来艺术因素的吸收，对民族化的探索，对大众化的重视，塑造出了毛泽东时代美术的典型视觉形象。在反思和研究的层面上，我们认为毛泽东时代的美术体制，“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中国式现代民族国家的形象表达与实践等问题，是必须深入研究的学术课题。特别是在2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今天，来回顾和研究这段历史中的美术，我们会因为有了相应的历史距离和两个时代的意义差异，而能更加客观地面对这段美术史。”
在《毛泽东时代的美术》一书中，邹跃进从美术发展的角度，将1942年至1976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2年到1949年的解放区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木版年画。第二阶段始于1949年7月第一次党的文代会，强调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作用，美术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邹跃进认为20世纪的神州美术史，毛泽东时代的美术是一个完整的汗青时期，其形态和范式独具一格，具有独立的史学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在改革鼎新焕然新天地的今日，回首和研究汗青中的美术，因其时间间隔，而愈发客观的直面近代美术史。在做理性反思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记述和阐释那一段凝聚一个时代集体记忆，追忆和体味那满怀激情和理想的年代，篦书蓝缕的字里行间，眷眷情愫和清洌冷思流转期间。
他者眼光静冷思
作为邹跃进同乡的批评家杨卫曾经这样说：“迄今为止，在我认识的中国美术批评家当中，邹跃进是最善于思变的人之一，尤其是在与别人的思想交锋时，他总是能够抓住对方逻辑上的一些疏漏，从中反证出自己的观点。这种思维的整密、严谨，是不是邹跃进受过正规的学院训练有关？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在今天的中国美术批评圈里，我虽然与邹跃进意气相投，但并不属于一路。旅居加拿达的美术批评家段炼，曾写过一篇为国内美术批评家分类的文章，他把邹跃进放在学院的史论批评家一类，让我有一种英雄所见略同之感。看来，一个人的思想轨迹也有它自己的命运，这就如同人与人之间的缘份一样，都是天定的。”
他者的眼光最清亮。有句古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恰恰为“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做了诗意的注释。1996年邹跃进出了一本书《他者的眼光——当代艺术中的西方主义》，这本书名字的他者眼光，那么作为作者，又何尝不是以一种置身其外，理性梳理、冷静思索之后的思想结晶呢？
该书从后殖民主义角度，对中国美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状进行批评和反省。它研究了1978年以来的中国当代美术，在其发展过程中怎样在西方文化艺术的影响下认识和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又以怎样的方式回应西方文化艺术的冲击和挑战。在该书中，邹跃进把“西方的文化艺术”看成“他者的眼光”，是“客体”，中国当代美术是主体，通过中国艺术家的理解、需要而转换成了他者观察生活、体验情感、把握问题、创造艺术的“眼光”。通过“他者的眼光”，中国的艺术家创造出了一种可称之为“西方主义”的艺术景观。这种现象是在“他者的眼光”与“中国的问题”的相互需要、相互制约、相互生发的辩证关系中产生出来的。经过一番论证之后，邹跃进并没有止步，而是进一步探究其社会和历史根源追问中国当代艺术家为什么要以“他者的眼光”来面对和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眼光”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中国的问题”的基本质上又是什么问题？
随之邹跃进自问自答，指出“他者的眼光”不仅意指“西方”，而且意味着“现代”。“中国的问题”首先是“现代化”的问题，其次则是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同一性问题。他认为“文化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决定着人们对待自己和世界的态度，而且在跨文化传播沟通中，文化和艺术同时也是一个民族身份的象征。如果我们进一步把中国当代美术置入当代世界的两个重要的文化语境——现代化和后殖民——之中加以考察，文化民族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还会面临更大的矛盾。”基于此，他指出中国当代和未来的美术创作，我们同样有责任避免使自己的崇高追求在无意识中落入文化殖民主义的陷井之中。
结束语
想起2010年冬末，我与病中的邹跃进约见，电话中，先生很温和的说，等过一段时间吧。知道他在病中，我并没有加紧催促。2011年仲春时节，我再次拨通先生电话，他很爽快的答应，语调很轻松。见到邹先生，虽然憔悴但精神状态不错。眼睛不大，但很有神采。语言机智幽默，逻辑清晰，思维缜密。访谈过程中，一直笑声不断，曾经美好的回忆总是令人陶醉的。
其实在采访前，我对邹跃进的一些逸闻轶事早有耳闻。没有架子为人和善，对同乡眷顾很哥们仗义，善于思辨礼贤下士等等。在前不久的一次研讨会会上，听见大家还对他念念不忘，祝福他早日康复。为人如此。再看其著述，为学问如此。受人尊重和爱戴，必然！
行文至此，想起邹跃进的模样，高高书架、琳琅的书卷下，先生依坐沙发，娓娓道来。午后的自然光透过窗，映在先生侧脸颊，散发着一种淡淡的光晕。在那清浅的光晕里，我依稀看到那个青山绿水下奔跑的小男孩，看到那个苦练功夫的小演员，看到那个发奋读书的青年，看到那个埋头著述的学者，看到那个指点画坛的批评家！
准此，为文，是为记！
补记：
2011年采访之后不久我发去文章，邹跃进及时回复，并把一些时间地点等信息核实一遍。我又跟他要照片，因为照片格式与尺寸原因，来回邮件几次，彼时，他病情反复几度医院往返，但是他依旧不厌其烦地耐心。其实我催促，是心中有莫名的预感的。
2011年10月16日上午，在微薄上看到一条讣告说邹跃进走了。我有些怔忡，那春日里面谈的情景恍若如昨。但是心中还是有一丝丝欣慰的。虽然在他生前没有看到此书出版，但是毕竟他亲眼看到了文章，亲自系统地回顾了自己人生，亲手整理了照片资料给我。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无憾于心的，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生前给自己做一个完整的回顾和梳理的，不论主动还是被动。那次被动式的访谈，于邹跃进而言，虽说不上是终极关怀，也算是对他的一种人生告慰。
如今，邹跃进已经仙去四个年头了，愿漫步艺术天国的他，喜乐安康！
邹跃进简介：
邹跃进,1958年出生，湖南隆回人。1978年入湖南轻工业学校美术专业学习，1982入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学习，1989年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学习，1992年获硕士学位，2002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史系副教授，副主任兼美术理论教研室主任。
著作：
《他者的眼光－当代艺术中的西方主义》（作家出版社，1996年）；
《通俗文化与艺术》（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
《新中国美术史 1949－2000》（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
《毛泽东时代美术1942—1976》（湖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等。
原文链接：http://www.zhuoluzhongyuan.com/xiaotujia/2021-05-17/7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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