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王朝是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王朝，关乎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
在中国古代，“夏”在整体上并不是一个问题。但是，近百年来，它却逐渐成为人们关注和热议的对象，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学术大讨论。
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欲究根溯源，则需要把目光聚焦到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
那么，建立包括夏史在内的新古史，就成为当时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考古学传入中国，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手段。
一本关于夏王朝的公众读本的诞生
书稿出来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回首本书的策划和撰写过程，不禁百感交集。
2020年8月看到《中华文脉——从中原到中国》丛书的征稿信息， 感觉这是个宏大而高端的丛书，不禁心向往之。考虑到作者的定位主要是各领域的全国知名学者，加之忙于各种事情，就没有太关注此事。9月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杜金鹏先生的信息，邀我一起投标该丛书关于夏王朝的公众读本。杜先生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读研究生时的老师，亲聆先生授业，亲炙先生教诲，老师又把如此重要的事情寄托于我，我受宠若惊，不假思索就遵命了。
杜老师长期在偃师二里头和偃师商城这两座夏商时期的都邑遗址从事田野考古和研究，对夏商考古的重大学术问题研究很深，自成体系，有大量论著问世。有杜老师牵头并把关，我就大着胆子应承了这个任务。由于这本书的内容是以二里头都邑为核心，我自觉要想写好还是难度很大的。为了把这本书写得既有深度又好读好看，我向杜老师推荐了当时刚入职的同事贺俊博士。贺博士刚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毕业，博士学位论文《二里头文化区的聚落与社会》正好是关于二里头文化的，杜老师也熟悉贺博士和他的研究，便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请贺博士加入写作团队。我与贺博士沟通之后，他非常乐意和我一起参加杜老师的项目，我们迅速成立了3人项目小组。
这本书的定位是面向大众的读物，既要有严谨的学术性和思想性， 又要有很强的可读性和传播力，写作要求高、难度大，非常费心费力。2020年9月下旬至12月主要是在杜老师的指导下确定书名、大纲和样章。杜老师提出“最早中国本姓夏”，贺博士建议“寻夏”，我喜欢“寻找夏王朝”。几经反复，我们确定了“寻夏记——二里头考古揭秘最早中国”的书名，这个书名本身体现了3人小组思想的碰撞与融合。大纲和样章也在我们 3 人的反复讨论和修改中确定了，此后进行了分工。
杜金鹏老师负责撰写卷首语。卷首语是本书的纲领，也体现了杜老师的学术思想和对夏文化的基本认识，凝聚了他数十年从事夏商考 古和研究的深思。字字饱含深情，句句都是学问，值得细读细品。
楔子、第一至七章、第九至十一章、余论等都是贺博士主笔撰写的。由于贺博士刚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不久，对二里头都邑及整个二里头文化区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烂熟于心，就果断地承担了大部分章节的 撰写工作。
第八章、第十二至十四章等四章由我主笔撰写，收集资料的过程中请研究生江昊然、黄芃雨协助做了很多工作，我和贺博士还带着江昊然、黄芃雨、孙美娟等研究生赴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和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实地考察。
学习和研究考古的20余年间，我以郑州商城为重心研习夏商考古， 对二里头、夏文化、夏王朝等都很关注，但主要是针对夏商之际文化互动和社会变迁、夏商文化更替等问题，对夏文化和夏王朝本身并没有什么专门研究。然而，商文明是研究夏文化的基础和前提，郑州商城是研究夏文化的第一把钥匙，我不得不对夏文化投以特别的关注。
2018年以来，我协助张立东教授举办“河南大学夏文化暑期研讨班”，对夏文化的认识、对夏商文化关系有了更深的了解。在2020年举办的第十二届“黄河学”高层论坛上，我组织了“夏文化研究的方法与路径”圆桌论坛。2020年举办的“考古河山五周年纪念会”，我把主题拟定为“公共考古视野下的夏文化”，同时和本科生黄乐天一起研究“公共考古视野下的夏文化传播”。2021年2月中旬春节长假期间，我一直思考夏文化的叙事和传播问题，并拟了夏文化笔谈“寻找禹迹”的提纲，一共七篇。这一系列文章即将发表在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半年刊《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第19期。凡此种种，与国家对夏文化的高度重视有关，与我服务的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单位的支持有关，也与我对郑州商城及早商文化、先商文化的研究有关， 这就是缘分吧。
2016年以来，我发起公共考古新媒体“考古河山”微信公众号，组织并撰写了不少公共考古类文章，组织了一系列夏商考古领域的专题讲座。可能是这些活动和我近几年发表的论文引起了杜老师的注意，他决定把《寻夏记》这部很有挑战性的作品托付给我的时候说：“我关注你好久了。”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幸福感一时涌上心头，我决心做好这本书，以报答老师的信任。
为了把这部书写好，杜老师、贺博士和我充分发挥各自所长，尽心协作。我们既按照总体分工分头撰写，又合在一起轮流通稿。每一轮都是贺博士先通一遍，我进行修改增删，杜老师最后把关定局，并且相互交流意见、形成共识。如此反复几轮下来，不敢说精益求精，只求没有明显硬伤，不至于贻笑于世。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虽然附有参考资料，但是限于内容和体例，无法引用大量考古资料和研究论著，恳请学界师友海涵。
杜老师是本书的第一著作权人，但他为了提携后进，作者排序把我排在前面，贺博士排在中间，自己放到最后。他一心想把这本书做好，一心想把这件事做成，一心想奖掖后学，令人感佩。
这本书是夏商考古领域老、中、青三代学者联袂著作的一次实践，对我个人来说是一段难得的人生经历。
在本书撰写的过程中，曾先后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袁靖、赵志军、张雪莲、许宏、赵海涛、高江涛，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杨硕，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张飞，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陈佐睿智等师友的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最后，还要感谢大象出版社为本书提供的各种支持，副总编辑张前进先生和责任编辑管昕女士等，多次就书稿的撰写与作者团队沟通， 督促并关心本书的推进工作，令人铭感于心。
侯卫东
2021年冬月记于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最早的中国本姓夏
对传统的古史体系秉持信从的态度，在中国古代是主流意识。但是，早在先秦时期，人们也已经对典籍本身、古史中的相关人物或历史产生了一些怀疑，如《论语·子张》中的“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孟子·尽心下》中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天问》中的“洪泉极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等等，便是代表。此后，疑古思想在各个朝代都有一些存在。不过，古代疑古思想并不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未对中国古代学术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仍属于古典学术的范畴（路新生，2014）。直到 20 世纪初，疑古思想才有了重大转折。
1923 年 5 月 6 日，当时的《读书杂志》第 9 期刊登了一篇书信，题目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是顾颉刚写给钱玄同的。在该文中，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主要包括以下三层意思：
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
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治国”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
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此文的发表，在当时的学术界引发了极大的轰动。至于原因，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顾颉刚写道：“因为在中国人的头脑里向来受着‘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定型的教育，忽然听到没有盘古，也没有三皇、五帝，于是大家不禁哗然起来”（顾颉刚，1980）。当然，对于时年仅 30 岁的顾颉刚来说，此文使其名声大噪。更为重要的是，围绕着他所提出来的相关认识，学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古史大辩论，吸引了一大批一流学者参与其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史辨运动是中国学术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事，犹如一声惊雷，使得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云涌，对解放思想、启发民智、推动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影响持续至今。1926 年，顾颉刚将当时已有的关于古史讨论的文章汇总，以《古史辨》之名出版。到了 1941 年，《古史辨》一共出了七大册共计 320余万字。这是古史辨派和中国现代疑古思潮的学术结晶。
在这些论著中，有不少是围绕着“夏史”来展开的。比如，在前述已经提及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颉刚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对“禹”的认识。其一，根据《商颂·长发》和《鲁颂· 宫》中关于“禹”的记载，指出“商族认禹为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为最古的人王，可见他们对于禹的观念，正与现在人对于盘古的观念一样”， 而“禹”与“夏”并没有联系。其二，探讨了“禹”的来源及如何与“夏”发生联系。顾氏推测，“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流传到最后逐渐成为人王。随着传统观念的产生，人们追溯“禹”出自于夏鼎，就以为“禹”是最古的人，逐渐成为夏的始祖。
很快，这些看法就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例如，刘掞藜、胡堇人两位学者在当年《读书杂志》第 11 期分别发表了《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对顾说进行反驳。顾颉刚随后也作了回应，进一步阐述了与“禹”有关的几个问题，并修正了之前的相关认识。
然而，人们对顾颉刚的“禹是一条虫”的假说一直抱以莫名的“兴趣”，甚至远远超越了学术的范畴。比如，在此说提出 10 余年之后，鲁迅还拿此大做文章。他在小说《理水》中塑造了一个“鸟头先生”来嘲笑顾颉刚——“‘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
顾颉刚本人对此也颇为无奈，他在《古史辨》第二册的自序中提到，“最使我惆怅的，是有许多人只记得我的‘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话，称赞我的就用这句话来称赞我，讥笑我的也就用这句话来讥笑我，似乎我辨论古史只提出了这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已经给我这样地解决了的。其实，这个假设，我早已自己放弃。就使不放弃，也是我的辨论的枝叶而不是本干；这一说的成立与否和我的辨论的本干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
可以说，对“禹”的认识，仅仅是古史辨派在夏史讨论上的一个缩影。实际上，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史学改造运动中，古史辨派对夏史的很多内容都给予了深刻检讨。其间，更有甚者（如杨宽、陈梦家）强调夏王朝并不存在，认为夏朝是周人杜撰而来的。这便使得包括夏史在内的中国上古史严重“真空化”，历史学家们常用“破而不立”来评价这一现象。
那么，建立包括夏史在内的新古史，就成为当时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考古学传入中国，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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