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地区的南朝画像砖
文 / 陈昊雯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3年05月刊
画像砖是南朝墓葬中具有代表性的装饰方式，以都城所在的建康（南京）和汉水中上游的襄阳一带为两个分布中心。汉水下游的江陵地区（这里所讲的“江陵地区”，主要是今江汉地区鄂州、武昌、荆州一带）也有画像砖墓，主要有江陵黄山宋元嘉三年（426年）墓（以下简称“江陵黄山墓”）、武昌三官殿梁普通元年（520年）墓（以下简称“三官殿梁墓”）、武昌吴家湾南朝墓、麻城斗笠岗M3、黄陂横店南朝墓等，均为带甬道的单室砖墓。江陵画像砖墓的发展演变受到了建康、襄阳两地的深刻影响，同时也反映了作为长江中游的核心区域，江陵与建康、襄阳在社会文化上的互动。
图案题材
江陵地区的画像砖图案题材较为简单，基本没有超出建康、襄阳画像砖系统的范畴，在形态上也多有相似之处。主要有侍从、四神、天人等图像，模印在画像砖的正面、侧面、端面，与其他各类花纹砖一同出现在墓室中。
侍从
侍从可分为男侍和女侍两类，多模印在墓砖的侧面和端面，发现于三官殿梁墓、吴家湾南朝墓、横店南朝墓、斗笠岗M3等墓葬中。男侍多戴小冠，着宽袖长袍，执手而立。女侍大多梳高髻或双髻，着广袖长裙，体态修长。此类人物形象在南朝齐梁时期广泛流行，三官殿梁墓所出的与南京油坊桥贾家凹南朝墓极为相似、斗笠岗M3所出与南京六合南朝墓所见也较接近。
图① 南京油坊桥贾家凹南朝墓&图② 斗笠岗 M3
图③ 南京六合南朝墓&图④ 横店南朝墓
四神
江陵黄山墓发现有青龙砖和白虎砖，模印于墓砖侧面，均为浅浮雕，形态清晰，线条简练。三官殿梁墓发现的青龙图像模印于墓砖正面，图像较为粗糙。青龙头部细扁前伸，前爪位于身体两侧，与南京石闸湖西晋墓所见的青龙形象相似。四神题材可能继承自汉晋传统，若继续向上追溯，于汉水流域还可见于黄陂新洲旧街西晋太康元年（280年）墓，在墓砖侧面或端面模印有龙、虎以及疑似为玄武的四脚怪兽图案，形态简略。三官殿梁墓内还发现有朱雀砖，图像较为复杂。在墓砖正面模印两只相对的朱雀，其形象与襄阳贾家冲墓所出相似。朱雀中间有一雷公形象，双手持鼓槌，周围环绕一圈连鼓。左右角落各有一圆形图像，漫漶不清，似为金乌蟾蜍，以表现日月。类似的雷公形象可见于襄阳清水沟南朝墓、北齐娄睿墓等。丹阳金家村南朝墓的甬道顶部则发现了以金乌和桂树玉兔来表现日月的拼镶砖画。雷公与金乌蟾蜍均为汉代墓室图像中的常见题材，在南北朝墓葬中进行了重新演绎。
图① 黄陂新洲旧街西晋太康元年墓出土龙
图② 黄陂新洲旧街西晋太康元年墓出土虎
图③ 黄陂新洲旧街西晋太康元年墓出土玄武
图④ 南京石闸湖西晋墓出土龙虎角斗
图⑤ 江陵黄山墓出土龙
图⑥ 三官殿梁墓出土朱雀
图⑦ 襄阳清水沟南朝墓出土闻雷泣墓
图⑧ 北齐娄睿墓出土雷公
图⑨ 丹阳金家村南朝墓出土日
图⑩ 丹阳金家村南朝墓出土月
天人
天人形象仅有一例，出自吴家湾南朝墓，模印于墓砖的端面，天人身着宽袖外衣，披帛向上翻飞折回，极具有流动感。丹阳胡桥墓出土有“天人”砖铭，所指即为此类图像，在建康、襄阳的画像砖墓中均有出现，形态相似，多呈蹲跪或站立的姿态，双手于身前捧博山炉、三足炉等，呈现出飘逸生动的人物姿态。
天人与宝瓶插花
图① 吴家湾南朝墓出土天人
图② 谷城肖家营 M40 出土宝瓶插花
图③ 南京油坊桥贾家凹南朝墓出土宝瓶插花
图④ 邓县学庄墓出土天人
此外，花纹砖的种类也非常丰富，常见卷草纹、忍冬纹等。“宝瓶插花”图像较为特别，在长颈净瓶中插上花叶，可见于三官殿梁墓、吴家湾南朝墓中。这一图像被认为与佛教中以花供佛的做法相关，在画像砖中形成了固定的程式。相似的构图在建康、襄阳南朝墓中都十分流行，经常与天人、供养人等一起出现。
构筑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李梅田教授认为南朝画像砖墓在图像配置上存在一定的模式，大多在墓室上层表现虚幻的精神世界，在墓室下层表现物质的现实世界，如建康地区大型拼镶砖墓的墓室上层为羽人戏龙、竹林七贤，下层为仪卫卤簿行列等。河南邓县学庄墓的墓室上层为郭巨埋儿、南山四皓、千秋万岁、伎乐飞天、四神等题材，下层为鞍马牛车、武士侍从、鼓吹乐舞。吴家湾南朝墓图像排布简单，但大体上也遵循了这一规则，墓室最下四层墓砖平砌，以上皆为三顺一丁。顺砖为花纹砖，丁砖自下而上三层为男女侍从砖，最上一层为天人。后壁丁砖为宝瓶插花。墓室上部的天人似乎在努力营造天界的效果，与后壁的宝瓶插花相呼应，表达了对于佛国世界的一种美好想象。
三官殿梁墓砌筑工艺相对复杂，其朱雀砖和青龙砖的图像均模印在墓砖正面，需要将墓砖立起，夹在丁砖层中固定，这无疑增加了墓室修建难度。这种构筑方式于襄阳地区常见，襄阳清水沟画像砖墓“每8块竖砌砖之间错砌7块内收6厘米的砖，画像砖贴在内收的7块砖外侧”，即为这种砌法。三官殿梁墓破坏较为严重，现存部分可见朱雀砖位于甬道东壁，青龙砖位于墓室东壁。顺砖模印忍冬纹、卷草纹，丁砖模印男女侍从、宝瓶插花等，每两男侍为一组，每两女侍为一组，交错而立，井然有序。
斗笠岗M3与横店南朝墓的情况大致相同。墓壁采用三顺一丁的砌筑方式，顺砖均模印卷草纹、忍冬纹等纹饰，丁砖模印侍从，排列整齐。这类墓葬中的画像砖图像单一，更强调装饰功能，营造出墓室内部颇为华丽的视觉感受。
江陵黄山墓情况较为特殊，墓内的青龙砖与白虎砖排列杂乱无序，颠倒错乱。江陵黄山墓出土有“元嘉三年刘氏”铭文砖，虽已进入南朝，但此时建康的画像砖系统尚未成熟，无法造成有效影响。一般认为，至萧齐时大型拼镶砖画才流行于大墓中，襄阳地区则更晚。因此江陵黄山墓所表现的仍然是汉晋画像砖画像石的遗风，并且更为随意，将画像砖作为普通墓砖来使用。
此外，江陵地区画像砖墓在构建过程中也有编号系统存在。斗笠岗M3所出扇形砖的宽弧面和楔形砖的厚端面有“一”“二”“三”“亖”“五”的印记，所标记的墓砖尺寸不同，若将这些印记理解为类似于数字“一至五”，其规律是数字越大，对应弧面和端面的尺寸越小。陕西安康张家坎墓画像砖上也模印有“大牛”“中牛”“利牛”等铭文，对应不同的墓砖尺寸。斗笠岗和安康张家坎墓砖编号各成系统，但本质上都是以编号来区别不同尺寸的墓砖。建康地区则更为复杂，不仅在墓砖上标注尺寸，还标注出砌造时的顺序，以保证数量众多、图案各异的拼镶砖能被安放到正确的位置上。
区域间的文化互动
江陵地区始终处于南朝画像砖的体系下，在图案题材与构筑方式上与建康、襄阳保持着一致，但仍然可以分辨出来源上的区别。建康画像砖以阳线刻为主，多砖拼一画；襄阳以浮雕为主，为一砖一画。以此作为标尺，结合其他随葬器物，不难发现这两地对于江陵地区画像砖的影响。
三官殿梁墓中的画像砖均采用阳线刻的制作方式，侍从的形象与建康所见（如南京油坊桥贾家凹南朝墓）更为相似。另出有男女陶俑各两件，均着交领宽袖长袍，下身呈筒形，女俑头绾双髻，男俑头戴小冠，与南京宋元徽二年（474年）明昙憘墓、西善桥宫山墓所出相近。斗笠岗M3大致为梁中大通年间（529—534年）的墓葬，其画像砖同样使用阳线刻，也受到建康的影响。但江陵地区未见多砖拼一画的现象。
吴家湾南朝墓中的画像砖则采用了浮雕的形式，这是襄阳地区的特点。该墓所出的铁钱始铸于梁普通四年（523年），墓葬年代应当在此之后。墓中还发现各类人物俑22件，包括男女侍俑、武士俑等。男侍俑戴小冠或头巾，着宽袖长袍，女侍俑梳双髻，着敞领宽袖长袍，或敞领上衣和高腰襦裙，更接近建康南朝中晚期的风格。但胡人武士俑着宽袖长袍，外罩铠甲，多见于襄阳地区。此外，建康南朝墓一般随葬男女侍俑各一两件，吴家湾南朝墓出现如此之多的陶俑，可能也受到襄阳地区的影响，是襄阳地区借鉴北朝随葬陶俑群的产物。
陶俑
图① ② 江陵黄山南朝墓 图③ ④ 三官殿梁墓 图⑤ 南京前新塘南朝墓 图⑥ 南京西善桥宫山墓 图⑦ 南京明昙憘墓 图⑧ 南京江宁胡村南朝墓（⑥⑦为作者手绘）
建康作为都城，对江陵地区有着天然的影响力。南朝时期，王敦、桓温等门阀大族依托荆州与建康抗衡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刘裕考虑到荆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开始派皇室成员出镇，加强了对于长江中游的控制。江陵士族也在此时兴起，南阳宗氏、淯阳乐氏、涅阳刘氏等襄宛大族在永嘉之乱后南迁江陵，成为了江陵地方社会的上层人群。他们于刘宋时开始担任出镇荆州皇室成员的幕僚，在追随萧衍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进一步获得提升，借此进入建康政权，从而促进了建康与江陵之间的文化交流。因此江陵黄山墓虽然在画像砖上仍受到汉晋遗风的影响，但墓内的随葬器物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建康因素。该墓所出的女俑发式虽残，但可见发髻至前额偏下，似为建康地区东晋与南朝早期常见的“缓鬓倾髻”（张珊：《东晋南朝女性襦裙探析》，《艺术设计研究》2017年第1期；韦正：《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由陶凭几、三足砚、三足炉组成的随葬器物组合流行于东晋的建康墓葬中，于刘宋时进入江陵地区，在三官殿梁墓中也可见到。
画像砖在建康流行后同样向江陵地区传播。蒋赞初先生在《鄂城六朝墓》中指出，南朝帝陵全长一般在10米上下，州刺史以下的墓葬长度一般不超过7米。江陵地区的这几座画像砖墓全长在5—7米之间，墓室规模宏大，装饰繁复，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其墓主包括江陵本地士族，甚至是出镇荆州的皇室成员。他们借鉴来自建康的新风，以画像砖墓来显示身份等级与社会地位。
襄阳因素的出现则源自襄阳地区实力的提高。据《宋书·州郡志·雍州》载，元嘉二十六年（449年），“割荆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为雍州，而侨郡县犹寄寓在诸郡界。孝武大明中，又分实土郡县以为侨郡县境”。雍州从荆州独立出来成为南朝北部边界的军事重镇，确立了完整的行政秩序。由晚渡士族和当地豪族构成的襄阳武力集团在北伐和对蛮作战中屡获战功，发展出雄厚的军事力量。雍州的发展势头很可能超过了荆州，以至于在齐末出现了“江陵素畏襄阳人”的说法（《梁书·萧颖达传》）。此后，萧衍凭借雍州豪族的支持起兵，建立萧梁政权，襄阳集团顺势进入权力中心，势力达到顶峰。襄阳地区的画像砖系统在此时也发展成熟，出现了邓县学庄墓、襄阳贾家冲墓等大墓，在此背景之下，襄阳文化因素的影响力迅速扩大，不仅出现在江陵地区，甚至可能直接影响了建康，南京胡村南朝墓所出均为单幅图案浮雕画像砖，并出土有头戴兜鍪、身着甲裙的武士俑，均为襄阳风格。
横店南朝墓表现出更多的北方文化因素。画像砖仍然采用浮雕的形式，但所出的梯形挡火墙陶灶为关中地区的流行式样。该墓年代较晚，可能是在梁末江陵陷落、西魏北周的势力进入汉水流域之后。
结语
作为墓葬装饰的一种形式，画像砖是具有礼制意味的。从这一点来考虑，江陵地区可能更多受到建康的影响。江陵一带是长江中游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于南朝政局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迁居江陵的北来士族较之建康要略逊一筹，但在南朝时渐次著称，成为江左士族之中坚（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在此背景下，江陵地区在思想文化和礼仪制度等方面均与建康保持一致，为画像砖的传播提供了条件。但较之建康及其周边地区，江陵地区的画像砖图案单一、结构简单，表现出更强的装饰性质。
襄阳画像砖的出现同样受到了建康的影响，且随着襄阳地方势力的增强，其画像砖的风格逐渐影响到了江陵地区。但作为南朝的北境，襄阳还发展出了孝子故事、乐舞鼓吹等图像题材，这与其军事氛围浓厚、文化多元的地域特点有关（李梅田、周华蓉：《试论南朝襄阳的区域文化—以画像砖墓为中心》，《江汉考古》2017年第2期）。然而，这些图像题材与江陵社会并不相适，始终没有被接受。襄阳与江陵同属汉水流域，常被放置于同一个地理单元来进行讨论，实则两者存在多方面的差别。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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