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风格的玉琮
考古为什么不要“追寻五帝”？
文/刘 刚、李冬君
红山文化，从东北往西南，良渚文化，从东南往西北，两文化交汇于中原，形成中国历史地理的大十字架，而最先揭示出它的存在的，是太史公，因此，称为“司马迁线”。
两文化入中原，都以“玉的传人”，非以“炎黄子孙”身份，这是为什么呢？
五帝史事，详载于《史记·五帝本纪》中，而此篇记述又出自于黄老学派的主张，孔子“宪章文武，祖述尧舜”，从来就不谈黄帝，庄子一谈到黄帝，就当作笑话来讲，把黄帝说成一个失道、求道，在先哲的引导下时而觉悟、偶而也能得道的后知后觉者。
如果孔子、庄子读了《五帝本纪》会怎样想？他们也会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并且跟着太史公去做“炎黄子孙”吗？当然不会！一个为了“家天下”而做的“天下一家”的假设，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为历代王朝提供了一个权力合法性来源的想象。
从文化认同回到血缘认同，以血缘认同来确认“家天下”的正当性，以“君父”的名义确立王权的合法性，这在王朝史观里确实“天经地义”。但王朝史观离不开王朝，王朝皮之不存，史观毛之焉附？故其有效性，仅适用于王朝中国三千余年，它既不能适用于王朝中国之前的文化中国，也不能适用于王朝中国以后的中华民国，更不能适用于今天的中国。
顺着王朝史观的思维惯性去“追寻五帝”，可以说是考古学的一次大倒退，把考古学的作用降解为给《五帝本纪》作注脚，还美其名曰，这是“考古与历史的结合点”。
不知从何时开始，作为科学方法进入中国的考古学转向了，从疑古——怀疑王朝史观，转向信古——维护王朝史观，考古学本身，也从批判王朝史观的利器变成拥趸王朝史观的工具。这一转变，有两个背景，一个是显然的民族主义背景，另一个则是隐性的王权主义背景。
在民族主义的背景下，兴起了中西文化之争，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文化，莫过于史官文化，中国本土考古学参与到这场争论中来，一再强调“考古与历史的结合点”，其实就是与史官文化结合，所谓“信古”就是对史官文化的认同。而王权主义的背景则有些尴尬，因为王朝中国不再，但隐性的王权主义的影响还在，影响到考古，就恨不得要在史前将最早的王朝中国发掘出来，甚至“天经地义”地认为：“最早的中国”就是王朝中国。
例如，按照上述思维，有学者说，夏墟在太湖流域，显然这是冲着良渚文化来说的。但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其国家形态，还是个一隅之地的方国，并非像殷墟那样的广域王权国家，也没有形成统一性的世袭制王朝，但那确实是夏墟的源头。从这源头出发，沿着“良渚化世界”的路线，去寻找夏墟，就发现，它“从东南往西北”去，先是同龙山文化融合了，变成了大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的夏墟也就变成龙山文化的夏墟。可这夏墟，并未直接赶着往中原去，因为中原彩陶文化非鼎无玉，属于不同文化区系。所以，它沿着黄河自下而上，径往农牧分界线上去，在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里，终于出现了“良渚化世界”之标的——礼制化玉器。在这里，农耕文化的夏墟，发展为农牧混合文化的夏墟。从“文化中国”的那一面来看，礼制化的“玉的传人”，其实比血缘化的“炎黄子孙”靠谱。
陶寺遗址观象台夯土基址
而“玉的传人”形成的一个关键时期，便是陶寺文化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较为清晰的“文化中国”的样式。中国史前两支最重要的玉文化，东北红山文化和东南良渚文化，分别沿着太史公指出的两条影响中国历史运动大势的“司马迁线”进入陶寺文化的地盘，其中虽然难免有文明的冲突在里面，但我们从文化遗存里所见更多的是文化融合。
文化融合，反映了玉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和平。以玉立国，走的就是和平路线，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制——准确的说是尚贤制，就是玉文化的国家化，就是和平路线的制度化，这是玉器时代特有的。到了青铜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以青铜立国，文明的冲突占了上风，战争路线在国家制度上反映出来，国家就向暴力机器转化。这一转化，带来一系列变化，导致玉器上人文初曙的神像蜕变成“食人未咽”的青铜饕餮纹样，使得具有共和精神的尚贤制堕落为轮流执政确保利益最大化的分赃制，通往了世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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