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寅恪文集》之第一种《寒柳堂集》，附有《寅恪先生诗存》，收诗197首，是为残编。受寅恪先生委托负责整理文集的蒋天枢先生在识语中说：“寅恪先生逝世前，唐晓莹师母曾手写先生诗集三册，1967年后因故遗失。现就本人手边所有丛残旧稿，按时间先后，录存若干篇，藉见先生诗之梗概云尔。” [1]
关心陈寅恪先生学行志业的人，一直为不能窥见陈诗的全豹而深感遗憾。1993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寅恪诗集》，系寅恪先生的两位女公子流球和美延所编定，共收诗329首 [2] ，比《诗存》多出132首，虽仍然不一定是陈诗的全部，主要的部分应该都包括在内了。因此搜集得比较齐全，是这本诗集的第一个特点。其次，是编排顺序大体上按照寅恪先生夫妇生前编定的诗稿目录，除其中13首不能确定写作时间，其余216首都有具体署年。三是《诗集》后面附有唐晓莹先生的诗作64首，为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陈氏夫妇精神世界的全体，提供了极可宝贵的资料。至于流求、美延两姊妹十几年来为搜集遗失的诗稿所作的努力，则是千难百折，委曲动人，编后记中所叙只不过是波涛中的一抹微沫，实更有文字难以言传者。1961年寅恪先生《赠吴雨僧》四首之三所说的“孙盛阳秋存异本，辽东江左费搜寻” [3] ，可为搜集过程之连类比照。
陈寅恪先生的诗篇和他的学术著作一样，同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展读之下有一股深渊磅礴之气和沉郁独立的精神，充溢于字里行间。《诗集》中最早一首写于1910年，结束在1966年，时间跨度为半个多世纪，牵及百年中国众多的时事、人物、事件、掌故，释证起来，殆非易事。但《诗集》中有几组再三吟咏、反复出现、贯穿终始的题旨，这就是兴亡之感、家国之思、身世之叹和乱离之悲。下面让我们依照寅恪先生倡导的“在史中求史识” [4] 的方法，具列出与此四重主题有直接关联的诗句，以为验证。诗句后面的数字，即为清华版《诗集》的页码，为节省篇幅，不以全称注出。
甲、“兴亡”
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3
西山亦有兴亡恨，写入新篇更见投。5
犹有宣南温梦寐，不堪灞上共兴亡。15
欲著辨亡还搁笔，众生颠倒向谁陈。19
辨亡欲论何人会，此恨绵绵死未休。22
玉颜自古关兴废，金钿何曾足重轻。34
歌舞又移三峡地，兴亡谁酹六朝觞。40
别有宣和遗老恨，辽金兴灭意难平。44
兴亡总入连宵梦，衰废难胜饯岁觥。53
兴亡自古寻常事，如此兴亡得几回。58
审音知政关兴废，此是师涓枕上声。60
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65
古今多少兴亡恨，都付扶余短梦中。77
红杏青松画已陈，兴亡遗恨尚如新。85
白头听曲东华史，唱到兴亡便掩巾。86
兴亡江左自伤情，远志终惭小草名。87
如花眷属惭双鬓，似水兴亡送六朝。92
好影育长终脉脉，兴亡遗恨向谁谈。100
兴亡遗事又重陈，北里南朝恨未申。110
病余皮骨宁多日，看饱兴亡又一时。132
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141
乙“家国”
一代儒宗宜上寿，七年家国付长吟。33
故国华胥犹记梦，旧时王谢早无家。48
儿郎涑水空文藻，家国沅湘总泪流。69
频年家国损朱颜，镜里愁心锁叠山。77
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97
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104
狂愚残废病如丝，家国艰辛费护持。129
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141
丙、“身世”
万里乾坤孤注尽，百年身世短炊醒。25
万里乾坤空莽荡，百年身世任磋跎。30
山河已入宜春槛，身世真同失水船。63
身世盲翁鼓。文章浪子书。98
文章岂入龚开录，身世翻同范蠡船。116
山河来去移春槛，身世存亡下濑船。120
石火乾坤重换劫，剑炊身世更伤神。122
年来身世两茫茫，衣狗浮云变白苍。129
丁、“乱离”
莫写浣花秦妇障，广明离乱更年年。19
群心已惯经离乱，孤注方看博死休。21
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26
人心已渐忘离乱，天意真难见太平。33
风骚薄命呼真宰，离乱余年望太平。33
女痴妻病自堪怜，况更流离历岁年。39
临老三回值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55
道穷文武欲何求，残废流离更自羞。61
七载流离目愈昏，当时微愿了无存。69
《诗集》中寅恪先生诗作部分只有130页，共329首诗，“兴亡”、“家国”、“身世”、“乱离”四组词语凡四十六见，重复率如此之高，超乎想象。而且这些词语大都居于诗眼位置，反复咏叹，一往情深，实具有接通题旨的意义。就中缘由、委曲安在?兹可以断言：这四组词语背后，一定有寅恪先生内心深处幽忧牢结不得摆脱的什么“情结”，以致于昼思夜想，萦回不散，吟咏之间总要自觉不自觉地流露于笔端。
那么埋藏在寅恪先生心底的“情结”究竟是什么呢?
“乱离”之悲比较容易理解。寅恪先生以1890年农历5月17日出生于湖南长沙，正值近代中国大故迭起，社会发生剧烈变动时期。特别是中岁以后，1937年芦沟桥事变，日人占领北京，北大、清华等高等院校南迁，寅恪先生挈妻携女，下天津、奔青岛、至济南、转郑州、经长沙、绕桂林、过梧州、抵香港，一路上颠沛流离，饱尝了逃难的苦痛。唐晓莹先生写有《避寇拾零》一文 [5] ，记此次逃难的前后经过甚详。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寅恪先生又从香港往内地逃。好不容易盼到1945年抗战胜利，以为可以安立讲堂了，谁知国共两党内战又起，结果1948年12月再一次离京南逃。所以寅恪先生才有“临老三回值乱离”的感叹。包括1950年6月发表于《岭南学报》上的《秦妇吟校笺旧稿补正》，虽是严格的学术考证之作，通过避难秦妇由长安逃往洛阳一路所闻所见，对自己的乱离之思亦有所寄托。寅恪先生并且援引《北梦琐言》“李氏女条”，认为该条所记的唐末“李将军女”因避乱而失身，是“当日避难妇女普遍遭遇，匪独限于李氏女一人也” [6] 。因此完全可以说，寅恪先生在诗中发抒的乱离之悲，也不专属于先生一人，而是当时特定时代的共同感叹。
至于“身世”、“家国”、“兴亡”这三组题旨语词所包含的内容，释证起来则需要稍多一些的笔墨。笔者因近年涉猎中国近现代学术史，颇读寅恪先生之书，因而对先生的身世微有所知。现在一提起陈寅恪的名字，国内外学术界几乎无人不晓。可是他的祖父陈宝箴和父尊陈三立，在晚清及近代中国实享有更高的知名度。陈宝箴字右铭，籍江西义宁州(民国以后改为修水)，为咸丰元年辛亥恩科举人，六年后，即1856年，会试不第，留京师三年，得交四方才俊之士。当时恰值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右铭先生遥见火光，在酒楼搥案痛哭，四座为之震惊 [7] 。其吏能、治才、识见、心胸，为曾国藩、沈葆桢、席宝田等铭公钜卿所推重，曾国藩尝许其为“海内奇士” [8] 。但陈宝箴负气节，秉直道，仕途并不顺畅。直到1890年，当他60岁的时候，经湖南巡抚王文韶力荐，清廷授右铭以湖北按察使之职，不久又署理布政使。这一年，也就是寅恪先生出生那一年。甲午战败后的1895年，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开始主持领导湖南新政，走在全国改革潮流的最前面。
而陈三立，是清未有名的“四公子”之一，另三位是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四公子”中，陈三立以生性淡泊、识见过人和诗学成就为世人瞩目。他于光绪八年即1882年考中举人，又于光绪十二年即1886年会试中式，此时他三十六岁。但未经殿试，还不能算做正式进士。至1889年（己丑）才正式成为进士，受命在吏部行走。《一士类稿》记载一则陈三立初到吏部所遭遇的故事：
时有吏部书吏某冠服来贺，散原误以为缙绅一流，以宾礼接见，书吏亦昂然自居于敌体。继知其为部胥，乃大怒，厉声挥之出。书吏惭沮而去，犹以“不得庶常，何必怪我”为言，盖强颜自饰之词。散原岂以未入翰林而迁怒乎? [9]
陈三立字伯严，散原是他的号。《一士类稿》的作者徐一士写道：“部吏弄权，势成积重，吏部尤甚。兹竟贸然与本部司员抗礼，实大悖体制。散原折其僭妄，弗予假借，亦颇见风骨。” [10] 不知是不是与这次误会有关系，不久陈三立便引去，长期侍亲任所，从此再未接受任何官职。
1895年值中国甲午战败，士论汹涌，中国社会到处一片变革之风。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不变革，中国便没有出路。就中尤以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最能身体力行。张之洞以提倡新学闻名于世，当时督理湖广，湖北新政亦甚见成效，但最见实绩的还是湖南新政。为了董吏治、辟利源、开民智、变士习，湖南先有矿物局、官钱局、铸洋圆局之设，后有湘报馆、算学堂，武备学堂、南学会、保卫局和课吏馆的开办。特别是设在长沙的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主讲，各方面人才奔竞而至，实际上成了培养改革派人才的一所学校。但义宁父子是稳健的改革者，主张渐变，反对过激行动，尤其与康有为的思想异其趣，而与郭高焘相契善。他们希望稳健多识的张之洞出面主持全国的改革。所以然者，由于明了能否把改革推向全国，关键在握有实权的西太后的态度，没有慈禧的首肯，什么改革也办不成。应该说，这是义宁父子的深识。
但这边筹划未定，那边康有为已经说动光绪皇帝上演颁定国是诏的大戏，立即将慈禧与光绪母子的政争引向激化，遂有戊戌政变发生。于是通缉康、梁，杀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章京和康广仁、杨深秀，史称“戊戌六君子”。刚刚起步的改革，竟以流血惨剧告终。而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也因推行改革获罪，被革职，永不叙用。陈宝箴的罪名是“滥保匪人”，因“六君子”中，谭嗣同来自湖南，而刘光第、杨锐都是陈宝箴所保荐。陈三立的罪名是“招引奸邪”，盖由于聘请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系散原的主张。以是，义宁父子实难辞其“咎”了。不过我真佩服慈禧的情报，她对散原所起的为改革网罗人才的作用何以掌握得如此清楚?也有的说，先时已决定赐死义宁父子，后经荣禄等保奏，方改为永不叙用。不管是哪种情况，革职后迁居江西南昌的陈氏父子，实际上处于被圈禁的状态，应无问题。而且在戊戌政变一年多以后，即1900年的6月26日，右铭先生突然逝去，享年七十整。而死因，如今有充分的材料证明，实系被慈禧派专员赴南昌西山赐死 [11] 。当时陈三立四十八岁，寅恪十一岁，寅恪长兄陈衡恪师曾二十四岁。
1898至1900这两年，对陈寅恪的家族来说，是非常不幸的年份。1898年新正，散原先生的母亲过世。10月，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免归南昌。这之前散原的一个堂姊竟然昼夜痛哭而死。隔年即为宝箴逝。宝箴逝前一个月，陈师曾的妻子、年仅二十五岁的范孝嫦(清末名诗人范肯堂之女)亦逝。而在由湖南扶母柩赴南昌的前后过程中，散原两次卧病，第二次险些病死。可见戊戌惨剧给义宁陈氏一家带来的打击是何等沉重，真不啻浩天之劫。国家政局在戊戌政变后更是不可收拾。1900年有义和团之变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两宫皇太后因此仓促出逃。陈氏一家的“家国”陷入巨变奇劫之中。吴宗慈的《陈三立传略》于此写道：“先生既罢官，侍父归南昌，筑室西山下以居，益切忧时爱国之心，往往深夜孤灯，父子相对唏嘘，不能自已。越一年，先生移家江宁，右铭中承暂留西山崝庐，旋以微疾逝。先生于此，家国之痛益深矣!” [12]
我们不妨看看陈三立为纪念尊人所撰写的《崝庐记》，几乎是泣血陈词：
呜呼!孰意天重罚其孤，不使吾父得少延旦暮之乐。葬母仅岁余，又继葬吾父于是邪。而崝庐者，盖遂永永为不肖子烦冤茹憾、呼天泣血之所矣。尝登楼迹吾父坐卧凭眺处，耸而向者，山邪？演迤而逝者，陂邪？畴邪？缭而幻者，烟云邪？草树之深，以蔚邪？牛之眠者、斗者邪？犬之吠、鸡之呜、鹊鸱群雉之噪而啄、呴而飞邪？惨然满目，凄然满听，长号而下。已而沈冥以思，今天下祸变既大矣，烈矣，海国兵犹据京师，两宫久蒙尘，九州四万万之人民皆危蹙，莫必其命，益恸，转幸吾父之无所睹闻于兹世者也。其在《诗》曰：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又曰：莫肯念乱，谁无父母。曰：凡今之人，胡僭莫惩。然则不肖子即欲朝歌暮哭，顦悴枯槁，褐衣老死于兹庐，以与吾父母魂魄相依，其可得哉？其可得哉？庐后楹阶下植二稚桂，今差与檐齐。二鹤死其一，吾父埋之庐前寻丈许，亲题碣曰“鹤冢”。旁为长沙人陈玉田冢，陈盖从营吾母墓工有劳，病终崝庐云。 [13]
既奠祭尊人，又忧伤国事，“家国”之情融合为一，令人恸心裂肺，不忍卒读。特别是他们父子的改革宏图中途天折，更使散原有攀天无梯、斫地无声之感。他在《巡抚先府君行状》中写道：
盖府君虽勇于任事，义不反顾，不择毁誉祸福，然观理审，而虑患深，务在救过持平，安生人之情，以消弭天下之患气。尝称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造端图大，自任怨始。要以止至善为归，自然之势也。”论者谓府君之于湖南，使得稍假岁月，势完志通，事立效著，徐当自定时，即有老学拘生、怨家仇人，且无所置喙。而今为何世也?俯仰之间，君父家国，无可复问。此尤不孝所攀天斫地、锥心泣血者也。 [14]
散原的“家国”之情、“家国”之痛如此深挚，岂能不感染正值少年时期的陈寅恪先生？如果当时的改革能够按照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主张，缓进渐变，不发生康有为等人的过激行动，清季的历史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后来陈三立为陈夔龙(前直隶总督，号庸庵尚书)的奏议写序，进一步申明他的渐变主张，写道：“窃惟国家兴废存亡之数，有其渐焉，非一朝夕之故也。有其几焉，谨而持之，审慎而操纵之，犹可转危为安，消祸萌而维国是也。” [15] 也就是本着“守国使不乱之旨”。这个思想来源于郭嵩焘。陈三立说：“往者三立从湘阴郭筠仙侍郎游，侍郎以为中国侈行新政，尚非其人，非其时。辄引青城道人所称‘为国致太平与养生求不死，皆非常人所能。且当守国使不乱，以待奇才之出，卫生使不夭，以须异人之至’，郑重低徊以寄其意。侍郎，世所目为通中外之略者也，其所守如此。” [16] 可是历史没有按照郭嵩焘、陈宝箴、陈三立的预设发展，相反走了一条从激进到激进的路，致使百年中国，内忧外患，变乱无穷。
当然历史是已发生之事实，站在后来者的角度，只能总结历史经验，却无法让时光倒流，希望重走一遍。但事变的当事人不同，痛定思痛，愈觉自己主张正确可行，甚至有所怨尤，是可以理解的。何况渐变的主张常常两面受敌：旧势力固然视其为代表新派，激进者则目为保守，不屑与之为伍。散原老人的处境正是如此。戊戌政变后，有轻薄者写了一副对联：
徐氏父子，陈氏父子，陈陈相因
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徐徐云尔 [17]
“徐氏父子”指礼部侍郎徐致靖，和他的在湖南任学政的公子徐研甫，都因参与变法遭遣。“陈氏父子”自然指的是陈宝箴和陈三立。“兵部侍郎”云云，是由于清廷规定，巡抚例加兵部侍郎衔。另外还有一副对联，系王闓运《湘绮楼日记》所载，实专攻陈三立，曰：“不自陨灭，祸延显考。” [18] 意谓陈宝箴的遭遣，是陈三立遗祸的结果。事实当然不是如此，若说推动湖南新政，陈宝箴的态度比陈三立还要坚决。只不过由此可见守旧势力对持渐变主张的义宁父子嫉恨之深。而激进变革者如谭嗣同，当湖南新政行进中已流露出对陈三立的不满 [19] 。
戊戌以后之近代中国历史虽然没有按散原预想的路线走，却一再证明他的渐变主张不失为保存国脉的至理铭言。欧阳竟无大师的《散原居士事略》，对1922年梁启超与散原的一次会面有所记载，行文甚蕴藉有趣。这是戊戌之后两位“湘事同志”的第一次会面，时间已过去了二十年，因而不免“唏嘘长叹”、“触往事而凄仓伤怀”。这时的梁任公，与散原的思想已经相当靠近了。但彼此之间的话语似乎不多，只互相称赞了一番蔡松坡。任公说：“蔡松坡以整个人格相呈，今不复得矣。”散原说：“蔡松坡考时务学堂，年十四，文不通，已斥，予以稚幼取之。以任公教力，一日千里，半年大成，今不可复得矣。”欧阳建议任公“放下野心，法门龙象”。散原说：“不能。”任公则默然。 [20] 事隔二十年，散原仍洞察深微，知人见底，识见、境界终高人一筹。以散原的心胸，决不是“封建遗老”四个字所能概括的。
事实上，1904年西太后下诏赦免戊戌获罪人员未久，便有疆吏荐请起用陈三立，但三立坚辞不就，宁愿“韬晦不复出，但以文章自娱，以气节自砥砺，其幽忧郁愤，与激昂磊落慷慨之情，无所发泄，则悉寄之于诗” [21] 。民国以后，很快就剪去辫子，“与当世英杰有为之士亦常相往还”，未尝以遗老自居。他赞许蔡松坡，主要由于松坡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豪侠肝胆，义动九州。今存《散原精舍诗》里，明确透漏出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诗就有多首，如《上赏》、《使者》、《双鱼》、《玉玺》、《旧题》、《史家》六绝句 [22] ，即是为嘲讽袁氏称帝的闹剧而作。紧接着写于民国五年（1916）年初的《丙辰元旦阴雨逢日食》，至有“蚀日愁云里，儿童莫仰天” [23] 之句，其反对袁氏倒行逆施的态度甚明。而《雨夜写怀》的结句则为：“只对不臣木，青青牖下松。” [24] 直是以窗前的青松自譬，无论如何坚决不买袁氏的账了 [25] 。写到这里，不妨稍及一当时的时事掌故，即戊戌后讽刺散原“不自陨灭，祸延显考”的王闓运，虽当时已逾八十高龄，却扮演了支持“洪宪”的“耆硕”的角色。
盖散原的“家国”之情，终其一生未尝稍减。1931年日人占领东北，次年发动沪战，寓居岵岭的散原日夕不宁，一天晚上在梦中突然狂呼杀日本人， [26] 全家惊醒。1937年芦沟桥事变，北京再次遭劫，散原忧愤益甚，终致病，拒不服药而死。而当生病的时候，听到有人说中国打不过日本，散原立即予以驳斥：“中国人岂狗彘不若?将终帖然任人屠割也?” [27] 再不与此种人交接一言。欧阳竟无大师对散原的评价是：“改革发源于湘，散原实主之。散原发愤不食死，倭虏实致之。得志则改革致太平，不得志则抑郁发愤，而一寄于诗，乃至丧命。彻终彻始，纯洁之质，古之性情肝胆中人。发于政，不得以政治称；寓于诗，而亦不可以诗人概也。” [28] 这是我所见到的对散原老人的最准确无误的评价。可惜当时后世不理解散原的人多多。这就是陈寅恪先生何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自己的“身世”，并要辨别清楚百年中国的“兴亡遗恨”的原因。
职是之故，陈寅恪所说的“身世”，主要指义宁陈氏一家在近代中国的遭逢际遇，这里面隐忍着他们祖孙三代的极为深挚的“家国”之情。所以寅恪的诗中，在提到“家国”的时候，常常与湖南联系起来，如“家国沅湘总泪流”、“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等等。散原的诗，也每每“家国”并提，如“百忧千哀在家国，激荡骚雅思荒淫” [29] 、“旋出涕泪说家国，倔强世间欲何待” [30] 、“合眼风涛移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 [31] 、“满眼人才投浊流，家国算馀谈舌掉” [32] 、“羁孤念家国，悲恼互奔凑” [33] 、“茫茫家国梦痕存，片念已教干浪澣” [34] 、“时危家国复安在，莫立斜阳留画图” [35] 、“发为文章裨家国，祇供穷海拾断梦” [36] 、“家国忽忽同传舍，不烦残梦续南柯” [37] 、“家国祗馀伤逝泪，乌号记堕小臣前” [38] 、“收拾家国一团蒲，非忏非悟佛灯映” [39] 、“十年家国伤心史，留证巫阳下视时” [40] 、“泪边家国谁能问，杯底乾坤且自多” [41] ，等等。甚至在文章中，如《代李知县湘乡乐舞局记》一文，因讲到歌咏舞蹈的功能，也说“其作用有洁治其身心，以备家国无穷之用” [42] 。正如王逸塘氏所说：“散原集中，凡涉崝庐诸作，皆真挚沉痛，字字如进血泪，苍茫家国之感，悉寓於诗，洵宇宙之至文也。” [43] 由兹可见散原老人的“家国之情”，与其子寅恪相比，不仅未惶稍让，尚且有所过之。
实则义宁父子的“家国”之思如出一辙。如果说戊戌事败之时，寅恪尚处稚龄，刚八、九岁，对祖父与父亲的主张不会有深的理解，后来长大成人，四海问学，历经故国的种种变局，己身经验逼使他不能不向陈宝箴、陈三立的思想认同。1945年夏天，他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的结尾部分，说出了积郁多年、“噤不得发”的思想。他写道：
自戊戌政变后十余年，而中国始开国会，其纷乱妄谬，为天下指笑，新会所尝目睹，亦助当政者发令而解散之矣。自新会殁，又十余年，中日战起。九县三精，飚回雾塞，而所谓民主政治之论，复甚嚣尘上。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是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时势，噤不得发。因读此传，略书数语，付稚女美延藏之。美延当知乃翁此时悲往事，思来者，甚忧伤苦痛，不仅如陆务观所云，以元枯党家话贞元朝士之感已也。 [44] [1]
南宋大诗人陆游的祖父陆佃，是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的门人，少年时期曾跟随王安石学经学，但在变革问题上与临川的意见不尽相同，后来名列反王安石的元祐党人碑。王安石死后，他又率诸生前往哭祭，而不怕当朝宰相司马光的打击。这种情况，和陈宝箴、陈三立在戊戌变法中的处境颇相类。所以寅恪经常以陆游自比。1927年撰《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已有“元枯党家惭陆子” [45] 的句子。1958年写康有为《百岁生日献词》，又哀叹：“元祐党家犹有种，平泉树石已无根。” [46] 1945年寅恪先生卧病英伦医院，听读熊式一的英文小说《天桥》，因书中涉及戊戌年间李提太摩传教士上书一事，所以回忆起1903年随长兄陈师曾赴日本留学，在上海遇到李提太摩，李曾用中文说过“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的话。依此该诗中有句：“故国华胥犹记梦，旧时王谢早无家。”盖虽为“世家子弟”，寅恪先生却很谦逊，在此诗的题序中说明不过是偶涉旧事，“非敢以乌衣故事自况也。” [47]
话虽如此，寅恪先生对自己的家族世系，以及这个家族世系在近百年以来的中国的传奇式的遭逢际遇，始终系念于怀。他担心后人由于不了解历史真相，可能会误解自己的先祖和先君，特别是他们在晚清维新变法潮流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性质，因此趁阅读董其昌氏《梁启超传》之便，特补叙陈宝箴、陈三立在戊戌变法中的真实思想走向。寅恪先生写道：“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宵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宏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48] 他把严格区分戊戌变法中两种不同的思想源流，划清陈宝箴、陈三立与康有为的界限，当做一件隆仪无比的大事，郑重付交稚女美延收藏，显然有传之后世之意。
这就是寅恪先生的“百年身世”，这就是寅恪先生的“家国旧情”。目睹戊戌以来变生不测的畸形世局，他已经不相信在他有生之年，还会有机缘打开近百年中国的历史真相。他感到这是一盘永远下不完的棋，而且是无法覆盘的棋。“百年谁覆烂柯棋” [49] 、“伤心难覆烂柯棋” [50] 、“一局棋枰还未定，百年世事欲如何”， [51] 《诗集》中不乏这类感叹。1923年6月29日，寅恪先生正在德国柏林大学求学，母亲余淑人病逝于南京，一个月后长兄师曾又病逝，年只四十八岁。1925年，应清华国学研究院之聘(因母兄之丧请假一年，1926年7月始到校)，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为四大导师，在他个人应是很荣耀的事情，但他并无欢娱，写于1927年春天的《春日独游玉泉静明园》，仍然牢愁百结：“回首平生终负气，此身未死已销魂。人间不会孤游意，归去含凄自闭门。” [52] 诗成不久，王国维就投昆明湖自杀了。隔年，即1929年，梁启超病死，国学研究院难以为继，只好关门。寅恪先生的《春日独游》诗“归去含凄自闭门”句，不料竟成谶语。又过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尽管1937年之前的清华园生活，在寅老是相对平静的，是他读书治学的佳期，和唐晓莹先生结缡就在此期，但未久卢沟桥事变，前面提到的抗战时期的乱离人生就开始了。好不容易盼到抗战胜利，寅恪先生的眼睛又失明了。 [53] 《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是寅恪多年以来少有的流露出喜悦之情的一首诗，但结尾两句：“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54] 。本来是“喜赋”，却又转成悲歌。
尽管如此，1945年抗战胜利毕竟使寅恪先生的精神情绪为之一畅。这是他生平写诗最多的一年，共33首 [55] 。别人“大脯三日” [56] ，他卧病不能出去共庆，但已经有兴趣“自编平话”与小女儿相戏了。对日本人在东北导演的让溥仪当皇帝的闹剧，寅恪先生予以辛辣的嘲讽：漫誇溯漠作神京，八宝楼台一夕倾。延祚岂能同大石，附庸真是类梁明。收场傀儡牵丝戏，贻祸文殊建国名。别有宣和遗老恨，辽金兴灭意难平。” [57] 首句下面有注：“海藏楼诗有句云，‘欲回溯漠作神京’。”海藏楼诗的作者是郑孝胥，因此这首诗嘲讽的主要对象，是策划溥仪投降日本，后来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的郑孝胥，并揭破郑的野心在于希图借助外力，反对民国，恢复清朝。这是寅恪《诗集》中非常值得注意的一首诗。诗中直称郑孝胥为“遗老”。“辽金”自是暗指清朝。“兴灭”云云，当然说的是由后金发展而来的清朝的兴起与覆亡。在寅恪先生看来，海藏楼主人的作为不过是扮演日本人牵线的一个傀儡，他的“欲回溯漠作神京”的旧梦，像“八宝楼台”一样，“一夕”之间就倾倒了。
寅恪先生在这首诗里对郑孝胥企图恢复清朝的“遗老”旧梦，明显地持否定态度。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涉及到寅恪《诗集》里那些反复咏叹的“兴亡”之感，到底该如何解释的问题。如果不是有直接批评郑孝胥这首诗，人们很容易心存疑问：已经进入民国，寅恪先生却不断地哀叹“兴亡”，莫非是留恋前朝，甚而希图恢复旧仪?何况他还有祖父和父亲那样的家庭背景，更容易令人加深置疑的理由。可是读了写于1945年的《漫誇》诗，我看疑问可以取消了。
然则寅恪先生的“兴亡”之感究竟缘何而发?
首先，在寅恪先生笔下，“兴亡”二字不仅是历史和政治的概念，主要是文化的概念。1927年王国维自沉，寅恪先生的《挽王静安先生》诗，有“文化神州丧一身”句，自是从文化的角度哀挽无疑。而《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文更强调中国文化具有“抽象理想之通性” [58] 。特别是后来写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明确提出：“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59] 严驳所谓“殉清说”。王国维尚且如此，寅恪先生的兴亡之感当然不是为一朝一姓所发。不仅如此，对党派私见，寅恪先生也素所深恶，以此《诗集》中有“唯有义山超党见” [60] 的句子。说来这也是义宁陈氏的家风。当年散原在回忆陈宝箴的治略时曾说过：“府君独知时变所当为而已，不复较孰为新旧，尤无所谓新党旧党之见。” [61] 此其一。
其二，我们不要忘记寅恪先生是历史学家，他的敏锐而深沉的兴亡感，恰恰是他的史学天才的表现。因为历史就是过程，发生发展的过程，兴衰寂灭的过程。不只政权的更迭和社会制度的变迁，连人事、物态都有自己的兴衰史。看不到兴亡，不懂兴亡，不辨兴亡，不具有历史学家的资格。其三、寅恪先生叹兴亡、辨兴亡，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即“审音知政关兴废” [62] ，而不是充当一家一姓的历史辩护人的角色。
散原老人涉“兴亡”的诗句亦不在少数，兹作为案例特摘录几组如次：“我阅兴亡话耆旧，竞侪稷契歌唐虞” [63] 、“倚栏眺茫茫，兴亡到胸臆” [64] 、“兴亡阅石马，舜跖亦何有” [65] 、“此物配人豪，应痛兴亡速” [66] 、“兴亡不关人，狂痴欲成德” [67] 、“死生兴亡无可语，唤人空落乳鸦声” [68] 、“俯阅几兴亡，有碑忍卒读” [69] 、“兴亡细事耳，人气延天命” [70] 、“变乱散唐宫，历历兴亡史” [71] 、“了卻兴亡骆驰坐，好依双树养风烟” [72] 、“此才颇繫兴亡史，魂气留痕泣送春” [73] 、“头白重来问兴废，江声绕尽九迴肠” [74] 、“树底茶瓯阅兴废，寄生枝又鹊巢成” [75] 。散原这些诗句，可为其子的历史兴亡感作注。因此，清朝的覆亡固然引发了寅恪先生的兴亡之感，明亡清兴他也曾感慨万端，以致于在晚年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十年艰辛卓绝的努力，写出了专门探讨明清兴亡历史教训的巨著《柳如是别传》。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1948至1949年国民党政权的垮台，也引起了寅恪先生的兴亡感。写于1948年2月的《丁亥除夕作》有句：“兴亡总入连霄梦，衰废难胜饯岁觥。” [76] 1949年的《青鸟》诗则说：“兴亡自古寻常事，如此兴亡得几回。” [77] 如果不了解寅恪先生笔下的“兴亡”一词是一个文化——历史的概念，很容易把诗中的感叹误会为一种政治态度。但《诗集》中紧接《青鸟》一诗，是写于1949年夏天的《哀金元》，诗中对国民党政权垮台的原因作了富有说服力的阐述：“党家专政二十载，大厦一旦梁栋摧。乱源虽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灾。” [78] 力申天下兴亡，系乎民意旨归。似乎并不认为这个政权的败亡是值得诧异之事，只不过觉得如此“亡”法儿（几百万大军如覆巢之卵）颇为少见，所以才有“如此兴亡得几回”之叹。
中国历史的特点，是王朝更迭频繁，而且每次王朝更迭都伴以社会动乱，经济遭受破坏，人民流离失所，统治集团的权力攘夺成为社会与文化的劫难。知识分子、文化人首当其冲，寅恪先生于此感受尤深。1950年5月，他在写给吴宓的信里说：“吾辈之困苦，精神肉体两方面有加无已，自不待言矣。” [79] 光是抗战时期书籍的损失，在寅恪先生个人已属浩劫。晚年当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曾写道：
抗日战争开始时清华大学迁往长沙。我携家也迁往长沙。当时曾将应用书籍包好托人寄往长沙。当时交通不便，我到长沙书尚未到。不久我又随校迁云南，书籍慢慢寄到长沙堆在亲戚家中。后来亲戚也逃难去了，长沙大火时，亲戚的房子和我很多书一起烧光。书的册数，比现在广州的书还多。未寄出的书存在北京朋友家中。来岭大时，我自己先来，将书籍寄存北京寡嫂及亲戚家中。后某亲戚家所存之书被人偷光。不得已将所余书籍暂运上海托蒋天枢代管。卖书的钱陆续寄来贴补家用。 [80]
对于以学术为托命根基的知识分子来说，书籍不啻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王国维1927年自沉前留下的只有百十六字的遗嘱，特标出：“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吴是吴宓，陈即寅恪先生，这是王国维最信任的两位国学研究院同事。可以想见书籍的损失对寅恪先生的精神打击有多么沉重。《诗集》中一咏三叹的“劫灰遗恨话当时” [81] 、“劫终残帙幸余灰” [82] 、“灰烬文章暗自伤” [83] 、“劫灰满眼堪愁绝，坐守寒灰更可哀” [84] ，就中一定包含有丢失书籍的精神创痛。他向吴宓说的知识分子经历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困苦，在他个人，精神苦痛是最主要的亦最不堪忍受。
职是之故，寅恪先生诗作中流露出来的“兴亡”之感，实具有非常丰富的精神历史的内容。而他使用的“家国”概念，亦超越了单一的政治内涵。传统社会的一家一姓的王朝体系既不能与家国划等号，那么政权的更迭也并不意味着国家的灭亡。说到这里，不妨用“以陈解陈”的方法，提供一条旁证。《柳如是别传》第五章释证钱牧斋《西湖杂咏》诗，因诗序中有“今此下民，甘忘桑椹。侮食相矜，左言若性”之语，寅恪先生考证出，牧斋此处是用《文选》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之典，目的是“用此典以骂当日降清之老汉奸辈，虽己身亦不免在其中，然尚肯明白言之，是天良犹存，殊可哀矣” [85] 。这里表现出寅恪先生对历史人物一贯所持的“了解之同情”的态度。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却借《愚庵小集》作者朱鹤龄赞扬元裕之对于元朝，“既足践其土，口茹其毛”，就不“反詈”，以之为例证，指摘钱牧斋降清以后仍“讪辞诋语，曾不少避，若欲掩其失身之事”。 [86] 对此，寅恪先生写道：
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夫牧斋所践之土，乃禹贡九州相承之土，所茹之毛，非女真八部所种之毛。馆臣阿媚世祖之言，抑何可笑。回忆五六十年前，清廷公文，往往有“食毛践土，具有天良”之语。今读提要，又不胜桑海之感也。 [87]
寅恪先生对四库“馆臣”的反驳非常有力量。意思是说，中国这块土地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并非为清朝统治者所专有；所种之稼穑，亦为全体人民所共享，而不应为清廷所独据。即使对清朝统治者有所微辞，甚或“讪辞诋语”，也不牵及故国的“毛”和“土”的问题，因此与“天良”无涉。这一条旁证，足可帮助我们理解寅恪先生关于“家国”和国家概念的深层内涵。
那么以此我们可以说，陈寅恪先生写于1965年的《乙巳冬日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为赋一律》：“昔日曾传班氏贤，如今沧海已桑田。伤心太液波翻句，回首甘陵党锢年。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开元鹤髪凋零尽，谁补西京外戚篇。” [88] 诗中以“家国旧情”和“兴亡遗恨”对举，完全可以视作《陈寅恪诗集》的主题曲。而“伤心太液波翻句”下有小注写道：“玉溪生诗悼文宗杨贤妃云：‘金舆不城返倾色，下苑犹翻太液波。’云起轩词‘闻说太液波翻’即用李句。”此注大可究诘。按历史上的太液池有三个：一是汉太液池，汉武帝建于建章宫北面；二是唐太液池，位置在长安大明宫内；三是清太液池，原来叫西华潭，也就是现在北京的北海和中南海。不管是哪一个太液池，都是用来喻指宫廷无疑。因此诗中“太液波翻”四个字的确切所指，则是宫廷的政治争斗。首句“甘陵党锢年”，指东汉的党锢之祸。李商隐（玉溪生）的诗，则说的是唐文宗时期以牛李党争为背景的“甘露之变”。云起轩即珍妃的老师文廷式，晚清清流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戊戌政变前就被慈禧赶出了宫。引证古典的目的，是为“今典”铺设背景。此诗作者寅恪先生的潜在题旨，无非是说1898年慈禧发动的戊戌政变，至今虽然已过去了一个多甲子，但想起当时那场株连不断的“党祸”，仍然感到“伤心”，因为自己家族的命运与之紧密相关，而百年中国的兴衰际遇亦由此而植下根蒂。所以这首七律的颔联“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就不仅是该诗的题眼，同时也可以视作陈寅恪全部诗作的主题曲了。
然而“谁补西京外戚篇”?“斯人已逝，国宝云亡”。寅恪先生是不能来“补”写这段历史了。但他给我们留下了众多的藏有妙语深识的学术著作，特别是撰写了专门抉发明清兴亡史事的巨著《柳如是别传》，寅恪先生和我们都可以无憾了。何况写作此诗的1965年，陈寅恪先生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业已竣稿，其中特别设有“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係”的专章，还有写于1945年的《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如果我们说关于那场“党锢之祸”已经由大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补写”了，也许治义宁之学的诸君子不致存更多的异议。
1993年6月写就初稿
2014年1月增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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