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冀鲁豫边区税务总局旧址位于河北省涉县索堡村，是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石基砖墙，木梁灰瓦，朴实无华。拨开历史的封尘，在对敌经济和税收斗争的抗战史上，边区工商管理总局①“独臂局长”王兴让②曾坐镇此地，指挥了一场从敌战区转运新四军援助款项和物资的绝密行动，后称“千里大调款”。行动的一个重点地为上海，在他的麾下，有一名由八路军前方总部领导亲自选定的女杰，侠胆豪情，潜伏上海，保证了“上海站”款项的顺利接收，她就是上海才女吴青。
潜伏上海的“女秀才”
张昆明
密援行动
“百团大战”之后，日军将突然打乱其南进战略和部署的八路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急欲除之而后快。为铭记教训，牢记对手，日军华北司令部将每年的8月20日定为“挖心战”纪念日，时刻不忘“雪耻”。
为彻底消灭太行山根据地的八路军，日军实施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开展大规模的军事扫荡，企图将抗日的“火种”扼杀在重峦叠嶂的山峰之间。
1942年，太行山又突然遭受了百年难遇的旱灾，从春天到九月份，几乎滴雨未下，河流干涸，井水变浅，紧接着蝗灾接踵而至，成群结队的蝗虫所过之后，庄稼、草地、树枝，全都变成光秃秃一片，一些地区还流行起了霍乱、疟疾等疾病。
敌占区的日军得知这种情况，自然高兴地“手舞足蹈”，不用他们亲自动手，灾情便悄悄夺去了一批“敌人”的生命，岂不是“天助皇军”。面对蝗灾，武安县的一名日本军官还挥舞着战刀，严令当地老百姓禁捕蝗虫，说道：“蝗虫是皇军大大的朋友！”真是蝗虫与“皇军”狼狈为奸，沆瀣一气。
根据地很多群众都在饥饿和病痛中丧生，拿枪持刀抗战的很多战士也吃不饱饭，穿不暖衣，就连纸张、肥皂等日常用品，也很紧缺，抗战军民不得不节衣缩食，艰难度日。
消息很快传到了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的耳朵里，1943年初，关心太行山军民生活处境的他，向彭德怀发来电报，表示：“我们苏北、山东地处沿海，粮食、海产品这些物产丰富，除新四军自用外，可抽调一部分支援八路军。”
江南新四军与太行山八路军相隔千里，中间道路纵横，碉堡林立，鬼子遍地，险阻重重，要想把物资从新四军那边运到太行山，谈何容易？彭德怀犹豫不决。
之后，耐不住性子的陈毅又两次来电，催问彭德怀，是否接收援助物资？
彭老总与身边的人认真商议了一番，觉得运输的困难还是可以克服的，这才回电，同意接收。
边区工商管理总局局长王兴让，自小出生时就没有一条胳膊，人称“独臂局长”，他足智多谋，办事周详，又有多年的经贸管理和对敌经济斗争经验，这“千里大调款”的具体行动指挥权，便落到了他的身上。
王兴让经过周密思考，觉得可以在敌人占领的天津、青岛、上海设立三个站点，根据地边沿的林县、武安县设两个站点，通过中途货卖成钱、钱买成货、倒换币种，便可以“七拐八弯”地将新四军援助的款子和物资安全送达太行山根据地。可是林县、武安、天津、青岛，都有八路军这边的商业网点、地下工作人员、各种关系和熟人，唯独上海那边，还是一个空缺，需要临时增设一个商业网点，和潜伏一名不易被敌人发觉，可以与新四军那边长期接头和接收款项的联络人，这个人可不好找。
王兴让将自己的方案和难题，向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兼情报处处长滕代远做了详细汇报。滕代远同意按王兴让说的做，并说道：“各个商业网点的接收人员，由你选定，至于到上海的联络人，由我们情报处给你物色。”
接受使命
主管情报工作的滕代远想到了一个人，——晋冀豫区党委研究室女研究员吴青。
吴青今年29岁，上海人，毕业于燕京大学，出生在一个家境优裕、思想开明的大户之家，对革命信仰坚定，办事谨慎机智，行动考虑周全。这位女同志曾在“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简称）总校校部秘书处工作过，当时，她英语口译、笔译水平，是全校的“顶级高手”，校内能够出其右者寥寥无几，被人戏称为“洋秀才”。1938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罗伯特·马丁，双方交谈了两个多小时，就是由吴青做的翻译。她在上海还有家，具备安然潜伏的条件。
滕代远约见了吴青，说道：“吴青，现在有一个重要任务，想派你去做……”
吴青一时也猜不出滕代远有何事找她，便静静地听。
只听滕代远道：“华东新四军方面要援助我们一批物资和款子，其中，一批款子需要我们派人到上海接收，然后再转送到我们太行山根据地。考虑到你是上海人，家里人仍在上海，不容易引起敌人怀疑，所以，我们想派你回到上海，多呆一段时期，在交接款子当中，做一下联络工作。你仔细考虑一下，看这件事有什么困难没有？”
吴青深思了一会儿，她虽然已经离开上海六年多，没见家人一面，但只要有家，就有成功的把握，说道：“只要我母亲在，总可以掩护我多住一段时期，我接受任务，服从领导们的安排和决定。”
滕代远笑道：“那就好，具体情况，你去找林一详谈，她会把一切都告诉你，安排好你的。”由于他事务繁忙，两人也不能长时交谈。
林一③是滕代远的夫人，也是八路军总部情报处派遣科科长，这位女科长，也是位传奇式的人物，她原籍河北武邑县，出生在黑龙江省依兰县，原名刘书兰，到延安后改名林一，是位容貌靓丽、胆识过人、为人机智的女子，1936年秋季，她被组织上派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8年8月，回到延安，做过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机要科科长、中央社会部秘书长，1940年底，奉命前至八路军前方总部开展情报工作。在情报处，她看人准确，思考缜密，经她手上，委派了许多人，前往北平、太原、郑州等地潜伏，为八路军前方总部在华北地区精心“编织”了一张巨大的情报网，搜集了大量可靠、准确、有用的情报。1944年底，为鼓舞潜伏在敌占区的情报工作者们的斗争信心，了解战友们的工作情况，她还代表八路军前方总部领导，乔装改扮，时而化作穿着华贵，举止大方的阔小姐，时而扮成西装革履，年青潇洒的男士，先后深入安阳、开封、北平等地探望和慰问，极大振奋了潜伏在敌人身边那些战友们的信心。当然，此是后话。
吴青和林一都曾在八路军总部秘书处工作过，所以姐妹俩也是老相识，吴青大林一三岁。
吴青找到林一后，两人一见面，姐妹俩就将手拉在一起，彼此感觉特别亲切。吴青那些日子，身体状况有些欠佳，而且，她的丈夫何云，——《新华日报》（华北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在1942年5月的日军大扫荡中，不幸牺牲，吴青一直处于思念和忧痛当中。
林一关切地问她道：“你身体好些了么？”
“不碍事，”吴青微笑着点了点头，说，“你还是快跟我说任务吧。”
滕代远派吴青前往上海潜伏的事，林一早已知晓，说道：“参谋长跟你谈过，我就再跟你细说一下，这项任务非常艰巨，由工商管理总局王兴让局长负总责。这次你回上海的老家后，先把自己安置妥当，随后，新四军那边的交通员会与你主动接头，他把款子交给你，再由你转交给咱们这边派到上海的人员。款子有多少接多少，有多少交多少。双方见面，不要过多交谈。你看，把这项任务交给你，还有什么问题和意见没有？”
吴青微笑道：“我身体虽然有点儿小病，但现在已经好多了，个人没什么问题，我会想尽办法，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不久，滕代远又约见了吴青，在滕参谋长的办公室，吴青见到了此次行动的敌占区负责人赵有德④。赵有德的身份是天津“晋泰昌”杂货庄老板，化名张子敬，山西屯留县人，是位为革命出生入死，矢志不渝的老党员，斗敌经验十分丰富。滕代远介绍他们相互认识后，又郑重叮嘱了一番。
随后，吴青和赵有德又一同去见了边区工商管理总局局长王兴让。王兴让热情地招呼他们坐下，仔细和他们两人商谈了行动中的一些细节，然后把吴青留了下来。
王兴让给吴青找了个住处，并向她“约法五章”：一、从现在起，不能走出这个屋子，不能让任何与你认识和不认识的人知道你的去向，一日三餐，有专人送来；二、自己动手缝制一件去敌占区穿的衣服，把身份伪装好；三、离开时，不能携带根据地任何物品；四、由一名交通员陪你到上海，把你介绍给新四军方面的交通员，你安置下后，将联系方法告诉双方的交通员；五、除了交接款项，没有其他任务，不同上海地下组织联系，我们派往上海接款的同志会主动联系你。
秘密潜伏
1943年10月份的一天，怀揣沉甸甸的使命，乔装成一名阔小姐的吴青，随交通员姬忠忱上路了。老姬的使命就是安然护送吴青到达上海，并先与新四军驻上海的交通员联系。
望着熟悉的太行山，吴青思及，在纪念大扫荡中牺牲的英烈们时，她代表新华日报社，向并肩作战的同志们和人民庄严宣誓：“本报何云虽离开我们而去，但全体同志将益发淬励奋发，秉承先烈遗志，为党报事业而奋斗到底。”而此刻心里，她暗暗发誓，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一定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她已经把对亲人的思念，和对敌人的憎恨，都投入在了孜孜不倦，忘我奉献地工作之中。
走之前，派遣科的林一已找人，为吴青照了相，伪造了一个良民证。
在与老姬同行的一路上，吴青与他假装不认识，经常保持着一段距离，让别人看上去，就好像两个毫不相干的人。
两人从河南林县任村，进入安阳，凭借老关系，老姬帮吴青将假“良民证”换成了真“良民证”，随后，两人登上南下的火车，随着轰隆轰隆的响声，途经徐州、南京，到达上海。
昔日的老家上海，已经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表面上看似井然有序，保持着一派繁荣景象，实则遍体鳞伤，惨不忍揭。下了火车，对家人的思念，和对鬼子的憎恶，一时齐集吴青心头，不过，她没将心情写在脸上。
老姬悄然走近吴青跟前，低声说道：“我在东亚宾馆，随后找我。”
吴青暗暗记在心里。
吴青叫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载着她直奔老家。她家住在法租界，相对来说，潜伏和行事都比较方便。
当俏丽的吴青出现在家门口时，为她开门的女佣根本不认识她，问道：“请问，你是哪位，来这儿找谁？”
吴青强压住心底那份急欲见到家母的激动，说道：“我就是你们家的老四——”
“原来是四小姐回来了——”女佣人惊呼道，赶忙让路。
吴青三步并作两步，走进了屋子。已经六年没见到四女儿的吴母，蓦然见到日思夜念的小女儿回来，一时也是激动万分，她拉着吴青的手，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打量着吴青，感叹道：“真是我的闺女回来了！”立即吩咐佣人赶紧给吴青做饭，随即又关切地向女儿问这问那。
吴青是带着特殊使命回来的，不能将真实目的告诉家人，谎称自己嫁给了河南安阳一个教书先生，人很老实，对她不错，由于工作繁忙，丈夫没有跟她一起前来上海探望母亲，这次她回家，是专为庆祝母亲的六十大寿而来，同时，顺便到医院看下病。她没有将爱人何云去世的真实消息告诉母亲，她怕老人家为她伤心。
机智应对
母亲拿出好多衣服，让吴青换穿。在太行山根据地穿惯八路军军服的她，入乡随俗，打扮一新，赫然成了一个穿着阔绰、举止优雅、气质不俗的上层社会女士。
在家里住了两天后，吴青借口到街上走走，找到了东亚宾馆，见到了已跟新四军那边搭上联系的交通员老姬。吴青将家中电话告诉了老姬，嘱咐他道：“有人来找我，一定要先用电话联系我，以便定好见面的时间、地点。”
几天后，新四军军部派出的联络员陈祥生，通过老姬，知道了吴青的联系方式，将电话打给吴青，约她在电影院门口见面。
走在穿梭如流的人群当中，谁也不会随便注意这两人。吴青和陈祥生均使用的是上海语，更不易引起别人怀疑了。两人对上暗号后，陈祥生将一份“庄票”交给吴青，低声说道：“这些钱是我们老家边上的商号上交的，商号与上海的银号和钱庄之间有来往，所以，用上海钱庄签发的庄票，可以到票上指定的钱庄提取现款。”
吴青一听即明，这批款子是华中根据地边沿地区的商号向根据地税务机关交纳的税款。
两人交谈了几句，便迅即分手。
回到家里，吴青却对庄票思索起来，这种庄票与新四军根据地有联系，如果拿庄票直接去钱庄提款，很容易引起日本特务和汉奸们的注意，不如将庄票换成与根据地没有关系的银行支票，更为保险。
吴青的三个姐姐都已出嫁，留在家里的，只有一个弟弟，叫吴天荫，比吴青小五岁，在一家私人开的企工银行任职。吴青暗道，看来，上天倒无意帮了我一个忙，我正好可以借助弟弟的关系，把庄票辗转换成支票，这样，款子在送出去时就安全多了。
等弟弟吴天荫回到家，吴青便向弟弟说道：“天荫，你姐夫跟别人合伙做生意，有些钱，想暂且存到你在的银行，过几天，再让你姐夫的合伙人去取出。”
这点小忙，哪在话下，吴天荫一口答应下来。
吴青将收的首笔款子，先存到了企工银行。然后换成支票，交到了上海公共租界的“庆丰号”货栈经理宋庆祥（真名苏绳武）手上。“庆丰号”货栈是八路军这边专为接收新四军的款项而设，在吴青来上海前，坐镇天津的敌占区行动负责人赵有德，便派天津“晋泰昌”杂货庄总经理苏绳武，来到上海公共租界，安营扎下了寨。
胜利返回
为遮人耳目，吴青装出“顺应大势所趋”的样子，请了一名家庭教师，来家教授她学习日语。按照回家时说的托辞，她也为母亲精心操办了六十大寿，让一家人聚在一起，享受合家之欢，并到医院去看了下自己的病。
在执行使命的七八个月里，吴青与新四军联络员陈祥生多次密约，在不同时间、地点，见面和交款，并请弟弟吴天荫帮忙，先将款子存入企工银行，将庄票转换成支票，再交给“宋经理”。期间，无论卧居在家，而是行走在外，她一直谨言慎语，处处小心，没有引起任何人怀疑，和发生一点儿差错。
而上海站的“宋经理”收到钱后，又将敌占区使用的“中央储备银行”货币兑换成华北通用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货币，再汇往天津“晋泰昌”货庄。与此同时，青岛的“隆泰号”货庄接收“业务”也进行得同样顺利。“隆泰号”货庄既收钱，也接货，先于上海站开展工作。
在青岛、上海两站的钱款汇往“天津站”后，“天津站”再通过根据地边沿林县任村的“德兴”货栈，和武安县阳邑的“德庆隆”货栈，送往太行山根据地。
1944年10月，全国抗战形势急转之下，八路军、新四军的规模都在扩大，物资和给养紧缺的新四军已无力再支援太行山区，因此，整个接援行动⑤结束。此时，坐镇涉县的行动总指挥王兴让，电令行动结束，命各路人马返回原位，有的人则调往其他地方工作。
收到返回老家的命令，吴青⑥离开时，望着亲切的故乡，默默地想：“我还会回来的，亲爱的故乡，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也就在第二年的八月份，全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①晋冀鲁豫边区税务总局：1941年成立，1942年7月，与边区贸易局合并入工商管理总局。
②王兴让：1913—1997，建国后，任吉林省财政厅长等职。
③林一：1917——2007，建国后，任铁道部干部处处长、北京铁路管理局副局长、党委第二书记。
④赵有德：建国后，任北京对外贸易经济学院外贸系行情教研室主任，1992年1月去世。
⑤整个行动时间，从1943年夏至1944年秋，据后来估算，先后向太行山区汇来的敌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伪币和部分货物，折合起来约800万元（按当时敌占区物价计算，40斤一袋的面粉，市价是5元，此款可购买160万袋面粉。）
⑥吴青：建国后，历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专员、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司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1982年底离休。
本文参考资料：《千里大调款》（林一）、《太行山上的红色特工》（戴玉刚）、《新华日报》（华北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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