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纸婚书、改嫁判决书
看发生在邯郸的婚姻革命
刘汉承
结婚，是男女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但亦并非全是人间喜剧。在旧社会，不少妇女沦为性和劳力的双重奴隶，婚姻让她们走入了终生以泪洗面的悲剧角色。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妇女才成为社会的半边天、家庭中的主人。
婚书，是男女双方在举行婚礼前签的文约。婚书起源于唐代，古代婚书包括求婚帖、订婚单和结婚单。上面书写结婚人双方的名称、生辰，以及介绍人、主婚人、订婚人、祖父母、曾祖父母名字等等。多用红纸墨书。辛亥革命之后，婚书大多改用油墨印刷，有的还涂有金粉图案。
婚书是存世量较多的纸质文物，其中能深刻反映当时社会面貌，记载社会重大变革的婚书才有历史价值。
笔者藏有一份于中华民国七年三月初五在邯郸县签订的婚书。婚纸65×23厘米、红纸，纸首有用金粉印刷的双喜字和龙凤图案，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空白婚书用纸，内容为毛笔书写（因内容与落款中间空白较大，照片为折叠拍照）全文如下：
立婚书人邯郸刘秋，因有次女壹人，年十四岁，情愿许配岭后杨完成身傍（旁）为妻，世为良亲，今同中人言明彩理（礼）大洋陆拾元，至今之后不准家规，如若投崖奔井与娘家无干，娘家来照看，以理（礼）款待，两家情愿，立婚书为证。同人：涉县李书方、李运成，邯郸李生堂、李全美，民国七年三月初五日。立婚书人刘秋字。
文中所指的婚书
婚书中冷酷地写有“不准家规，如若投崖奔井与娘家无干”字样，这还称得上是婚书吗？名为婚书，实为货真（14岁幼女）价实（六十元大洋）的卖身契。
“投崖奔井”的前提还有一个“不准家规”的托词，“家规”的条款婚书未提及，我们只能从杨完成的出身、家庭成份来推测。经查，在涉县河南店镇确有一个名“岭后”的村庄，其村是在明末清初时期，由汤阴（河南）东果园高岸村秦姓、涉县合漳武姓、安阳东水杨姓三户来此开荒种地，遂繁衍成村，因位于冢子岭后，故名。在该村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名门望族”的记载。即使杨完成为该村首富，也不过是一个“土鳖地主”，其家规能玩出什么新花样，无非是从封建礼教“三从四德”中滋生出来的陈规陋俗而已。
从婚书的文笔看，执笔人应是个叩拜过孔夫子之牌位，接受过“仁义道德”说教的孔孟之徒，把“投崖奔井”这些象征鲜血和死亡的词句写进婚书，是“狗头秀才”一时“脑袋进水”还是来自主人的授意？
杨完成是未婚青年，还是死了老婆买个幼女当“填房”的遗老阔少？但从“投崖奔井”之词推测，应是后者。更让人怀疑的是，其人前妻可能死得不明不白，因而他被前妻娘家人问责。为消除后顾之忧，这才在婚书上明确立下“投崖奔井”“与娘家无干”的字据。
“婚书”中所谓的“大洋”，就是当时流通的墨西哥“鹰洋”、西班牙“本洋”、英国“人洋”、清末光绪“龙洋”以及“袁大头”。民间将这些货币通称为“大洋”。
一个14岁的女孩，如今正值学业“小升初”、身心“幼进少”的豆蔻年华。而在100多年前，这个可怜的幼女，却以六十大洋的身价，被冷冰冰地卖到了涉县岭后村。
该婚书签订于中华民国七年，公历1918年。在这一年鲁迅先生在北京写的小说《狂人日记》面世。此婚书和鲁迅先生的小说《狂人日记》同出一年，虽是偶然，却共同记录着那个社会的面貌。这张婚书以实物资料形式，佐证了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所揭露的社会“吃人”实质。
星斗转移，历史的一页翻到了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11月，八路军129师奉命挺进太行山区。1938年３月，刘伯承、邓小平领导129师连续取得潞城神头岭、涉县响堂铺伏击战的胜利。这年４月，129师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创建了以太行山脉为依托，以涉县、武安、辽县、武乡、黎城等县为中心的太行抗日根据地，随着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的进驻，太行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华北抗日军民的指挥中枢。
1941年9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此成立。1942年5月，为提高人民生活，在实行“减租减息”运动的同时，颁布了以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婚姻自主、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为主旨的《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从此，解放区妇女从旧的婚姻枷锁中解放出来，走向婚姻自主的新生活。
笔者收藏有一份涉县县政府于中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九月二十二日签发的“法字第九十三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纸幅28×16厘米，毛笔书写，内容摘要如下：
声（申）请人陈张氏（张仙的），女，27岁，婆家本县佛堂沟，娘家赤岸村，已寡居三年之久，今年七月经人介绍愿嫁赤岸村郭福贞为妻，其大伯（张仙的已故丈夫的哥哥——笔者注）陈三成等人阻止，不让改嫁，经本府票传，陈三成等人抗不到案。根据边区婚姻法第十五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张仙的声（申）请再嫁应予照准，本人财产准其自带，小女玉兰六岁，归陈姓，暂由声（申）请人抚养，日后年龄相当，许其自由择配。
文中所指的民事判决书
判决书由县长胡广恩、承审蒋孚民、书记张漠卿署名加印，加盖宽边朱色“涉县县政府印”。
这份判决书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寡妇常被咒以“克夫”的罪名，认为改嫁有违“活是婆家人，死是婆家鬼”的妇道。改嫁时受家族干涉司空见惯，改嫁时所带孩子被称为“带犊子”、“拖油瓶”受社会歧视是普遍现象。当朝的官府大老爷为所谓“贞节烈女”树碑立传，建造的贞节牌坊并不少见，而谁见过为寡妇的遭遇立案主持公道的文书呢。
此判决书诞生在抗日战争战斗最激烈、最艰苦的时刻，1942年是侵华日军对以涉县为中心的太行抗日根据地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进行“扫荡”最疯狂的一年，抗日军民在反扫荡战斗中为把日本鬼子送进地狱，不少将士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在如此严峻条件下，此张判决书的诞生，表明边区政府对妇女婚姻自由诉求的高度关注，充分体现了边区政府为人民的宗旨。
从1940年12月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底，赤岸村是八路军129师司令部驻地，刘伯承、邓小平在此战斗和生活长达五年之久。判决书主人公张仙的娘家（即本人出生地）和1942年再嫁后的婆家均在赤岸村。这个有200户人家的村庄，曾驻有1000多名八路军将士，军民同甘苦、共战斗。张仙的敢于挑战封建残余势力，以法律为武器维护自己婚姻自主的勇气与那种追求进步、追求解放的革命氛围不可分割。
一份婚书、一份判决书，两件文书中的涉事人，均为涉县河南店镇人。从中能发现，两位女主人公，因社会在旧与新之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她们各自的人生也随之迥然不同。两件珍贵的文书，见证了一场发生在邯郸大地的婚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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