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文化”是欧美出版圈的危机还是转机？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等多家媒体报道，英国知名儿童作家伊妮特·布莱顿（Enid Blyton）的作品近期被指控有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立场。英格兰文化遗产委员会（English Heritage）随即在官网更新了这名作家的简介——近一年以来，这类新闻似乎早已并不新鲜。
时间倒回到去年的7月，一封由福山、乔姆斯基、J.K.罗琳等文化名人签署的《论公正和公开辩论》的公开信于哈泼斯杂志刊登。（乔姆斯基、福山、J.K.罗琳等文化界人士发表联名信，抵制抗议走向过激化）这封公开信直指因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美国社会抗议运动已经出现过激化倾向，对“政治正确”的过度追求让文化界感受到空前的审查压力，许多学者、作家都因自己的作品涉嫌冒犯少数族裔、社会弱势群体而遭到指控。作为回应，The Objective于同月10日刊登另一份针锋相对的公开信。信中批驳了哈泼斯公开信，并捍卫了当下抗议活动的必要性，认为这是一次对美国文化中持久存在的结构性不公进行的系统性反思。
这次争论作为西方文化界过去一年中的标志性事件，让“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一词进入了舆论的视野，并成为许多争议性文化事件中辩论双方争论的核心话题。一旦涉及到有关“取消文化”的讨论，质疑者举起捍卫出版自由的旗帜，支持者则指出言论本身也可能对他人造成侵犯。似乎辩论双方均可挪用“自由”这个意指模糊的词去论证自身的立场。
近一年的时间里，从彭斯、特朗普这样的美国政要，到斯蒂芬·平克这样享誉全球的知名学者，再到伍迪·艾伦、J.K.罗琳这样的公共文化人物，都曾卷入过出版领域“取消文化”的旋涡。今年4月，Medium的一篇文章，甚至将“取消文化”视作后疫情时代西方出版界必须正视的未来趋势之一。
我们该如何看待一系列的书籍抵制运动在出版界扮演的角色？出版圈的“取消文化”是否言过其实？今日读刊，书评君和您分享、评述有关这一议题的相关观点。
撰文 | 刘亚光
01
谁又成为了被抵制的对象？
围绕出版物开展的抵制与指控常常与西方社会的身份政治相联系。与伊妮特·布莱顿类似，今年3月，同为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的“苏斯博士”（Dr.Seuss,本名西奥多·苏斯·盖索）的六部作品因为被指控包含种族歧视内容而被出版社召回。（苏斯博士作品被召回，他是“取消文化”的受害者吗？）除了种族问题，性别冒犯也是该类争议中经常出现的焦点。因《哈利·波特》享誉世界文坛的英国作家J.K.罗琳去年6月也曾因为在推特上发表有关跨性别者的言论而遭遇大范围的批评，甚至惨遭哈利波特粉丝的社区“除名”。（被哈利·波特粉丝网站“开除”，J.K.罗琳是“自食其果”吗？）
据Bookseller去年的报道，当时的罗琳在出版方面也遭遇过麻烦，受到指控时，恰逢她彼时的新著《伊卡伯格》推出，该书出版商哈歇特（Hachette UK）中的五名员工在一次集中会议上明确表示了对罗琳的抵制，并表示“不愿参与”该出版项目。不过，最终哈歇特还是完成了该书的出版计划。
罗琳最初引发争议的留言。
由于少数族裔话题、性别问题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常常被界定为“政治正确”的敏感区域，对在类似问题上存在争议表达的作者存有警惕一直是文化界的传统。2019年，《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就观察到，近十年来，以往在电影等领域存在的“道德条款”开始被Simon & Schuster、HarperCollins等大型出版商引入到他们自己使用的标准图书合约中，用以提防作者的不当言论可能给公司带来的风险。文章引用了出版业巨头企鹅兰登书屋的话：“作者过去或未来的行为与作者在本协议签署时的声誉存在的不一致，可能导致针对作品的持续而广泛的公众谴责，这将从根本上削弱作品的销售潜力。”
2018年，出版商 Condé Nast制定了类似的“道德条款”，规定如果签约的作者“因言论成为公众声讨、蔑视或是投诉的对象”，则公司可以选择与其终止协议。《纽约时报》不无担忧地评论，“在一个‘ Twitter 暴民时代’，冒犯读者是一件轻易的事情。”写作过《黑暗的左手》的美国知名科幻小说家厄休拉·勒奎恩（Ursula LeGuin）就曾对类似的条款深恶痛绝。2011年，面对Harper Collins的类似条款，她专门写作了一篇虚构的讽刺信发布在自己的个人主页上。
另一些作品即使并不涉及敏感议题和争议性言论，也因作者的身份或是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而遭遇抵制。去年3月，《卫报》报道了哈歇特宣布暂停伍迪·艾伦回忆录的消息。（伍迪·艾伦性侵疑云再起：艺术家就能免于道德指控吗？）由于涉嫌性虐待女儿迪伦·法罗，这名导演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深陷舆论旋涡，他也始终否认这项指控。哈歇特的一位匿名工作人员告诉《卫报》，虽然他们尊重每个人讲述自己故事的权利，但作为一家公开的、有影响力的出版平台，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他们不应给艾伦一个包括营销、宣传在内的立体平台，让他讲自己的故事。不过，该书后来还是改换门庭得以出版。与艾伦类似，今年4月，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布莱克·贝利（Blake Bally）因强奸指控，其作品《菲利普·罗斯传》随即被停止发行。
伍迪·艾伦和前女友法罗。
与这两位事件的主人公相比，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前副总统迈克·彭斯在出版方面遭遇的抵制则有着更为广泛的政治意义。按照惯例，每一任白宫的主人都会在离任后留下自己的回忆录。然而，特朗普“独特”的行事风格和理念，却让出版他的传记成为了烫手山芋。卸任后，号称在写一本“万书之王”的特朗普被美国出版界的许多知名人士称为“很难出版”。出版商Javelin的总裁基思·厄本（Keith Urbahn）更是表示，出版特朗普的传记带来的麻烦“可能远超过收益”。无独有偶，虽然美国前副总统迈克·彭斯与Simon & Schuster签订了出版自传的合同，但据《出版人周报》报道，这次合作遭遇美国出版界业内人士的广泛抵制，Simon & Schuster的200多名员工甚至自发联名抵制这份金额高达七位数的合同的推进。
针对两位前美国领导人作品的抵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美国社会表达政治不满的途径，同样的情景也出现在印度。近段时间疫情的失控让印度总理莫迪备受指责，他由企鹅兰登书屋再版的旧书《考试勇者》（Exam Warriors）也遭遇了印度作家们的强力抵制。印度著名作家Pankaj Mishra 和 Arundhati Roy认为莫迪在书中所写的通过考试改变自身命运的“励志经历”充满谎言，“莫迪的学位是一个未解之谜，他说自己28 岁时通过函授获得学士学位，并在古吉拉特邦一所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但其实那里从来没有提供过他说过的那样的课程。而所有针对这些学位真实性的检验都被各方势力阻挠。”当然，抵制不仅针对书中内容，还直指企鹅兰登书屋不应支持一位“镇压出版自由”的领导人。
印度总理莫迪遭到抵制的再版书《考试勇者》（Exam Warriors）。
02
取消文化vs出版自由
“边界”究竟在哪里？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这一措辞常常出现在出版商应对类似指控时的官方回应中。对于他们来说，做出向公众、舆论让步的决定意味着一次对自己坚守的“出版自由”的质疑。
而对处于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我们来说，看到这些新闻，有时甚至也难免觉得这些抵制出版物的理由有些“小题大做”。
这也是许多将这些抗议行动称为“取消文化”“出版界猎巫运动”的人们所提出的主要观点，这些观点认为，一系列的出版抵制运动打着维护多元主义的旗号，到头来却窒息了出版领域的思想多元。不过，考虑到出版行业本身的公共属性，这些对抵制运动的批评就需要得到更复杂的审视。正如哈歇特员工在面对伍迪·艾伦回忆录出版一事上的表态，出版自由的边界并不那么容易轻易界定。Medium2019年7月的一篇专栏文章就指出，在这个“全球互联”的世界，“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让自己的观点被‘世界’听见”。作为一名公开出版作品的人，“您可能意在与特定的人群交谈，但不能错误地认为，您说的话对那些您无意中冒犯了的人来说并不存在。”在一个出版的影响力日渐扩大的年代，言论本身可能造成的冒犯需要得到更为慎重的考量。
更重要的是，与西方社会许多其他领域的抗议运动一样，出版界这一系列针对作品的抵制运动也确实暴露了许多出版业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纽约客》2019年的一篇报道调查指出，在美国出版界中，编辑的种族比例严重不平衡，而根据2015年Lee & Low Books 的一项调查，直至今日，有色人种在进入出版行业时依然面临种种无形障碍。文章认为，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导致了美国出版物关注重点的偏向。出版圈的一系列抵制运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一趋势的反拨。
运动的抵制者们常常提及“自由”，美国政治学者海伦娜·罗森布拉特在《自由主义被遗忘的历史》一书中，提醒我们需要审慎地理解这一词的使用。在某种意义上，与“政治正确”一词遭遇的处境类似，“取消文化”同样是一个带有污名化色彩的称呼。美国社会活动家艾肯·奥拉就曾在有关“苏斯博士”的争议中撰文表示，出版商仅仅是“召回”而非“封禁”苏斯博士的争议作品。这是一种温和的修正，而非“封杀”。而追溯历史，诸如《哈代兄弟》（Hardy Boys）等知名作品都曾因涉及种族歧视问题而经历修改。在作家Ellen Oh看来，称这些批评是“封杀”是言过其实，这种批评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在Ellen看来，如果观察舆论对这类作品的反应，会发现大多数的言论都并不希望这个作品被“驱逐”（call out），而是希望其能在修正内容后被留下（call in）。当一名受到同类争议的作者公开道歉并选择暂时撤回她的作品时，网上出现了许多支持并鼓励她归来的言论。相反，是“取消文化”的命名激化了对立双方的矛盾。
《自由主义被遗忘的历史》，[美]海伦娜·罗森布拉特著，徐曦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0月。
耐人寻味的是，据BBC报道，去年年底，一位名叫朱莉·伯吉尔 (Julie Burchill)的作者特地撰写了一本主题为“取消文化”的书，但该书的出版商随即发现作者在 Twitter 上被指控有“伊斯兰恐惧症”，随即暂停了该书的出版。出版商认为，伯吉尔在与他人的争论中显露出明确的“对宗教的冒犯与越界”，布朗说她的评论“从道德或智力的角度来看是站不住脚的”，并且“越过了种族和宗教的界限”。由于“取消文化”一词的严肃性和攻击性，出版商认为它有可能成为伯吉尔表达自身偏见的一种掩饰。
今年，专栏作者亚历克斯·谢波德（Alex Shephard）在《新共和》发表了《出版意味着什么？》一文，其中同样提到了“取消文化”或许成为了一些出版商掩盖自身偏见的保护伞。诸如Simon & Schuster出版彭斯等的作品，是在公开支持一位倡导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同性恋恐惧症、仇外心理、厌女症、反犹太主义的核心人物，并从中获利，此时，言论自由并无法保证“意见的多样化，而是巩固了偏见”。同样，今年6月，一位出版巨头的经理对《卫报》表示，他觉得现在的出版商常常呈现出一种“奇怪的矛盾”，即每个工作者都“支持多元化，但是一种他们‘想要’的多元化”。
对“不宽容”的宽容是否是一种对宽容本身的反讽？出版物抵制运动的辩论双方究竟谁捍卫了自由，谁又更宽容？这些问题并不好给出明确的答案，但这些问题揭示出“取消文化”背后所可能掩藏的话语争夺。许多学者也撰文呼吁，需要警惕的是，如果说所谓“取消文化”是对“异见者”的不容，那么对“取消文化”的界定本身，同样可能成为维护偏见、制造分裂的武器。
03
势不可挡的趋势
逐渐显露的隐忧
随着相关抗议运动的增多，有关“取消文化”的讨论也逐渐成为出版市场中一类作品的主题。除了前文提及的伯吉尔，2021年，美国平权主义活动家、作家Dan Kovalik也出版了《Cancel This Book：The Progressive Case Against Cancel Culture》一书。值得一提的是，身为一名长期声援种族与性别平等运动的作者，Kovalik却花大量的篇幅批评了出版界的这一系列抵制运动。他认为，这一系列运动塑造了一种“告密”与“举报”的社会文化，每一个人都被鼓励指控他人，这不仅不利于社会公正问题的解决，反而对问题的解决是一种妨碍。例如，性别和种族问题常常十分复杂，需要更为精细化的讨论，但“取消文化”经常只凭借一些语言上的“象征”就草草地划清敌我，开展抵制，不利于借助出版物进行相关讨论的深入。Kovalik赞同许多其他抗议运动批评者们指出的意见，在分析种族、性别的不平等问题时需要同时考虑阶级的视角。
美国平权主义活动家Dan Kovalik今年出版的《Cancel This Book》。
此外，他还特别在书中指出“取消文化”已经逐渐成为资本极其青睐的名词。“新自由主义完全有能力吸收抗议运动的能量，讽刺地是，企业广告大量地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但他们并不会真正为黑人工人们的医疗保健、疫情中的个人防护负责。他们希望塑造新的矛盾焦点，以让大家的关注点从更广泛的经济阶级不公中转移”。
美国政治学者乔纳森·海特在《娇惯的心灵》一书中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即文化界的“取消文化”开始蔓延至美国大学的校园，并影响下一代青年的心灵。在这本去年刚刚译为中译本的重要作品中，这位哈泼斯公开信的签署者诉诸自己擅长的道德心理学实验，论述了人们内心深处划分“敌我”的本能。海特认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目的正是帮助学生们克制而非纵容这种本能，从而学会对异见的包容，然而当下的校园教育完全导致了相反的结果。高校中的学术出版因此也深受干扰，哈佛大学知名学者斯蒂芬·平克去年就曾因自己的作品《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等涉嫌“温和”地处理黑人的处境，而受到超过550名学者的联名指控。（550多位学者发公开信谴责史蒂芬·平克忽视社会不公的受害者）
《娇惯的心灵》，格雷格·卢金诺夫 / 乔纳森·海特著，田雷 / 苏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7月。
围绕出版界争议作品的讨论，注定将会持续。面对抵制出版物行动经常遭遇的这种两极的评价，一些“折中”的观点也值得为我们所参考。例如《华盛顿邮报》的一篇2019年的文章就提及已经在许多出版机构实行的“敏感式阅读”（Sensitive reading），即如果待出版的作品中可能涉及到少数族裔等描写对象，可提前邀请作者与一名少数族裔读者一同交流。如果一名白人作者写的小说中涉及到黑人人物，此时与一名黑人读者的沟通与互动可能会帮助他最大程度上克服自己在写作中无意识的偏见，并提前进行修正。“这部作品将用这种有意识的、充满平等尊重的方式达成文化的多样性”。
加强“温和”的沟通，同样也是Kovalik在《Cancel this book》的结尾提到的建议。他在书中提到的一项2020年的研究显示，与美国大选的选民们进行“非判断性的、深入的对话”，达成的说服效果将是忽视互动与沟通、灌输式宣导的102倍。“面对社会不公正的结构性问题，温和的抗争可能是最有效的。被诟病的‘取消文化’无法接受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完美的一面，我们都需要在不断改正错误中成长，我们也需要允许别人犯错”。
参考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0/mar/06/woody-allen-memoir-hachette-book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utlook/free-speech-cancel-culture/2020/07/28/f53e9740-cd4e-11ea-91f1-28aca4d833a0_story.html
https://www.newyorker.com/books/under-review/in-ya-where-is-the-line-between-criticism-and-cancel-culture
https://medium.com/@laurentaylorshute/writing-in-the-age-of-cancel-culture-945b7997828d
https://www.publishersweekly.com/pw/by-topic/authors/pw-select/article/85906-calling-cancel-culture-what-it-is.html
https://www.bbc.com/news/entertainment-arts-55331063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1/jun/03/if-publishers-become-afraid-were-in-trouble-publishings-cancel-culture-debate-boils-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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