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天主教小史
柴继昌
尝闻先父言,我家的天主教信仰是从南宫老家带来的。我祖籍原直隶省(今河北省)南宫县。清咸丰初年,家乡荒歉,由先曾祖父母率全家四口人迁来大名。
大名系冀南重镇。道台、镇台、府衙同驻大名城内。府道同城,乃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之中心,故称直南首府。当时,大名尚无天主教传入。大名地处直隶南端,距京都千里之遥。虽然京津、冀中北部一带天主教广泛流传,但大名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故天主教还末传及。至清同治年间,始有个别外籍教士来大名走方传教,(流动传教)居无定所。因外籍教士汉语生涩,异貌黄发,皆视为洋教,信奉者寥寥。到光绪初年,来一华籍教士明神甫,系本省献县人,深通翰墨,经论满腹,又善于口才,易于接近群众,对绅商大户,一般平民广为结识。至此,教务才逐渐展开。明神甫走方传教,有时到我家投宿,与我祖父同桌食、抵足眠。清同治末年,法驻京公使向清政府总理衙门申请,要求在直南首府大名建教堂。几经交涉,在大名城内北门里路西择购地基一块,约二亩(今食品公司临街部分),建简易教堂一座,平房十数间,供教士们居住。后又来了毕、范、郝等几个外籍神甫,以明神甫为主开展传教活动。教徒日众,扩展到二百人左右。
一九九0年义和团兴起,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天主教堂亦随之被焚毁,外籍教士逃离大名。华籍教士明神甫因系华人,化装平民,躲藏民向。教徒们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但未闻有伤人事件。明神甫时来我家躲藏,闻有敲门声,就急躲床下。
议和后,在庚子赔款项目中,应有大名道所属三府二十七州县(大名府,所属八县内包括一州;广府,在永年城内,所属九县内包括一州,顺德府,在邢台城内,所属十县包括一州)筹集白银三十万两赔偿天主教堂的损失。光绪二十年以后,中外籍教士明、毕、郝、范、庚、巴等才陆续返回大名。在大名镇内满洲街口以北路东,购买民房房基十三段。我二祖父出名立约。教堂出款,满洲街口以东、东大街路北又购民宅基数处,做为建堂地址(公检法所在地)。同时,又在城东北角以外购地约二百亩,建立窑场、烧礴制瓦。首先在城内东街路北修建大礼堂一座,接着陆读盖瓦房百余间,楼房数幢。由此教堂已初具规模,雇用各项司事人员也逐渐增多。后将楼房建成公学,分高等初等两部分,以国文、算术为主,以天主教经文为辅,参加跪堂念经,以多吸收教徒为主旨。这时,教士们也有了明确分工。郝神甫为会长,神权高于其他教士,范神甫为理家神甫,管理内部一切事物,明神甫、万神甫为正副本堂神甫,管理教徒和传教;毕神甫为学监,管理学校事宜。俟后,在城东北角外的窑场东半部建教堂一座,平房百余间,成立了修女修道院,专收教徒的女孩子,主要是以念经修身,成为贞女(不结婚的大姑),进一步培养成修女(姆姆),这个修道院由外籍修女管理。窑场的西半部分,后改为种植园。另一部分做为教士们的墓地(现在一中的全部所在地)。此处由外籍修士(依理满)管理。庚子事件后,法国取得在直隶省(可能范围还大)办邮政权,急需法语人才,遂于清末明初年间成立了法语班。学生由教徒子女中吸收。最初只有数人,由法籍教士任教。在民国五年以后,逐渐扩展为法文学校,学生增到三四十人。
此时教堂已初具规模,教徒发展到千余人之多。一九一二年满清退位,改元民国,为继续扩大教堂,将旧镇台衙门所属箭马道遗址(今东大街路南天主教堂所在地)划归天主教做建堂之用(是否买卖不祥)。由法籍教士郝神甫主持规化设计、筹集物料。除砖瓦木石由国内筹办外,大堂内部装饰所用之物,如石膏像、油画像、蜡千、蜡树、吊挂蜡灯、大风琴、大钟表、门窗彩色玻璃等,都是按建堂设计规格由法国定做。建堂款项,除在当地募捐“部分外,均由天津总教堂拨发。几经筹备,至一九一七年物料才大部备妥,一九一八年由郝神甫监工开始修建。一九二0年秋始告竣工,九月份启用。大堂占地面积为1220多平方米、高达42米。其建筑之庞大、气势之雄伟、装饰之华丽,至今仍属国内罕见。大堂以东又续建平房百余间,设立公学女部(课程与公学男部相同,教职员均为华人)。此外,又设立了养老院(收养孤独无依的穷苦教徒老人)、婴儿院(收养被遗弃的婴儿或穷苦教徒实在无力养活的小孩)。同时在路北教堂内又设立蒙养小学(启蒙教育)、经言小学(以念天主教经文为主)。只收穷苦教徒的孩子、管食宿、不收费,以学经为目的。
一九二0年以后,前法籍教士有的故去,有的因年事已高,回到献县总堂,由法籍教士方神甫接任院长职务,管理教堂内一切事务,法籍教士郎神甫接任学监、管理学校,庚神甫接任理家神甫,明、万仍为正副本堂神甫;匈籍教士查神甫升为会长。此时,除大名外,还有魏县、广平等县乡下也建了一些教堂,由查神甫主持教务。
一九三六年春,梵蒂冈代表驻华总主教蔡宁来大名视察教务。此时大名天主教内已由匈籍教士取代了法籍教士。蔡宁总主教宣布:大名由法国教区正式改为匈牙利教区;查神甫会长兼监枚、代行主教职权。由此,南乐、清丰、濮阳、东明、长垣等县教堂均属匈利牙管辖。因为成了独立教区,必须建立小修道院(系神学院的初级形式),培养传教士的接班人。接收学员只限教徒青年,信仰坚定,文化程度较高。首届修道生仅十余人,专以神学为主。
一九三七年冬,日本侵略军占领大名,城内绅商富户以及没来及逃出的城外人,男女老幼数百人拥入天主教堂,要求避难。天主教以慈善为本,对来者不拒,一一接纳。待秩序稳定后,避难男女纷纷要求受洗入教,并且又串连亲友入教,于是教徒大增。民国三十二年(即1943年)大名遭灾,荒旱不收,城乡内外灾民比比皆是,卖儿卖女者不计其数。天灾人祸,兵荒马乱,天主教认为这是发展教徒的大好时机,于是乘机大力开展了传教活动。为标榜教会仁慈,又在天主教堂后大门外(满洲街路东)设粥场一处,每日午前施放稀粥一次,每人一碗,饥民就食者络绎不绝。教士们以少量的施舍和精神安慰吸引灾民们纷纷入教。此时,大名教徒增达万余人之多,大名天主教也到了鼎盛时期。
一九三八年日伪政权巳初步建立,天主教的学校也要受挟于日伪教育的编制。于是将男女公学高初等改为益大小学,法文学校改为四维中学;将蒙养学校、经言学校全部拆迁,改为学校操场,课程也按日伪教育部门所印发的课本。虽如此,仍未除去宗教色彩。
一九四五年春,全国抗日军民向日寇展开了大反攻。侵占大名八年之久的日本侵略军,在我抗日军民的强大压力下,感到末日来临,为逃避中国人民的惩罚,慌忙抱头鼠窜,从此,大名古城回到了人民怀抱。抗日政府进驻大名县城。抗日政府严格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对宗教人士的人格尊重,对宗教各种活动仪式概不干预,完全以礼相待。当时大名教堂内有一匈籍教士席神甫,据说他在国内已是医学博士,对医学造诣相当深。军区首长本着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外籍教士,礼请席神甫到野战医院给八路伤员看病,凡此种种,足可以看到当时抗日政府执行“为保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正确路线和执行各项政策的正确态度。
一九四七年元旦,国民党新五军二次进占大名。大名天主教堂将中国籍的全部雇用员工一律遣散。二月五日,国民党军队败退,外籍教士、修女等人,全体随国民党军队撤出大名。从此大名获得了真正解放,大名天主教众也脱离了外国教会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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