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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两年间 ——冀南台臣中学初创时期的回忆

时间:2021-06-19 14:55:39  来源:邯郸文化网  作者:郭泽民 陈奇岭  浏览: 分享:

风雨两年间

      ——冀南台臣中学初创时期的回忆

郭泽民  陈奇岭

   春水东流去,转眼四十秋。

   四十多年前,为追求革命的理想,我跨入了由我党领导的冀南三分区(即现在的邯郸地区)第一所正规中等学校——冀南台臣中学。当台臣中学破土而出的幼苗期间,就遭受到风风雨雨的吹打,遇到过这样那样的困难;然而它象一株顶风傲雪勇于拼搏的劲松,茁壮的成长。它培育了人生道路上的强者,锻炼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为国家培育了一批有觉悟有文化的干部。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战争年代的学习生活,师生打成一片,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至今还历历在目。

(一)

    一九四五年夏,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之际,河北省的南大门,冀南重镇——古城大名,于五月十四日宣告解放。冀南三分区机关从广(平)、曲(周)、馆(陶)三县交界处,转移到大名城里。此时“七大”刚开过不久,正在掀起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大会精神的热潮。毛泽东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他们对我国的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今后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这个精神引起了地委的重视,拨动了每个人的心弦,一致认为,要办好教育,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地委果断地决定。立即筹备,加快步伐,建立大名抗日中学。

    时间,是财富中最珍贵的财富。珍惜岁月的热心者,在围绕办学问题的“时间篇”上,竭尽全力,大做文章。在中共大名市委(住张小街,公开牌子是“冀南三分区驻大办事处”)领导张越、张力耕的直接领导下,抽调了一批政治素质强、文化水平高,热心教育事业、熟悉管理工作、积极肯干的党员干部,组成了精干的办学班子。当时担任市委委员的陈国光任校长,柏宏文任教导主任,廉一波任训育主任,赵一农任总务主任,接着又调来正在魏县司法科工作的韩布政等充实教师队伍。水到渠成,这批富有魄力的同志,一开始就显示出高昂的办学热情。八月初,在《冀南日报》上发表了招生简章,同时还积极主动地通过组织向各县进行部署。由于刚一解放,硝烟未熄,战争创伤未愈,忐忑情绪尚存。考试采取随到随考,因而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录取的人数不到百人。学生多来自元朝(现大名卫河东和朝城一部分村庄)抗日高小、卫东中学(隶属鲁西北地区,现馆陶、冠县一带)附小,和大名城关周围的失学青年以及这个专区少数县保送的在职人员、干部子弟。学校地址设在城东北角的原来一个设备简随、房屋较少的旧学校里。开课后由于学生文化程度不同,一度给教师在教学上造成了困难。为解决参差不齐的问题,学校领导当机立断,技照学生的实际文化程度,分编为三年级班(三十余人)和普通班(五十余人),分别授课才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要办,就要办好,办出样子,不能有名无实。”这是学校领导不止一次向我们同学表露的雄心壮志。事实也完全证明,他们以一个彻底革命者具有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坚强意志,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学校越办越好。

    一九四六年元月,征得领导同意,进行了第二次招生。这次报考较前活跃,考生不下三百人。由于准备工作搞得好,领导亲自动手,随考试、随阅卷。考试结束后的第二天拂晓,录取的“红榜”就公布于校门口。办事效率之高,实在令人信服。还将十余名考试成绩优秀者,选定为插班生,分列榜首。在考场上,在谈话中,在生活安排中,各位老师所表现出的热情,亲切温和的态度,对所有的考生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都觉得能考取解放后的第一所正规中学,而感到无限的骄傲和自豪。

    日寇无条件投降后,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值此,“大名抗日中学”的名字显然不切时宜,冀南三地委作出决定:

    为纪念在直南党内外享有很高威望的革命教育家谢台臣,将“大名抗日中学”改名为“冀南台臣中学”。地委的决定,学校的易名,使全体师生深刻地认识到:上级对我们学校的极大重视和谢台臣对革命的贡献以及他优良的革命品质。决心在革命教育家谢台臣的思想指引下,进一步把学校办好。

    长期的战争带来严重的失学问题,导致学生程度严重不齐。为了满足不同程度学生的学习要求,保证教学质量,根据教师的力量,经过一段酝酿和细致的思想工作,再次进行比较符合实际的调整和合并:即三年级班和一班(原来的普通班)合并为一班,二班、三班保持原建制不变,共三个班级,各班五十人左右。这样的调整,受到同学们的普遍拥护,程度稍好的,认为有了学头,不重复老套套了,程度稍差的,也不感到压力而愁眉苦脸了。总之,鼓舞了大家在希望中奋进的信心。

    一九四六年春节过后,大部分学生按时返校,怀着抗战胜利后的喜悦心情,开始了新的学习。全校出现了学习秩序井然、生活紧张,制度有条的喜人局面。然而,在良好的气氛中,令人不快的事又压下来。国民党置全国人民而不顾,悍然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国民党正规军陆续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内战的火焰愈烧愈烈。这时,缺乏革命理想和高尚情操而迷恋安逸的“精神分裂症”者,在家长的优虑和社会的恐吓下,开始退却了,不再到校学习了。虽然事后通过工作和登门拜访,又前来学习者为数不多。在严峻的考验中,在“进”与“退”的严肃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的坚持下来,有的退却下去。学生人数的减少,又一度给教学带来困难,学校领导又下决心,将减员较多的同年级二、三班合并教学,也就是习惯称之为一班和二、三班的两个年级了。为了统一领导,加强教学力量,地委决定将“大名台臣师范班”四十余人合并为中学的师资班,原师范校长府廷镇任中学副校长,全校一百二十人左右。从人数的增减不定中,足以说明,在战后初期办这座中学是多么的不容易。

    经过“一减”、“一并”使我们的学生队伍更加显示出活力,整个学校更加富有生机。课程设有:语文、政治、数学、历史、地理、自然等。这些课除陈国光校长担任的《中国近代史》外,基本上都没有现成的教材,教学内容都要靠老师的辛勤汗水去索取,授课之余还要编写、刻印。柏宏文老师担任语文课,要从鲁迅、朱自清等的著作中去选印,如《孔乙己》、《狂人日记》、《匆匆》等,廉一波、方田古担任的政治课,多选自报刊文摘和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韩布政担任的历史课,为适应学生的接受程度,将范文澜著的《中国历史简编》加工缩写,使之通俗易懂,成天德担任数学课,同样也是在旧有教材基础上充实新意。当时教师力量奇缺,教课任务很重,往往一个人要承担全校各班同类课的教学工作,还要辅导自习和做学生的思想工。教师的劳动强度之大,工作热情之高,深为同学们所钦佩。为了减轻老师们的负担,同学中有:李继增、连福廷、任友仁、陈奇岭、郝祥云、胡锡祯和我,在紧张学习之余,主动帮助誊写、刻印教材,有时还连夜加班。

    一九四六年中秋。我们学校进行了第三次招考,考录第四班学生,此次应试者空前,仅有的三间教室挤得满满的,由于应试人数多,阅卷任务大,学校领导决定让我们一班的部分同学来协助监场和阅卷工作。这次招收第一次保证了预招的人数和质量,全校学生达到了一百七十人以上。

(二)

乐趣来自勇于和善于拼搏的人,要在困准和学习间隙里去寻求、争取。我们的学习是紧张的、有秩序的,生活也是和谐的、愉快的。虽然一天的课程排得满满的,但忙而有趣。上课时,生动活泼,有问有答,严肃认真;自习时,默默无声,主动完成作业。整个学校充满着宁静的,浓厚的学习气氛。到了业余时间或星期天,同学们都按照各自的爱好,进行着不同形式的自由活动。有学唱戏的,有学拉胡琴的,还有写壁报稿子和学写新闻报导的……。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文体器具少得可怜,唯一的是一个补了又补,玩得平了槽的篮球,大家对篮球很有兴趣,每天熄灯铃响后,才勉强去休息。总之在生动活泼,团结友爱的校园里,我们共同分享着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那时党处于秘密时期,党支部的工作是通过学生会的活动进行的。学生会的干部多数是党员同学担任,这些党员也多是在党内分担同类性质的工作,这就为开展党的工作和保证学校各项任务的完成,提供了十分方便的条件。党员严格要求自己,支部工作扎实,学生会的工作也搞得很出色。台臣中学的声誉,越来越多的引起县、区领导的重视,广大群众的关注、青少年的向往。我们也普遍感到,能作为“台臣中学”的学生而无比幸福.

为了贯彻党中央《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以应付当时的财政困难,学校在谢台臣的“以作为学”的教育思想指引下,开展起轰轰烈烈地勤工俭学的生产运动。大名党政领导给予大力支持,把原七师三十余亩实验农场和日寇的飞机场拨给学校,作生产基地。这块地坚硬如石,耕翻十分困难,党员学生孙善才等带头拉犁,这年种的高梁长得很好。同时还开展手工生产,没有材料,自己选购,没有机械,自己制作,需要图案,自己设计。当时小手工“卷烟厂”比比皆是,非常活跃。“抗中牌”、“台臣牌”、“三角牌”等各自喜爱的香烟相继问世。生产的香烟包装大方,精美别致,物美价廉,可与座落在大名南街的正规卷烟厂生产的“三羊”牌相媲美,很受群众欢迎。还有部分同学到学校东墙外的公田庙地去种菜和在校内养猪。那年种的粮食、蔬菜除满足改善伙食外,还有了贮备。在生产运动中,老师总是以身作则,带头劳动,师生打成一片的好风尚,给学生带来了喜悦。在劳动实践中,不少人既增加了收入,也增长了实际工作能力。学校生活的充实,有力的促进了学校政治空气的高涨。同学中要求进步的人数骤增,他们积极工作,刻苦学习,大办好事,主动参加各项有益活动,各方面表现突出。经党组织考察,先后吸收胡锡祯、李资明(女)、黄灵芝(女)、张玉苹(女)、刘鸣歧、李毅、连福廷、郭宪忠、姬升蓬等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组织的壮大,给学校工作增加了新的朝气,各项工作大为活跃。这时各班争排“文明戏”,文化娱乐活动进入新阶段。男同学率先排练,女同学也不示弱,老师同学各显神通,新戏、旧戏双管齐下。李资明等演出话剧《贫女泪》,李继增、罗培时等演出京剧《打渔杀家》,河北梆子《跑丑》、《三娘教子》,韩布政老师还清唱河南豫剧《南阳关》。当时尽管行当简陋,舞台隘窄、唱作生疏、乐队缺少,但由于他们能认真演出,所以在演出过程中,时而催人泪下,时而捧腹大笑。这样对我们全体同学来说,既是艺术上的欣赏,也是莫大的精神享受。

(三)

一九四六年秋后,在内战风云这块无情的晴雨表上,学校又经受着人生取舍与荣辱的抉择。这学期,到校学生人数有所减少,明显地表现松垮。以前那种欢蹦乱跳、欢歌笑语的场面看不到了。但绝大多数同学把在艰苦环境中生活,看做是党和人民的最高奖赏。他们这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冲垮着艰难险阻,在难逢的学习良机中,坚持着严格地学习和生活。如我班鸡泽县的同学孙善才、杨鹏魁等,距大名一百八十余华里,都是徒步往返,从未因劳累及环境恶化减弱斗志。

随着变化了的新形势、新任务,在大名县委(四六年九月份、县市合并)的直接领导下,学校在课余时间,积极主动地参加、配合了当时的政治运劫,在大名城关和周围农村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九月二十九日与南北刘庄、东关、东街等群众联合斗争了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穷凶极恶地压榨大名人民的天主教主教和神父,揭露了他们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华反人民的罪行。还在东街大院批斗了伪县长李权衡等。这些斗争使师生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在充满的愤怒中,我以力耕的笔名,先后写出了《大名城关群众清算天主教黑瞒地》的消息和以陈荒煤在《北方》杂志发表的同名通讯为背景,改写了《孙喜翻身》独幕话剧,先后发表在这年九月、十月的《冀南日报》上。十月二十二日,冀南新华分社继而把《消息》电传在《人民日报》上。在斗争的风浪里,同学们的进取精神更加旺盛,师生写稿的积极性一度成风,韩布政老师曾以韦光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好的文章,这些对学习语文课也是一个大的促进。

在这个时间里,党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逐级传达下来。我们支部一班人(支书廉一波、支委石守业、胡锡祯、姜献杰和我)和孙玉梅(女)、解学易、李树春、朱安邦、孙善才、司风洲等,在课余之际,满怀激情地连续数天,到校园西院的僻静处去学习,边学、边议,十分活跃。大家高兴地认为,这个《指示》将要彻底解决占农村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土地问题。极个别出身较高,或在旧社会家庭关系较为复杂的,一度消沉,神态异常,充分暴露了阶级的特征。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中旬,我们全体师生参加了大名县组织的贯彻《五·四》指示的翻身大队,直接到火热地斗争中去锻炼。在老师的带领下,与县、区干部和抽调的老村干一起编组,协同工作。到村前,在双台村培训了一周,韩养士区长、郝长治主任(后为区委书记)同我们一块学习文件,提高认识,解决工作方法,明确工作步骤。在培训中,人员聚集、喇叭震耳,“翻身大队”声震大地。基本群众兴高采烈、扬眉吐气,地富、恶霸如丧考妣威凤扫地。在培训期间,诉苦者络绎不断,更启发了全休队员的工作热情。

培训后,我分配到县东北较远的总管坟,同去的有区里的田修书和老村干朱寿先、朱长江(均是元寨人),田担任组长负责这个小区的工作。这几个村大家熟练的称:郭(庄)、老(庄)、任(庄)、王(庄)、潘(庄)、刘(庄)、总(管坟),听起来十分有趣。总管坟是小区所在地,这个村的农会主任朱林祥,是几代的赤贫、中共党员、现役军人家属。我们紧紧依靠他,用“滚雪球”的方式,串连贫农、下中农、发动群众。没几天这村工作就热火起来了。妇女会、儿童团、农代会和民兵组织相继活跃在街头巷尾,一场斗地富、反恶霸、倒苦水的群众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广大贫苦农民,眼望着要分到手的土地和堆堆浮财,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兴奋状态。最后,在民主评议的基础上,把斗出的土地、浮财,本着“填平补齐”的原则,经三榜定案,按照政策,合理地分配给贫农、下中农。广大群众喜笑颜开,极大的满意,几十年来堆集在他们脸上的愁云驱散了。在全部工作中大大发挥了广播筒的作用,每天把《冀南日报》上的好消息,及时宣传给群众,推动工作的开展,很受群众的欢迎。这村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经验,区委予以肯定,决定推广,并批评了某些工作组包办代替,进度迟缓的现象。在兴奋中,我写了《大名四区查出干部严重包办代替,强调培养群众领袖扎下根子,避免翻身大队走后,工作垮台的危险》的报导,发表在同年十二月九日《冀南日报》上。

尽管学校初办,形势多变,社会活动多,学生情绪不稳、思想工作繁重,但在学校领导和各位老师的努力下,一年多来学校各项工作还是正常的,同学们学到了不少文化知识,参加了实际斗争,增长了认识问题的能力,提高了思想觉悟。

(四)

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共产党员是担负历史空前朱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这里的一个“大任”,一个“锻炼”,是衡量一个真正革命者在困难中,在艰苦的环境下的思想和行动的标尺。

在国民党新五军进犯大名前夕,大名正孕育着一场恶战。广大群众、机关干部,我们师生都在紧张的作备战准备。这时三地委和三专署决定: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台臣中学暂时转移。这个出乎意外的消息,使师生感到诧异。各种思想问题暴露出来了,主要是集中在“走”与“留”的向题上。“走”,生活要艰苦,前途有望;“留”,可能会安逸,堕落下去。在紧张而又短暂的时间内,学校领导和党员学生的耐心说服与开导,没有产生特别明显的效果。当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五日苏庄集合出发前,学生人数明显减少,甚至个别教师也败退下来,未能前去。在严峻的关头,在严肃的政治舞台上,每个人都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政治上坚强的史俊骥等同学,家居南乐县,在危险时刻,他们顶着艰辛,抱着远大理想和抱负,抛开一切杂念,按照党的指示,坚决北上转移。可是有的人(是大名城里人),在敌人侵占大名后,一头栽到“还乡团”的狗窝里,为博得主子的欢心,疯狂地狂吠在广播车上,亲自编写极为反动的宣传品,大肆张贴,还向台臣中学的全体师生发出了恶毒的、蛊惑性的谰言,结果成了学生中最丑恶的家伙。

学校暂时北移,师生怀着各种思想疑问,议论纷纷。学校领导针对师生思想问题,临行前作了动员报告,特别引用了刘伯承首长的话:存人失地,地终可得;有地失人,必将人地两失。这个言简意深的辩证道理,引人深思,犹如春风化雨,使我们心明眼亮。认识到:我暂时的撤退,正是为了引狼入室,分散敌人兵力,便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就地歼灭。思想问题解决了,不少人发出了爽朗的笑声。这笑声,是集体大家庭和谐兴奋的笑声,是增强胜利信心的笑声,更是赞烦刘、邓首长战略决策英明的笑声。

在北上的路上,为避开敌机的骚扰,完全按军事化行动,日落出发,日出到达,一个整夜走了六十余华里,到达了我们的宿营地,广平县东北最大的村庄——张洞。在这以前学校也派出先头人员,妥善安排,所有住房都是老乡家中临时腾出来的。根据各班、组(一组十人左右)人数,分配大、小房间。我们一班到这里来的不足二十人,被分配到路北和紧靠胡洞路西的两个两间的小屋子里。炊管人员和伙房就设在附近临街的一个大空院子里,自己动手盘好了新锅灶。这时学生也同国家干部一样,一生中第一次享受国家的“供给制”待遇,尽管当时“供给制”标准比较低,但不少同学不再为从自己家里拿伙食费而发愁了。住、食的解决使大家格外的满意,不少人发出了铿锵有力的誓言,表示要在党的领导下,在战斗的激流里,稳撑思想上的航船,乘风波浪奋勇直前。

第二天,学校宣布了纪律和注意事项,各班、组都制订公约,自我约束,还开展竞赛,互相监督。按照抗日战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师生齐动手打扫街道、院落,给房东挑水,主动找房东,群众座谈,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做好群众工作。同时学生会动员全校平时善于写字、工作积极的同学,在张洞和驻地周围,大量地书写了崭新的大字标语,“冀南台臣中学”的名字,飞快地传遍了三里五乡。

我们战时的崭新生活开始了。比较熟练的司号员,一班同学杨鹏奎的军号声,迎着朝霞,在万道金光徐徐升起中,第一次嘹亮的号声响彻在张洞的上空,波及到广阔的原野上,好不气派。早操、吃饭、上课、自习、晚间讲评等伴随着军号声,有条不紊地进行。老师们更是如此,时时事事,严格要求,平易近人,循循善诱,从早到晚忙个不休。备课、讲课、改作业、撰写教材,本来巳够辛苦,可是深夜还逐处查铺,热心照顾为同学盖被等琐事。老师的表率行动,使学生更加敬佩,也直接启动着学生心灵上的风帆,促进了同学之间的团结友爱,视如兄弟姐妹,蔚然成风。有一天,我突然发高烧,呕吐不止,不少同学来问长问短,患难之情笼罩着整个房间,有的请医生,有的烧面汤,还有一位女同学,把平时积攒下来为数不多的钱,买来平时病人爱吃的山渣、葫芦串等。诸如此类炽热的阶级感情,使远离家乡的我,落下了感激的泪水,至今难以忘却。如此良好的校风、严明的纪律、友爱的生活,在张洞村产生了极好的影响,群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群众赞扬我们,学校领导更要求我们深入群众,服务于群众。为充实群众的文化生活,活跃农村气氛,在学校领导倡议下,党支部一班人创造条件,寓文娱于生活之中。在大名演文明戏的基础上,同学中的爱好者,为配合参军参战,重新排演了《烈火真金》等几个大型节目。语文教师韩布政、数学教师张靖华在百忙中,还同我们一起亲自参加角色。在一战火硝烟中,重演《贫女泪》等剧目,尤感到情景交融深入人心。为了保证演出效果,扩大影响,在极端困难的经济条件下,增购了崭新的幕布,除书有“冀南台臣中学”六个一尺见方的小字外,还冠以“台臣剧社”四个近一米见方的大字,别具一格,引人注目。这个剧社在张洞和其他村演出中,均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学生的演技和乐队,至今在同学中依然传颂不己,每当谈及这段情景时,还使同学们朗朗大笑。

冰冻风雪何所惧,数九隆冬炼丹心。我们在张洞时,正是“三九”滴水成冰的季节,同学们一如既往,在净化的灵魂中扬起胜利的风帆,勇往直前。人人皆知,在当年的财经规定上是没有取暖科目的,连党政机关领导都无一例外。再加上我们住的房子,又是人家经常不用的,门窗多数透风,同学们都毫无怨言。上课时,老师到农家的同学宿舍里,统统围在被子里进行,晚自习时,一个组围挤在一个棉油灯下学习,洗漱时,靠担来的刺骨的冷水洗脸、洗衣、刷牙,睡觉时,一条被子两个人互蹬脚睡,开饭时,全组围成一圈,在露天广场的冰雪上分食。熄灯后,挤躺在土炕上,边说边笑,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一天紧张的劳累全部消散了。有的同学曾风趣地说:“这样的空气新鲜,清新卫生,有益健康。”这种坚实的乐观主义的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艰苦和幸福,同学和群众融为一体,铸成了我们的幸福观。我们这批新时代的强者,就是这样在“大任”中经受着实践的考验,默默无闻地书写着自己的成长的历史。就这样我们在黄河故道上的张洞村的风沙里,以高昂的情绪,紧张愉快地度过了六十余个日日夜夜。

(五)

我们的革命先烈、党的革命老前辈邓中夏同志说过:哪有斩不伤的荆棘?哪有打不死的豺狼?哪有推不倒的山岳?你只要奋斗着,勇猛地奋斗着,持续着,永远地持续着,胜利就是你的了。邓老的话发人深醒,颇有见地。进入一九四七年后,全国的时局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飞快地向前发展。阳春三月,大地复苏,邯郸地区同全国一样,在解放战争的胜利凯歌声中,广大地区相继解放。这时我们学校随冀南三分区,西移到肥乡城东北六里的南西落堡,数日后又搬到这县东区路庄村。

一路欢笑一路歌。在张洞——南西落堡——路庄的日子里,我们离开县城的“洋学堂”,到条件简陋、冰天雪地的农村打谷场上,在两膝当桌地做凳呀的条件下,虽然曾一时感到不能适应,但是紧张的学习和活跃的生活始终使大家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精神,孕育着惊人的坚韧意志。

路庄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一九二九年建党后,是肥乡东区最活跃的红色堡垒之一。一九三O年前入党的老党员,在这个村占着可观的比例。在黑云压城的白色恐怖的日子里,王从吾(原中顾委副主任)、张霖之(原煤炭部长),陈少敏(原中央委员、女、已故)杨易辰(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领导同志,都来这村,忘我的为革命工作。我们到路庄后,东头的一座“土地庙”,为我们提供了这个时期最好的教室条件,尤其经过同志们的一番整修与美化,更显得庄重了。路庄村干部群众,对于我们学校的到来处处关切,热情非常,群众视老师为兄弟,对学生如子女,亲如一家。他们把自己最好的房子腾出来,让我们使用,连老师的办公,学生的住宿,也都安排得周到而合适,使得后勤上高兴,同学们满意。学、民紧紧地融为一体,象一家人一样。如:村干部、共产党员肖玉章(已故)把小同学田玉先(女)待为亲生胞妹,体贴倍至,肖的后代也姑侄相称,亲密无间,四十个年头过去了,还经常互有来往,事事关照,路庄实际上成了田玉先的第二故乡。多少年来,冀南台臣中学的名字一直响亮地回荡在路庄人们的心目中,每每见到路庄的老房东、老一辈和乡亲们时,总爱喋喋不休地打听着我们的老校长、老主任和各位师生,还伸出大姆指,赞口不绝地说:“台臣中学的老师好,学生好,真正的好!”这种深厚的感情,表达着战争年代的血肉关系,也表达着老区党员、人民对革命后代恳切的期望与要求。

为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党中央发出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学校领导围绕这指示中的生产问题,本着财力的可能和同学们的技术条件,精心组织了纺花组、织布组、豆腐组、豆芽组等,大量的是纺织组,因为大部分同学来自农村,又有一些女同学,在公私兼顾的原则下,全校范围的大生产运动很快开展起来了。

形势发展之快,令人振奋。一九四七年四月中旬,冀南三地委决定抽调我们学校以一班为主的一批同学,参加三分区组织的武工队。武工队在地委驻地稍事停留,就直奔敌人刚撤离一天的临漳漳河以南的柳园、孙陶地区。这个地区是杀人不贬眼的大汉奸、土匪头子郭青、王自金多年经营的老巢,反动势力盘根错节,滔天罪行,触目惊心,我们亲眼看到在柳园东南的寨墙外的一个埋活人的坑内,不知有多少被践踏后活埋的女人尸骨和残存的各种颜色衣物,其残忍之极,不言而喻。什么“八大弟兄”、“十三太保”等名目繁多的“绿林好汉”,为所欲为,欺压百性,横行霸道。武工队到达后,这些社会渣滓,不断在我们驻处周围埋设地雷,投手榴弹,夜间打枪,妄图行凶报复。我们日日夜夜,子弹上膛,和衣而眠,保持高度警惕,准备随时应战。我们武工队的任务是:白天到各村催运作战备用物资,如:担架、麻袋、粮草等,同时开展宣传攻势,维护地方治安,以镇压坏人捣乱;夜间巡回值勤,密切监视和打击潜藏敌人的骚乱和破坏。由于敌、匪野蛮成性的残酷统治,开始群众见了武工队就溜边,后经武工队坚决严厉地对敌斗争,及耐心地宣传教育。时间不长,这个地区明显的呈现了安宁,人们脸上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主动向我们秘密检举的群众日趋增多。新区人民的感人变化,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以这一带群众在敌、匪长期统治下的灾难境况和渴望“大救星”降临的逼真憧憬,写下了《福自天来——新区柳园的见闻》的通讯。不多天,这个地区在孙陶集的一家逃亡大门上,第一次挂起了 “临漳县第八区区公所”的牌子,

好多群众围观、高兴,武工队员路剑峰、刘志祥,分别任这个区的区长和政委(即现在的区委书记)。从此,各项工作才开始逐步向好的方面转化。

(六)

革命形式的飞速发展,新开辟地区的工作需要,干部缺乏是当时最突出的问题。冀南三地委在获得我们同学在武工队其间表现不错的情况下,决定让我们赴临漳参加武工队的同学,在五月十五前全部返校,分配工作。我们临行前,县委领导同志在坐、立随便的欢送座谈会上,过分的肯定了我们的成绩,夸大地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了表扬。以惜别的心情、诚恳的语言,向我们学生武工队员表示感谢。他们说的大意是。临漳正需要你们这批由我党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我代表临漳人民,挚诚地欢迎你们再回来。他的某些夸大其词,使我们有点不好意思。

当我们返回路庄时,巳是五月二十日以后。我们这些同学要分配工作的消息,在全校,甚至在老乡中,业已普遍传开。赞颂的词语,留恋的目光,鼓励的语言,惜别的泪水,长远的希望,盛情地投向了我们。各种不同形式的会,络绎不绝,《临别留言》薄上的签字一个接着一个,最美好的语言,最挚诚的感请,在要走人的小本本上得到了充分的抒发,大家庭的温暖,推向了高热的境地。学校领导还专门组织了欢送会,拍照了师生合影。同学们还演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示出情景交融,特别精彩,真实动人的节目。尽管同学在台上表演,台下的同学却围在要走的人周围窃窃私语和一片喧哗,表现出极“不协调”的场景。这种所谓的“不协调”,显示了相处之间,天真的、同学加兄弟的深情厚意,是学校老师废寝忘食、艰辛耕耘下的成果精华所在,是同学们给予我们莫大鼓舞,巨大的信任,严格的鞭策;也是台臣精神结出的硕果,在同学中的最真实的体现。

追忆往昔,我们重返学校的情景,油然而来。又高兴、又沉重的心情纷纷涌起。高兴者,是同学间情同手足,沉重者,是任重而道远。在我们毕业后的许多年来,平时接触较多的很少几位同学中,回忆起这段不长的经历,都满意地认为:台臣中学是我们走向革命的启蒙源地,使我们这批青年在革命大道上健壮地迈开了第一步,坚定了革命意志和革命进取精神,老师们在课本短缺的情况下,亲自撰写,提供了学习上的保证,使我们学到了应学的知识,从平静的生活到游击的环境,使我们认识到美、蒋合流的反动本质和一切反动派终于要失败的真理,提高了政治觉悟,增强了革命斗志;在农村的实践中,体验到广大农民勤劳,

朴实、憨厚,忠诚,是革命事业成功的可靠力量,使我们树立永远不要忘记农民,时时事事要服务、关心、体贴农民的坚定信念;在对敌斗争的第一线临漳武工队里,耳闻目睹过我们的解放军战士,为拯救灾难沉重的人民而献出年轻的生命,进一步认识到革命胜利成果来之不易。我们在工作中,要自重、自爱、自强,做一个真正的人。

毕业分配是在地委的直接主持下进行的。除了连福廷、任友仁、孙善才、张颖之等,保送到北方大学继续深造外,大部分到地方去工作。分配时,正在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争要不休,使我们无所适从。最后,还是分配到邯郸地区最艰苦,敌我斗争最尖锐的新区临漳和漳南(现在漳河以南的魏县和临漳的部分村庄)。总之,在风风雨雨的两年间,我们台臣中学坚强的政治思想,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永远督促着我们满怀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在各自的岗位上,在风雨巨涛的旋涡和沸腾的生活中,散发着青春的活力和新时代的诱人的芳香,写出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在我们走向岗位不久,我们学校在路庄招收了第五班新生,六月,地委决定我们学校搬回大名原址,后逐步发展为河北省立大名第一中学(即现在的大名一中)。

光阴似箭,一去不复。这些当年充满孩子的天真幼稚的小伙,如今已是两鬓苍苍。在我熟知的一、二、三、四班的同学中,除极少数由于种种原因退却的以外,绝大多数同学正在精神抖擞地战斗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勤奋地耕耘在各行各业。他们时常铭记着台臣中学的光荣传统,促使着大家在任何时候,宁愿饱尝革命道路上的辛酸苦辣,也要在自己的事业上有所奉献。“不要索取,要奉献”成为我们的座右铭。经过四十余年的坎坷路途,这批同学在政治上、思想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水平上,都逐渐地成熟起来,不少人分别在中央、省、地、县的党,政机关和大、中企事业,担任着县团级、地师级的重要职务,有的在省军级单位里担任领导职务,还有的成为大学的讲师、教授和工程师、技术骨干、记者、编辑等,伴随着历史长河的波动,奔驰在四化建设的大道上。

岁月是无情的。这批具有坚强性格的同学,有的虽已年近花甲,但他们仍象春蚕一样,继续倾吐着光泽夺目的银丝,他们用莎土比亚的名言:“人的一生是短的,但如卑劣地过这短的一生就太长了”来经常鞭策自己。决心在党中央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在四化建设的征途中,在改革的洪流中,再创新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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