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忆大名

王志坚

1946年3月我到大名县工作。当时县委书记是李廷同志，副书记李耕同志（张力耕），组织部长李方炎，宣传部长李平之，武委主任张子英，救国会主任张新亭。县长是我，副县长刘金生，秘书赵芸一。下设财经科、民政科、建设科、司法科、工商局、公安局。县以下设五个区一个市。这时大名县和市已经合并，归九分区三地委领导，地委书记李福祥，副书记焦善民、王洁武。

我到大名任县长后，首要工作就是开展民主运动。向封建大进军是土地平分运动的序幕。我们当时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雇农，巩固团结中农，联合富农并消灭其剥削部分，消灭封建地主。”口号是：“向封建大进军”。这时自卫战争已经开始了，我们提出一手拿枪一手分田，坚决将分配土地工作坚持到底，特别是敌人可能占领地区更要集中一切力量发动群众，消灭和削弱敌人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这是最大的政治动员和备战工作。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对敌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控制地主的反抗气焰，才能真正使穷人翻身。这时就听到国民党军北来的消息。在未到大名、魏县之前我们对形势作了研究和估计：敌人可能企图占领西起邯郸东到元城北到永年馆陶这块地方。我们提出集中力量把群众发动起来。方法是：把所有机关干部、学校师生都动员起来，组织大批的工作组深入农村发动群众作好备战工作。我就住在四区X X村，指挥部也设在这里。

我们进行民主运动分为三个阶段：一、准备阶段，二、斗争阶段，三处理阶段。在第一阶段，我们首先召开了由县到村的党、政、工、农、青、妇、武干部大会。县委书记李廷同志在会议上作了报告。他强调指出：向封建大进军，必须依靠贫雇农，巩固团结中农，消灭富农剥削部分，彻底消灭地主的阶级路线。我在会上也作了报告。首先把民兵组织起来，周围放哨，严禁地主外逃和浮财分散，并进行调查工作。当时民兵这个庞大的组织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方法上，我们通过农会迅速串连贫雇农，选择经受地主剥削严重的户，进行个别发动，召并小型诉苦会和搜集地主剥削、霸占、横行的事实材料。准备开展斗争。第二阶段就展开了斗争，把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愤怒犹如烈火，特别是因借债或受地主剥削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卖儿卖女的农民，对地主恨入骨髓，诉起苦来痛哭流涕，要求立即将地主打死。由于群众复仇情绪非常高昂，仅二、三个月的时间就打死了部分有严重罪行的地主。后来王从吾同志指示我们；强调说理斗争，才扭转了这种作法。可是光说理群众觉得出不了气。后来经过试点，组织了几个村的联合斗争，如李四牌村地主大，我们就组织周围村群众联合进行斗争。这样作不但把地主气焰给压下去了，而且对群众鼓舞也更大。后来地主慌了，都想逃跑，我们根据这种情况马上布置全县在统一时间内把地主全部拘留起来。由民兵看守，农民纷纷要求参加。这时民兵组织发展壮大的很快。村村都搞起了民兵组织。在土地比较集中的地方群众的斗争情绪更大一些。我们在大、小韩道召开过一次大的斗争会。群众斗争和政府司法部门结合起来。开始时各村打死了不少地主，后来强调说理斗争，教育群众认清消灭地主不是从肉体上消灭而是从政治上、经济上消灭他们。后来又发动群众挖穷根，“是地主养活我们，还是我们养活地主？我们为什么穷的？”当时由于群众长期受地主阶级宿命论和迷信思想的教育，觉悟不高，还没有认识到穷苦根源。比如有的说：“天旱歉收穷了”，“天灾人祸穷了”，“土匪给闹穷了”。我们进一步一追就找出来了：土匪是地主豢养起来的，是地主的忠实爪牙，地主想要你的土地或庄园时就叫土匪抢你，你没法只得出卖，这样你怎能不穷。也有的说抽白面穷的，命穷的，上几辈子没给留下东西，有五辈地主也有五辈长工，也有说娶老婆穷的，过红白喜事穷的等等。我们将这些说法综合起来，进一步揭露地主的剥削本质，找到了穷苦的根源，激发了群众的斗争情绪。第三个阶段是处理阶段。对地主的处理是：有送政府判罪的，有管制的，有扫地出门的，有留生活费用的，有给以照顾的（干部家属、开明士绅）。总之分别加以对待。对斗争果实的处理：分三等九级。一等是全部补满的，二等只补土地，三等只补浮财。中农一般不动，有的给以照顾。这时中央军进攻大名的炮声响了，变天论出来了，我们抓住这个紧急时机积极的分配果实。有的群众觉悟低，发动不充分分给他果实不敢要。这时我们就进行形势宣传和教育，说明我们必胜，敌人必败，并要很好地监视地主活动。如果分配果实不要就是向地主阶级低头就是死亡，大家团结起来就是生存。在九月十五日作好了备战工作，对很坏的并有活动能力的地主上层分子加以监视并准备在我们北撤时全部带走，要他们跟着打游击。对一般地主也作了安排。我们又发动群众埋粮、藏枪、填井，实行空舍清野。基干民兵（带枪的）进行集训。成立作战指挥部（我和李廷同志负责）并且把县大队和民兵统统组织起来。从武装力量上，从政治工作上都作好备战工作。对地主的监视也更加严格。我们在临走之前出了一张布告，内容共有三条（即一法三章）：一、全体群众组织起来对敌进行坚决的斗争，二、积极支援游击队，如抬担架等，三、不得勾结敌人，否则以投敌论。同时还召集了地主会议，叫他们宣誓奉公守法不倒算。并对他们说：对付敌人我们可以用打游击的办法，对付你们三杆枪就行了。今后你们只有服从政府法令，才是自己的前途。坐村干部、群众也都表示了态度。敌人来了怎样办？我们撤走后村政权问题也作了安排，敌人来了由谁出头露面。对走不了的群众也进行了安排。因为有还乡团，我们的工作更要妥善。

1947年1月敌人就来了。敌人有好几个军的番号，还有还乡团共十万余人。这时我们只有一个分区独立团和民兵组织在一起开展狙击战，消耗敌人。为了掩护群众我们打一阵退一阵。沿河的船只我们也都收了，只留下二、三只作我们进行狙击之用。首先在东门口和敌人干了一仗。然后隔河住下，夜晚我们派工作队(武工队）深入敌占村。一则察看地主是否进行破坏活动，一则扰乱敌人。进村后就隐蔽起来，个别的找地主谈话，说明我军已深入敌后，这不过是拉锯式的战术，我们不为一城一地之得失而为消耗敌人，保存自己。并且我们力量是增长的，敌人力量是衰弱的。敌占一城就是一个包袱。奉公守法有前途，倒算是不行的。跑了和尚跑不了寺。我们出布告进行宣传。东门口是个大据点，敌人住着一个团，我们集中了2000余民兵坚守在漳河北岸。并利用夜间深入敌占村扰乱敌人。可是我们总想给他个打击。大部分我们顶不住，搞他小部分，后来敌人化装侦察我们，还组织情报网，企图搞清楚情况想一下子消灭我们。我们也进行调查找他们活动规律，来个趁敌人不注意钓鱼式的打他一下------打伏击战，保护群众利益。我们当时都是新兵和民兵，只能打胜不能打败。后来我们化装进入敌人（东门口西边一个集）常活动的地方，一下子搞了他五个人。集一散，敌人摸不着头脑也不敢出来。这样一搞地主更不敢活动了。可是城南离我们远的村地主活动了几次，我们利用黑夜也找他们几次，后来也不敢动了。那时对消息封锁很严，谁也不能过河。有一次敌人过河，我们利用两个子（掷）弹筒和机枪打死他不少人。大部分我们顶不住就消耗他，小部分过来就打他。当时群众关系很好，给我们送信，送情报。再加上民兵利用夜间回去探听消息，所以说敌人之一举一动我们都知道。可是也有落后的，向敌人自首，有的就叫敌人给埋了。向敌人自首、屈服，是没有出路的，这一条群众很清楚。后来还乡团也学我们夜晚出来活动，有一次他到xx村去抓人拉牲口抢东西，群众给我们送信，我们派了三个排埋伏在敌人回去的路上，狠狠的打了他一下。抢的群众的牲口、东西和带的人全部给丢下了。以后再也不敢夜晚出来了。由于天气冷了，河水结冰，利用河作防线已经不行了，我们就改变方法，利用地雷阵和敌人作战。同时还利用打冷枪的办法也打死了不少敌人。你出来小股我就打，出来大股边打消耗战边撤退，不出来我们就扰。有一次敌人出来一个连，地雷一炸和机枪一配合打死二十余人。正在这时地委传达了刘伯承同志路过时对形势的分析，我们要把这股敌人卡断消灭他，敌人在这里是占不久的。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对据点里敌人进行讲话：我们必胜，敌人必败，你们打仗为了谁，妻子老小在家受罪。武工队每天晚上出去沿河前进，一步一步的前进。战斗部队在前方，机关在后方。当时局面稍有稳定，上级在魏县召开了县长、县书记会议，对大名进行了表扬。约一个多月的时间敌人就撤走了。我们进了城，敌人杀害了不少的人，有的是民兵的家属，有的是干部的家属。北关就埋了很多，我们扒出来后分别进行了处理。这时群众的复仇情绪更大了，家属被害的村，村民要求杀地主全家。在我们进城之前，地主、富农在敌威胁强制之下加上不了解我们的政策，都跟着敌人跑了。有少数的中农被敌人带走了。我们进城后就建立了城防司令部，出布告：伪方人员向政府登记，给敌人作过事的向政府坦白，随敌逃走的赶快回家。有的地主跟敌人走敌人不要。有的地主跟敌人到安阳，敌人不叫进城。在城外搭一个小庵子住，妻子闺女当妓女。

敌人占领大名时，教会个别神职人员勾结敌人残害我方军民，在敌人南退时也跟着南逃。我们对其房产除给留一小部分外，大部没收。对通敌有据的也没收一批救济群众。专署也拨款恢复工作。这一斗争对各阶级都是一个考验。好的进行表扬，坏分子进行处理，农村支部也继而进行了整顿。平分土地粗糙的也进行了调整。随后又掀起了参军运动，经过这场斗争，群众觉悟提高了，很快扩军1500余人。

作者简介：

王志坚，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大名县县长。建国后，曾任中央铁道部材料局局长。本文写于195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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