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夏季反扫荡
李达
空前残酷的洗劫
师部刚刚在固新落脚，侦察员报告说:师部转移之后仅仅3个小时，有一股伪装成所谓”新六旅”的日军独立支队，就到了我师能原来的驻地。他们抓到老百姓，就问刘伯承到哪里去了?当他们听说师部转移了，又急忙追赶。
这简直是大危险了!我为事先没有得到确实的情报而感到内疚。后来,我们从天津的伪(东亚新报》上知道了确切的消息。限来,这个独立支队就是专门执行刺杀我军高级将领任务的“挺身队”。据该报刊载的一篇报道“六川挺身队”参加太行5月份扫荡的文章透露:
“六川挺身队,5月20日由基地出发(按:可能是潞城)，攀登悬崖,走过山沟，到浊漳河岸之王曲附近时,开始遭遇了三个农会会员。他们把挺身队误认为八路军，于是很不费劲渡过了漳河，在对岸岭上休息了。翌日,太阳下山时，进入宋家庄，八路军正在做饭吃。我们在身入这样的大敌之中，也只以新编六旅的队伍而逃脱。队员们都是以刘伯承之首级为目的。可是异常兴奋的队员的希望，都被奇袭王堡之时，人家刚刚出发扑了个空而打消了。在那天又去索堡，进入东面的大山中追赶刘伯承。后来据俘虏说，刘伯承逃往西山去了。队员甚为惋惜的踏着石子跑到偏城与友军会合去了。”
日寇绝不会由于这次行动未逞，而放弃“以刘伯承之首级为目的”的行动。他们的特务每日每时都在寻找刘伯承的踪迹。
23日,我们又收到第五军分区的报告说:“小曲发现穿皮鞋、灰衣服的敌探100余人，有向王堡、会里前进模样。”这些地方，距师部驻地都不超过一天的路程,我不由得不紧张。可是，刘师长却把自己安危置之度外，经常守在电台旁，注意集总和邓政委的安全。
我建议师部立刻转移,刘师长同意了。24日,我们来到固新以南35里的合漳(这个镇子在清漳河与浊漳河的汇合处，所以叫合漳。)住下以后,我又采取了一个保密措施，即凡有关军事秘密和我军行动与驻地，一律不准在电话上明述，以免被敌探截取。
陈赓同志率领三八六旅的主力，巧妙地躲过了敌人15日和24日的两度合围,及时地转出了“铁桶”，使敌人的“反转电击”手段落了空。搜山之敌，也被我十六团和七七二团一部打退。 他们首先实现了刘师长所设想的上策。26日,我们收到了太岳区发来的电报:“小平待岳南扫荡后即回太岳。”刘师长这才松了一口气。
26日下午，我们收到侦察小分队报告说，由于日寇抽兵扫荡，现在长治敌人大约只有500人左右，而且大都是辎重部队，壶关只有70多敌人，潞城和微子镇的鬼子一共才100多。
刘师长一直紧绷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说:“好了,我们正要乘虚而人呢。”接着他口授了一个电令:“命令一旅和第四军分区乘长治甚空虚，一旅即组织一个突击营，于长治附近迅速勇猛打击敌人，摧毁伪组织与补给线，捉杀汉奸，展开政治攻势。”
我们匆匆用过饭后，刘师长又口授了两个命令。
“第一军分区部队及所指挥之新一.旅部队，应一面利用太行山横谷东西机动，或打圈游击，或打击敌人补给线。但不可轻易脱离本区自缩一团遭敌聚歼。令各县、区、村全面展开政治攻势。”
致黄镇、宋任穷和刘志坚同志:“为配合一、五军分区反扫荡作战，你们应立即派军分区基干团主力向营井、武安线;一部入武邯线西段积极破袭，毁敌补给线，展开政治攻势。”我说:“这三个命令，都有“展开政治攻势’一项，日本人搞的伪组织就怕我们这一着。他们为了配合鬼子扫荡，也搞了不少政治手段。如大批发展会道门和青红帮来帮助维持会;长治的特务机关长深尾还亲自率领新民会和离卦道的头子杨书奎，前些日子到黎城进行煽动。”
刘师长嘲讽道:“这是冈村宁次历年奴役朝鲜和我东北人民经验的继续。他对我们不是要搞什么‘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吗?我们也回敬他一下,来个‘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
就在这几天里，集总被敌人包围了。但是由于联络中断，我们在28日才获知了大致情况:
“总部于24日晚在偏城南的杨岩、李堡、麻田、阳邑敌共3000余压迫下，被合围于南艾铺、窑门口,于25日午被包围。后向石灰窑以北突出敌围,电台五全失,左权阵亡,罗主任、立三部长向黑龙洞突围，详情不明。”
后来，我们才知道集总突围的详细情况:24日夜,由于总部机关庞大，后勤部队携带物资过多，行动迟缓，又未按原计划分路行进,结果一夜只走了20多里路，以致造成集总司、政、后、北方局机关和特务团的1000多人、上千匹牲口，都挤在十字岭一线的不利情况。25日拂晓，敌主力1000多人从四面压缩，以南艾铺为目户标,进行“铁壁合围”。彭副总司令同左副参谋长、罗主任等领导同然志商定: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局，向北突围到太行二分区,野政到太出行六分区。决定之后.彭副总司令纵身上了马,挥手高呼:“马上按指定方向突围!”率先向北山口冲去。左权同志负责指挥后勤人员突围。到了下午4时左右，大部分冲出了包围圈。左权同志还站在一个高岗上沉着地指挥疏散。突然，一发迫击炮弹呼啸而来，左权同志边高呼“卧倒！”一边冲到高岗下,将两位惊慌的女同志按倒。炮弹在他们身边爆炸了。那两位女同志得以幸免。可是，左权同志头部却被炮弹片击中,不幸牺牲。
在权同志的牺牲，使我全师将士振动极大。刘师长尤为悲恸。左权同志在苏联中山大学习时，和邓政委是同学。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时，又与刘师长同班同学。此后，他们又长期并肩战斗。由于集总和我师部驻地相距不远，左权同志还经常来一二九师，同刘师长、邓政委促康畅谈，共同商讨和筹划工作。刘师长在翻译苏联军事著作时，还常和左权同志互相切磋，由此可知，刘师长的悲痛是更深一层的。
当我安慰刘师长时，他正默默地擦着泪水。过了一阵,他深情地追述着他们过去共同学习和战斗的情景。末了，他说:“我们从苏联回国时，他才20几岁，今年也不过36岁吧。他年轻有为，是我党我军的一代英才。他的牺牲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要不是机关庞大，工作人员,特别是后勤人员大部分不会军事行动，是不会发生这种不幸的。
不久,刘师长和邓政委合写了《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一文，其中说:
“左权同志的牺牲，不仅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就在同志感情上，即个人的友谊上，也使我们失掉了一个最亲密的战友，我们的悲伤，是不可以用言语形容的。”
日寇在太行扫荡时,使出了许多新花招，使群众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例如，他们派出多股20至30人的搜索队,白天搜山时,指挥官站在山头上用望远镜观察指挥;夜间，由特务工作队配合，分头进入各村偷袭。他们假装妇女呼喊、婴儿啼哭、驴叫牛鸣;或者假扮我收容部队，诱捕躲藏在山洞里的我军人员和群众。他们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见东西就抢，见牲口就牵。有时，他们也用帮农民耕地，散发食盐、香烟、罐头等办法，诱惑农民给他们当向导。诱骗不成，就凶相毕露，不让农民收麦子，不让吃饭、喝水,用刺刀威逼老百姓给他挖找埋藏的财物。日寇还抓走了大批壮丁,后来运到东北去做苦工。地里的麦子，日寇抢走了不少,来不及运走的，都放火烧掉了。
根据地人民在我党的领导下，同日寇展开了不屈的斗争。特别是平顺、辽县、武乡、涉县的民兵和群众，配合我军英勇杀敌,涌现了大量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如寨上村有39名群众被日寇抓去后,忍受了百般折磨，没有一人吐露我军的行踪。鬼子们恼羞成怒,残忍地把他们用开水活活烫死!庄上村的一位老汉被鬼子抓去引路搜山，他故意引鬼子绕开正在转移的乡亲们,待乡亲们安全转移之后，他才把鬼子们带到山上。鬼子们知道上当后,用刺刀把老汉挑死了，而1000多群众的生命却被这位不知名的老汉保护下来。
反扫荡作战
刘师长采用“敌进我进”的战术,指挥我太行、太岳部队。分头向敌人的补给线、铁路干线、空虚的城镇据点实施全面有力的破击，迫使敌人不得不抽回重兵保护。这种釜底抽薪的战法，使敌人的扫荡兵力大为减弱。
各部队机智巧妙地反击扫荡之敌,打了好几个胜仗。如5月30日,有300多个日寇押着驮粮食和财物的骡马队，路过辽县的苏亭。七六九团一营三连由教导员王亚朴带领，在执行作战任务返回驻地途中，发现了这股敌人，就请辽县七区的民兵配合，迅速在敌人必经之路抢先埋设了地雷，并在公路两侧山岗上埋伏。一会儿工夫,敌人的先头部队就踏响了地雷，死伤20余人。后边的车队顿时乱作一团。这时，民兵们把滚石推下山岗，一时，山石撞击之声动山谷，把猬集在悬崖下躲地雷的敌人打得人仰马翻。其余的敌人跑向一片河滩地，在慌乱中又踏响了地雷。我部队趁势用步枪机枪和手榴弹猛烈杀伤敌人。这次战斗共毙伤鬼子140余人，缴获骡马80余匹，解救了被鬼子抓去的大批民夫。而我军民仅伤亡各1人。
领长看到收报后，赞不绝口地说:“苏亭战斗打得好!”他认为，这次战部以和民兵相配合地雷演石和火力相配合，我军伤亡最小，是一次很好的伏击战例。
第二天，我新一旅报告，该能则能长黄新友领突击营，奇袭了长治飞机场,烧毁故机3架、汽车14辆、汽油库2座。该旅宣传队在机场附近的墙壁上用白石灰刷上了“渡过艰苦岁月,争取抗战两年胜利的标语,还散发了传单。第二天,当地的同胞沸腾了!他们奔走相告,三五成群地跑去看被我烧毁的飞机和汽车。在同一天,三八五旅也攻入了虒亭、五阳、黄碾等据点。
此外,我军还摧毁了潞(城)黎(城)公路的敌人补给线,成功地伏击了经拂有村东流村前进的敌人,和由石城经阳高撤回潞城的敌人,以及由古城经东岗撤回观台之敌,共三股。其余小型战斗就更多了。据统计,太北区反扫荡作战中,共攻占敌人据点29处,破坏铁路40余里,炸毁火车3列、汽车27辆,平毁封锁沟和封锁墙90余里,摧垮各种伪组织347个。
在我军的打击下,日寇的扫荡部队不得不于6月上旬暂时退集邯长公路沿线,结束其对太行山北部的第二期扫荡。但是,他们仍在清漳两岸地区准备第三期扫荡,即对太行山南部的扫荡。
惊险的突围
扫荡完太北地区敌人,于6月初纷纷麋集在邯长公路沿线和清漳河两岸地区,准备进行第三期扫荡,目标是太行山南部。
6月8日早晨,据新一旅第二团的观察所报告,发现大批鬼子从黎城向东开来,并附有一部分骑兵。估计敌人的进攻目标,首先是第二团驻地宋家庄,然后围攻师部驻地黄岩及周围地区。
当天下午,刘师长、蔡主任和我立即研究反第三期扫荡的问题。刘师长说:“鬼子没有把我们‘一网打尽’,一定非常懊丧。他们第三期扫荡的部署,还是要合击我们的师部。”
我说:“我们这次转移,要来个较大的跳跃’,才能摆脱鬼子的包围圈,至少要‘跳’到涉黎公路以北。根据集总突围的经验,直属队这个摊子,最好分开,搞前、后两个梯队,走时有前有后,不要挤在一起。”
刘师长一边看地图一边说:“不走大路,走小路,尽量夜行晓宿,行动要秘密。从涉县、黎城敌人的接合部突围,把握比较大。树藩同志带后梯队,李达跟我在前梯队。我们在前头给后梯队开路。两个梯队都要轻装,把可带可不带的、笨重的东西都坚壁起来,包袱越少越好。让新一旅二团担任掩护任务。”他还指示后梯队的警卫部队由作战科长张廷发同志指挥。
吃过晚饭,刘师长来到后梯队检查准备工作。后梯队都是机关人员,其中卓琳、汪荣华等几位女同志,带着小孩,行动比较困难。刘师长都一一作了安排。
经过一夜的行军,我们于9日凌晨4时到了涉县城南35里处的黄北坪。部队稍事休息,准备了些干粮和水。第二天,即10日,我们吃过午饭,于1点多出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行军,来到了张汉村。
这一带,山不很高,但地势险要,沟壑纵横.我们走了一路,也没有见到几棵大树,只有些半人多高的灌木。部队不太好隐蔽。
我们从张汉村出发时,刘师长说:“再往前走,可能就到敌人包围圈的接合部了,随时都可能遇到敌情。从现在起,行军时把两个梯队拉开距离,缩小目标。如果今晚能穿过涉黎公路,就脱离危险了。”
我传达了这个指示,并嘱咐担任联络的同志,要注意联系,注意保密。然后,我就随刘师长在前边走。和我们走在一起的,还有新一旅政委唐天际同志及二团的几位干部。
我们时而骑马,时而步行,时而攀登山岗,时而下到深沟。晚饭时分,我们休息片刻,吃了些干粮,又继续循小路前进。我们走的小路,地图上都没有标出,很难辩别方向。夜幕降临,只剩下一丝月光,还不时被浮云笼罩,眼前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为了不暴露目标,我们既不能点火,也不能打手电。在黑夜中摸索,当然是很危险的。我对刘师长说:“现在不好辩认方向,闯到鬼子的宿营地就麻烦了。我们原地休息,天亮再走吧?”
“好,先通知部队原地休息。”刘师长说完,沉吟了一下,“我们这么大个摊摊儿,走了几十里路,鬼子的特务很多,我们不可能不暴露目标。在这里过夜,可能遭到偷袭。让大家打个儿,然后连夜返回张汉。鬼子怎么也不会料到我们还返回原地吧?”
我听了,非常钦佩刘师长的办法。用他自己经常讲的话来说,这就叫作“出敌不意。”
在漆黑的夜里,走崎岖的山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七弯八转,走了不少冤枉路,一直转到11日中午,才回到张汉。烈日当空,人们精疲力尽,口喝难忍,都盼着在张汉村喘口气,喝上几口水。可是,队伍刚刚进村,警卫部队从望远镜里发现在不远的地方,有一小股敌人正在搜山。刘师长命令部队避开敌人,马上钻入杨家山。谁知,我们刚翻上一道山梁,发现杨家山也被敌人占领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刘师长当机立断,让联络参谋通知后梯队,立刻冲出包围,甩开敌人,到黎城以北的北社、港东一带集合。
刘师长从警卫员手里接过了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响堂铺和神头岭方向,都有鬼子烧房子的烟火,说明那些地方可能有敌人的“残置部队”。
唐天际同志走过来说:“我跟几位放羊的老乡打听了一下。他们说,从这儿往西北,翻过前边这条大岭,就到了宋家庄的北山。再往前走,过香炉峧,就到东阳关、东黄须了。这条路近,能绕过敌人。他们还说,放羊时常走,就怕我们部队过不去。”
我打开作战地图,测量了一下,果然近得多。只是上边没有标出这条“羊肠小道”
刘师长说:“俄军统帅苏沃洛夫有一句名言:凡是鹿能走的地方,人就能通过。他在1799年就曾经率领一支大军从人迹罕至的地方翻过了阿尔卑斯山,救出了被困在瑞士的俄军,创造了一个奇迹。我想,凡是羊能通过的地方,我们也能通过。鬼子自然不知道有这条路。我们就走这条路吧。
我们沿着羊肠小路,钻进了山沟。刘师长的腿负过伤,走不快。警卫员给他找了一根树枝当手杖。
从鬼子盲目搜山的情况看,估计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师部。但是,敌我双方的部队已经交错在一起了,一旦遭遇,鬼子就会麇集过来。如果我们不惊动鬼子,就可以顺利突出包围圈。不过,这是件非常危险的事。特别是黄昏以后,我们突围的队伍和搜山的鬼子差不多都混在一块了,只是双方都分辩不清而已。
不一会儿,从我们后方传来阵阵机枪声。在我们对面的敌人也打起枪来。
刘师长朝后边望了望,焦急地说:“后梯队怎么没有跟上来?派个人去看看,刚才的机枪是不是朝后梯队打的?唐政委,你告诉二团的同志们,不要紧张,这几股敌人是我们偶然遇上的‘残置部队’和‘抉剔小分队。除非必要,我们不要开枪,哪怕是撞了对面,只要鬼子认不出我们来,也不要先开枪,要沉住气。别忘了鬼子现在是闻枪声必然集结的。”
当我传达刘师长的指示时,才发现跟上我们的警卫部队只有一个连!敌人的枪声、手榴弹声越来越近。我们迅速登上一个山岗,隐隐约约地看见对面山坡上有一支队伍正朝我们走过来。开始,我们以为是掉队的警卫部队赶上来了,就向他们靠拢。当走到距离几十公尺时,才看清对面来的是日本鬼子!在前边的汉奸叫喊着:“出来吧,看见你们了!”
刘师长说:“不要慌,这是虚张声势。别理他们,不要开枪,我们悄悄地绕过去。”
我们的队伍有条不紊,非常肃静地钻进了另一道山沟。这股敌人竟没有发觉我们。
入夜,我们终于甩掉敌人,来到一个山凹里。刘师长说:“在这里等一会儿,等后边的同志们赶上来,一起走。
我坐在一块石头上,长出了一口气,说:“鬼子的‘抉剔’也是够麻烦的。要不是天黑还不知道怎么样。
刘师长摘下眼镜,擦了擦满脸的汗水,也找了块石头坐下。
我们几个人相对而坐,喘着粗气,衣服都叫汗水浸透了。
刘师长说:“好险啊,差一点让鬼子‘抉剔’掉,去见马克思了。刚才跟鬼子打照面的时候,连他们的胡子我都看清楚了。这个‘抉剔’扫荡啊,可以使敌我杂处,煮一锅饭敌我都吃,走一路敌我相混,可谓是极复杂、极残酷、极机动的斗争了。”
在这如此危险的时刻,他还没有失掉幽默感。我可没有这么轻松!
“我们还是先到集合场去吧,在这儿等,太危险了。”我终于沉不住气了。唐天际同志也劝说着。
“等一等,后梯队跟上来再走。”刘师长坚持着。
我实在坐不住了,走到一块较高的石头上,用望远镜四处了望了一遍。就在我们这个山凹附近大约四五里路的一个村庄,火光四起,犬吠声和枪声混杂在一起,说明鬼子正在那儿搜索。我匆匆走到师长身边,又劝他:“鬼子离我们这儿只有半个小时的路。后梯队有蔡主任带着,后面的枪声也不紧,估计没有多大问题,至多是迷失了方向。集合场他们是知道的,我们还是离开这儿吧!
“不!”刘师长斩钉截铁地说。他犹如铁铸的一般,稳稳地端坐在石头上,严肃地望着我们,深情地说:“派人再去看看杨秀峰、李雪峰同志他们跟上来没有?还有那么多人没跟上,我怎么能走!他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同志,万一出了问题,叫我怎么向党交代呀!”
正说着,二团主力和师部直属队陆续赶到了。我马上布置二团二营控制附近几个山头和交通要道,让战士们上好刺刀,准备好手榴弹,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情况。二营的指战员们纷纷表示决心,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刘师长安全突围。已经等到深11点钟了,我们谁也没有说一句话。敌人的枪声和犬吠声越来近。我决不能再让刘师长等下去了,又劝他说:“请你和二团先走我带一个排回去找后梯队吧。”
“太危险了,找不到怎么办?”刘师长不放心地说。
“我们也可以打游击嘛。”
“好,你去吧。回来时还是到北社、港东方向找我们。”
我纵身上马,带领战士们往回走。我走出几步,又回头望望刘师长。他站在石头旁边,手拄“拐杖”,依依不舍地目送着我们。《摘自邯郸抗战史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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