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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无情党有情

时间:2021-04-23 16:33:09  来源:邯郸文化网  作者:邱县政协文史办  浏览: 分享:

 灾害无情党有情

 邱县政协文史办

1943年,邱县、广曲、企之县一带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大灾荒,邱县尤甚。其灾情之重,延续时间之长,造成生命财产损失之大,都是历史上少有的。

灾情综述

1941年春至1942年秋,邱县干旱严重,夏秋作物接连歉收。1942年秋后,干旱日甚,小麦基本没种上。1943年春,持续干旱,春苗无法播种。抗日政府发动群众挖土井抗旱点播,补种春苗,但因当时条件所限,只靠人工挖井抗旱,犹如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随着旱情日重,人们只能望天兴叹。人们盼啊盼,由春盼到夏,来的只是炎炎烈日、茫茫赤地。直到农历7月初老天才忽降大雨。谁知苍生有意,黄天无情,雨不降则己,降则不停,竟一连下了7天7夜,之后又连阴带下,持续了近半个月。只下得村村漫水,家家漏房,到处是一片汪洋。许多人家连睡觉做饭的地方都没有,只得吃生食,喝雨水,饥寒交迫。

大雨连绵,气温骤降,天气阴冷潮湿,人们刚出火坑,又入水牢。奇热骤冷侵袭着瘦弱之躯,加上饥饿多日,人们已是奄奄一息。随之伤寒病(霍乱)便蔓延流行开来,病魔和饥饿肆虐地吞噬着人们的生命。

大雨之后,逃脱死神魔爪而幸存的人们、只能找些高地种点儿晚苗或秋菜,企盼有所收成。谁知野草漫秋苗、害虫遍地生,人们因无力除草治虫、一点可怜的晚苗也遭到草食虫吞,造成秋季绝收,没有粮食。人只得从地里挖野菜、采野果赖以为生。本来遇此天灾,人们就已生活无着,而日伪军汉奸竟还不顾人们的死活,四处“扫荡”烧杀,土匪地痞更是丧尽天良,串村入户抢劫槽害。很快,多数家庭贫困如洗,无以为生,有的饿死街头,有的惨死人祸,有的卖儿卖女,有的举家外逃,全县多数村庄已是人烟少,田地荒芜,荒漫村,鼠兔成群。为挽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当时的抗日政府和抗日部队一方面领导人民抗敌作战,一方面组织人民抗灾度荒。组织运粮队,发放救济粮,勉强维持生计。1943年秋后,抗日政府还帮助一些村种上了一些小麦。但第二年春天又闹蝗灾,抗日军民虽全力灭蝗,但终因条件所限,夏季收成大减。抗日军民的强抗争最终没有压倒敌人,战胜天灾,最终饿殍遍地、荒野百里的悲惨状况还是发生了。

据当时的抗日政府粗略统计,这次浩劫过后,全县人口由原来的88000多人,锐减到1943年底的42000多人,财产损失更是难以估算。灾情最为严重的邱城、贾赛、马头及以北的一带村庄,有些村只剩下一百多人,有几个村只剩下几十人或十几个人,个别村则变成无人村。其惨状可想而知。

悲惨状况

由于1942年秋收粮有限,再加上日伪军经常进行“扫荡”掠夺,到冬天缺粮断炊的人家便日见增多。有的掺糠菜,有的喝稀汤,有的只能靠乞讨度日,多数人为吃饭四处波,可仍吃了上顿没下顿,举家愁苦难熬。1943年春,大多数人家开始变卖家中浮财诸如衣物、布料、棉絮、桌椅柜箱或铁木家俱等,以换取食物。饥饿使人们惊慌混乱,外出讨饭找活路的人越来越多。到春夏之交,变卖家产就成了普遍现象。凡有人买的东西,不管能卖几个钱或能换点儿吃的,就忍痛变卖。家产殆尽的人家就只能以野菜、草根、树叶、树皮、草面或棉籽充饥了,有些人家连枕头里面装的秕籽也倒出来吃掉了。那些家贫如洗,无东西可卖的人家,为了不被饿死,就很心卖掉自己的儿女妻子,甚至自卖自身。

当时的集市上,变卖家产、购买食物的人熙熙攘攘,拥挤异常。变卖的东西包括衣物、家俱、木料,可以说是无所不有,买的食物有粮食、糠秕和各种熟食。有不少人到集市上讨饭、混吃、偷摸,甚至抢夺。变卖财产的无不愁眉苦脸,他们担心东西卖不掉,家里人就会饿死,贱卖了东西,却换不到多少吃的,也难逃饿死的厄运。变卖的东西价格日跌,而食物的价格则转眼暴涨。几件像样的衣物换不来二斤粮食,一件好的家俱换来的粮食不够一家人吃一天的,到后来,三间房屋的木料只能换几个窝窝头吃。尽管如此贱卖贵买,人们依然变卖家产,购粮保命。人们好不容易变卖了家产,抢购到点食物,就得赶紧离开市场,否则就有被偷抢的危险。有的刚买到点熟食,马上就会有几个乞讨者围上来,一不小心,就会被夺走,当你追上抓住时,食物却早已被其吞下肚,或者被吐上唾沫、擤上鼻涕。饥饿,使人们失去了理智,忘记了廉耻。为生计,有人加入匪盗团伙,强取豪夺,杀人掠物;有人夜入民室偷走仅有的活命食物;有人得知自己的长辈近邻或亲友家中搞到点食物,就千方百计地骗走,哪怕自己的亲人、近邻为此气死、饿死也不理会;也有人狠心将自己的妻子儿女卖给人贩子,不少妇女幼女因此被卖做娼妓或童养媳;更有甚者,竟从死人身上割肉来充饥。

1943年夏,那些家境赤贫的老弱病残者,因饥饿差不多都死光了,没死的也已奄奄一息了。大雨之后,伤寒(霍乱)流行又有一大批人被病魔吞噬。那些苦熬过来的人,到了冬天,有的经不起严寒、饥饿和病魔蹂躏也被夺去了生命。在逃荒路上,那些卖光了携带物品仍找不到出路,靠讨饭也难以维持的人,也相继命丧异乡。

人死了,开始还有街坊、邻居帮助将死者埋葬。随着人的身体逐渐瘦弱,能走动的人日见减少,死了人也没人去埋了。因此,家里街上路上野外到处可见死人尸体,真可谓尸身遍地,满目凄惨。有的孤独老人或病人死在家里,许久没人知道,尸体任由虫食鼠啃,发臭变干,落一堆白骨,死在路上或野外的人,一直暴尸路野。

背井离乡

夏秋之际本是农民的黄金季节。可在1943年的邱县,夏季绝收、秋季无望。饥饿的人将能够充饥的东西吃光了,能换取食物的物品卖光了,再等下去,将是死亡。为谋生存,唯一出路就是背井离乡去逃荒。

外出逃荒并非易事。一是人们“穷家难舍”,谁也不想轻易离乡背井,四处飘零;二是邱县大部地区是抗日根据地,出门不远就是敌人的封锁线,遇上敌人便有生命危险;三是忧虑外出能否找到活路,万一不能生还,尸骨将遗弃他乡。故而,不少人迟疑不决,难舍家门,却饿死在家里。

在家挨饿等死,毕竟不是办法。为寻生路,大多能走动的人,还是带着无限的哀叹和留恋逃亡异乡。多数村庄外逃过半。外出逃荒的人们,扶老携幼,推车挑担,手提肩扛,带着仅有的家当和锅灶,漫无边际地穿村过乡、越县跨省,边走边讨乞讨不济,就变卖所携带的家当,家当卖光了,就卖儿女、嫁妻子、送姐妹……这是多数逃荒者的经历。

青壮年男人,除少数会手艺或有门路者可以找到活路外,多数人处境极惨。他们中间有的长工、打短工,有的到矿山铁路上做苦工,有的被日军抓去当劳工,有的找不到活计,就四处流浪,东奔西逃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凄惨地死于逃荒途中。

青壮年妇女除少数有点儿本事或门路者可艰难自保外,多数则嫁人,或被卖做人妻,或被迫弃夫嫁人,能够勉保自身者极少。年幼者被贱卖、送人或当童养媳,比比皆是。最凄惨的还是那些年岁较大的男女,他们干活没人用,嫁人没人要,讨饭为生难以度日,他们只有活一天算一天,啥时饿死啥时算。逃荒路上,人们东奔西走,南跑北逃,但他们最终还是生路找不到,死神不离身,惨死异乡者不计其数。

和衷共济

1943年,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县委、抗日政府、驻邱县的军队和冀南区党政军领导,积极组织并带领灾民开展了抗灾度荒和生产自救活动,并取得了一定成效。那些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人们,至今都能体会到:当时要没有各级党委和抗日政府的领,没有广大抗日干部和军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邱县人民的罹难惨景将更不堪设想。

在抗日战争较艰苦的1942年,冀南区党政军领导和一些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及部队进驻邱县抗日根据地1943年春大灾降临,冀南区领导、工作人员和部队,一面坚持抗日斗争,一面指导和协助各根据地人民抗灾度荒。他们与灾民风雨同舟、共度危和难,真可谓党、军民鱼水情深。

春天,为抗旱播种,冀南区和县抗日政府的各级领导就带领广大干部战士与灾民一起挖井抗早,给灾民以希望。一些灾民对抗旱缺乏信心,各级领导就下户动员,带头去干。群众生活生产有困难,领导就省吃俭用,多方筹集粮食来解决灾民的困难。

春苗枯死,夏收无望。各级领导就发动群众组织灾民到其它根据地调运粮食共达360多万斤,救济灾民及驻邱县党政军群人员。到各村向有余粮的地主富农开展借粮活动,解决了灾民的困难,挽救了一些濒临死亡的灾民。

秋季大雨成灾,瘟病流行。各级领导和军队又组织灾民排涝、播种晚苗,千方百计资助灾民诊治疾病。

9月,县委派一区抗日自卫大队长于平去卫东县求援,运来麦种数万斤,分给各村农户,以保证能适时播种一部分冬小麦。

因当时条件所限,各级领导面临的困难极大。但为了灾民,他们都竭尽所能,尽职尽责的去办理灾民所急所需的事情。能解决的问题,马上解决,实在不能解决的问题,也积极创造条件,努力去办。一些主要领导同志如宋任穷、王任重等等,虽日理万机,但仍不顾危险、饥饿和劳累,尽力挤时间亲自参与抗灾斗争,组织广大干部和部队开荒种地,搞生产自救。干部军民一起开荒种地,一起搞副业生产,一起研究解决生活和生产中的困难,一起搞田间管理,亲密无间,水乳交融。

历史凭据

附1:《一九四三年邱县抗日政府工作总结》(摘录)

《总结》记载:严重的灾荒渐发展着。它给我们的压力,某些地方比敌人所造成的压力还厉害。根据现有不完全材料,灾荒严重发展的几个主要征候:

首先是群众死亡率一天比一天增多逐渐由贫农到中农及个别的富农。仅大郭斗、百户赛(等)三区11个村在7月份调查(不完全),328人中因饥饿自杀者43人。当7月20日前调査,仅百户寨一个村的材料:正月饿死者仅1人,3月饿死2人,4月饿死4人,5月饿死6人,6月饿死7人,7月曾有天饿死5人。当时因为刚刚赈济,但快要饿死者现已不能动,全身肿胀,朝不保夕者54人(其中青壮年5人)。发展严重的时候,死人无人哭、无人埋葬成为司空见惯的了。遍地遗尸,臭气熏人,饿死人日有所闻。

其次是,根据地人力外流,有的当华工,有的逃到西北、东南去,仅倪宋一村逃走600人,自新寨逃走2/3,三区7月底18个村的调查,共逃走626户,1767人。在未下雨前,部分富农地主也都准备逃荒。

再次是,因饥饿而离婚者普遍各村。仅马固石街90余户人家,只有2个青壮年妇女未离婚。二、三、四区3个区41个村离婚的(7月底)476户,离婚数字打破了几年来的数字。

耕畜减少到一村没一头牛,如东常电、恒庄等村。

再次,人民情绪低落,土地荒芜。雨后大部分未下种。人民生活水平空前低落,吃糠秕都捞不到,在严重村(糠秕)都成为上等食品,吃小枣曾成为当时的主要食品。

在谈及大灾荒形成的原因时,《总结》指出:

A:主要是敌人的掠夺。

B:三年欠收,群众又无长期打算。

C:邱县大多数村庄为产棉区,人民生活腐化。

D:长期战争,劳力缺乏,地瘠民贫,收成减少……

附2:《度荒》(张绪新1944年撰写的一篇报道,采《星火燎原》摘录)

报道写到:从前年到第二年农历2月次透雨没下。地皮裂开几寸宽的缝,庄稼几乎全部枯死了。加上日本鬼子“扫荡”,国民党反动派闹磨擦,搞封锁,军粮的来源眼看就要断绝了。开头还能到树上搞点树叶,掺点小米熬稀饭吃,后来树叶也不多了,还要留给群众吃,我们每顿只能喝两小碗稀米汤。皮带上的洞一天天增多,裤带紧了又紧,时常有人饿得昏倒。村里有不少老百姓封上门,挑着小锅往外地逃荒去了。同志们的思想上也发生了波动,有些人在悄悄谈论:“咱们也快离开这个地区了吧!”

一天,军区直属队集合开大会,政治部主任朱光讲了话。他说:“我们是冀南人民的子弟兵,冀南根据地就是我们的家,喝清水,吃草根,我们也要留在这里,和群众起保卫这个家!”接着他用宏亮的声音宣布:“党中央给了咱们办法,就是一手拿枪,一手扶犁,自力更生,开荒生产……”

 

陈增哲作

宋任穷政委,朱光主任,行署王任重主任等首长都下地了。王参谋长扶犁,宋政委、朱、王主任等首长拉型。宋政委还着:“警卫连的同志们,咱们真要比个高低呀!”我们听着首长的话,看到他们个个高挽着裤腿,满脸汗,干得更加来劲了。

冬天过去了,四月里小麦秀了穗儿,谷子,高粱也长起来。老天总算帮忙,下了几次,地里庄稼一片绿。我们正紧着裤带,盘算着今年的收成。突然传来消息:蝗虫起来了!

蝗虫是庄稼人最恨的东西,老乡们说“天不下雨,还可以挖井浇地,孬好总能见点收成,可蝗虫一来,会把庄稼扫光啊!我们跑到地里一看,不由抽了一冷气。遍地是蝗虫,一棵谷子上就有七八个,蝗虫多的地方,地皮都给严了…领导立即组织我们去打。”(文中所指为邱县大省庄一带)

 

消灭蝗虫    李书芹作于1944

摘自《邱县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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