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反攻的后方
作者：张建国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阶级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坚持内战、独裁、卖国的反动政策，实行“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反动方针，企图夺取抗战胜利果实；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则依靠人民的支持，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主张把中国建成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准备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和平与民主；另一方面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政策,积极准备对付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这时的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对决。就是在这一关键时期，武安成为晋冀鲁豫边区首脑机关的驻地。以武安为中心的晋冀鲁豫边区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土地改革，翻身做了主人，他们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备战，参军参战，全力支援前线，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时期，以武安为中心的晋冀鲁豫边区成为支援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后方基地。
边区迁驻 战略佳选
武安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进可攻，退可守，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战胜利之后，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等边区领导审时度势，反复研究，最终确定了武安这个战略要地作为边区的政治中心。从此，武安就与边区联系在了一起，边区的党、政、军各级机关及新闻媒体等单位相继落户武安，武安成为边区的战略佳选地。
晋冀鲁豫边区机关两驻武安
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冶陶旧址
抗战胜利后，晋冀鲁豫边区（1941年9月在涉县成立）所属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行政区连成一片，总面积1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551万，至1946年1月国共达成和谈协议时，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000余万，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解放区。它以太行山为依托，横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江苏五省，地处华北、华东、中南、西北的结合部。它北起正太、石德铁路，与晋察冀边区接壤，可直指京津塞外；南过黄河并陇海铁路，与苏北、鄂豫皖根据地呼应，能直扼江汉宁沪；东抵津浦铁路，连接山东解放区，便直出渤海、黄海；西迄汾河及同蒲铁路，易策应陕甘宁边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武安，正处于这一战略区的腹心。
晋冀鲁豫中央局在伯延旧居
军区司令部旧址（冶陶村）
边区政府在三王村的旧址（现已改建）
刘伯承、邓小平旧居（冶陶村）
随着反击国民党的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利，1945年11月底至1946年3月，晋冀鲁豫中央局、边区政府和军区首脑机关分别由涉县、左权和峰峰迁至武安的午汲、伯延和龙泉一带其中在午汲时间较短，约一周时间。后中央局和军区首脑机关迁到伯延及其附近村庄，边区政府驻龙泉村。1946年1月，国共两党签订和平协议。1946年3月，为了更好地适应暂时和平的需要，中央局、边区政府和军区首脑机关陆续迁出武安，进驻邯郸。
1946年6月26日，随着宣化店战役的打响，国民党开始了全面内战。为了执行毛主席、党中央“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在一城一地得失”的战略方针，边区机关主动撤出邯郸又回到伯延镇及其附近村庄，到1946年8月，刘、邓率领野战军主力大踏步进退，寻机歼敌，边区首脑机关离开武安的平原地区，向西再进太行山。这次撤退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统一部署，中央局和军区司令部驻冶陶镇，边区政府驻三王村，军区政治部、社会部驻固义、固镇、马村3个村，人民日报社和新华通讯社由南文章村迁到河西村，还有一些机关分别驻在附近村庄。直到1948年5月20日，晋冀鲁豫边区与晋察冀边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晋冀鲁豫边区的历史使命结束。两年多的时间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薄一波、滕代远、杨秀峰等在这里指挥了波澜壮阔的军事斗争，实现了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解决了全区3000多万农民的土地问题，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发展了边区的财政经济，巩固了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统一公开了全区党组织，开展了整党运动，党的组织更加巩固，党的力量不断强大。晋冀鲁豫边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组织各方面的建设都得到了全面加强，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尤其是刘邓大军南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
1947年11月30日薄一波与滕代远（左四）、宋任穷（左二）、陈毅（左三）在冶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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