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乐亭烈士事略

刘亚南 刘今生 司枕亚 陈蕴贤

追求真理

  任乐亭同志又名任鸿宾，河北省大名县城东于夹河村人。一九一六年古厉八月二十八日生于一个中农家庭里。一九四零年初夏的一天，日伪军残酷地扫荡我永年县北部抗日根据地，任乐亭同志率县游击大队英勇反击，不幸中弹牺牲。时年仅二十三岁。

  一九二六年冬，任乐亭同志九岁时，就读于大名县城内羊市街第一完全小学，一九三二年冬结业后又转入七师附小读一学期补习班，于同年署假考入何北省立第七师范。任乐亭同志与我们不仅是小学的同学，而且考入第七师范后也是同年级。学生时代的任乐亭同志就胸怀大志，勤奋好学，多才多艺，聪颖超人。有一年过春节他写这样一副春联贴在大门两旁：牛有力田间耕耘，人立志报效国家。这副春联就代表他自己当时的思想实际。当然任乐亭同志在小学时代这一思想还是朴素的，待考入第七师范这几年，这一朴素思想就有了升华。不仅立志报效国家，而且进一步探索怎样报效国家。这是由于第七师范复杂的斗争环境所决定

的。

  人人都知道第七师范是直南革命的策源地，从一九二六年开始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党组织建立之后就进行发展党团员和反帝大同盟等外围组织，一度曾发展到二百多人。约占全校师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在当时国民党恐怖统治下，进行了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活动。

但革命斗争的历程是极其曲折复杂的，一九三二年夏，第七师范的领导权被国民党兰衣社份子郭鸣鹤所篡夺。这位新校长一上任，就拉来一批国民党极右分子，立即在校内推行“新生活运动”，制定了种种规定和制度来限制共产党员的活动，并进一步达到肃清的目的。这年夏天，经郭鸣鹤招收的两班学生，政治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所谓“保皇派”，在大庭广众面前，谩骂共产党；有的是所谓“中立派”，彭吹死读书，不问国事。但不少学生在郭鸡鹤的残酷统治下，千方百计地进行各种形式地反抗。青年学生面对着种种选择，而任乐亭同志走了后一条路。当时他接近的都是些进步的同学；他爱读的多是些进步的书刊。从一九三二年考入第七师范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在当时国民党恐怖统治下，面对着复杂革命斗争的实际，任乐亭同志遇事都问一个为什么？他一直在追求真理，探索正确的革命救国之路。

  记得有一次举行全校性的讲演比赛，讲演的题目是：“攘外必先安内”。由这个反动的题目就可了解学校当局的卑鄙伎俩。参加讲演的人个个声嘶力竭地骂共产党，哪个骂得越起劲哪个获得奖品越多越好。在讲演会结束回教室途中，任乐亭同志悄悄对司枕亚同志说：“这些人真无耻！”这一语道出他的觉悟、理想和追求。这时任乐亭同志的思想巳经达到新的境界，他满怀信心的憧憬着新社会。

奔向革命

“七七事变”的枪声打响了，日本侵略者节节南进，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大名县城失守。沦入敌手的大名城，挂起了太阳旗，成了人间地狱。国民党军队南逃了，广大农村土匪烽起，这些股匪每到一地明要暗抢，掠夺一空，因而群众叫他们“吃千队”。这时不甘当亡国奴的任乐亭同志，刚刚离开第七师范的校门，就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离乡背井，去寻救国之路。

  开始阶段只是在同学亲友之间进行革命的串连，待一九三八年春末，大名县抗日政府组建起来了。这个抗日县政府是统一战线性质的，国民党旧军人陈明韶任县长，共产党员解蕴山同志任抗日县政府民训科长。任东亭同志和我们一伙青年知识分子，都到民训科团结在解蕴山同志周围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每到一地就刷写标语，编出壁报，印发宣传品，召开群众会，从而达到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的自的。当时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我们也没有任何报酬，但大家不知疲劳，工作热情极为高涨。为了不当亡国奴，每个人都为党为革命而勤奋地土作。当时任乐亭同志的工作表现尤为突出，并有很高的组织能力，在我们一伙青年知识分子中自然形成了核心。

在民训科工作时期，任乐亭同志参予或主持举办了多期小学教员训练班，讲述抗日救亡的道理，教唱革命歌曲。这些情景至今使人记忆尤新。魏县紫岗中学有一教师名张可贤，当时参加过小学教员训练班，他多次向我们表示对任乐亭同志的敬仰和怀念。

任乐亭同志多才多艺的天才，在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民训科这一阶段，多次在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这一名剧，任乐亭同志扮演江湖艺人，当有节奏的锣鼓声把群众召集起来之后，他开言道：

打起锣鼓响铛铛，

挑起担儿走四方。

南边收了南边去，

北方收了北边往。

若是南北皆不收，

黄河两岸渡春秋。

  任乐亭同志扮演这位江湖艺人，边道白边表演，而且每句道白之后都伴有小锣声：铛、铛铛。由于他表演生动、活泼、逼真，博得观众的好评。许多群众看过演出流下了热泪，达到了教育群众的良好效果和目的。

临死不惧

一九三九年初，大名县抗日政府成立两个行薯，解蕴山同志任第一行署主任，管辖范围就是现在的魏县一带。任乐亭同志和我们一伙青年知识分子从民训科又调第一行署工作，行署设在北台头村。解蕴山同志抓枪杆子的思想十分明确，不仅注意加强一行署所辖三个区大队的领导，而且对各地一些自卫队也派去了指导员进行整顿。二区大队长刘玉庆是国民党的兵痞，思想反动，解蕴山同志打算换他，由任乐亭同志接任二区大队长的职务。刘玉庆感到共产党要改造自卫武装，不甘心丢掉二大队的领导权。尤其是蒋介石在全国开始掀起反共高潮，陈明韶放弃了一时联合抗日的主张，暴露了原来的反动真面目。提出全国“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排挤共产党员，陷害共产党员。就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当时任二区大队长的刘玉庆发动了骇人听闻的“北台头反革命事件”。一九三九年四月上旬某一夜晚，刘玉庆分别派武装，在同一时间内统一行动，将任乐亭、司枕亚、杨友云、杨书亭、任琢之、赵发堂、张增祥、石晓晖、申国宝等十余人拘捕起来，集中在北台头一地主外院的北屋，企图活埋。隔窗望去，刀枪林立，人山人海，把拘留我们这座北屋包围得水泄不通。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当地的进步士绅李和轩出面了。

“刘玉庆！你想干什么？！”李愤怒地问。

  “这些青年人都是共产党，想把自卫团拉走，改变为游击队，应杀勿赦！”刘答。

  “混蛋！给我统统放了！你想到后果没有？”李又高姿态地责问。

  “放……放……放了？！”刘吱吱唔唔犹豫地答。

  “放了！我保证解蕴山不报复，你还当你的队长。”李肯定地说。

  就这样把我们被拘捕的一伙青年人很快全部释放了。事后才知道把活埋我们的坑都一一挖好了。“北台头反革命事件”所以能和平解决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没有抓住解蕴山同志，在“北台头反革命事件”发生的前一天，解蕴山同志在行署研究布置工作后，于当天傍晚由陈蕴贤同志跟随到了三区大队视察工作。解蕴山同志离开了北台头，没有抓住他，有后怕。因为解蕴山同志当时领导着四大队的强大武装，刘玉庆担心自己落不了好下场，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另一方面，“北台头反革命事件”的那天拂晓，成安县大队游击队到北台头附近驻防，军号燎亮，操声动地，刘玉庆摸不清头脑，感到不安。这都形成李和轩出面干预获得成功的前提。

  “北台头反革命事件”发生后，任乐亭同志自始至终表现得非常冷静、沉着、从容不迫。当时我们坐在一个土坑上面面相觑，不知所措，这时张增祥同志表现思想紧张、情绪不振，任乐亭同志便说：“增祥！给我一支烟，抽最后一口。干工作时刻都得有去见马克思的准备。”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丝毫恐惧，这一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慨，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风度。大家听了任乐亭同志这样说，思想更加镇静了。当时大家只有一个共同想法，为革命牺牲，谁也没想到再活着出去。

光荣入党

  “北台头反革命事件”和平解决后，任乐亭同志于一九三九年四月中旬即从第一行署调到三区大队任军事教官，这时刘今生同志任大队教导员，陈蕴贤同志任三大队一中队指导员。任乐亭同志一到就抓紧对部队的训练，在进行军事训练的同时也加强了政治工作。任乐亭同志在三大队工作虽然仅有两个多月，但这段工作很出色。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基本训练并进行夜行军、快行军、实战演习，开始以班、中队为单位进行训练，最后全大队集中演习。这次训练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及实战能力。这个大队后来过渡到冀南游击第二支队，开到德石路，参加了百团大战，获得不少战果，这与任乐亭同志这一阶段工作是分不开的。实际上他在指战员中的威信是很高的，大家都很钦佩。任乐亭同志初出茅芦，就发挥了可喜的军事天才。

  党考虑到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于一九三九年六月底，任乐亭同志和我们一伙青年知识分子输送三专区工作了。我们到三专区后大部分都分配到三专署行政干部学校学习或工作，校长是唐哲民。任乐亭同志到干部学校没有参加学习，就担任了大队长，刘今生同志担任中队长。这所学校的宗旨是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培养一般干部，三个月一期，每期学员有二百人左右。学员都是从各县选送来的，有的从工作岗位来的，但多数是从家刚出来参加革命的。任乐亭同志在干校工作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工作积极负责，关心同志的作风获得大家一致的赞扬和好评。当时不少人患疥疮，任乐亭同志从家拿钱买药送给陈蕴贤、权乞夫等同志。党根据任乐亭同志的一贯表现，于一九三九年七月初，经干部学校专作党的工作的韩仙舟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年八月，任乐亭同志又介绍陈蕴贤同志参加了共产党。当时党处于秘密状态，并不公开，但当我们听到这一消息莫不欢欣鼓舞。

壮烈牺牲

    任乐亭同志身材比较矮瘦，但干起工作来有使不完的劲。由于他在干部学校工作干得出色，于一九三九年九月间，又调到永年县游击大队当了大队长。我们几个人聚在广平县三区牛庄为任乐亭同志话别、送行。司枕亚同志到三专区后并没有到干部学校去，而直接分配到广平县三区当了区长，当然要尽东道主之意，设法弄了一点酒菜，刘今生同志在那弄了一点酒。因为任乐亭同志不抽烟就爱喝几盅，这次聚会他显得格外高兴。

   “缴获了短枪送你们每人一支。”任说。

    “二哥！一定办到。”我们满意地答。因为在战争环境里，谁不迫切有支枪来打击敌人、保卫自己啊！

    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话别竟成了永别，这次送行就一去而没有复返。任乐亭同志调往永年县工作后，刘今生同志调任干部学校的大队长，司枕亚同志调任广平县抗日政府民政科长了。由于各自工作忙迫，特别是处在紧张的战争环境，哪有见面或通讯的机会？！永年是三区的边沿县，环境比较艰苦，我们不断直接或间接听到，永年敌伪外出扫荡，经常发生战斗的消息。一九四O年初夏的一天，永年县专人给司枕亚同志送来任乐亭同志壮烈牺牲的消息，噩耗传来使他热泪横流，并默默在想：任乐亭同志你死得太早了，党正需要你，革命正需要你，你才二十三岁啊！竟离开了人世。

司枕亚同志专程去永年县，到了任乐亭同志牺牲的地方，参与操办了烈士的后事。在永年县北部根据地一个村庄北侧的树林中，掩埋了任乐亭同志的遗体，临别时司枕亚同志向土冢深深三鞠躬并说：乐亭同志安息吧！我们一定继续战斗下去。

  任乐亭同志的一生是短暂的，然而是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任乐亭同志值得我们学习之处是多方面的，首先要学习他革命的坚定性。革命的道路是十分艰难复杂的，而任乐亭同志总是意志坚定，满怀信心，勇往直前，百折不回；任乐亭同志对革命事业有高度责任感，做工作积极负责，精益求精，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任乐亭同志迂事同大家商量，平易近人的作风也特别值得我们学习；任乐亭同志心胸坦率，光明磊落，从不计较个人的名位和得失；任乐亭同志那种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任乐亭同志这个人虽然早已离开我们，但他高尚的党性、品质，他的好思想、好作风一直激励着我们前进！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说过：“一个人应当不伯死。如果打起仗来，要死就死在战场上，同敌人拼到底，中弹身亡，就是死得其所。如果没有战争，就要努力工作，拼命地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巳。”（周恩来传略202页）。任乐亭同志就是这样的人，用这一尺度衡量他是当之无愧的。

    注：本文作者刘亚南同志曾任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府顾问；刘今生同志系中国对外贫易促进会副主任；司枕亚同志系中央商业部粮食购销局局长；陈蕴贤同志系河南省公安厅长，已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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