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取李马寨逼降于旺庄

司枕亚

  跨入1941年以来，中华民族神圣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日本侵略者先后实施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加频繁、残酷地扫荡，疯狂地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敌人为了“蚕食”抗日根据地，大量地增建碉堡、抢修公路。当时大名县许多村都修筑了碉堡，碉堡与碉堡之间都强制群众修建了公路。形成碉堡林立，公路密如蛛网。就以城北部而论，张庄、王村、杨固、海子、万堤、杨桥、于旺庄、李马寨、屯头、包头、龙化等村庄都修筑了敌碉堡。迫使我军民处于：“夜宿碉堡下，眼观堡上灯，行军必过路，天天闹敌情”的境地。

面对当时残酷的斗争环境和复杂的斗争形势，1942年5月4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向冀南发出了《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冀南区党委为认真贯彻这一指示精神，召开了地委书记会议进行了研究和布署，并通过了《打开冀南严重局面的指示》。对如何开展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斗争方针和斗争策略，都进行了详尽的布署。当时，在组织工作方面提出：紧缩上层，加强基层，反对头重脚轻。为了有利于就地坚持斗争，做到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干部调回原籍工作，实行干部地方化。我原来在三专区的肥乡县担任抗日县政府秘书，后调到一专区的大名县杨桥区担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当时县政府秘书是协助县长负责全面工作的，为了这次调动，三地委组织部长康健生同志在广平县李白营村找我谈了一次话，至今记意犹新。

大名县同冀南其他县一样，由于正确贯彻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精神，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逐渐打开了严重的斗争局面。李马寨和于旺庄的两个碉堡伸向大名县北部根据地腹部，犹如眼中钉、肉中刺。我们决心首先拔除它。

李马寨碉堡驻有大名县伪警备队一个中队56人，队长王凯。这帮伪匪胡做非为，横征暴敛，经常向周围村强索粮食和款项。遇有少缴或迟送，不仅扣押或吊打群众，而且结伙到村抢掠。这帮伪匪时而派民夫，时而抓壮丁。遇到青年妇女，经常说些下流的语言和做些卑鄙的动作，进行猥亵。使周围村广大群众啼饥号寒，鸡犬不宁。

我们区的干部在游击队的配合掩护下，经常在夜晚深入到李马寨碉堡附近，向这帮伪匪上“大课”，进行宣传教育。再三强调地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吃中国饭，穿中国衣，给日本鬼子当汉奸，替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卖力，对得起我们的国家民族吗？对得起自己的祖先同胞吗？你们为日本鬼子守碉堡，向善良的中国同胞弟兄敲诈粮食、勒索款项对不对？发了多少昧良心的财？把日本鬼子打走后，就要给你们算总账。政府对你们当汉奸的人，都清清楚楚地记着账。你们暗中帮助，保护抗日军民，不敲诈、不打骂群众，不帮助日本鬼子奸淫烧杀，政府在账上给你们记着“红点”；你们做的一桩桩坏事，在账上给你们记着“黑点”。日本鬼子快完了，到那时政府、群众同你们对证，命债、钱债都得还……。

虽然多次对李马寨碉堡这帮伪匪进行耐心的挽救和争取，但他们都置若惘闻。李马寨碉堡上备有一套锣鼓，每逢向他们上“大课”，这帮伪匪就敲锣打鼓，进行喧扰。有时还放冷枪，以示抗拒。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八旅23团某连于1943年农历4月28日，乔扮伪东亚同盟自治军，高举日本“膏药”旗，沿大名城至李马寨的敌占公路，大模大样地向李马寨碉堡前进。沿途故意大大咧咧，举止轻佻，对沿途群众也忍痛进行了骚扰，尤其走到桑圈村还找村长虚张声势地要烟酒、要猪羊。由于我军伪装巧妙，不仅服装、番号来自伪东亚同盟自治军，而且举止扮相也极神似。所以，当我军走到李马寨碉堡附近，敌人信以为真。我军排长庞国斗率领战士顺利进入碉堡，驻守这座碉堡的大名县伪警备队，除一人反抗被击毙外，其他伪队长王凯以下55人全部被俘。缴获步枪58支，我军无一伤亡。创造了我军拔除碉堡的一次模范战例。

我军智取李马寨碉堡的胜利消息，很快传遍四面八方，大大鼓舞了我抗日军民的斗志。李马寨周围村的群众自动拿着铁锹、镐头赶来，很快将碉堡拆除，碉堡周围的壕沟也填平了。部队为了继续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将王凯等55名俘虏移交我们区处理。区游击队将这批俘虏带到前沙圪瘩，对一般伪军士兵经过教育后遣返回家了。王凯深知自已有罪，难逃人民惩罚，乘看守不严之机，于深夜畏罪潜逃了。

驻守于旺庄碉堡的伪警备队也有50人左右，队长董兆瑞是大名城内羊市街人。我家住在马厂街，我们两家不仅居处较近，而且我在第七师范读书时，董兆瑞是这个学校图书馆的工友，我哥哥司景周是图书馆的负责人。当时我对董兆瑞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认为他比较本分，对工作有责任心。第七师范图书馆那样浩瀚的图书、报刊，他协助司景周不仅管理上井井有条，而且把阅览室的环境打扫得一干二净，经常窗明地洁。后董兆瑞当了伪军队长，从调到于旺庄碉堡后的所做所为来看，虽然不时向周围村派粮要款，但还算有节制。遇有过分的索取，我们通过联络员向他打招呼，他也能听从。对群众的态度也算过得去，没有以残忍手段对待群众。总之，如果将董兆瑞同王凯比较而论，董兆瑞虽未做到“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毕竟良心未泯。而王凯就属认贼作父、助纷为虐了。

针对董兆瑞的特点和过去我同他的那点关系，我们创造了另一种拔碉堡的模范战例，那是1944年农历5月的一天，只有一名通讯员跟随我来到于旺庄接近碉堡的王家凤家，我叫通讯员叫来村长李九龄。

“天哪！这里距碉堡这样近．你白天来这里，太危险了，快离开吧！”李九岭见我就恐惧地劝说。

“怕什么？！你到碉堡上把董兆瑞找来，你就说共产党、八路军的区长有话同他当面说。”我对李九岭这样说。

“这样做行么？”李九岭既犹豫又忧虑地回问我。

“快去！不可多虑。你要密秘告诉董兆瑞，叫他一个人来见我，不许带人。”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人们一心扑在革命的利益上，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我毫不犹豫的吩咐李九岭。

“董兆瑞！你还认识我么？我家住城内马厂街，在七师读书时，叫司宗孟，司景周是我哥哥。现在我是这个区的区长，于旺庄就在我管辖范围。”李九岭到村西碉堡上把董兆瑞叫到王凤家的东屋，我一见他就这样说。

“认识，区长好！”董兆瑞老实巴脚地回我话，不象一般伪军那样蛮横粗野。

“咱俩离开第七师范后，没有走一条路，我走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路，你走了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路。我走这条路是光明的，你走那条路必遭到人民的唾骂。”我义正辞严地对董兆瑞进行教育。他低头不语。

 “今晚要拔除于旺庄碉堡，你希望文拔还是武拔？”我进而逼问董兆瑞。

 “文拔怎样拔？武拔怎样拔？”董兆瑞感到命运莫测，他怯声怯气地反问我。

 “今晚我军围攻碉堡，如果文拔，当八路军包围碉堡后，就向空中鸣枪，过一阵子，你要带领全部伪军走出碉堡，把枪支弹药留下，全部释放回家。这样假打真投，是为了欺骗日本鬼子，从而保护你们全家平安无事。如果武拔，就真枪实弹地干了，枪弹是没有眼睛的，打死谁，命该如此。捉住谁，一律按战俘处理。何去何从望你三思。现在到你立功赎罪的时候了！”

 “还是文拔吧！”董兆瑞听我进一步解释后，神态紧张不安，沉默许久才慢腾腾地答复我。

 “按计划行事，双方有利。”我最后说一句，就扬长而去。

 我从于旺庄出来，马不停蹄地找领导汇报了同董兆瑞的谈判情况，与部队进行了联系，并一再分析董兆瑞会不会食言后，决定按计划行动。1944年农历5月的这一天，小麦即将开镰收割。正当人们担心敌人外出抢粮，布署保卫麦收，准备快收、快打、快藏之际，于旺庄碉堡就这样“文拔”了。周围群众欢欣鼓舞，喜笑颜开。老村长李九岭尚健在，当我找他回忆当时同董兆瑞谈判的情景时，他说：“太惊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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