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起义后的高树勋同志
刘秀珍
当树勋同志在敌后抗日的时候，我们全家居住在天津市。天津市当时是沦陷区，我们应付敌伪统治是很费周折的。遇到他们来查户口，全家人不是分别投亲奔友躲避几天，就是叫孩子改名换姓。最小的侄子只有四、五岁，教他说姓索，一直到全家去河南项城时，树勋同志问他姓什么，他还天真的说姓索。树勋笑着说，到这里不要再姓索了！
我们是一九四二年九月去河南的，除了我和我女儿，还有树勋的妹妹，三弟和三弟妇及其子女。树勋同志将全家在陕西的西安安顿好，他就在河南省的项城、临汝、伊阳（今河南汝阳）、渑池、南阳、镇平、南召等地驻防，一直到一九四五年。
河南省是汤恩伯所辖势力范围，树勋同志带领军队转战到这里，首先遇到的是蒋介石分化瓦解他的军队和夺取军权。树勋同志带到河南来的两个军，一是他自己原来带领的新八军，一是米文和的六十九军（原是石友三的一个军），先是由汤恩伯鼓动，将米文和的六十九军调给汤恩伯指挥，吃掉了树勋的一个军。然后，蒋介石又派他的嫡系胡伯翰来作副总司令并兼新八军的军长，树勋只剩下集团军空头司令的名义。其后又把树勋调离军队，以高级军官的名义去重庆受训。
在树勋同志的部队里，还有一个受蒋介石指派来打黑报告的参谋长田希源，这人经常告密说树勋有赤化嫌疑。树勋在重庆受训时期，曾去谒见过冯玉祥，据冯说，蒋介石曾问过冯：“高树勋这人打仗怎么样？”冯答：“高树勋坚持敌后抗日六年！”有一天，树勋突然接到戴笠的请贴并派来汽车接他去吃酒，地点是离重庆几十里的郊区，可能是白公馆、渣滓洞一带。树勋与戴素无来往，为什么突然请客，心里非常疑惑。他去了之后，被让到一间小客厅里，一个人坐在这里直等了约有一个小时，戴笠才慢慢地走出来，皮笑肉不笑地说请你来喝茅台酒，草草应付一下，又派汽车把树勋同志送回来。回来以后，他想这次戴请他去一定是不怀好意，本来是想干掉他，可能又请示了蒋介石，所以才耽误了约一个小时才出来接见。认为时机不成熟，又因有碍于冯玉祥和树勋的老关系之故，才又暂时放他回来。
本来在洛阳失守之后，陈诚到河南内乡开会时，提出了任用树勋为冀察战区司令。但是树勋同志在国民党统治区三年多的时间里，个人安危还算小事，更重要的是亲眼目睹了蒋帮统治的极端腐朽、黑暗，看到了在他们统治下的人民处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蒋帮军队腐败，毫无战斗力。军官们贪污、盗窃，利用职权大搞投机倒把，吸毒贩毒，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在蒋帮统治下，特务横行，残酷迫害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城乡到处拉壮丁，拉来的壮丁绳绑索捆，逼得人民走投无路。凡是有爱国热情的人都能看到蒋帮已丧尽人心，蒋介石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树勋经过半生的军队生活，在西北军中成长起来，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灭绝人性的杀害我同胞、践踏我神圣领土，也接触到一心为公，为救国救民英勇战斗的共产党人。他反复思索，认定中国唯一的出路是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一个富强的新中国。他从重庆回来之后，就下了决心，要弃暗投明，投奔革命。
一九四四年八月，有一个在国民党军队里搞地工的王定南同志，在南召被汤恩伯部队扣押，解到树勋驻地镇平。树勋为要保住这位党的工作人员，就取得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的同意，联名保释王定南出狱。王定南来到镇平与树勋会面，两人从此建立了革命友谊。正巧八路军王树声部进入河南嵩县，胡宗南电令树勋予以堵击。树勋和王定南商定，利用这机会与八路军建立关系。经过王定南先是只身去王部商谈八路军过境问题，其后又为解决马石坪发生冲突事件，陪同树勋在火线上与八路军陈先瑞同志商谈与八路军联系问题，这为树勋奔向革命开辟了道路。后来由于王树声部南下，继续联系不便，树勋就决定由王定南同志去太行山，同共产党、八路军谋求建立长期的密切联系。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王定南带着树勋给彭德怀同志的信，从南召出发，北上太行山，在山西黎城见到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向他们递交了树勋的信，汇报了树勋向往革命的迫切心情，得到八路军领导同志的赞许。王定南同志带回来刘伯承司令员的亲笔复信，热情欢迎树勋参加革命。树勋从此坚定了要跟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
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抗战胜利。蒋介石却调兵遣将，准备大举进攻解放区，掀起反共的内战。他发表任命树勋同志为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调树勋带部队从河南沿平汉线北上，到平津进行接收。当时，邯郸、邢台已是解放区，要到平、津去，必须过邯郸、邢台。蒋介石调树勋同志去第一线接收，是为了既要进攻解放区，又消灭非他嫡系的杂牌军。树勋识破他的奸计，就决这在北上途中起义。于是把部队开到新乡，暂在那里休整。
这时，我回天津路过新乡。有一天在屋内梳头，树勋的一本书掉到地上，从书里掉出一个纸条，我拾起一看，原来是他向党表示决心，说坚决跟着党走，海枯石烂不变心。我赶紧把这张纸条收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他和党有联系，但是还想不到他要有什么行动。
不久，树勋带队伍沿平汉路北进到河北省邯郸以南地带，经过王定南同志多次穿越火线，作好同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等领导同志的联系，决定于十月三十日在马头镇宣布起义。次日晨，刘伯承司令员、薄一波副政委到马头镇慰问树勋，欢迎他的革命行动。十一月十日，在武安伯延村召开全军大会，经党决定宣布成立民主建国军，任命树勋为总司令，王定南同志为总政治主任，范龙章为一军军长，乔明礼为二军军长。树勋发表通电：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独裁专制，要求和平、民主，坚决与共产党、解放军联合。当时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以及解放军领导都发来贺电。起义之后，树勋同志写了入党申请书，由邓小平、薄一波同志为介绍人，经过党中央的批准，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树勋的起义，在重庆《新华日报》作了突出报导，对全国影响很大。中共中央于十二月十五日发出指示，对国民党军队开展“高树勋运动”，号召国民党军队官兵学习高树勋的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许多不满蒋帮统治的国民党军官纷纷效法树勋，走起义道路；在解放战争期间，起到了瓦解敌人、促进全国解放的作用。
当树勋的军队从新乡开拔时，我正绕道徐州回天津。他的起义行动，事前我毫无所知。在徐州时，突然来了一个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告诉我树勋已在邯郸起义，要我们赶紧离开徐州。我们就在王定南的爱人唐宏强同志的帮助下逃出徐州，进到离徐州五里外的解放区。第二天国民党当局去徐州我的住处逮捕我，他们扑了个空。我进了解放区，经过陈毅将军率领的新四军四师师长张爱萍同志驻地，由他们护送我转到武安去找树勋，沿途受到解放区人民热烈欢迎。在进入山东解放区时，还受到当时在山东省的黎玉同志的热情接待。他在临沂给我们召开欢迎会。到了武安，树勋见我来了笑着说：“我起义的时候想到过你，如果你从蒋管区来不了解放区，我也拼着不要你和孩子们，单人匹马我也闹革命！”我说：“你的决心真大啊！连家室不要，也要干革命。”
在西安家里，当时有树勋的妹妹、三弟和三弟妇还有儿女等人。树勋起义的消息传到西安，胡宗南正在宋哲元家里打麻将牌，胡对宋的家属透露了要拘留我们家属。宋家和我家因为旧西北军关系，素有来往。这消息被宋的家属传送到我家，家里人研究对策，只留下树勋的妹妹一个，其余人都投奔亲友躲避起来。后来，西安的国民党当局去我家捉人，还将树勋部下军官在西安的家属也集中到我家，拘留了一个星期，没有发现他们要拘捕的人，就都释放了。
我们在西安的家属们，最后得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同志们的帮助，全家分两路离开西安。三弟夫妻和其子女由山西绕道北京回天津；树勋的妹妹带着我的子女二人从西安出发经郑州、彰德，过封锁线到达解放区邯郸。当时邯郸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树勋同志正在邯郸开会。树勋的妹妹和我的子女到他那里时，正见着邓小平同志、杨秀峰同志和刘伯承将军。从此之后，我们全家就在革命的队伍里重新团聚了。
全国解放之后，毛主席、党中央对树勋给了很大的关怀和照顾。他参加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一至三届的人大代表，又被任命为河北省副省长。最使我们感念不尽的是，一九五三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宴请过树勋。毛主席在席间谈到：你们过去帮助过我们，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的。一九七一年秋天，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约树勋在北京相见，我们赶到北京。不料发生林彪叛变事件，周总理忙得不能分身，因而未能晤面，这就成为树勋生前的憾事了。一九七二年树勋在天津病重往院，敬爱的周总理指示天津市委护送他到北京医院抢救，终因年迈病重，于一月十九日逝世，终年七十四岁。
树勋逝世后，一月廿一日，党中央在北京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的华国锋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新亭同志，人大常委会委员谢扶民、季方，国防委员会委员卢汉等同志，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和树勋的生前好友及其家属参加了追悼会。中共河北省副书记马力同志在致悼词中说：“高树勋同志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紧急关头，率部起义，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主张和平，站到人民方面来，在全国影响很大。起义后，高树勋同志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努力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做了有益的工作。”对树勋同志参加革命的行动给以高度的评价。他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的革命公墓，享受了极大的哀荣。
我现在也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仍住在天津。近年来被邀请为政协天津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出席了天津市政协的各次会议。在我安度快乐晚年的岁月中，一定要象树勋同志一样，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我的力量。
这篇回忆，因为事隔几十年，有些时间我又不在树勋身边生活，所以一些事实写的有些不完整或不准确的地方，还希望了解树勋同志事迹的老战友、老同志给以订正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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