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丹心 无私奉献
——忆张锡珩同志
蔺瑞丰
张锡珩同志，1910年4月出生于磁县彭城镇。我曾在锡珩同志领导下工作，他对我的教诲至今难以忘怀。他面对白色恐怖坚持斗争、组建和发展抗日武装的革命精神，严以律已、无私奉献、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崇高情操，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
面对白色恐怖
坚持革命斗争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背信弃义，突然袭击，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进了血海深渊，中国革命惨遭失败。在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年代，张锡珩同志挺身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张锡珩的父亲张兆丰同志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搞军运工作。北伐战争中，因战功卓著先后晋升为旅长、师长，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从苏联回国后任北方局军委书记，曾先后组织磁县、博野、蠡县暴动。
张锡珩同志自幼接受父亲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导和熏陶，以革命为己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部队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27年10月，年仅16岁的张锡珩，面对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毅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团县委领导动摇妥协，他挺身而出，以“泰兴”缸窑为掩护，建立南北来往的联络点开展工作。1928年，由于开封党的组织遭破坏，张锡珩同志受牵连被捕入狱，坐牢75天。他在狱中威武不屈，坚持斗争。由于敌人未查出任何证据，被营救出狱。次年，锡珩同志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接受党的派遣，离开家乡到烟台刘珍年部芝罘军官学校学习军事，任秘密党支部书记。他利用俱乐部，开展革命工作，积极发展党员，成为群众注目的活动分子。后因国民党特务发现，锡珩同志被迫离开学校到天津，经北方局派遣，在京、津、唐地区做军委工作，很快在国民党军队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三个党支部，受到省委书记贺昌同志的表扬。1930年，锡珩的父亲在协同薄一波同志组织晋绥军李生达部二一四团起义中，因叛徒告密起义失败，英勇牺牲。锡珩擦着眼泪对妻子李俊英说：“父亲牺牲了，我更要接着干。如果我牺牲了，你把小华(锡珩大儿子)抚养大接着干。”充分表现了锡珩同志坚强的革命决心。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取得了胜利，华北党的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张锡珩同志又以“泰兴”缸窑为联络点，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他利用社会关系，担任国民党磁县彭城镇保卫团教练，在保卫团士兵中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有组织、有计划地选拔和培养骨干，为组织抗日武装，做好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
坚定顽强 创建人民武装
“七七”事变后，张锡珩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坚定顽强地创建“河北民军总指挥部游击第十三支队”，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和发展太行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由于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的方针，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磁县国民党的党政要员、资本家和富有者，携妻带儿渡河南逃。侵华日军长驱直入。是年10月，磁县城沦陷。当时，磁县、武安一带厂矿停产，工人失业。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率部退驻磁县彭城镇。为了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直、鲁、豫特委书记张玺同志指示安排下，通过在河北民军总指挥部工作的地下党员温建公同志(温系张荫梧的秘书长)活动，委任张锡珩同志为“河北民军总指挥部游击第十三支队”司令。张锡珩同志利用彭城镇保安团教练的身份，收缴了保安团和警察局的枪支，为组建第十三支队打下了初步基础。跟随张荫梧退来彭城镇的保定第二师范学生王中位、张俊卿、马树勋、王瑞珍同志，脱离张荫梧参加第十三支队，充实了支队骨干。锡珩同志积极宣传“抗日救国、誓死不当亡国奴”的革命道理，动员陶瓷工人和群众参军，部队很快发展到200多人。
河北民军第十三支队，在敌、伪、顽和反动封建势力的夹缝中发展壮大。在张锡珩同志组建以瓷业工人为主的“第十三支队”的同时，纪德贵同志以六河沟煤矿工人为主组织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四游击支队，田裕民为县长组织了磁县人民抗日政府。当时，张荫梧还委任薛孟麟为“河北民军第十四支队”司令，宗具臣为“河北民军第十六支队”司令，程舜为河北“抗战中央建国军”司令。国民党部队营长郝西成自称司令，独据一方。张锡珩同志为了团结薛孟麟共同抗日，将河北民军第十三支队编为薛孟麟河北民军第十四支队第三大队，张锡珩为大队长。后因薛孟麟依靠国民党，锡珩同志脱离第十四支队，又举起“河北民军第十三支队”的旗号，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当时第十三支队虽有200余人，但只有几十条枪，子弹也不多，又没有军衣，有的同志说，这哪象个部队，张锡珩同志鼓励说：“别看枪少，有了这些武器以后就好办了。”
支队成立初，张锡珩同志一面指挥部队袭扰敌人、破坏交通线，一面依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筹粮筹款、动员地主出枪，支援抗日。当时由于汉奸特务造谣破坏，反动封建势力借机组织了“天门会”、“红枪会”、“联庄会”，在“谁来打谁”的反动口号煽动下，反对抗日游击活动。有时部队进村，他们摇动黄旗向部队开火，阻止进村，致使部队给养发生了严重困难，有时竟无米下锅，不得不派人找八路军借粮。张锡珩同志集合部队讲话说：“大家没饭吃，都饿着肚子，我给大家唱段京剧暂且充饥!”他的乐观主义感染了部队情绪，博得了阵阵掌声。因反动势力勾结会道门反对抗日游击队，第十三支队副司令张锡九在动员枪支中被姚庄地主民团流弹击中牺牲，一时反动势力极为嚣张，给抗日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
1937年冬天，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彭城、峰峰等村镇，锡珩同志仍率第十三支队在彭城周围继续袭击敌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元旦，张锡珩、田裕民率部驻水峪村，受到日本侵略军的袭击，在八路军的支援下胜利突围。1938年春节，部队移驻两岔口村，准备休整过年，又遭敌人袭击。县长田裕民负伤，部队突围受到一些损失。特委决定部队到黎城县偏城镇休整。2月，第十三支队奉命回磁县开展工作，途经涉县西坡村时，被孙殿英属下葛子厚部包围缴枪，张锡珩、王维纲等同志被拘留。锡珩同志指示部队“不要怕，不要逃，他们无奈何于我们。”广大指战员面对威胁利诱的卑劣行径，坚持斗争，毫不动摇，并高唱抗日歌曲。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和张荫梧的干预下，孙殿英说明误会，深表歉意，发还枪支，放行部队，并赠发30支步枪。部队经林县到山西省陵川县休整。当时环境险恶、生活艰苦、日本鬼子的连续袭击，薛孟麟率部逃回黄河边，程舜率部到山西省辽县，宗具臣率部回到磁县曲沟村，张锡珩同志仍率部坚定顽强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1938年是十三支队大发展的一年，也是加强部队自身建设的一年。1938年2月，八路军在神头、响堂铺和长乐村等歼灭战的胜利，粉碎了日本侵略军对上党的九路围攻，迫使日军退守平汉铁路沿线(今京广线)。铁路西一带已无敌伪据点，极大地振奋了我军民的抗战热忱。我和吝兰英、崔文章、李泽普、李忠谋、靳秉忠、索玉荣等共同组织了“河北民军总指挥部磁县青年抗敌团”，开展游击活动。5月，张锡珩、田裕民、王维纲等班师回到彭城镇，我们在张锡珩同志指挥下活动，并派王有政、张修勤等同志和我们一起加强部队建设。7月，“河北民军总指挥部磁县青年抗敌团”编为第十三支队第二区队，区队长陈友山，教导员王有政。我在锡珩同志直接领导下协助工作。张锡珩同志积极贯彻党的“集中以应付敌人，分磬以发动群众”的方针，除留部分基干连队机动袭击敌人、破坏交通、捣毁敌仓库外，其余连队作为骨干，分遣各地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由于正确贯彻了党的“筹粮、筹款、发动群众”的建军方针，除保证支队所需粮款外，还按月向上级完成缴纳现金、粮食和钢铁、棉花、布匹等筹集任务。支队不断扩大，建设成为4个区队．(营)近2000人的游击兵团，新组建了“工人游击队”、“特务团”等部队，还补充了一二九师特务团和八路军总部朱德警卫团，较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打仗、筹款、发动群众’’的光荣任务，为创建磁武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锡珩同志非常重视部队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部队初建时，就建立了党支部。部队扩大后，支队建立了党的总支部委员会。设政治处，区队设教导员，中队设指导员，积极发展党员，开展政治工作。锡珩同志运用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部队，启发和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抗日救国觉悟，树立“坚决抗战到底”和“誓死不当亡国奴’’的革命观念，经常和部队同唱“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国土，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民族解放的先锋。”他要求我们以八路军为榜样建设部队，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建军原则，采用八路军的“抗日军人课本”和抗日革命歌曲教育部队，使部队官兵情绪十分活跃。从而巩固了部队，加强了革命团结，保证了部队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打不烂，拖不散，英勇作战。由于锡珩同志严格要求部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到驻地要为群众扫地、担水、做好事，离开时要捆铺草。送还东西，检查遵守群众纪律情况。部队不断谱写出军民鱼水情的新篇章，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群众赞扬第十三支队是“赛八路”。
锡珩同志很重视培养和使用干部，十分注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部队。他还任命大学毕业的李子康同志为政治处教育股长，发挥他在部队教育工作中的积极作用。还抽调学生组成宣传队，派遣部分知识青年到八路军晋南干部学校学习，回来后分配到连队任指导员，对开展连队工作，活跃和巩固部队发挥了积极作用。锡珩很注意吸收妇女同志参加部队，先后吸收林英、王洪志、肖淑清等女同志参加政治处工作，并任命林英同志为政治处发运股长。后因战争环境关系，组织决定调林英等女同志到磁县人民政府组成妇女工作队。林英任队长，赵青任指导员，队员有肖淑清、王洪志、唐喜凤、阿宝兴、方凝瑞、方凝祥、张有恒等十余名女同志，在开展磁县妇女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张锡珩同志亲自组织各类干部学习班，学习《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游击战术》、《战斗条令》和《内务条例》等课程，学习射击、投弹、攻城等军事技术，从而提高了干部的军事素质，加强了部队建设，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锡珩同志非常重视部队的后勤供应工作。他亲自抓筹措粮款的工作，指示领导干部带队分赴各地筹措粮款，不但保证了部队津贴及每人每日五分钱菜金，还购置了武器弹药、布匹、医药等部队军需物资。他积极组建机构，任命陈运清同志为供给处长，在彗峪村组建了修械所，制造步枪和手榴弹；在天濠村组建了被服厂，保证部队的单衣、棉衣、棉被和子弹带、手榴弹带、挎包等物品的供给，保证了军容整齐。任命李仲谋为卫生处长，在十步槽村组建了支队卫生队，使伤病员及时得到治疗。由于后勤保障较好，部队将士情绪高昂，驰骋于广大战场，英勇杀敌，保卫家乡。
锡珩同志认真执行艰苦奋斗、勤俭建军的方针，以八路军为榜样建设部队。他身体力行，英勇作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深受广大指战员的爱戴。当时磁县的抗日武装有五六个部队。群众评论说：“想吃面，‘抗中建’；想吃肉，到‘独六’；想吃糠，王维纲；想喝汤，张锡珩；想吃苦，当‘八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同志曾指出：“在我们主力部队来之前，河北省就有了一支我党领导的、张锡珩同志掌握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第十三支队。”领导和群众的赞扬，锡珩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1939年2月，张锡珩同志奉命率第十三支队赴沙河县编入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支队(为第二大队)，开始了新的征程。
坚持抗战 坚持统一战线
锡珩同志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是执行统一战线的模范：1938年夏天，正当磁武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孙殿英、丁树本(国民党河北省大名专署专员)来到武安县阳邑镇，委派县长、霸占地盘，扬言不给八路军、游击队粮食，妄图把八路军和其他抗日武装挤出武安；在革命老根据地索井村成立国民党磁县县党部，扩大势力；薛孟麟打着“国民革命军第一战区独立第六支队”的旗号招兵买马；程舜打着“抗战中央建国军”的旗号，勾结封建势力，抢占地方。他们制造谣言，寻衅闹事，破坏抗战，诽谤八路军是“游而不击”，诬陷游击队是“八路化”。日伪特务欺骗群众，组织会道门，建立“爱路村”，对抗我军的游击活动。国民党特务利用地主民团和“天门会”、“红枪会”等组织，抵制抗日工作，给第十三支队等抗日武装和县政府工作造成极大困难。为了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张锡珩同志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支队和磁县县委领导下，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通敌有据、顽固反共分子坚决予以打击：对暂时中立，同我友好者，则耐心说理、循循善诱、引导他们团结抗日，遵守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原则。由于执行了正确的反顽斗争方针，促进了团结抗战新局面的实现，部队得到了迅速壮大。
1938年7月，部队在武安整编，孙殿英委派的驻在阳邑镇的县长声称·河北民军第十三支队是河北省的部队．武安是河南省．不供给粮食·企图遏制我军活动。针对这一反动方针．张锡珩同志率部进入阳邑镇．面对县政府扎营．一面构筑工事准备战斗．一面找县长说理·提出我们是抗日部队。必须供给粮食。当场还质问县长对“蒋委员长”的“如果战争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都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讲话为什么不执行?县长自感理屈词穷·无言可对·被迫答应第十三支队只要在武安县境驻军。即供应粮食等物品。取得了反顽斗争的初步胜利。锡珩同志率第十三支队驻在武安县的刘家岗西、和村、东西苑城和姚庄一带．对开展武安南部工作和保护鼓山东西交通线．向根据地运送物资。做出了积极贡献。
1938年10月，国民党第一战区独立第六支队司令薛孟麟。执行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将第十三支队在武南淑村活动的一个大队围歼。锡珩同志为顾全大局、团结抗日采取和平调解的方针。请县长田裕民同志出面干预。薛孟麟趾高气扬置之不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部于1938年12月冒雪奔袭，将薛孟麟驻淑村的一个大队一举全歼。薛迫于无奈．请求田裕民同志进行调解。双方交换了人枪，为表歉意，薛孟麟赶造步枪6支，上款刻“锡珩兄存念”，下款刻“弟薛孟麟敬赠”。从此两个部队和睦相处．互通情报。合作抗日。由于武装斗争掌握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巩固和发展了统一战线。
我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激发了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热潮。封建地主阶级的绝大多数人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感召下，积极拥护我党的合理负担政策。出粮、出枪支援抗日战争。有的地主本人思想进步，参加抗日工作；有的送子女参军、参政，为国效力。但也有少数村镇的封建地主和反动会道门头子拒不同抗日政府合作，勾结日伪反对政府和军队工作人员进入村镇工作。为打开抗日局面，锡珩同志在县委领导下，配合八路军主力，对坚持反共又通敌有据的顽固分子和反动道首给予坚决打击，镇压首恶分子、摧毁反动堡垒、打垮反动组织，极大地振奋了群众的抗日热情，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威信，开创了这个地区的工作。
1938年9月，张锡珩同志率第十三支队配合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赴冀南开展工作，当完成任务返回铁路西时，途经马头镇的王家庄，突然被反动会道门包围。他们扬言要部队缴枪投降，情况非常紧急。锡珩同志一面命令部队严阵以待·一面通知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打扫卫生，整顿军容，给群众担水做好事，并向群众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组织部队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松花江上》、《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抗日歌曲，深深感动了广大群众。经过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调解，达成和平解决协议，使被围困三天三夜的严重事件得以解决，实现了团结抗日的愿望。
张锡珩同志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坚持团结、坚持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光明磊落、以诚待人、广交朋友，模范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深受各界人士爱戴和拥护，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锡珩同志很重视团结友军的工作，亲自拜访友军领导人，互通情报、协同作战、加强同友军的团结。他还指示我代表他走访友邻部队，先后走访了驻武南的李光弟部、驻段家岗西的薛孟麟部、驻白土村的程舜部，加强了联络，增进了相互信赖，促进了友好往来。
严以律己 无私奉献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无私奉献是张锡珩同志思想作风的重要特色。他对工作严格要求、埋头苦干、讲求实效；他生活俭朴、廉洁奉公、从不牟取私利；他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顽强的革命毅力、乐观充沛的革命精神，在我记忆中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1938年冬天，锡珩同志的棉裤破了，棉花有时掉出来。他向部队讲话，怕影响指战员的情绪就立正站着讲，以防棉花外露。后来供给处提出要给他补发一条棉裤，他不仅拒绝，还批评供给处说：“战士们都是一条棉裤，为什么给我补发?我怎能够搞特殊!”后经他爱人李俊英同志亲手缝补继续穿用。
锡珩同志对家属子女的要求也很严。他身居领导之位却一直未同意爱人李俊英随军，让其在家乡隐蔽居住。1943年，磁县一带遭受严重灾害，俊英带着孩子，吃野菜度日，没给部队增添负担，甚至重病缠身时，也不告知锡珩同志知道。直至全国解放，张锡珩同志才把妻儿接到身边。民主革命胜利后，有些干部喜新厌旧，抛弃糟糠之妻，张锡珩同志却把爱入李俊英视为亲密战友，恩爱如初，得到群众颂扬。当时郑州军分区直属部队党总支书记说：革命胜利了，不要忘记战争年代的患难夫妻。尽管他们没有文化，但对革命有大贡献，张锡珩同志就是榜样。号召干部向张锡珩同志学习。锡珩同志对子女要求严格，从不溺爱。从小就把孩子送到学校学习独立生活、经受锻炼，使孩子养成自尊、自主、自强的良好习惯。
张锡珩同志严于律己的品德还表现在坚持刻苦学习，诲人不倦方面。不论炮火连天的烽火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总是手不释卷，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书。早在抗日战争年代，他身为第十三支队的领导，只要没有战斗情况，坚持每天早晨读书一个半小时，钻研理论，提高自己。"1942年，他到延安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将此看作是革命征途上的“加油站”。他说：“这次在延安受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教育，收获太大了，我虽然参加革命20多年，可是革命道理知道的太少，这次补上了一课。”全国解放后，他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不顾年纪大的困难，努力研究军事理论，取得了优良成绩。他说：“我虽然搞了30多年军事工作，可是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还必须刻苦学习现代化的军事科学知识。”晚年他虽然疾病缠身，仍坚持工作。他说：“只要不去见马克思，就要为党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虽然被关进“牛棚”，身处逆境，仍坚持学习，临终前还在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锡珩同志诲人不倦，对我的教导更是永志难忘。1938年7月，我到十三支队，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经常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他对我大胆信任，要我放手工作，分管后勤、筹款、扩充部队等工作。他经常给我讲长征故事、革命道理和党的知识，并帮助我学习《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等文献，引导和启发我的革命觉悟。
张锡珩同志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艰苦卓绝的工作和勇于战斗的作风，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深受领导和群众的称赞。全国解放后，毛主席视察河南省军区时，陈再道同志把张锡珩同志拉到毛主席身边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副参谋长，他十几岁参加革命搞军运，37年开始打游击，现在也很能干。”毛主席微笑着点点头，同张锡珩同志亲切握手，并让坐在他身边一齐照像。事后，张锡珩同志说：“真没想到能和毛主席坐在一起合影，我既感到光荣，又感到受之有愧。”充分表现了锡珩同志为人民鞠躬尽瘁的无私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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