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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湘南支队

时间:2023-09-14 07:37:32  来源:邯郸文化网  作者:郝遇梧  浏览: 分享:

 我与湘南支队

 

郝遇梧

 

湖南人民解放总队(以下简称湘南支队)是解放前在中共湖南省工委军事策反领导小组布置下建成的。湘南支队成立的时间不长,活动范围不广,但对迎接野战大军南下,争取零陵地区人民的解放胜利,作出了贡献。

 

 

解放前的中国是最黑暗最腐败的社会。国民党不顾人民在抗日战争中长期受苦受难需要和平环境以休养生息,悍然发动内战,把人民推向水深火热之中。当时在湖南地区,贪官污吏横行,物价一日三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国民党军队抓丁、派款、要粮,更加激发了人民的憎恨,湖南各地纷纷出现了不少革命活动和革命组织。当时,我是零陵永郡联立频洲中学在校的高中学生,本就有青年学生所固有的正义感,又长期受革命启蒙老师陈克难同志的教育,加以解放战争已逐渐转入胜利高潮,以谋国家强大人民幸福为己任的我们,便积极与我的启蒙老师陈克难同志联系请示,决定采取实际行动,置身于解放战争的洪流中,为革命作出应有的贡献。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就接受了一敬爱的老师,也就是我革命的引路人------陈克难同志的革命教育。

 

陈克难同志原籍湖南常德,一九二七年就参加了革命,他是在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反动派在湖南屠杀工农和共产党员的时候,在常德接受了中共湘西特委军委李嘉宗同志的影响走向革命道路的。后来因叛徒的出卖,李嘉宗同志牺牲。他自己也因此被国民党常德军警稽查处逮捕。只因李嘉宗同志,翦去病同志(是湖南省总工会秘书,在他家隐居),向国民党指明陈克难还不是党员,才经他父亲陈强将军(老同盟会会员)保释。一九二九年,陈老因追求革命前往上海,在亚陆中学读书时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又在上海被捕。一九三二年下学期,陈老转入国立暨南大学。在这个学校里,由共青团转党。一九三三年,又因叛徒暴露而被南京宪兵司令部逮捕,判刑十年。长期的狱中生活,致使一目伤残。一九三八年,到零陵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受当时中共零陵县委书记胡大年的领导(胡大年同志现已在上海离休)。为了取得革命的合法身份,当时受零陵县普爱乡国民中心小学校长孙标之聘在该校当教师,教高年级的语文、数学。并对未能升学的青年学生进行义务补习教育,从中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他曾热情地向我们学生介绍阅读进步书刊,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的主张,并领导大家出墙报,办民众夜校等等。我当时在中心小学读书,是陈克难同志的得意学生。组建湘南支队的骨干分子,也是陈克难老师在中心小学或补习班的学生。因后来和零陵的伪专员公署专员CC分子姚雪怀针锋相对的斗争被下令通缉,经组织同意离开了零陵,但他和我却一直没有中断联系。

 

一九四八年上学期,我在零陵永郡联立频洲中学读高中三年级,陈克难同志从长沙给我寄来了进步书刊,要我物色有志者同学,以革命行动迎接全国的解放。这时我与同班挚友吕文生、何剑使俩人秘密谈论了这个问题,三人志同道合,互相启发,互相鼓励,都表示以实际行动投身武装斗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当时以我们三人为核心,团结班上六、七个同学,组织了一个命名为“噜嗦社”的组织,并出了《噜嗦社》墙报,针对当时社会现实,撰写了抨击腐朽社会弊病的文章。在学校震动很大,受到学校训育处停刊的禁令。一九四八年下学期,我高中毕业,何剑使表示回家乡到县开展革命斗争,我和吕文生则决定在零陵从事革命活动。

 

一九四九年春,我和吕文生在零陵联络组织了一批进步同学(多为失学失业的高中毕业青年)。决定成立“零陵新青年学友会。”四月初,在零陵芝城山公园内唐任炳同学家秘密召开筹备会,选我为筹备会主任,吕文生为记录。当时我根据陈克难传给的信息,讲了前方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敌占区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情况,以及零陵地区出现不少革命地下活动和革命武装组织的情况,我们有正义感的青年学生,应积极行动起来,开展武装斗争,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到会同学深受鼓舞,纷纷表示他可以摘多少枪,我可以搞多少武器,以实际行动打击腐朽的反动派。一九四九年四月底,我应陈克难同志来信相约前去长沙,经过陈克难同志的介绍,参加了中共湖南省工委军事领导小组策反小组主持的武装斗争训练班,学习了五、六天。在训练班着重学习了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还听取了梁君大同志所作的当前形势和关于在敌战区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报告,他还介绍了当时湘中支队姜亚勋部队斗争发展的经验。记得梁君大同志说过,青年学生干革命是热情勇敢的,但意志往往不够坚定,经不起艰苦的考验,容易动摇,搞武装斗争就是要经得起艰难险阻的考验,另外要牢记依靠群众,广泛联系和发动群众,集结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迎接湖南的解放。梁君大根据我汇报的情况,具体指示我回零陵后,要坚定革命意志,作好克服一切困难的思想准备,先挑选组织骨干,发动群众,再集结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陈克难同志根据梁君大同志的指示精神,制订了“零障工作计划”(用的是直行红线条十行纸毛笔写的)。主要内容大意是:首先成立“核心小组”为革命的核心力量,进行革命宣传和革命串联活动,广泛联系和发动群众;分头发展革命组织成员,组建“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南支队”,团结进步派,争取中间派,打击顽固分子。临走前陈克难同志发给了我一批书籍、文件和印刷品秘密带回零陵。记得有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等著作,和铅印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石印的《湖南人民解放总队告国民党官兵、乡、保甲长、士绅书》等文件和印刷品。

 

我去长沙后,吕文生随即回到家乡樑木桥(北乡)约同吕介立、李石生、陈振华等,去锡孝乡中心小学,动员校长蒋兰芳同我们一道出面组织成立“锡孝乡学友会”。吕文生组织“锡孝乡学友会”的公开身份是以研究学术,增进友谊为宗旨,实际目的是通过学友会,团结和争取进步同学,作为进行革命地下活动的有生力量。五月中旬,他们冒雨在伪锡孝乡公所举行成立大会,到会五六十人,大都是高初中毕业生和在校学生。会议通过了学友会的组织章程,选举以蒋兰芳(中心小学校长)为学友会主席,吕文生为学术总干事等十多名职员,接着在锡孝乡中心小学召开了学友职员会议,昌文生在职员会上谈了当前国内形势和我们青年应有的态度,大家还讨论了学友会开展活动的具体计划。

 

 

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我从长沙回到零陵。当即约吕文生一同去普爱乡(零陵南乡)大庙头杨仲明家,通知樊远贻、魏克扬、姜学臣到杨仲明家开会,会上我传达了在长沙我与陈克难、梁君大同志会见以及参加训练班学习的情况。通过讨论,根据长沙制订的“零陵工作计划”,成立了“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南支队”的领导组织,“核心小组”的成员有郝遇梧、吕文生、杨仲明、樊远贻、魏克扬、姜学臣(后去孙标部队)共六人,并选我为核心小组组长。在核心小组会议上,我反复说明了遵照梁君大、陈克难所嘱成立“核心小组”的目的和要求,为此,与会人员重点研究讨论了如何开展工作问题。大家认为,为了迎接野战军南下,争取零陵地区人民尽快地得到解放,我们重点抓两大工作:一是积极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二是进行革命串联,筹建革命武装。同时为了有保密的安全防范措施和情报灵通起见,决定除了城里撤珠井陈秋月负责的最早建立也最秘密的联络点之外,另外增设两处秘密联络点。一处是大庙头杨仲明家隔壁的邮政代办所,由姜益敏负责(姜的哥哥和我是同学,他叔叔负责邮政代办业务,姜以帮助叔叔工作为掩护),一处是零陵城里正大街同昌布号(蒋石泉父亲合资经营),由蒋石泉、蒋月泉兄弟负责。水晶巷陈九皋家由陈负责,他们共同任务是监视敌人的动态,收发往来秘密信件,收藏革命宣传品,转送情报和接洽湘南支队人员开会时放哨警戒等。这几处联络点的同志,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的湘南支队整个武装活动中把生命危险置之度外,发挥了作用,作出了贡献。

 

一九四九年六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组织带领杨仲明、陈九皋、董铁山等革命同学,带着从长沙带回并早已通过石印印刷工人张奇英秘密翻印的近千份革命宣传品,在零陵县城主要交通要道,直至伪县政府、伪警察局门口,张帖散发。凌晨我就离开了县城,来到樑木桥吕文生家。次日我叫吕文生到县城收集反映。当时这一行动对整个县城震动很大,到处流传着:“共产党进了零陵城…解放军队来了”的群众舆论。反动军警为之张惶失措,市场物价为之大跌。伪县长当时收到我们寄发的省里铅印的警告信和传单,据说深感大势已去,不得不有所畏惧,后来,零陵刚解放,就率部投降了。省立医院院长李德生看了我们的宣传品,通过关系主动将一支左轮手枪交给我们。我们进行的各种宣传活动,一直到野战大军到达零陵后,都没有间断过。这些宣传活动,对于鼓舞人民的斗志,争取中间力量,瓦解敌人,打击反动气焰,影响很大。为我们进行革命串联,筹建革命武装,也起了促进作用。后来事实证明,在当时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的零陵,我们所作的一系列宣传工作是深入人心的,是较有成效的,现在零陵县城中老年人,还是记忆犹新。进行革命串联,筹建革命武装,十分紧迫,但如何建立武装力量?如何筹集枪支弹药?我们核心小组曾多次进行研究讨论。曾设想几种方案:一是由我们核心小组的同志各自设法搞些枪支,以此起家;二是一起去搞大地主家的枪支,然后拉队伍上山;三是学习湘中支队姜亚勋部队发展的经验,分化瓦解敌人,争取中间力量,在反动的地方武装中进行策反。由于我们都是青年学生出身,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前两种方法进行较慢。一九四九年六月,我们几位同志通过各种方法,才搞到四支手枪,这就是我们起家的本钱,只有最后一种方案进展较快。

 

六月中旬以后,杨仲明的亲戚杨义(原国民党军官,辽沈战役被俘,受教育后释放回家,年纪比我大,他知道国民党已没有希望,听了我们的革命宣传急于想靠拢我们找出路)了解到我们在积极筹建革命武装,就来和杨仲明联系,要求参加,我们同意杨义为筹建革命武装出力。他在后山角一带串联了刘鑫、唐千甫等一、二十人,十余支枪。对于这些人、枪,我们要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事,听从我们的指挥,随叫随到,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武装力量。后来事实证明,他们确实是按我们要求办事的。

 

大约是六月底,杨义接收黄紫卿参加,黄是杨义的姨亲,行伍出身,曾在唐生智部下任过旅长,一九三三年后闲居在家多年,由于唐生智的影响,有倾向革命这方面的愿望,他当时有人枪三、四十。我们经过商量,认为黄紫卿是一支可以争取的力量,如能争取过来,可以壮大我们的力量。于是便叫杨仲明、盘坤、姜益敏和杨义,多次去找黄紫卿会谈。我们的同志向黄宣传党的政策,讲解了当时我们所了解的革命形势;同时也向黄提出我们的要求,必须遵守我们的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经过我们的工作,黄表示愿意参加“湘南支队”的革命武装队伍。至此,我们的基本武装力量,已发展到大小枪支六十来支。

 

我们在发展自己的革命武装的同时,也注意同其它革命力量的联系,一是与孙标的联系,孙标当时在普爱乡是以革命著称的,曾经掩护过陈克难。在我去长沙之前,陈克难曾来信问及孙标的情况,而当时孙标已有十多支枪,因此,在我去长沙之际,曾告诉孙标并希望得到他的资助,但他没有资助我们。我从长沙回来后,按照陈克难的指示,我把我们在零陵进行革命斗争的意图告诉了孙标,希望以他们的武装力量为“湘南支队”的基本武装力量,并给了他一些我从长沙带回的宣传品。后来孙标这支武装遭到伪县大队的袭击围剿而被打散,他本人由道县的革命组织“翻身团”中的唐有学接走而离开了零陵,从此我们就失去了联系。再就是与“湘南民联”的联络,湘南民联在零陵的部队是湘桂边区湘南人民民主联军二纵队。政委是陈有炳(中共地下党员,中山大学学生),政治部主任是伍云。也就是我们在零陵县城张帖,散发党的宣传品的后几天,他们派汪家谐、汪哲(湘南民联政治队队员,我高中的同学),通过吕介立、李石生找吕文生,再和我接头联系,然后同去北乡黄家源“民联”的根据地同他们会晤。见面后,彼此交换了工作情况,陈、伍两同志说他们已和零陵地区不少革命武装组织联系了,建议各地革命武装集结到黄家源根据地,再帮助农民秋收后,就袭击零陵,配合野战军解放零陵,我表示原则上同意并接受袭击零陵的联合行动的指挥和领导,但需要回南乡和大家商量决定。我们到南乡和核心小组的同志商量后,大家感到南乡距北行程百多里,我们武装上路,人枪不多,但目标太大,反动派关卡林立,恐难通过。如果“湘南民联”能够前来接应的话,大家同意。于是就由我一人再去黄家源,把这一决定告诉他们,谁知“湘南民联”的武装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大举进攻,掌握这支武装指挥权的唐楚望叛变,我和陈有炳等人突围转移,伍云等同志被捕,后来遭杀害。我和陈有炳突围以后,他当即去长沙找组织要营救被捕的同志,其他同志则隐蔽转移。我先在吕文生家住了几天,感到不大安全,便隐蔽到核心小组的工作人员陈振华家(地处偏僻)。后因敌人即将对北乡进行全面“清乡”,于是由杨仲明来陈振华家接我回南乡,接着化名为杨海清,去宁远县水石桥的同学李护国家进行革命串联活动,不再公开露面。我离零陵后,“湘南支队”的工作,主要由杨仲明同志负责。

 

由于我们在零陵城乡广泛开展革命串联活动,革命组织不断发展,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国民党反动派此时已日暮途穷,妄图作垂死挣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他们对我们的侦察与防范也日益加强了,我们的处境就更加困难,活动就不得不更加谨慎些隐蔽些。这时我们已有了人、枪,除了在宣传活动中用“湘南支队”名义外,为了保存力量,就没有以“湘南支队”的的名义去集结武装。我们这时“湘南支队”的武装力量主要隐蔽在乡下的石山脚、鸟塘卜、黄田卜等地,只是在对我们有利的时机时打击小股的反动地方武装和国民党伪军的散兵游勇,夺取枪支、弹药,充实我们的力量。如一九四九年九月初,白崇禧反动军队从零陵溃逃时,路过零陵名山里睦家时,小股匪军进村抢劫,我们的武装伺机围攻,保护了人民财产,并俘虏了两名国民党士兵。这两名俘虏,零陵解放后交给了零陵军分区。这样打击敌人保存自己,是按照当时省工委的指示,为了配合野战大军解放湘南时大干的。只是后来的湖南和平解放,我野战大军胜利进军,国民党反动军队仓皇溃逃,我们没有得到与敌人大战的机会。

 

 

一九四九年秋,衡宝战役正在进行时,我野战大军迂回穿插,进入零陵地区,零陵解放在望。这时,我立即从宁远返回零陵,先后住老屋汪家的汪家谐、汪哲家一带,组织“民联”原部人员武装,打击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并缴获敌军部分武器装备,分发给“民联”的战士(此时民联的政委陈有炳尚在长沙)。在南乡的杨仲明正领导着的“湘南支队”武装部队进入西乡沿公路一带,也打击遣逃的敌人。九月上旬,杨仲明从南乡秘密来到北乡会见我,于是两人一起潜入零陵县城,发现廻龙塔的临时渡桥被炸,就断定当时盘据零陵的白崇禧伪军已经逃窜,于是立即通知“核心小组”成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汇同在石山脚一带伏击敌人。接通知赶来的杨义部队,当即佩戴早已准备了的“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南支队”的臂章,扫清了零陵的残敌,占领了城市,维护了治安。这是湘南支队的第一批,也是最早进入零陵城的革命武装。我们进城以后,首先驻在大西门和原新街银行所在地,然后由杨义派人通知黄紫卿所部(据说进城时已发展到一百人枪)前来。黄紫卿和曾浩是我们进城三、四天后同时进城的。黄紫卿所部进城后,驻在河西的愚溪桥唐生智公馆“愚庄”内及其周围,我们划区负责巡逻警戒,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公共设施及仓库桥梁,等等。

 

黄紫卿部队进城三、四天,我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陆军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即当时的代号北平支队二支队)三六四团一个侦察排开进零陵城内,当时我带领部分战士正在北门(潇湘门)巡逻,双方几乎发生误会,经过联系,双方才知道都是自己人,于是我们迎接侦察排进了城,并按照侦察排领队的于股长的介绍,我率曾浩前往刚挺进到冷水滩的一二二师三六四团政委马杰同志接头,汇报了我们的情况和请示工作指示。马杰政委非常高兴,多方嘉奖和勉励我们。

 

野战部队即将进入零陵县城内时,伪黄腊洞守备区司令官(曾任过伪旅长,他过去与黄紫卿有联系,和我们核心小组成员无关系),知道大局已定,便派部下左炎通过曾浩与我在原五通街汪九江家联系,要求参加“湘南支队”。他报称人枪两百,经研究,我们觉得吸收他们,一可以壮大革命声势,二有利于收编地方武装,减少人民的隐患,于是便同意了。要他们驻对河柳子街一带,因为这时我们与长沙上级组织取得不上联系,我在去长沙时,陈克难同志当时表示,一俟我们武装组成,他将派人或亲自来零陵领导。后来一直未见人来到,这样“湘南支队”的领导人员就不能受委,于是便开会自行推选,就以黄紫卿为司令员,郑重为副司令员,杨义为参谋长,下设两个大队,第一大队是黄紫卿的人员此时包括刘鑫所部,已发展到一百二十左右的人枪;第二大队是郑重的人,在他自己报称有二百人枪,后来由零陵军分区接收时,大抵相等。后来看来,吸收郑重是可以的,但让他当了副司令员则是欠妥,影响了“湘南支队”的声誉。

 

黄、郑分别担任“湘南支队”正副司令之前,我们为了加强对“湘南支队,武装领导的控制,学习野战军加强政治工作的做法,便决定成立“湘南支队政治工作组(以下简称“政工组”)。政工组设组长一人,下设政治、联络、调查、事务四个室,其成员以原核心小组的成员为骨干,即以我为政工组长,吕文生为政治室主任(干事吕介立、李石生、汪哲),蒋石泉为联络室主任(干事汪家谐、左炎),陈九皋为调查室主任(干事董铁山、秦玉修),杨仲明为事务室主任(干事唐楚明、陈振华)。后来扩大组织从乡下来城内的安排到政工组的有樊远贻、魏克杨、魏孟鸿、魏良、杨继成、姜益敏、蒋月泉等。“政工组”是湘南支队“核心小组”扩大的公开组织,是湘南支队的政治领导机关,它既代表湘南支队与野战军队和零陵军分区联系,又对湘南支队和地方群众进行政治宣传教育。“政工组”的具体活动,政治室方面,主要是写标语、出墙报,组织会议,向所属部队和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并负责政工组的文书工作;在联络室方面,负责与野战军部队,军分区与人民政府的联络,反映“湘南支队”的情况和动态问题;在调查室方面,主要是调查了解当地群众的思想情况和敌人的活动情况,提供我们及时掌握,如当时伪县政府率其残部逃往普爱乡,我们就曾派了同志下乡,观察敌人的动向,搜集情况,及时向上级汇报。还为野战军部队介绍过零陵和广西邻近地区的民情风俗,为他们指引过进军的道路;在事务室方面,主要是筹措政工组人员的伙食问题。那时政工组所食粮食,是事务室从“湘南支队”司令部领来,主副食都是它,生活很苦。

 

当时中共零陵地方工委副书记、行署专员余明涛同志进入地区以后,就亲自到河西的愚溪桥“湘南支队”司令部看望。找到政工组我们的同志,听取了汇报,指示了工作,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

 

零陵军分区成立后,当时的军分区司令员李光辉同志在其临时驻地即原天主堂对面的何在贤家中听取了我们政工组联络室主任蒋石泉同志的有关汇报后,交给我们政工组收编零陵所有的游杂武装的任务。因为政工组的绝大多数同志决定随野战军到前线去,表示不能完成任务。李司令员还对我们的同志说:“前线是工作,后方也是工作啊”。还有其他一些领导同志找我们了解情况。如零陵行署文教科长耿珍同志,就曾找到我们政工组的同志详细了解零陵地区教育方面的多种情况,可见从国民党反动军队逃出零陵,到野战军接受零陵,在十分混乱的情况下,我们“湘南支队”对零陵的解放做了能够做的,也是应有的贡献,完成了地下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归纳起来所做的工作主要是:

 

1.首先进城维持了社会治安,阻止国民党散兵游勇的劫掠烧杀;

2.组织工人、农民、师生护厂护校迎接解放;

3.收编了一些国民党地方武装(如郑重所部),削弱了反动势力;

4.保护了当时的一些重要仓库设施,使其完整的回到人民手中。零陵城里天后宫的国民党的军需仓库,大量的军用衣物,完好无损地交给了野战军,就是我们陈九皋同志守卫保护的;

5.协助野战军和军分区进行了零陵的接管,这一工作,当时得到野战军和军分区领导同志的较高评价。

 

 

“湘南支队”是由零陵军分区接收改编的。计有人枪三百余(见中共永州市委复印“湘支”历史资料,左上角编写为66页及中央军委战报统计资料)。

 

零陵军分区接收改编“湘南支队”的时间是较早的,据回忆,大概在零陵解放后半个月就完成了。其所以早,一是由于我们组织“湘南支队”人员的要求,我们当时的想法是:我们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搞组织,高武装,是为了争取零陵地区人民的解放胜利。现在也占据来了,我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二是当时我们都是一些比较活跃,比较进步的知识青年。同野战军接头后,几个部队都动员我们转到野战部队去。因此,希望快点转交,快点走。三是除了我们这些歌名青年外,当时“湘南支队”的武装人员,不少是在国民党军队中干过,认为他们尽早由军分区接受,教育为好。因此,我们再三要求零陵军分区领导迅速接受“湘南支队”。几乎一天去几次,才得到军分区领导同意。

 

军分区在接受“湘南支队”之前,我们将“湘南支队”的人员,枪支弹药,分别造册上报。我们按军分区的指示,一一照办了。

 

记得军分区在接收“湘南支队”的地点是在愚溪桥唐生智公馆前面和城内火神庙两处进行的。军分区保卫科长李新洲、干事王宪洲具体办理这件事。

 

在零陵军分区接收“湘南支队”的前后,我们这些原来组建“湘南支队”的以及政工组有关人员,就分别转到新的岗位上去了。前面讲过,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就以种种优惠条件,动员到野战军部队去。因此,我们中的一部分同志,如我和吕文生、杨仲明、姜益敏、蒋石泉、蒋月泉、魏孟鸿、汪家谐、汪哲、唐楚明、李石生、盘坤、董铁山等,就随解放军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西进广西,继续追剿国民党反动派白崇禧匪军残部。一部分同志如樊远贻、魏良、吕介立、魏克扬、陈九皋、陈秋月就留在地方工作。军分区政治部对留地方的人员,分别发给盖有军分区全衔大印的证明,这些证明上分别写:“某某通知系我地下工作人员”。

 

零陵军分区接收“湘南支队”后,对留在军分区的干部、展示都作了安排。详细情况,由于此后我们没有联系,就不知道了。

 

一九九五年九月

注:陈克难同志是大革命时期地下党员,由于左的思想长期影响,党籍被停止三十多年。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湖南日报》头版刊载消息说,他的党籍得到恢复。

作者:郝遇梧,1926年3月生,河北省磁县南城乡北南城人,离休前在湖南省衡阳市二商业局饮食服务总公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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