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馆陶县政区图特别是旧版的1964年之前的政区图，沿着卫运河边从南向北看，会发现沿河两岸分布着一系列名为某圈的村子，比如在河东岸有焦圈、薛圈、李圈、冯圈，在河西岸则有毛圈、刘圈、丁圈。这个圈字在这里读quan的一声，而不是juan的四声。为什么这些村庄的名字以圈为名，而不是像那些占据多数的寨、庄、堡之类村一样命名呢？说到底，这些村名的来历都跟它们身边的这条母亲河——卫运河有关系。
以现在的卫运河西岸的毛圈、刘圈、丁圈为例，打开馆陶县志，会发现对这三个村庄的介绍是惊人的一致，均为明永乐二年（1404年）由山西省洪洞县奉诏迁民来此，由于定居之处为卫河故道，或者三面环河或者是个拐弯，很像一个牛鼻圈，按迁民来的多数户姓氏为村名，分别为毛、刘、丁圈。由此可见，这些村名是以地形或者是地理位置所在而命名的。
冯圈和薛圈，图虽不一定是村庄命名时的河道走向，但也说明了情况
临水而居，是先民们首选的聚集之地，饮水、灌溉便利，土壤肥沃适于耕种，特别是河弯之处由于河岸呈弧形，可以停泊比直的河岸更多的船，所以更受大家在选择居住之地时的青睐。但是任何事情都是双刃剑，在河流拐弯的地方，直面来水方向的一侧河堤更容易被冲毁。这一点在1963年海河流域大洪水时就很直观的体现了出来，冯圈、薛圈等处的堤防首先决了口。一直以来，在毛圈、刘圈、焦圈、薛圈等处的堤防长期是卫运河的险工险段，每年7、8月份的汛期，必是防护重点。
正因为这样，无论是在古代和解放后，统治者都特别重视这些险工险段的河道和堤防的治理巩固。明代馆陶知县李冲奎在县里无钱的情况下，向上申请挪用其他年份的余钱也要修堤，在薛圈修成了月芽形的堤防，把村围在其中。1947年，卫运河务局对刘圈的河弯进行了裁直。解放后，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党和政府加大了对卫运河的疏通和堤防加固工作，投入了特别大的人力、物力。1958年，采取了切滩、裁弯、退堤工程，其中就包括刘圈段。在薛圈1967年加高培厚了大堤，1971年进行了搬堤裁弯，1973、1974进行了河道裁弯。在其他地方，1972年开展了整治河道、加固堤防、裁弯取直的工程，对包括毛圈、刘圈在内的18个村进行了半个村的迁村。
现在随着堤防的加固，河流的顺直以及上游来水的减少，卫运河进入了相对的平静期，两岸人民已经安居乐业了很多年了。卫运河变成了一幅很驯良的样子，使人很难想起它波涛汹涌，洪水肆虐的模样。随着卫运河的停航，繁华落尽，大家对她的了解也越来越少，对河边的村庄慢慢陌生了起来。在笔者的记忆里几个名字为某圈的村庄印象最深的只有4个。如冯圈，对它的印象一是63年洪水时那里开了口子，再就是有亲戚是那个村里。再如焦圈，馆陶中学最先建于此地，后来才搬到南馆陶城。还有薛圈，是因为拜读了籍贯为该村的薛祖谦老师的文章《薛圈村百年史》之后才有了更深的了解。
印象最深的是丁圈，因为当年康熙下江南时坐船经过这里，不过遇到浅滩，船大吃水深无法前行，正在龙颜大怒，各级官员面如土色之时，丁圈邻村的水次厂村里的大力士李珍奋勇而出，只手将船拖出浅滩。康熙大喜，在丁圈村西的清凉寺接见了李珍，后来李珍受到了康熙的重用，征战各地，在西藏平息过英国殖民者煽动少数人的暴乱，最后授四品京堂。康熙当时驻跸过的清凉寺也改名为龙兴寺，既纪念康熙在这里住过，也纪念李珍的因“龙”而兴。这些事情在县志上都有明确记载，李珍也被乡绅在乡贤祠内贡奉。
可能其他名字为圈的村里也有许多故事，却不为人知，事情往往是这样，或者村里真的没有故事，或者村里缺乏一双发现故事的眼睛。
来源：大运河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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