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安出土的《七年阳安君》青铜剑铭
二十年蔺相如戈
大连出土的《四年春平侯》青铜剑铭文
正面铭文
集安出土的《七年阳安君》青铜剑
大连出土的《四年春平侯》青铜剑
难道历史上蔺相如真的不曾在赵国为“相”吗？难道著名的《将相和》真的是“历史被误读了吗”？
蔺相如为相有铁证
随着张港在《172个被误读的史事真相》一书中“蔺相如不曾为相”文章的发表，目前在报刊上、杂志上、网络中呈现出一片蔺相如不曾为相的喧哗声。难道历史上蔺相如真的在赵国不曾为“相”吗？难道著名的《将相和》真的是“历史被误读了吗”？当然不是。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容当代人所玷污。蔺相如在战国时期因完璧归赵、渑池挫秦、回车让将、率军出征和抱病进谏等功绩，被赵惠文王任命为相不但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而且也被在东北出土的《二十年蔺相如戈》所佐证。而正因为我是听说该戈出土后，先后历经五年、三上东北并亲眼目睹该戈尊荣的古赵第一人，更有义务、有责任，将这一考证写出来，以正视听。
蔺相如戈的出土，是蔺相如为相的铁证
上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在我国东北地区先后出土了三件战国时期的赵国兵器，他们分别是《四年春平侯剑》《七年阳安君剑》《二十年蔺相如戈》。我作为国家名城委专家，先后两次赴东北参加由两院院士、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主任、建设部原副部长周干峙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秘书长王景慧带队到沈阳、集安进行名城保护咨询论证时，在集安市博物馆和吉林省博物馆，有幸拜视了《七年阳安君剑》和《二十年蔺相如戈》；并通过有关朋友和渠道，搜集到了《四年春平侯剑》的有关资料和研究成果。
从这三件赵国兵器外形上看，不仅造型优美、工艺精湛、锋利无比，即使在二千多年后的今天，仍不失为我国古代冷兵器时期的上乘之作；而且上面还都刻有铭文，真实地记录了战国时期的赵国三任相邦作为兵器监造者的历史事实。特别是《二十年蔺相如戈》作为我国目前发现的惟一一件蔺相如的出土文物，它填补了我国文物考古史上的一项空白，对研究赵国历史和蔺相如生平简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目前它存放在吉林省博物馆，是国家一级文物，该省的镇馆之宝。
自赵惠文王之后，兵器的冶铸、制造，均由“相邦”担当监造之责
战国时期，对兵器冶铸和制造有着严格的管理规定。“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军事力量的强盛与否，决定着国家的存亡，兵器乃是重要的作战武器。因此，各诸侯国家都十分重视兵器的冶铸制造和管理。在赵国形成了以“武库”为中心、“缜密的三级建造制度”。在兵器上都铭刻有制作年代、监造者的官职姓名、铸造作坊所属库名、主持铸造者及冶铸者的姓名等等。赵国的兵器铭刻一般以数字为纪年，“属于中央系统的兵器作坊，大抵由相邦、大攻、工啬夫等监造，其下有武库工师、冶和尹等”“自赵惠文王之后，兵器的冶铸、制造，均由相邦担当监造之责”。从时间上来看，东北这三件出土的赵国兵器，都在赵惠文王之后，所以这三件兵器上都铭刻有“相邦”二字和时任监造“相邦”之姓名和封号。
相邦，从贵族之家臣到君王之高官“相”，在春秋时本指为君王或贵族行礼时的赞礼者。据《仪礼》《礼记》记载，凡礼、射礼、丧礼中都有“相”或“相者”主持有关礼仪；国君外出，亦有“相”跟随左右。当时，一些贵族家中之家宰，也称为“家相”。由于“家相”主贵族家室之事，故也叫“相室”。战国初期，有些贵族逐渐脱离周王朝的控制而渐渐变为邦国或封侯之君，作为他们亲信的“相室”便成为邦国之“相”。“邦”之国通，“相邦”也由此而得名。据《史记》所载，战国初年最先设置“相”的是三晋等国。而后，其他各国亦先后设置。而从古书古籍记载和目前的出土文物来看，“相邦”之名又多见于出土文物铭文之中，而在古书古籍中记载较少，这可能是由于先秦文献大都经过汉代人的整理，为避汉高祖刘邦之讳，改称为“相国”有关。
由于“相邦”是助王治理国政的高官，为百官之首，其职责是“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废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成功以效于君”。因此，他们的地位并不相同，“当则可，不当则废”。只要有不称职的或是触犯了君王的地方，随时可以被免除职务，更换非常频繁。从赵国来看，见于记载的就有皮相国、张相国、相国司马喜、公仲连、大戊午、赵成、赵豹、肥义、公子成、李兑、乐毅、魏冉、田单、虞卿、廉颇等等。
蔺相如戈，铸于赵惠文王二十年从东北出土的这三件赵国兵器铭文来看，经专家考证《四年春平侯剑》正面铭文被释为“四年，相邦春平侯，邦左库工师长身，冶匋执齐”；背面铭文被释为“大工尹赵关閒”。这里的“四年”是赵悼襄王四年，监造者为“相邦春平侯”，主造者为“邦左库工师长身”，冶铸者为“冶匋执齐”，“大工尹赵关閒”应是专管国家兵器制造者的长官。这里的“春平侯”就是赵国宗室的“春平君”，他为相的时间不确切。据沈长云等著的《赵国史稿》中记载，因“他曾与赵悼襄王的王后，即赵王迁之母倡后私通，以至于他的身世更加扑朔迷离”，“不能确知是在那一年”。
从《七年相邦阳安君剑》来看，正面铭文被释为“七年，相邦阳安君，邦右库工师胡，冶吏痀，执剂”。这里的“七年”由于学术界对原铭文是“七”还是“十”的争论尚未定论，但监造者为“相邦阳安君”，主造者为“邦右库工师吏X胡”，冶铸者为“吏痀，执剂”。这里的“阳安君”，经吉林省社科院张福有先生考证是奉阳君李兑的儿子李跻。那么，李跻又是在什么时间任“相邦”的呢？据曹定云先生考证“阳安君为相，可能在赵悼襄王时，也有可能在赵幽缗王时。”
从《二十年蔺相如戈》来看，正面铭文被释为“二十年，丞蔺相如，邦左彔肖（赵）智麀，冶阳”，援部铭文为“相邦”。这里的“二十年”，为赵惠文王二十年，监造者为“丞（相）蔺相如，主造者为“邦左彔赵智麀”，冶铸者为“冶阳”。赵惠文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79年。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在这一年赵国发生了两件在赵国政治上有重大影响的事：一是秦赵渑池相会，由于蔺相如的机智勇敢，力挫强秦，迫使秦王击缶而保住了赵国的尊严，被赵王拜为上卿；另一件事是渑池会后，廉颇居功自傲，要羞辱蔺相如，相如以国家利益为重，“辄引车避匿”，廉颇闻之，肉袒负荆，登门谢罪，将相和睦，遂为刎颈之交。
丞即丞相、相邦，是蔺相如的官职，符合当时赵国兵器上铭文之定规
这里的“丞”又是什么意思呢？这铭刻上的“丞”又与援上的“相邦”有什么关系？这是值得我们认定蔺相如是否任“相”，又是何时为“相”的关键。
“丞”，按照《词源》解释有三种意思：一为辅佐，二为秉承，三为通“拯”。在辅佐中，如用于官名也称为“丞相”。“丞”作为官名起始于战国，秦悼武王二年设左右“丞相”，秦时有“相国”和“丞相”，汉初设“相国”，不久改为“丞相”，这铭刻上的“丞”就是当时的“相”。
但赵惠文王二十年拜蔺相如为“上卿”，为什么该戈铭文上只刻有“丞”而无“卿”呢？这需要从“卿”的演变来考证。
“卿”，据《辞海》解释，也可作为官名，也可作为对人的尊称。作为官名，按周制有“三卿”，分上、中、下三级，分别称司徒、司马和司空。秦汉以后又分为九个等级，分别称太常、光禄勋、卫尉、廷尉、太仆、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而赵国的官制，是在继承周制的基础上，“废除了世袭制和终身制的世禄世卿制，形成了官僚制。任之即为官，去之则为民”，而“上卿”也由“今汝欲官则相位，欲禄则上卿”，“逐渐由执政官，演变为食厚禄的爵位”。因此，赵王封蔺相如为“上卿”既是官职也是爵位，是对蔺相如的人格、人品、能力的尊称、待遇和肯定。而“丞”则是蔺相如的官职，这也符合当时赵国兵器上铭文之定规。
但让人疑惑的是，为什么该戈内部铭文上不刻“相邦”而刻“丞”呢？既然戈上刻了“丞”为什么又在援部刻上“相邦”二字呢？曹定云先生考证后认为“该戈援部‘相邦’二字，是惠文王二十年后所补刻”。但我认为这恐与秦制有关。秦在悼武王二年设左右“丞相”，距《蔺相如戈》冶铸的时间只有短短十几年，赵仿秦制，也在《蔺相如戈》上刻了“丞”，后认为不妥才在戈上补刻了“相邦”。
由于“相邦”二字为补刻，因此蔺如伟、蔺兴旺教授认为，该戈“是赵惠文王下令铸造并亲赐给蔺相如的至宝……，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如果这一论断可以成立的话，这就进一步印证了赵惠文王曾任命蔺相如为相的史实。
有学者认证，蔺相如在赵国为相达14年之久
那么蔺相如是哪一年被赵惠文王任命为“相”的呢？为什么史书上不见记载，这又是让人们认为蔺相如不曾为相的一个关键。据曹定云先生考证“蔺相如任‘相国’，应在拜‘上卿’之年后，亦即惠文王二十年之后”。但《史书·赵世家》记载，赵惠王十八年（前281年）“魏冉來相赵”。又曰“二年惠文后卒，田单为相”。“二年后”即赵惠王二十年，这时的蔺相如刚被赵惠文王拜为上卿，当时在赵国任相的应是田单。但不要忘记，田单、魏冉，加上赵惠文王十四年任相的乐毅，他们都是赵国以外其他诸侯国的人，因其战功显赫才被赵惠文王任命为相，按现在的说法叫“聘任”。而蔺如伟、蔺长旺教授认为这是“一种临时的政治手段……政治安排，或者说是一种最高荣誉”，时间都不长（魏冉才二年，乐毅也不过四年），估计田单也不会太长。
而在田单之后、赵惠文王去世之前的三十二年（前266年）史书文献上再也没有何人为相的记载，直到赵孝
成王元年（前265年）才有虞卿任相。那么，在赵惠文王最后的十几年中，除田单短期任相外，赵国的相又是谁呢？有学者根据《史记·虞卿平原君列传》中“平原君相赵惠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复位”的记载，认为是平原君赵胜。但不要忘记在这十几年中，蔺相如仍地位显赫，位高权重，他曾于惠文王二十八年率兵攻齐至平邑（今河南南乐），收复了被齐国占领的赵国领地。因此，蔺相如为相的时间应在田单之后的十几年间。而蔺如伟、蔺长旺教授认为蔺相如在这期间任相长达“14年”的论断（因为中间还有田单为相），我也不敢苟同。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史书文献中虽然没有蔺相如为相的记载，但并不能认为史实就没有发生。我们研究历史既要看史书文献记载，更要注重考古佐证。在东北出土的三件赵国时期兵器上的铭文就是铁证。况且史书文献上记载的，也并不全部符合史实，有许许多多已经被后人考证为错误和不准确的地方，予以更正。
因此，蔺相如在战国时期赵国赵惠文王时期为“相”是不容人们所怀疑的。
（作者系邯郸市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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