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县城内
彭城镇东门
响堂山附近地图
北齐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政治动荡而战事连连的朝代，然而这个短暂的王朝却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达到了艺术的高峰。汉族或非汉族工匠与出资人的密切互动，以及多种艺术样式的相互融合，创造了崭新的、多元性的艺术形式。鲜卑贵族与武士，汉族官吏和艺匠，佛教僧侣以及外族商人，乐伎和官方使节都是活跃于当时政治、宗教、文化、商业生活的重要社会组成部分。直到五世纪末，鲜卑贵族依然保持着与当地汉人贵族的通婚的传统。统治者有效地利用了汉族传统的农业系统来充实自己的粮仓，从而维持他们的武装力量。他们也在不断地吸收着源于不同民族的各种才能，用来巩固帝国政权，设计宫殿、寺庙、和陵墓，充盈奢侈品的拥有量，或提供宗教方面的指导。从艺术方面来讲，北齐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代，因为正是这个时期当中，绘画和雕塑艺术有了显著的发展。与此同时，许多知名的艺术家的名字也被录入了正史。
北齐时代（550-577 年）属于北朝时期（420-589 年） 中国北方地区被非汉族的鲜卑人所统治的时代。这些鲜卑人在四世纪晚期通过军事力量最先建立了北魏政权，之后北魏被分隔为东魏和西魏，而东魏（534-550 年） 被北齐政权所取代。在可以左右东魏皇位的权臣高欢的统治之下，东魏的东都被设立在邺城，位于今天的河北省南部的临漳县。高欢次子高洋于 550 年称帝后为文宣王，邺城也成为了北齐的首都。这个朝代由高欢的历代子孙所统治，却在577年覆灭于以长安为中心的始于西魏的北周政权（557-581年）。
响堂山位于北齐都城邺的附近，并处在邺城和高家的权利基地晋城（今天的太原山西）之间的交通要道之上。在东魏与北齐时期，作为朝臣和皇室宗亲的高家必定经常来往于这条交通要道。
响堂山石窟是一组从石灰石崖体中所开凿出的佛教石窟群，位于今日河北省南部峰峰矿区和农业区，分为北响堂山和南响堂山。位置偏北的北响堂山拥有皇室资助开凿的最早和最大的三个石窟，而南响堂山由七个较小的石窟所组成。第三部分为水峪寺，也被称作“小响堂山”，此处由一座内部拥有石刻造像的北齐石窟所组成。
响堂山石窟是我国北齐王朝现存最大的石窟雕塑艺术宝库。属于北朝石窟艺术分期的第三期。在雕刻艺术上，上承北魏和东魏的技艺，下启隋唐新风，从而创造了具有我国民族风格和时代特点的石窟艺术。那时中国无名的艺术匠师们在掌握了自己祖先绘画、雕塑、建筑等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吸收并融合了印度、犍驮罗佛教雕塑艺术的技法，经过了前两期的发展而逐渐水乳交融地溶汇于我国传统的雕塑艺术之中。石窟的形制、造像的形象、面目、服饰、花纹等基本上完成了民族化的过程。
响堂山石窟群拥有丰富的佛像，建筑结构，装饰细节以及许多的佛教刻经。这些内容不仅代表了当时多民族社会下的各种宗教思想和文化，而且体现了北齐皇室对佛教给予大力支持的成果。石窟的构思与设计和当时高僧的佛法造诣以及当地的民间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
1936年3月水野、长广组成搭档，偕同研究所专属的照相技师羽馆易来到中国。带着北京碑帖铺拓工徐立信来到响堂山，对洞窟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实地测量、测绘和拍摄。以下为当时的影像记录：
【 南响堂山 】
  
南响堂山全景
  
南响堂山望向彭城镇
 
南响堂寺全景
南响堂山石窟全图
南响堂石窟现存七座，造像3500余尊，均始建于北齐。但后代在窟内外补刻和加刻的小龛很多，其中，仅有纪年题记的就有38处。七座窟分布在上、下二层。其规模小于北响堂石窟。其中最大者，即下层一号窟，高4.9米，宽、深均为63米，因内刻有《大方广佛华严经》故亦名华严洞。窟内的中心方柱的形制和时代与“大佛洞”、“释迦洞”相近似。正面龛原为一铺七身造像，本尊释迦牟尼坐像高1.56米，虽头部稍残，仍不失北齐佛像的神态原貌，是响堂石窟本尊中保存最好的一尊。其背项光上的七尊化佛和飞天等装饰雕刻得十分精美，可与“大佛洞”的背项光上的雕刻娩美。原左右的六尊弟子、菩萨、胁侍或残、或失，现存的六尊造像有的是后期的泥塑。中心柱两侧的佛龛和周壁列龛较小，皆为一铺三身造像亦多残失，现存者多为近代修补的很粗陋的雕塑。只有一个舍利塔和两处浮雕较为珍贵。舍利塔刻在窟右壁下部，是一座葬佛骨的印度覆钵式舍利塔，其下雕一小龛，雕刻的匠师们采用了我国传统的汉魏阴线浅刻的技法。该塔的形制与北魏杨衙之在《洛阳伽兰记》中对永宁寺塔的描述基本相同“上有金刹…有承露金盘十一重，周匝皆垂金铎，复合缫四道，引向浮图四角，上亦有金铎，大小如石瓮子”。在窟南壁正中上部有阿弥陀佛净土图故事的大型浮雕，与此相对的中心柱上部还有释迦说法图和佛本生故事的浮雕。全窟共造像1228尊。现存洞口外石块砌的拱券和甬道是明清时加修的。它掩盖了原洞口上部和两侧雕有生动的盘龙的列柱等雕饰。
南响堂山第一窟
南响堂山第一窟平面图
第一窟洞口正面
第一窟洞口内壁
第一窟洞口拱门侧壁唐草纹饰及龙柱
第一窟前房右面
第一窟前房左面
第一窟前房上部浮雕
第一窟前房方柱
第一窟右房左侧
第一窟右房右侧
第一窟左房左侧
第一窟左房右侧
第一窟右房左侧后壁
第一窟左房左侧后壁
第一窟左壁佛龛群
第一窟方柱正面宝坛
第一窟左壁塔形佛龛
第一窟方柱正面宝坛上雕的狮子
第一窟佛像
南响堂山第一窟 华严经
南响堂山第二窟
南响堂山第二窟平面图
第二号窟，其形制、大小和时代与第一窟基本相同。因窟内勒刻有《大般若经》部分经文，故此窟亦称般若洞。经文字体端庄、笔势遒劲、勒刻精细，保存较好。中心柱正面龛和其他龛则破坏惨重。窟南壁大面积的累累凿痕处，原来有雕刻极生动的弥陀西方净土图和释迦说法图大型浮雕，其内容手法与第一窟的两处浮雕大同小异，但已被盗往国外。
第二窟洞口全景
第二窟洞口左柱
第二窟洞口拱门两侧雕刻的唐草纹和龙柱
第二窟右房左壁后面
第二窟右房右壁前面
第二窟后壁
第二窟后壁上雕刻的经文
第二窟前壁上部
第二窟右壁上部
第二窟佛像
南响堂山第二窟 佛名三种
南响堂山第二窟 文殊般若经
南响堂山上部第三窟到第七窟全景
上层的五座窟前面有一大平台，是明清多次加修而成的。五窟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三号窟，在左边的最高处，已被盗毁惨重，仅残留后期补刻的零散小造像61尊，正面三壁大龛造像已荡然无存。无奈，名其曰:“空洞”；最右边是第七号窟，保存最好；中间第四、五、六号窟为第二部分都低于第三号窟，洞口在一平面之上，洞口上雕成横贯三窟的仿木结构窟檐现已坍塌。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各洞口全雕有列柱、窟内皆呈方形、皆为三壁三龛式,宝坛上各雕一铺造像、龛眉之天盖式帐幕亦相似，内容和雕刻技法亦相同，皆为北齐中后期的作品。隋唐时代补刻的小龛多数是有纪年的造像题记。这部分中第四、六号窟被盗毁相当严重，只有第五号窟保存尚好。
南响堂山第三洞
南响堂山第三窟平面图
第三窟内部
南响堂山第四窟
南响堂山第四窟平面图
第四窟洞口
第四窟洞口外开皇十三年石碑
第四窟洞口内壁
第四窟右侧
南响堂山第五窟
南响堂山第五窟平面图
第五号窟即释迦洞。为三壁三龛，正面本尊释迦佛坐于束腰莲座之上，左为阿弥陀佛，右为弥勒佛坐于趺涩须弥座之上。地面上的十四瓣大莲花与窟顶之上的十瓣大莲花互相映照，可惜窟顶莲周十个飞天头部全被砸毁。宝坛三面相连，雕刻有十分生动的十神王像：山神、树神、火神等。窟门外额有双龙，檐下的两根八角列柱亦以蹲狮为柱础，洞口两侧雕有古朴大方的大叶变形缠枝莲纹以及龛眉天益式帐幕妆饰等,皆与北响堂“释迦洞”相似，其雕刻技法亦相似，故其时代亦应是相近的。
第五窟洞口正面
第五洞洞口侧面
第五窟洞口两侧的纹饰
第五窟洞口的雕刻
第五窟洞内上部
第五窟后壁
第五窟前壁
第五窟石床
第五窟宝坛
南响堂山第六窟
南响堂山第六窟平面图
第六窟洞口
第六窟洞口前壁
第六窟后壁
第六窟后壁宝坛
第六窟洞外开皇四年佛龛
第六窟洞外无纪年佛龛
第六窟洞外隋代佛龛
第六窟洞外开皇八年佛龛
南响堂山第七窟
南响堂山第七窟平面图
第七窟洞口正面
第七窟洞口上部
第七窟洞外八角柱
第七窟洞口上部细节
第七窟洞口拱额纹饰
第七窟洞外佛龛
第七窟洞口拱门
第七窟前壁
第七窟左面
第七窟天井
第七窟中央立像宝座
第七窟左壁宝坛上人面纹饰
第七窟左壁宝坛
第七窟右壁宝坛
第七窟尖拱端凤头
南响堂山西方洞及东方摩崖佛龛群
南响堂山西方洞及东方摩崖佛龛群平面图
西方洞
西方洞洞口石碑
西方洞洞口
西方洞内部右壁
西方洞左壁局部
西方洞左壁供养人像
西方洞唐代小佛洞
西方洞摩崖佛龛群
东摩崖小佛龛群
老爷山小佛龛群
老爷山小佛龛群近景
【 北响堂山 】
北响堂山常乐寺远景
常乐寺全景
常乐寺八角九级砖塔
常乐寺八角石塔
常乐寺东侧殿前经幢
常乐寺大殿右方经幢
北响堂山南窟
北响堂山南窟洞口
北响堂山南窟洞口拱门
北响堂山南窟上部
北响堂山南窟内部
北响堂山南窟左侧佛像脚部
北响堂山南窟左侧
北响堂山南窟外北齐无字碑上部
北响堂山南窟外北齐无字碑中部
北响堂山南窟外北齐无字碑下部
北响堂山南窟洞外唐邕刻经碑
北响堂山南窟洞外唐邕刻经碑拓片
北响堂山南窟刻经壁
北响堂山南窟拱门侧壁纹饰
北响堂山中窟
北响堂山中窟洞口
北响堂山中窟洞口上部
北响堂山中窟洞口纹饰
北响堂山中窟洞口右方菩萨立像
北响堂山中窟左方菩萨立像
北响堂山中窟方柱宝坛
北响堂山中窟方柱宝坛纹饰
北响堂山中窟方柱宝坛宝座
北响堂山中窟河神像
北响堂山北窟
北响堂山北窟洞口
北响堂山北窟内方柱上部
北响堂山北窟内方柱左面
北响堂山北窟方柱右面佛龛
北响堂山北窟前壁右方
北响堂山北窟后壁左方
北响堂山北窟列龛上部纹饰
北响堂山北窟左壁
北响堂山北窟列龛唐草柱
北响堂山北窟柱础怪兽
北响堂山北窟周壁下部供养人像
北响堂山北窟宝坛神王像
北响堂山南窟 维摩诘所说经
北响堂山南窟 无量义经
北响堂山南窟 隋 李君巧造像记
北响堂山中窟
响堂石窟属于佛教石窟艺术，我国古代杰出的匠师们在重重压迫和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以生活为源泉，突破宗教“仪轨”的束缚，用尽心血创造了这些栩栩如生、异常精湛的艺术形象。体现了当时的历史、当时人们的生活、风貌、服饰、建筑、艺术的一个侧面，这样才能更好地去欣赏和研究这些由高度精深技艺所创造的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这些生活在当时战乱时代的艺术匠师和虔诚的佛教徒们有的也是迫切地盼望着有一个实实在在地平安幸福的生活，析求“大慈大悲”的佛和“普渡众生”的众菩萨们保祐他们平安，帮助他们摆脱悲惨的生活。他们的真诚寄望当然是空想。且不说工程中千万伤残、死亡者，无什么“平安幸福”可言，余生者得到的也不是什么安居乐业，而是更加悲惨的遭遇和苦难的岁月。值得称道的倒是由于他们这种艰苦的劳动和智慧天才的创造，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伟大的历史艺术遗产。
可惜这些艺术珍品在历史上曾遭到几次“灭佛”运动的破坏。而从1913年起，响堂山造像和残件逐渐开始出现在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当中。其中许多大型雕像被刊登在 1914 年的伯灵顿杂志 （Burlington Magazine) 当中。这些石灰岩雕像的立体造型，大型规格和精美细部使它们成为许多西方和日本博物馆陈列中中国雕刻艺术的代表。这些被盗掘的造像主要是在日伪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分子勾结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和伪武安县县长李聘三等人对这些石窟进行了罪恶的明劫暗盗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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