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太行版）印刷厂旧址——桃城村奶奶庙。
笔杆枪杆齐奋飞 铅字子弹双镝鸣
在邯郸西部太行山麓的涉县，有一张诞生于抗日战争硝烟烽火、终刊于解放战争胜利凯歌的红色报纸——《新华日报》（太行版）。
在我国新闻史上，《新华日报》这一红色新闻纸媒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充满曲折与艰辛。太行版之前的《新华日报》有若干版，先后诞生于国统区和敌后根据地，分别是我党几个中央局的机关报，与太行版具有直接传承关系的是《新华日报》（华北版）。
1937年7月全面抗战打响后，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中共中央决定在南京公开发行《新华日报》。由于日军的逼近，报社被迫迁至武汉。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于武汉创刊，隶属于中共中央长江局。报头是周恩来邀请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题写的。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新华日报》迁往重庆，改为隶属中共中央南方局，归周恩来直接领导。
这年7月，《新华日报》拟到陕西西安出版西北版，编辑人员由国统区北上。筹备工作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在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关怀下，何云、陈克寒等编辑人员来到太行。
193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晋东南沁县后沟村创刊，报纸4开4版，铅印。为区别国统区的《新华日报》，报头下加“华北版”三字，何云任社长兼总编辑，陈克寒任副总编辑。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报社工作人员一手握笔杆，一手拿枪杆；一面与敌作战，一面出版报纸。
从1939年7月到1943年7月，报社前后经历了大小9次“扫荡”，报社频繁转移，不能正常出版而中断数次，在战斗的间隙中改为油印出“战时版”。在报纸创刊4年零9个月的时间里，共有196天因战事无报。
《新华日报》（华北版）充分发挥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瓦解敌人、打击敌人的作用，对于巩固发展根据地，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朱德总司令给予高度评价：“一张新华日报顶一颗炮弹，而且新华日报天天在作战，向敌人发射出千万颗炮弹。”毛泽东主席高度赞扬《新华日报》，称其为八路军、新四军以外的“另一方面军”。
《新华日报》（华北版）为根据地人民大众喜闻乐见，也成为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1942年5月，日军3万多人对八路军总部和报社所在的太行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报社同志英勇阻击，突围中何云等46位新闻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报社编委兼秘书长史纪言腿部中弹，被敌人抓获。因为史纪言身材高大，又戴着眼镜，敌人以为抓住八路军大官，用担架抬往临时驻地审讯。途中，老家山西黎城的史纪言听出伪军是邻县潞城口音，就做伪军的工作，伪军放松了警惕，加上疲惫不堪,史纪言乘夜幕滚下壕沟得以逃脱，靠喝沟里的生水维持生命，7天7夜后被发现获救。由于根据地医疗条件所限，受伤右腿致残（解放后被评为因战致残二等乙级）。他和战友们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了烈士的遗体，在新闻战场上开始了又一次鏖战。
1942年10月6日，报社由左权县（原为辽县，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该县十字岭牺牲，9月经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批准，易名左权县）麻田镇熟峪村，南迁至涉县索堡镇桃城村，印刷厂设在奶奶庙的地洞里。由于处于反“扫荡”状况，报纸时出时停，到1943年9月29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出版第846号最后一期后停刊。
《新华日报》（华北版）
激扬文字著华章 继往开来踏征程
1943年，是全面抗战的第6个年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不断巩固壮大，抗战也由战略相持变为战略反攻阶段。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中共晋冀豫区党委改为太行区党委。《新华日报》（华北版）改为（太行版），为中共太行区委机关报，任命史纪言为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安岗、江牧岳（蒋慕岳）、周永生为副社长兼副总编。原《新华日报》（华北版）副总编陈寒冰等一批新闻骨干回到延安，编办报纸的重担落在史纪言等人的肩上。
1943年10月1日，《新华日报》（太行版）在桃城村诞生了。
由于报纸前身是《新华日报》（华北版），所以报纸称为“改版”，而没有用“创刊”一词，也没有发表《创刊词》，期刊号是“第一号”。报头下注明“地址山西”，是为了保密，实际上报社仍在桃城村；报社代号为“赵城部”。改版当天的报纸，在右上角的“本报改版启事中”说：
为了使报纸与实际工作更加结合，本报自十月一日起，改为太行版。今后本报主要任务即在于报道太行抗日根据地一切动态，服务于太行区一切建设事业，敬希各界人士、本报读者，本一贯爱护报纸之热忱，继续给予本报帮助、指示，是所至盼！
启事明确地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是“报道太行抗日根据地一切动态，服务于太行区一切建设事业”，说明了它是中共太行区委的机关报的性质。
当年，太行区遇到严重的灾荒。为克服灾荒，减轻人民负担，太行区委组织政府机关和部队开展生产自救运动，新改版的《新华日报》（太行版）进行了全面报道。报纸第一号的头条新闻，就是关于全区部队、机关克服灾荒开展生产自救的消息，文章上方是栏题“‘生产大进军’的号角，”鲜明地提示了整版的主题；主标题是“边区农林局、师生产部联合召开部队机关生产会议，”副标题是“保证明年三个月粮食、全年蔬菜自给”。
这一天的报纸，以生产大进军拉开了《新华日报》（太行版）的序幕。
新华日报》（太行版）终刊号
太行山上擎大旗 浴火重生衔使命
《新华日报》（太行版）社长兼总编辑史纪言，自1943年10月1日报纸创刊，至1948年秋调离前，长期担任《新华日报》（太行版）社长兼总编辑，不仅是报纸的直接领导人，也是太行红色新闻发展的见证人之一。
史纪言，字左卿，1910年7月出生于山西黎城。
大革命时期，他就读省立长治师范，与赵树理、王中青等组织发动驱逐校长范炳文的学潮。1931年后，在山西教育学院学习期间，任校刊《夜光》编辑和山西《民报》副刊主编，以刊载新文学作品为主，使副刊面貌为之一新。1933年秋，他奉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出任国民党的《山西党讯》副刊主编，利用这块阵地刊载进步文艺作品和评论，提倡社会科学和新文艺。
1936年夏毕业后，被聘为上党公立乡村师范代校长。他经常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组织学生从事革命活动，鼓励学生读爱国书，演爱国戏，使乡村师范成为抗战前上党地区革命的摇篮。
1937年11月，史纪言调黎城县牺盟会工作，经129师工作团团长李大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兼任黎城县牺盟游击总队政治主任。1939年夏，他率领牺盟游击队出击平汉线，在武安、磁县一带，攻碉堡、破铁路，骚扰敌人，战绩显著。
1940年，史纪言开始专门从事党的新闻事业，先后任《黄河日报》《太岳日报》社长兼总编辑。1941年初调任《新华日报》(华北版)编委兼秘书长。
1943年10月1日，他出任《新华日报》(太行版)社长兼总编后，在艰苦的战斗环境里，在简陋的设备条件下，团结带领报社全体同志，攻坚克难，艰苦奋斗，坚持出版报纸并不断提高质量。
他注重报纸的地方化。1946年5月4日，他整理了《本报更加地方化讨论意见》，共讲了7个问题，包括报纸的性质、任务、篇幅分配、编排方法等方面，工作做得非常细致具体，同志们反映很有指导性。
史纪言同志十分注重总结工作经验，他的方法有3种。一是撰写每月工作回顾，以“综合评述”的形式在报上发表；从1944年5月开始，史纪言每月都要亲自撰写工作述评，当月底或下月初发表在报纸上，既指导了实际工作，又使编采人员从中得到启发。二是整理每月《报纸检查总结》，把宣传报道上的经验记载下来。三是每月开会总结当月的经验教训，确定下个月的编辑重点。这些方法，能及时明确报道的方针，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提高编辑、记者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作为报社负责人，史纪言敢于承担责任，不推卸。1947年秋，报纸报道土改出现偏差，受到区党委批评。他开会回来，对负责土改报道的同志说“这个问题应该由我来检讨，责任应由我来承担。”接着，把中央土改总的政策给负责土改报道的同志认真讲了一番，让他知道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错。并勉励说，改正错误，提高思想，今后正确宣传就是了。
史纪言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从来没有领导的架子和大知识分子的派头。他从不发脾气，遇事总是提出问题，共同商量，尊重大家的意见，非常民主。身为报社领导他配有一匹马作交通工具，但他常让给患病的、身体差的同事骑。他穿一身土布军装，常到马夫班，躺在床铺上同大家拉家常；也常坐在炊事员的住处，边吃边聊天。他不吃小灶，和大家一起在大灶排队买饭。因此，人们都喜欢接近他。
1948年秋，我军发起解放山西省省会的“太原战役”。史纪言奉命赴榆次，筹备中共山西省委机关报《山西日报》。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史纪言随部队进入太原，任《山西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是《山西日报》的奠基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长、省委常委秘书长、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长、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山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
1983年7月，在太原病逝，终年73岁。
《新华日报》（太行版）《号外》第一号
艰难中玉汝于成 困苦里剑砺成锋
《新华日报》（太行版）生活、工作在战争环境之中，条件艰苦，物质条件差。然而，报社人员以旺盛的革命斗志、顽强的战斗意志，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嘹亮的号角始终响彻在太行山上。
尽管目前缺乏太行版时期报社人员待遇资料，但是从华北版改为太行版之前的记载，可以大致了解一些。
工作人员大部实行的是供给制，官兵一律平等。无论领导还是勤杂人员，正常年景，每人每天十三两（十六两秤）小米、三钱油、二钱盐、五分菜金；小米没了就吃黑豆、高粱；每月二元五角津贴。对技术专长的人员有所优待，医生、电务、印刷技术人员发点技术津贴。夏服是土布军装，冬装是灰土布棉衣，另有配发土布衬衣、军帽、绑腿、挎包等。
1943年，太行遭遇旱灾和蝗灾，收成减少。工作人员经常吃的主食是掺了榆树叶的小米饭，副食是盐拌白萝卜条。粮食不够吃，大家就再采一些野菜，使小米稀饭增加些黏稠度。
收发电报需要用电，靠的是一部缴获日本鬼子的手摇马达。照明用的是麻油灯，印刷动力靠的是人工摇把。许多材料需要从敌占区采购，经理部是负责采购供应的部门。他们有的伪装深入敌占区，有的利用私人关系，有时还要付出血的代价。源泉纸厂的工务股长、共产党员李新成，1944年12月，到敌占区潞城购买原料，在石圪节与敌人遭遇，英勇牺牲。
印报纸需用大量纸张。从敌占区买，不仅价格昂贵，而且路途遥远，运输十分困难。1943年，太行新华日报社等与晋冀鲁豫工商管理总局商定，建设生产文化用纸专业纸厂，逐步实现自给自足。为此，还成立了太行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地点设在索堡镇。造纸公司依靠边区政府建设扩展了一些造纸厂，把工商管理总局所属的石壁底纸厂、杜阁老纸厂、将军墓纸厂、源泉试验纸厂，划归太行造纸总公司领导。同时大力发展群众造纸，生产的文化用纸全部由总公司收购。这种太行边区自己生产的纸俗称麻纸、毛边纸，原料有芦苇、木屑、废纸、楮条、麻绳头、桑树皮等，印报印书经常出现掉毛和糊版。总公司派吴藻舟同志到源泉试验纸厂仿制成功荷兰式小打浆机，又仿照群众造纸经验，在抄纸中加地榆皮液，解决了糊版问题。1946年5月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社成立，从1947年1月1日起，把长治纸厂划属太行新华日报社，晋南办事处所辖的造纸厂划归人民日报，杜阁老纸厂划归华北新华书店总店，保证了各个单位的印刷纸张供应。
关于印报的机器，史纪言回忆华北版时说，仅有4开机两架，用手摇，一架机器每小时印报纸800份。铸字炉只有一个，铜模很少，缺的字，由刻字工人刻，刻好后用翻字盒翻字。大标题字很少，刻字较多。
印报纸，铅字每天都要在铁滚筒下滚动上万次，很快就磨损了，印出来的报纸也出现糊版，字迹不清。铜模不够，损坏的铅字无法补充。这个问题在华北版时得以解决，主要贡献者是王显周和周永生两位同志。据王显周的儿子王玉田提供的资料说，王显周听说大城市采用铸版印刷技术，就与印刷部长周永生等共同研究设计实验方案。他们集思广益，因陋就简，创造了“半铅模”：先用铅字排好版，再用毛边纸代替雁皮纸，滑石粉代替云母粉，打出“纸型”，再铸出铅版。用铅版印报，节省了铅字消耗。试制成功的第一张“纸型”连同大样送往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看到后非常高兴，特派人远道送来100块大洋，并亲笔写信鼓励。
王显周还解决了印刷油墨的困难。他把缴获敌人汽车上的齿轮，装配成畜力油墨机，用松烟代替油烟，麻油代替桐油，配上从山上找来的山豆子和从铅灰中炼出的密陀僧（氧化铅），制造出了有名的“新华”油墨。这个制造方法传遍华北敌后，被各根据地广泛采用。
报社只有几千斤铅字，每天都在消耗着。采购员就到农村收购一些锡灯、蜡盏，和锑掺在一起浇注铅版。配比没有化验仪器，就从实践中积累经验，摸索出最佳配比。
电务部抄报用的是铅笔，边区不能生产，敌人封锁也买不到。为了节省，收报员每人用铁皮卷一个铅笔筒，套在铅笔上用，实在套不住了才扔掉。电台有一种B电池，一组30个串联而成。为了节约，把用过的B电池拆开，用小灯泡逐个测量，凡是有一点光亮的留下来再组装继续用。为了延长电池寿命，有时还把每一节电池都灌上盐水。
报社还要防备敌人袭扰，时刻准备参加战斗。华北版时报社有一个36人编制的警卫排，装备有两支冲锋枪，几十支三八盖板，几支汉阳九七，其余是老套筒、比斯尼等旧枪支，还有两支手枪，几把大砍刀，每人三颗手榴弹。警卫人员不仅保卫报社，还要保卫驻地，搞好保密工作。随时捡拾丢弃的铅字、墨盒、纸张，确保不泄密。每到一地，要挖备战窑洞，供发生敌情时隐藏设备用。
报社就是这样，在战争条件下，历经千辛万难，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办报出报。
《新华日报》（太行版）创刊号
抗战进入大反攻 三份号外发檄文
1944年秋，报社驻地由桃城村迁往中原村的完定寺，代号更换为“洛阳部”，史纪言被称为“洛阳老人”。中原村紧邻清漳河东岸，河对岸就是129师司令部、太行军区、太行区党委所在地——赤岸村。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9日，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中国的抗日战争随即进入了全面反攻阶段。8月10日，日本发出乞降照会，蒋介石为抢夺和独霸胜利果实，连续下达三道命令，竟然命令解放区军民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擅自行动，甚至命令日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对国民党的这个命令，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坚决抵制。
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的配合苏联及其他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随后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地党委，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准备于敌人投降时，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于8月10日、11日，连续发出7道命令，要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利用各自处于抗日最前线的有利位置，迅即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展开攻势，迫使日伪军投降，并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为抗日战争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10日至11日，为及时向我解放区军民宣传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毛主席的声明、朱总司令的命令，《新华日报》（太行版）连续发行了三期号外。三张号外都是蓝色粉连纸印刷。
8月10日夜，《新华日报》（太行版）发行了第一号“号外”，主标题非常醒目“毛主席发表声明，抗日进入反攻阶段”；副标题为“猛烈扩大解放区，消灭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内容为毛主席声明全文。
接着，8月10日夜《新华日报》（太行版）又发行第二号“号外”。主标题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内容为“（新华社延安十日急电）：日本政府已接受促其无条件投降之波茨坦宣言，……”一天连发两张号外。
第二天8月11日，《新华日报》（太行版）又出版发行第三号“号外”。主标题是“朱总司令发布命令”；副题是“各解放区一切抗日武装部队立即出动，收缴日伪军全部武装，接洽受降”。全文转发了八路军朱德总司令于8月10日发布的大反攻第一号命令。
三份号外如战斗檄文，向日伪下达最后通牒；如战斗号角，号召我军民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1948年，报社排字部人员携子女在东戌村合影
抽调骨干进邯郸 创办报纸叫“人民”
1945年8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成立；10月4日，平汉路上的古城邯郸解放。不久，中央局驻地从太行山迁往邯郸。
为了有利于对全区工作进行指导，1946年初，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提出要创办中央局机关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根据中央局领导指示，报社抽调40余名同志到邯郸，筹备创立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新华日报》（太行版）副社长安岗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其余部分同志，则由史纪言带领继续创办《新华日报》（太行版）。由于骨干力量被抽走，太行版负责人作了调整：除史纪言继续担任社长和总编辑外，杨焦圃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萧风任副总编辑，周永生任副社长，毛联珏任秘书长。其他各部人员也作了调整充实，总人数保持在150余人。
面临工作任务重，骨干力量减少的情况，报社组织大家深入开展业务学习，在采编工作中提高能力。业务学习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着重提高新闻质量问题，第二阶段解决编辑工作的几个问题。从而很快地扭转了由于人员减少造成工作被动的局面。
从太行版来的同志，与来自全区各地的新闻、文化、印刷和管理骨干，共同组建了人民日报报社，加快了报纸的筹备工作。
1946年5月15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在邯郸市火磨街创刊。报头集自毛泽东同志的手迹。1948年5月，晋冀鲁豫边区与晋察冀边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华北人民政府，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与《晋察冀日报》合并为中共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于当年6月15日创刊，报头是毛主席在西柏坡题写。1949年3月，华北《人民日报》迁入北平；8月，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沿用期号至今。
《新华日报》（太行版）的部分同志参与创办了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又随人民日报来到平山县里庄（《人民日报》华北版创刊地）、来到北京，把革命根据地的好传统、好思想、好作风，带进大城市。可以说，这份世界十大报纸之一的人民日报，有着太行的革命血脉与红色传承。
《新华日报》部分编辑人员在桃城村（前排右一为代理总编辑陈浚）
解放战争炮声隆 凯歌声里报刊终
1948年6月，《新华日报》（太行版）由中原村迁往本县的西戌镇东戌村。
1948年秋，史纪言调走筹备《山西日报》后，《新华日报》（太行版）总编辑由区党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赵时真兼任，实际工作由副总编辑毛联珏主持。报社分为三大部：编辑部，部长刘江；通讯部，部长程光；经理部，部长冯秉清；秘书由王元直担任。
1949年5月1日，《新华日报》（太行版）改换为新报头（何人题写因缺乏资料尚不知晓），取代了于右任题写的老报头。
在我军解放全国的胜利炮声中，《新华日报》（太行版）于1949年8月19日停刊。当日，《新华日报》（太行版）出版最后一期（1449期）。报纸在第一版刊登《太行区党委、行署、军区联合通知》，大意是奉上级命令，华北行政区划重新调整，太行区党、政、军机关建制撤销，各部门于8月20日停止办公，所属专、县分别划归河北、山西、平原三省领导。第一版另有社论《团结一致虚心学习》，告诫即将分赴三省工作的同志，坚决服从新的省委领导，发扬优良传统，虚心向新到单位的同志学习，做好工作。在报眼部位，刊登了《本报终刊》启事。第二版终刊前给各级宣传部办公室及全体通讯员的告别信，和向全区邮政职工的致敬书。第四版是各地通讯员写的告别太行版的感言。
从1943年10月1日到1949年8月19日，《新华日报（太行版）》在涉县长达5年10个月又19天，共出版报纸1449期，在太行山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停刊后，全体工作人员170多人来到太原，分别分配到《陕西日报》和山西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工作，开始了新的征程。
注：本文节选自卫庆前著《太行号角——记新华日报（太行版）》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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