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群众迁居大名的历史渊源

杨国祯

公元七世纪中叶，阿拉伯人、波斯商人，相继来到中国，经五代至宋末，历五、六百年的不断发展，直到南宋年间，广州、泉州都有了西域回回人的公共墓地，同时也修建了规模可观的清真寺。留居中国人数多时，达几万至十几万人，其中有在中国居住八代的，但都为外国侨民。到元朝统治东南各省后，称他们为“回回蕃客”。这时候随蒙古人东来的回回都成为中国人了。也是以后构成回回民族的一个来源。

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西征，到一二五八年旭列兀攻陷巴格达，蒙古贵族先后征服了葱岭西、黑海东的伊斯兰教各族。期间有西城回回人孔马刺罕拨部曲归顺太祖，征战有功，官至大名路总管府达鲁花赤（蒙语最高长官）。其家三世均封魏国公（大名古为魏地）。魏国忠懿公神道碑记有“赫赫之父易木刺金，官至平章政事。大父阿里罕，官至中书左丞。曾大父孔马刺罕（丁）官至大名路达鲁花赤……”见《清河集》卷六，《藕香零拾丛书》本。每次战争都有大批中亚各族，波斯和阿拉伯人迁徙到东方来，其中有家居大名的纳速刺丁。《元史》卷一九四《纳速刺丁传》有“纳速刺丁，字士瞻，他父亲马哈木随从元世祖东征襄樊，有功。他以荫任浚洲（今河南省浚县）达鲁花赤。后定居于河北大名”。当时被签发的有军士、工匠、俘虏和妇孺，也有学术人士和社会上层分子。此外，由于中西交通大开，还有一些自愿东来贸易的商贾。元代史书称这些人为“回回”。为了区别于蒙古、汉、畏兀儿等民族，列为当时所谓的“色目人”中的一种。

东来的回回军士编入了“探马赤军”，战争过后即屯田耕牧。规定所谓“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至元十年（1273年）世祖下令：“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从此回军在社编下从农，成为普通农民。此时另有一些“屯戍”人户，入社编民后，可以聚居或杂居在一地一村。

明代的三百多年中，回回才逐渐成为一个民族。战争或经商东来的回回是形成回族的基础，他们在东来的过程中，大多不会携带眷属，定居以后和当地女子结婚。洪武五年（1372）下诏：“蒙古色目人现居中国，许与中国人结婚，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此诏使回汉通婚得到了法律任可，有利于回族人口的增加和繁衍。

明成祖灭惠帝后，建都北京。当时华北地方，由于连年战争，城廓空虚，人烟稀少，大片土地荒芜。明王朝为恢复社会经济，实行“移民屯田”，其中来大名落户的有山西省洪洞县迁来的营镇何家、马时庄马家、南关金家、高家，同时有南迁做官的七里店杨家，还有抗租逃出来的张家。这些回族移民先后集聚大名府定居下来。有的与当地女子结婚，按伊斯兰教习惯规定，凡回汉通婚，需随回族风俗习惯，又有帝诏规定，所以回族人在这样良好条件下繁衍发展很快。以各家家谱为例，从明永乐年间到明末，按年代推算可到八世，七里店杨家由一户增加到一百三十一户，张家由一户增加到五十五户，丹家由一户增加到四十一户，

马家由一户增加到五十五户。

十七世纪中期，清军入京后，向北京以外各地进攻，为抗击清军，回民聚居较多的地区，回汉民族一起投入抗清斗争。经过长期的反清运动，迫使清政府接受了教训，逐步采取“摊丁入地”、解除匠籍”等缓和矛盾的政策，使回族人民得以安居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聚居的回民也因经商和逃荒谋生等情况在县内扩大了聚居地。金滩镇、营镇两码头回民多了起来，龙王庙也有了回民经商，县内南大街、北大街、西大街等也出现了回民经商，县城外的殷李庄、杨村、周庄、苗小庄等也有了回民居住。到清代末期，张家家谱历十四世就发展到了二百五十六户，丹家家谱十四世一百一十四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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