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筑铜雀三台之谜

铜雀三台作为邺城标志性建筑，它以邺城城墙为基，屹立在邺城的西北隅，“巍然耸峙，高若仙举”。成为当时邺下文人集团歌舞酒宴诗书词赋的“升平乐园”。因此，铜雀台以其盛名常见于诗词歌赋之中，那么，铜雀三台筑于何时？曹操为什么筑铜雀台呢？

《三国演义》第33——34回写道：曹操平定北方，夜宿于冀州城东角楼上，凭栏仰观天文，时荀攸在侧，曹操指曰：“南方旺气灿然，恐未可图也！”攸曰：“以丞相天威，何所不服！”正看间，忽见一道金光，从地而起，攸曰：“此必有宝于地下”。操下楼令人随光掘之，掘出一铜雀，问荀攸：“此何兆也？”攸曰：“昔舜母梦玉雀入怀而生舜，今得铜雀，也吉祥之兆也”。操大喜，遂命人作高台以庆之，乃即日破土断木，烧瓦磨砖筑铜雀台于漳河之上。

依上段《三国演义》所述，曹操在大败乌丸、公孙康、杀袁尚袁熙之后，北方既定来登城观天象，见金光掘地而得铜雀。大败乌丸和公孙康杀袁尚袁熙时在建安十二年，即公元207年。而《曹操年表》记载：“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下《求贤令》。冬作铜雀台于邺”。

关于铜雀台建筑时间二者记载不符，《三国演义》记载铜雀台修建时间比《曹操年表》提前了三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铜雀台建筑时间除《三国演义》和《曹操年表》外，在《三国志武帝纪》中也有记载：“建安十五年冬，作铜雀台”。卢氏《三国志集解》载《御贤》177引《魏志》曰“武帝建安十五年作铜雀台，十八年作金虎台，又作冰井台”。《魏文帝集 登台赋》和《曹丕年表》中都有记载：“建安十七年春，曹操及丕、植弟兄登铜雀台，各作《登台赋》，丕赋序曰：建安十七年春，游西园，登铜雀台，命余弟兄并为其词”，可见当时曹操在命他的儿子们作的是同题作文。《魏志 陈思王植传》和《曹植年表》也都有记载：“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立成，可观，太祖甚疑之”。说得就是曹植作的《登台赋》。

由此可见，历史上铜雀台真正建筑时间是建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210年，历时二年，建成于建安十七年春。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把曹操筑铜雀台的时间提前了三年，那么罗贯中为什么有意把筑台时间提前呢？罗贯中把铜雀台修建时间的改动为了《三国演义》第44回“孔明用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作铺垫，为以后的小说情节发展埋下伏笔。

《魏志 陈思王植传》中的曹植的《登台赋》只有“建高门之崛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而《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巧妙地对原赋进行了改动，加上了两句“立双台于左右兮，有玉龙与金凤；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增加了小说的戏剧性，强化了人物性格的描写，起到了矛盾冲突的作用，可谓是神来之笔！

再者《曹操年表》记载：“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十一月，操由江陵东下，与周瑜均在赤壁相遇，操军遇疾疫，作战不利，引军驻扎江北，周瑜纵火烧毁曹操船舰，操军大败，自华容道北走”。由此可见，赤壁大战发生在公元２０８年，而曹操筑铜雀台在公元２１０年，也就是说曹操赤壁兵败两年后筑铜雀台，所以说“赤壁大战”和“揽二乔于东南兮”毫无关系。

那么曹操筑铜雀台的目的何在呢？

其一：曹操筑铜雀台有“不臣之心”

《三国演义》第３３回写道：曹操命人掘得铜雀后问荀攸曰：“此何之兆也？”荀攸说：“昔舜母梦玉雀入怀而生舜，今得铜雀，亦吉祥之兆也”。舜为上古帝王，因舜有德望，尧禅位于舜。舜母梦玉雀生舜，舜后来成了一代帝王，今曹操掘得铜雀，此中寓意，不言而喻。因此曹操大喜，“作高台以庆之”。曹操的儿子曹植十分聪慧，很理解曹操的心思，因此进言说：“若建层台，必立三座，中间高者名为铜雀，左边一座名为玉龙，右边一座名为金凤，更作两条飞桥横空而上，乃为壮观。”曹操听了说：“吾儿所言甚善！”并留下曹植和曹丕在邺郡（今临漳）造台。这样就形成了“玉龙金凤朝铜雀”之象。在封建社会，玉龙和金凤只有皇家才有权利享用的物件，曹操所筑“铜雀台”的指义更加明了了。

为了掩饰曹操的居心叵测，在曹操筑铜雀台的同时即建安十五年十二月，曹操下《自明本志令》，文中称自己夙来志向是：“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就是封侯作征西将军，百年之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为了表明自己的心志，曹操还做秀一把，“让还封邑三县，但食武平万户。”用减少封地和俸禄来明志，可是一年之后曹操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不臣之心昭然若揭，曹操胆大妄为、目无君上的本质也表现出来。《曹操年表》记载：“建安十七年（铜雀台建成之时），正月操还邺，献帝令操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依肖何旧例。”仅仅一年曹操就在朝堂之上可以带剑上殿，废行君臣之礼，也就是在这一年，曹操胁迫献帝“称魏公，备九锡”，行天子之事。曹操的重要谋臣、儿女亲家荀彧因为反对曹操的“不臣之心”，被迫自杀，“荀不以为然，被迫自杀”（见《曹操年表》）。

其二：曹操筑铜雀台是“以娱其老”

《三国演义》第３３回写道：曹操得铜雀而筑铜雀台，曹植进言：“立三座，中间高者名为铜雀，左边一座名为玉龙，有边一座名为金凤。”曹操听后大喜曰：“吾儿所言甚善，他日台成，足可娱吾老矣！”也就是说曹操建造铜雀台也不外乎满足自己个人的享乐需求。

《三国演义》第４４回“宴长江曹操赋诗、锁战船北军用武”中写道：“吾今新构铜雀台于漳水之上，如得江南，当娶二乔置之台上，以娱暮年，吾愿足矣！”再次表明了曹操筑铜雀台“以娱天年”的思想。

曹操天性顽皮，桀骜不驯，不受封建礼仪的束缚，贪图享受，尤好女色。《世说新语》记载：曹操击破袁绍攻进邺城，立即召见名重一时的袁绍儿媳“甄氏”，还说：“今年破贼正为奴也。”也就是说当年攻打邺城就是为掳去甄氏，可惜的是他的儿子曹丕对甄氏早已垂涎，抢了先机。

曹操贪恋女色于史有据，《世说新语》记载：“魏武少年，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刀劫新妇”。曹操年轻时看人家娶媳妇，见新人貌美，色胆包天，以“有人偷东西”虚张声势，趁人出来捉贼之时，劫走新人。

《三国志　魏书　张绣传》载：“太祖南征，军淯水，绣等举众降，太祖纳济妻（张绣叔张济之妻），绣恨之，太祖闻其不悦，密有诱杀绣之计，计漏，绣掩袭太祖，太祖军败，二子没。”本来张绣已经投降曹操，但曹操见色起心，纳娶张绣叔张济之妻，张绣受其侮辱，因此反水，曹操大败，损失惨重，死了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和心爱大将典韦，可以说曹操亲近女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此曹操的原配夫人丁夫人和曹操无休止的吵闹，常说“将我儿杀之都不复念”，“遂哭泣无节”。最后丁夫人离曹操而去。

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献帝传》曰：“（秦）朗父名宜禄，为吕布使诣袁术，术妻以汉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围，关羽屡请太祖，求以杜氏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见之，乃自纳之”。秦宜禄的妻子杜氏颇有姿色，在曹操攻打下邳之时，关羽多次请求城陷娶杜氏为妻，曹操怀疑杜氏貌美，城陷后，自己先见杜氏，怕象邺城攻破后被曹丕抢先一样，自己先看看，结果杜氏果然貌美，曹操自纳之。关于这件事陈寿《三国志　蜀书　关羽传》裴松之注引《蜀记》曰：“曹公与刘备为吕布于下邳，布使秦宜禄行求救，关羽启公，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可见曹操重色之心过于重才，当年曹操为留关羽是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封官授金，可惜在女色面前就不行了。

铜雀台建成之后，曹操广纳天下美女，充实台上，供曹操淫乐，因此“铜雀妓”闻名天下。

其三：曹操筑铜雀台祈求“五谷丰登”

曹操不是把铜雀用在建筑上的第一人，早在３４０年前，铜雀就已经用于建筑之上，来乞求上苍赐予五谷丰登。

《三辅黄图　建章宫》：“古歌云：长安城双阙，上有双铜雀，一鸣五谷成，再鸣五谷熟。”南朝梁简文帝《和藉田诗》也有记述：“鳐鱼显嘉瑞，铜雀应丰年。”北齐五言排律《喜雨诗》中提到铜雀和农业生产密切相关，“气调登万里，年和欣百灵，定知丹甑出，何须铜雀鸣。”这里的丹甑是指祥瑞，意思是圣上有德，出现祥瑞，不再需要“铜雀鸣叫”来报五谷丰登了。

《三辅黄图 建章宫》记载：“长安城双阙，上有铜雀，一鸣五谷成，再鸣五谷熟”。西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在长安西郊上林苑营造建章宫，在建章宫的北宫门侧建有两座塔楼，这就是双阙。古代王侯的府邸大都在门的两侧建有塔楼，称作阙，以炫耀权势。建章宫的北宫的两侧的阙顶上安装着一对铜雀。东汉张衡《西京赋》形容双阙高耸入云，威若山举，后又有文字记载，双阙高25丈，铜雀高丈余，建章门侧的双阙上的铜雀一时成为古代代表丰收的的吉祥物。公元26年，赤眉军撤离长安时，放火焚烧了城内外的皇家公苑，建章宫也化为一片焦土，双阙和铜雀被毁。

铜雀台建造正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之时，长期的军阀混战加上频繁的天灾人祸，致使农业经济彻底崩溃，曹操在《短歌行》中也描写了当时的惨状：“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在这样的情况下，军阀混战中粮食作为战略性资源就显得十分重要。《三国演义》中交战双方因为粮草不济兵败或自动退兵的战例屡见不鲜，如公元195年曹操和吕布决战濮阳，双方纠缠一百多天，在双方未决胜负之时，因为粮草缺乏双双退兵，战后曹操因为粮草问题不得不裁剪军队。在公元200年曹操和袁绍官渡之战中，曹操取胜之道就是焚其粮仓，促使袁绍因为军队缺粮削弱了战斗力，曹操一举打赢了决定统一北方的关键性一仗——官渡之战，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被后人津津乐道。曹操这位胸怀天下的“治世之能臣”，在战争中切身体会到粮食的重要，也知道想要称霸中原，粮食充足是一项重要的后方保障，因此他在割据地盘里实行屯田制解决粮食问题。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建筑铜雀台取“铜雀”两字的吉祥含义，以祈求农作物丰收，五谷丰登，来为自己统一天下奠定基础。

据有关史料记载，曹操在筑铜雀台时只沿用“铜雀”之名，而未在台上铸造铜雀。到后赵石虎翻修铜雀台时才在铜雀台顶安装“铜雀”，“又作铜雀于楼巅，舒翅欲飞（见《水经注》）。”这已经是公元336年的事情了，比曹操筑铜雀台晚了120年。

其四：曹操筑铜雀台为“招贤纳士”

一个人成就功业之后，都想借助建筑把内心的成就感固化下来，曹操也不例外。建安十五年，曹操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其年五十三岁，踌躇满志，为了抒发自己的远大志向，彰显自己的文治武功，同时也为了招贤纳士，在世人心目中树起强盛的发展势头，曹操命在邺城西北隅以城墙为基，建筑铜雀台，古代不乏这样的先例。

铜雀台前临河洛，背依漳水，虎视中原，凝聚着一派霸王之气，曹操建筑的铜雀台是什么样子，只能在诗书经注中去想象，《水经注》中说：“铜雀台高十余丈，殿宇百余间”。曹丕在《登台赋》中描写道：“飞阁掘其特起，层楼俨以承天。”可以看到铜雀台的巍峨高大。曹植在《登台赋》中描写到：“建高殿之巍峨兮，浮双阙乎于太清;立冲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以西城；临漳川之长流兮，望众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赋中不但描写了铜雀台的高大雄伟，而且登台的心情也跃然纸上。

铜雀台建成之后，铜雀台成了三曹父子及邺下文人集团会客郊游、舞文能墨的重要场所，也成了曹操待客招贤的主要地方，曹操在铜雀台上多次下达《求贤令》，天下文人贤士纷纷投奔邺城而来，以登铜雀台为荣，一时间邺城人才济济，铜雀台上人才荟萃，为曹操统一北方和曹氏集团的发展壮大汇集了大量的人才资源，这些饱经风霜的文人写下了大量的慷概刚健的作品，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划时代意义的“建安风骨”。

  其五：曹操筑铜雀台出于“军事战略”考虑

曹操建造的邺城西依太行，东南北三面是千里平原，无险可居，因此选择邺城的西北角以城墙为基建筑三台，也是人造的防御工事，当然比不上天然的山河之固，但铜雀三台巍峨耸立，置身三台之上，不仅邺城全景一览无余，而且可以观望邺城以外的环境，起到瞭哨的作用，具有较强的军事防御功能。

在建筑三台时，曹操独具匠心，把三台建成三个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的台榭，中间相距60步，以云桥式阁道相连，“施则三台相通，废则中央悬绝”。一旦发生什么意外，三个台榭可以成为三个独立的主体建筑，具有较好的攻防功能。据《三国志》载：曹操手下大将严才在邺城发动叛乱，曹操在三台之上对叛军的动向一览无遗，了如指掌，他凭借三台的有利地势，处乱不惊，调动兵力，一举平息了严才的叛乱，在这场平乱中，三台发挥了独特的地理优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另外曹操在三台之下修有“蔵兵洞”和“转军洞”，和邺城西北的军事重地——讲武城相通，一旦发生什么意外变故，既可以从“蔵兵洞”或“转军洞”调兵遣将，打敌人个措手不及，又可以借此暗道循身逃避，化险为夷，铜雀三台具有攻守转逃的作用。

铜雀三台作为军事战略要地，还储藏大量的粮食、食盐、冰块、石墨（煤）等重要物质，以防不虞。《水经注》载：“铜雀台建于建安十五年，高十丈有室101间，金虎台建于建安十八年，高8丈，有室109间，冰井台建于建安十九年高8丈，有室145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15丈，藏冰及石墨，又有粟窑、盐窑，以备不虞”。由此看来，三台中冰井台最大，有房室最多，是战略物质的储备地。公元303年西晋右司马著名文学家陆云在邺城供职，在给他兄长同为文学家的陆机的信中说：“一日上三台，曹公藏石墨数十万斤，烧此消夏可用，燃中无人知，兄今欲见否？今送三螺（《陆士龙集》《太平御览》）。”陆云在信中提到的石墨就是曹操藏在三台的煤，可见数量之大。这就是煤炭早期使用最重要的记载史料。

此外铜雀三台的建成还有抵御漳河洪水的作用，漳河从邺城西北角转东北流向，曹操在建三台时以城墙为基，加固了城墙，同时筑长鸣渠，引漳河从铜雀台下流入邺城，经华林苑出邺城。

总之，铜雀三台是邺城建设中的创举，凝聚了曹操大量的心血，以至于铜雀三台以非凡的韵姿，独特的功效和邺城一道载入城建史，又以华丽的身姿和具有传奇色彩的光芒闪耀在中国文学史的诗词歌赋之中。

——摘自贾海仲《古邺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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