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麟趾格》：影响中国律法制度逾千年
□韩鹏
东魏制定的《麟趾格》，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格”命名的封建成文法典。这项法律编写工作先在洛阳尚书都省集议，很快转至麟趾阁进行，故名为《麟趾格》。其后，随高欢拥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离洛入邺，《麟趾格》编订工作转至邺城继续进行，于前541年正式颁布。
北齐政权制定的《北齐律》便是以《麟趾格》为蓝本。北周灭北齐，隋代北周之后，他们的法律制度几乎都在照搬北齐，《北齐律》成为历代制定法律的基石。
唐《武德格》即上承东魏《麟趾格》，宋代的编敕，元代的条格，明代的大诰、例，清代的例，无不受到《麟趾格》的深刻影响。
北齐校书图
荒唐而短命的高齐王朝留给后世的，除了规模宏大的邺城遗址、营造豪奢的石窟造像、葬品精美的皇家墓葬，似乎只剩下充盈史册的暴戾、荒淫与嗜血。与同时期的南朝梁、陈相比，北齐统治者在学术和思想史上的建树，简直乏善可陈。
其实不然。由东魏制定的《麟趾格》不仅在当时是重要法典，也是《北齐律》的母版，随后，又被统一全国的北周、隋朝承袭，而且一路影响下来，整整贯穿唐、宋、明、清。
《麟趾格》是历史上第一部以“格”命名的封建成文法典。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麟趾格》对不同时期古老中国的律法制度，一直有着十分久远而深刻的影响。
一
对北魏王朝来说，公元532年，是丧钟为之敲响的一年。
此前1年，北魏孝庄帝被尔朱兆勒死。尔朱兆拥立元恭称帝，是为节闵帝。对之，高欢拒绝予以承认，自立元朗，北魏同时出现了两个皇帝。
公元532年，尔朱兆垮台，元恭被高欢废黜，很快被毒死。同年，高欢在邺城大败尔朱兆后，乘胜攻入帝都洛阳，杀死元朗，4月拥立元修继位，是为孝武帝。继之，大丞相高欢在晋阳建立霸府，在邺城建立根据地。
就是在这年5月，魏孝武帝下诏：“可令执事之官四品以上，集于都省，取诸条格，议定一途，其不可施用者，当局停记。新定之格，勿与旧制相连，务在约通，无致冗滞。”（《魏书·出帝纪》）。
参以《北齐书·封隆之列传》：“诏（封）隆之参议麟趾阁，以定新制。”可见，首部《麟趾格》是在532年，由北魏孝武帝组织群臣于洛阳麟趾阁修订。
“格”，作为一个完整的法律形式，首次登上了中国政治历史舞台。
在此之前，中国传统的法典体系里只有律、令、科。其中，律早在春秋以前就已出现，春秋时期广泛见于各诸侯国的刑书，便是后来的律，秦汉时继续沿用并加以补充。令是律的辅助，商鞅变法时颁布的《垦草令》就是早期的令。秦时律、令并称，二者的区别在于：律为法典，侧重对违法行为判刑量罪，令是规章制度，前者重在惩罚，后者重在教戒。
什么是格？简单而言，就是在律、令之外，自别于律令正统，优先于律令使用，而制定出的一套补充律令的变通性实用法规。
此前，北魏有自己成熟的正式法规，即《北魏律》。其框架脱胎于《汉律》以及其后的《晋律》，经过多次修订，到北魏宣武帝元恪的正始年间定型，又称《正始律》。
刚刚登上帝座1个月的北魏孝武帝元修，为什么放着祖宗成法而不顾，急吼吼地要搞一部《麟趾格》来凌驾于《北魏律》之上？
这当然不是出自他的初心，而是来自站在他背后的权力实控人——高欢。
高欢的一生，是向曹操致敬的一生。包括运兵方略，言谈举止，树傀儡而自强，定都另建霸府，拒不称帝等等，他无不在努力模仿曹操，学习曹操好榜样。
律法的制定，是维护统治秩序一项重要措施，于治国“令不行，禁不止”，于统军“令不行，众不一，可败也”。高欢岂能轻觑？
中国历史上，“王在法上”是件十分平常的事情。王朝的法律制定，从立法之初便是围绕君主集权构筑，最终的解释权必然掌握在皇帝手中。只有发自帝王的令才具有法律性，这对于实权已超越皇帝，私权大于公权的人来说，确实深感掣肘而不便。
既然改变不了既定的原有法律，那只有想方设法创新，在法理上搞变通。
“科”，就是曹操的发明。《甲子科》制定时，曹操掌握着朝廷实权，但并没有取代东汉政权，因而他需要一部全新的法律来取代《汉律》。曹操提出：“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
建安十八年，曹操为魏公，曾下令议复肉刑，然因奉常王修反对及藩国难改汉制而未实行。于是，曹操绕开《汉律》，创造性地制定《甲子科》颁下州郡。作为曹氏政权的临时法典，《甲子科》以律令副法的形式出现，收功至伟。
置身北魏后期的高欢，遇到的是和曹操一样的问题。尽管自己大权在握，但法统的正朔却在元氏皇帝，以维护皇室为根本目的的《北魏律》，必然遏制着高欢势力的发展，严重影响着他按照自己主张去擢黜官员，抑彼扬我，培植自己亲信，打击异己力量，进而钳制朝野。
迫切需要一部符合自己心意的全新钦定法律条文，超越原则性极强的《北魏律》，来为我所用。这是高欢的初衷。
二
所有法律的制定与颁布，都具有深刻的针对性和极强的现实意义。著名的《查士丁尼民法大全》在序言中开宗明义：“皇帝的威严、光荣不但依靠兵器，而且必须用法律来加以巩固。这样，无论战时或平时，总可以将国家治理得很好。”
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但维护政权的利器则是法律。
一般意义上的汉律，即指《九章律》，是萧何在《法经》基础上增订而成。法律条文有律、令之分。律为主干部分，令多为新增者，其中包括皇帝诏令。除律、令外，还有程、科、品、条，这些都是对律令的补充。
汉代允许官吏有自由释法权，官吏可以依照已有的判例或者比附有关律条以定罪，这就不免会为专横独断、徇私枉法大开方便之门。所以，当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感觉到《汉律》不便时，就想到了“科”，推出《甲子科》。
位居北魏大丞相的高欢，此时要率领那帮起于故乡怀朔镇的兄弟在外冲杀，征战讨伐，这些起于草莽的英雄，需要制度约束，更需要制度保护；同时还要与自己拥立的孝武帝元修，以及站在皇帝身后的王廷群臣，建立一种微妙的羁縻关系。
高欢于532年4月拥立元修，率兵离开洛阳前，与封隆之有场密谈。封提醒高：“斛斯椿、贺拔胜、贾显智等往事尔朱，中复乖阻，及讨仲远，又与之同，猜忍之人，志欲无限。又叱烈延庆侯念贤皆在京师，王授以名位，此等必构祸隙。”高欢思考了一夜，次日郑重地对封讲：“侍中昨言，实是深虑。”（《北齐书·封隆之传》）由此可见留在洛阳的异己势力，让高欢十分忧心，同时也可看到高欢对封隆之的倚重之深。
北魏后期至北齐初年，民族、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皇室与高欢彼此提防，相互猜忌。来看看摆在高欢面前的内、外部环境。
于外，西部是虎视眈眈的宇文泰，南方是时刻想北伐的南梁，周围是众多时刻准备反叛的异己力量。
于内，朝廷之中以孝武帝为核心的元姓宗亲一脉始终戒备重重，还有散布朝野并不服膺自己，时刻伺机而动的大量尔朱氏旧势力。
更切近者，是他身边那帮起于草莽，无法无天的勋臣猛将。他需要统帅管束，更需深加厚待、纵容、保护，以逃避法律打击。
孙腾，早年依附高欢，“契阔艰危，勤力恭谨，深见信待。及高祖置之魏朝，寄以心腹， 遂志气骄盈，与夺由己，求纳财贿，不知纪极。生官死赠，非货不行，餚藏银器，盗为家物，亲狎小人，专为聚敛。在邺与高岳、高隆之、司马子如号为四贵，非法专恣，腾为甚焉。高祖屡加谴让，终不悛改，朝野深非笑之”（《北齐书·孙腾传》）。高隆之，因见信于高欢，性多阴毒，恣意妄为，睚眦之忿甚至也要夺命以报。司马子如，倚恃旧恩，公然受纳，无所顾惮，对人少不合意，便令武士顿曳，白刃临项。
面对这些权势熏灼中外、率多专恣骄贪的亲党故友，高欢虽然力图去改变，但因兵戈四交，战事频仍，天下未靖，他尤为需要这些人去冲锋陷阵，因而选择睁只眼、闭只眼，甚至说故意保护纵容的态度。
而到后来的武定初年，国家形式稳定了，高欢对之的态度也改变了。此时，崔暹担任御史中尉，前后弹劾尚书令司马子如、太师咸阳王坦、并州刺史可朱浑道元，众人因此一并免官。高欢对群臣说：“咸阳王、司马令并是吾对门布衣之旧，尊贵亲昵无过，二人同时获罪，吾不能救，诸君其慎之！”（《北齐书·崔暹传》）
但在532年，尚是高氏定东魏初创之时，那就完全不能这样了。高欢要做的是：利用新的法律条文，一方面大力呵护、发展自己力量，一方面对异己力量进行无情扼制打压。
比如高欢姐夫尉景。其人贪贿成性，无法无天，最后发展到窝藏朝廷追捕犯人，以“坐匿亡人见禁止”。为开脱他的罪责，高欢只能诣阙向孝武帝说：“臣非尉景无以至今日。”而且，“三请，帝乃许之”。
以维护北魏朝廷王权而制定的《北魏律》，显然已大大捆绑了高欢的手脚，无法让他应付多变的时局，更不能随心所欲按照自己主张去控制局势，他不得不寻求以“格”代“律”，用一种超越《北魏律》的法律文本实现变通。
于是，532年5月，魏孝武帝下诏，组织四品以上执事之官修订《麟趾格》。高欢给出的理由是，弥补《北魏律》漏洞及不足之处，以应付不断变化的时局。
曹操迎立汉献帝在许昌定都后，将自己最重要的谋士荀彧任命为侍中、尚书令，安插在皇帝身边，以居中持重，左右并掌握朝中时局。
高欢眼中的封隆之，就是当年曹操眼中的荀彧。
作为高欢的心腹，侍中封隆之被留在洛阳孝武帝身边，既时时密察朝廷中的一举一动，也随时按照来自晋阳霸府的旨意，规谏、纠正皇帝言行。
所以，名义上是皇帝下诏，诏封隆之参议麟趾阁，以定新制。实质上，孝武帝是被迫的，而封隆之才是首次制定《麟趾格》的真正组织者。
这项法律编写议定工作先在洛阳尚书都省集议，很快又转至麟趾阁进行，故其名为《麟趾格》。
首次编写《麟趾格》的工作很快就搁浅了。
北魏孝武帝元修，岂能无视高欢在架空自己？加上他身边一帮大臣斛斯椿、元宝炬、元毗、魏光等不断进言，元修很快忍无可忍了，他不仅当着孙腾的面掌挝高欢安排的舍人梁续，元子干甚至还边殴打梁续，边对孙腾挑衅说：“语尔高王，元家儿拳正如此！”
高欢与元修宣告决裂，包括封隆之、孙腾等高欢安排在洛阳的亲信大臣逃回晋阳。《麟趾格》的首次编写工作，刚刚冒了个泡，旋即池水归于平静。
三
公元534年，东魏天平元年。北魏孝武帝元修执意拒绝继续充当丞相高欢的傀儡，自洛阳逃往长安，去接受盘踞在那里的宇文泰拥戴，随即成为宇文氏的木偶。
失去天子的高欢，无奈下立元善见为帝，是为孝静帝。也是在这年，高欢迁都于邺，发洛阳民四十万户“狼狈就道”，移居邺城。
东魏持盾将军俑
11月，东魏庞大的皇亲、宗室、后宫、大臣队伍，连同40万户洛阳百姓，赶羊一样拥进了邺城。尽管此前高欢将邺城原居民西迁百里，以腾空安置洛阳新民，挤爆的邺城仍远远不能悉数安置所有的新来人口。次年，高欢遣高隆之征发民夫10万拆洛阳宫殿，运其材入邺，然后又广发民夫，在原邺城南面修筑新城，直到539年邺新城才告竣工，这就是邺南城。
可以想见，此时期的邺城混乱到何等地步？
《魏书·刑罚志》说：“至迁邺，京畿群盗颇起”“天平后，迁移草创，百司多不奉法，货贿公行。”
《洛阳伽蓝记·卷三》有记：“暨皇居徙邺，民讼殷繁，前格后诏，自相与夺，法吏疑狱，簿领成山。”
民讼殷繁，群盗四起，律条相互抵牾，法吏判案无本，都急切需要制定新法，别设制度，整齐刑法，以治乱局。
于是，先前搁浅的《麟趾格》编写工作，再次被提上重要日程。
据《北齐书·封述传》载：“天平中，增损旧事，为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条皆（封）述所删定。”说明在东魏天平年间，即公元534至547年，《麟趾格》的修订工作继续进行，明解律令，议断平允，深为时人所称的法官封述参与其间，而且有了实质性进展。
这是见于史册的《麟趾格》第二次编订。
其实，出于稳固政权所需，在高欢、高澄父子那里，他们一刻也没放松对《麟趾格》的殷切期待。可以说《麟趾格》编写工作始终在向前推进，一直没有停顿。
最后，在高澄组织领导下，由邢邵与温子升主笔的《麟趾格》大功告成，并于公元541年，即东魏兴和三年，正式颁布。
从公元532年到541年，从洛阳到邺城，从孝武帝元修到孝静帝元善见，从封隆之为首初议，到封述继之领衔修改，再到邢邵、温子升第三次主笔修订，高欢、高澄心心念念的《麟趾格》终于出台。
“先是，诏文襄与群臣于麟趾阁议定新制，甲寅，班于天下。”（《魏书·孝静帝纪》）
“乃敕子才（邢邵）与散骑常侍温子升撰《麟趾》新制十五篇，省府以之决疑，州郡用为治本。”（《洛阳伽蓝记·卷三》）
《麟趾格》的修订、颁布与实施，为东魏时期政权的稳定，以及高氏统治走上正规化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也为后来高洋北齐政府推行自己的《北齐律》扫清法律障碍，作出切实可行的法理铺垫。
《麟趾格》已颁行天下，但对它的增益去损、提高完善工作依然没有停止。
《北齐书·崔暹传》中说：崔暹“后迁左丞、吏部郎，主议《麟趾格》。”崔暹是在武定初年才迁任左丞的，由此可见，直到武定元年的公元543年，《麟趾格》虽然已经颁布天下，并供省府决疑，作为州郡治本，但它并没有定稿，仍然在不断修缮，持续完善。
可以说，从东魏王朝诞生之初到其最后消亡，作为凌驾于《北魏律》之上的通制，《麟趾格》一直在不断审定、评议、完善中。在这个过程中，《麟趾格》发挥的作用愈来愈大，效果越来越明显，其法律效能日益彰显。
所以《魏书·刑罚志》才有这样的定论：“天平后，迁移草创，百司多不奉法，货贿公行。兴和初，齐文襄王入辅朝政， 以公平肃物，大改其风。至武定中，法令严明，四海知治矣。”
四
公元550年，高洋逼东魏孝静帝禅位，东魏灭亡，北齐成立。
昔日，作为绕开王法《北魏律》而推行的权宜之计《麟趾格》，也到了它寿终正寝的时刻。毕竟，北齐已经成为合法政权，还要什么“格”来变通呢？此时需要的是北齐自己的“律”。
荒诞、暴虐、纵欲、癫狂的高洋，却有着一副异常清醒的政治头脑。
因为格虽然在东魏后期已经成为“通制”，但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终非王法，而律才是正统的刑法制度。所以，其父高欢、其兄高澄毕生都在组织贤能之士探研修订，并日益感觉顺手好用了的《麟趾格》，文宣帝高洋一下子看不上眼了。
《北齐书·文宣帝纪》载：天保元年（550年）八月甲午诏：“魏世议定《麟趾格》遂为通制，官司施用，犹未尽善，可令群官更加论究。适治之方，先尽要切，引纲理目，必使无遗。” 北齐司州功曹张老，也上书请定《齐律》：“大齐受命已来，律令未改，非所以创制垂法，革人视听。”（《隋书·刑法志》）
于是，一场废格立律的编纂工作又在邺城开始。
“天保初，文宣以《麟趾格》未精，诏（李）浑与邢邵、崔棱、魏收、王昕、李伯伦等修撰。”（《北史·李浑传》）
然而，高洋本身就是个恣行酷暴、昏狂酗虐、无法无天的货色，在他手中，怎么能产生什么律法的东西呢？故而，在高洋有生之年，议造《齐律》积年不成，《麟趾格》依然在发挥着它的法律功能。
北齐武成帝高湛即位后，频繁督促制定《齐律》。终于在公元564年，由尚书令、赵郡王高睿，组织人以《麟趾格》为蓝本编制成《齐律》十二篇，颁行天下，正式施行。
《齐律》在中国法制史上实现了多个创新：
首先是将法典结构科学化，将《刑名》和《法例》合并为《名例》，放在律典第一篇作为总则。
其次是确立了“重罪十条”，成为后世“十恶”的起源。再次规范了刑罚，确定了死、流、徒、杖、鞭等五刑体系，细化了其中的执行标准。
这是一部承上启下的重要法典，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著称。它吸收了前代的立法成就。这部法典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成就最高的一部法律，对后世中华法系的形成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齐律》的诞生，当即起到明显效果。“是后，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又敕仕门之子弟常讲习之。齐人多晓法律，盖由此也。”(《隋书·刑法志》)。至此，以格代律的局面在北齐结束，格再次退回到原本的副法位置。
请注意《隋书》中这句话，“齐人多晓法律，盖由此也。”这说明，经长达几十年时光对《麟趾格》坚持不懈地讨论、钻研、析辩，又在此基础上编订《齐律》，再加上政府将之作为仕门之子弟日常功课，要求必须时常讲习，北齐人较同时期的西魏、南陈人，更普遍通达律法，明晰法律。所以，北齐在法学上一直是后世的老师。
北周灭北齐，隋代北周之后，他们的法律制度几乎都在照搬北齐。公元583年隋朝颁布的《隋律》，其篇名与《北齐律》则完全一致。
往上追溯，源头都是一个——《麟趾格》。
与东魏推行《麟趾格》同时期，作为独立法规形式的“式”在西魏出现。西魏宇文泰大统元年编定二十四新制，史称《大统式》。于是，格与式这对新生事物，与早期的律、令并肩而立，逐步被制度化。《唐六典》简述其各自功能为：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
到公元581年，隋文帝开皇三年，律、令、格、式四大法律形式并行，完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典体系。
唐废除隋律令，颁新格，以格代律，唐《武德格》即上承东魏《麟趾格》。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法不一出，唐王朝又根据形势用“诏敕”定罪，形成了《格后敕》。
宋代时，又依《麟趾格》产生了“编敕”，对皇帝敕令随时加以损益。
明朝时，当统治者感觉律不方便，“故作大诰以示民”（《明史·刑法志》），实际是根据判例来定狱，其所依据仍然是《麟趾格》。
清承明制，定刑多用例，“有例不用律，律多成虚文。”（《清史稿·刑法志》）
唐代的格，宋代的编敕，元代的条格，明代的大诰、例，清代的例，这些法律形式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具有变通性和灵活性，能将执政者意志及时法律化。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任何人只要拥有了权力，都会尽可能把它最大化，在这方面，中国的封建官吏总是无师自通。”
不管是夸奖，还是揶揄，乃至批判，这句话最应该送给的，都是高欢。因为后世伸缩自如、变通自洽的法律，其源头就是《麟趾格》。
一个乌烟瘴气、腥臭熏天的王朝，却给后世留下一部世代效法的律法样典，这本身就足够荒唐而滑稽。但，这是邺城对中国律法制度实实在在的历史巨献，而历史不容忘怀。
东魏武定八年造像题记朱拓
参考文献：
《北齐书》
《北史》
《魏书·刑罚志》
《明史·刑法志》
《清史稿·刑法志》
《北齐初年立法与<麟趾格>》楼劲 ，《文史》2002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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