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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子夏“西河”设教地

时间:2023-09-27 10:22:05  来源: 赵都文化  作者:韩玄璇  浏览: 分享:

 

邯郸:子夏“西河”设教地

 

 

 

韩玄璇

 

 

 

作为人文渊薮之地、文教昌盛之所,邯郸自古以来就俊才奔竞,济济多士。

 

上迄战国末年,以荀子、慎到、公孙龙为代表,赵地学者即已人物璀璨、名贯诸子百家;继之秦汉时期,毛亨、毛苌以《诗经》传世,戴德、戴圣以《礼记》驰声,董仲舒以《春秋》享誉,儒家《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中的三部,赖赵地学者接衲传灯,得以斯文遍布,俎豆散香。

 

很少有人问,这片文化土壤何以如此肥沃,早期儒家宗师何以扎堆在这里,产生这个文化现象的地域性学术根源又是什么?

 

答案也许听来很清奇。那就是子夏设教西河时播下的文化基因,在这里泽被后世,春风化雨。

 

今天的邯郸东部,战国时期黄河故道西岸,就处于子夏的教学之地——“西河”。

 

 

 

邯郸:子夏“西河”设教地

 

 

孔门弟子散枝四方

 

 

凡为一代宗师,必有开宗立端的创始意义,且有着极高的专业学术成就,其身影也必耀古烁今。但这也附带形成了宗师的不幸,他磅礴的学术体系、巍峨的学术高度,都使其衣钵传承人难以悉数承接和完整传递。

 

释迦牟尼于前486年在裟罗林中入灭,佛教开始分裂为上座和大众两部;基督升天后,基督教分化为希腊正教和罗马公教,15世纪时又从罗马公教中分裂出信义宗(路德教派)、圣公宗(英国国教派)以及归正宗(加尔文教派)等。

 

儒学也逃脱不了这种宿命。

 

原因不难理解。孔子在世时,他创立的儒学呈现出博大、开放的气象,孔子对弟子十分讲究因材施教。老师在讲授中,尽管有着基本的共同原则和大体相仿的教学内容,但因弟子之间个性与天赋的差异,孔子会有针对性区别对待。

 

如《论语·先进》中,子路问:“闻斯行诸?”孔子说:“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对此不解:“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孔子解释道:“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冉有性情谦退,遇事畏缩,因此要他听到一件该做的事后立刻去做;子路性勇敢前,做事轻率,所以要他在听到一件该做的事时,先向父兄请教,然后再去做。老师因人而异的学术传授,弟子个人领悟力的不同,造成了学生们学有所专、各有侧重,客观上使孔门后学在学术上走向分化之路。

 

前479年,孔子谢世。以此为分水岭,儒学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

 

一是儒学学术分裂化。孔子殁后,儒分为八。韩非在《韩非子·显学》里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当然,这只是韩非个人的学术观念,他不仅视子夏为法家而剔除了子夏一脉,还将孔子及门人弟子与再传、三传弟子并列,这都缺乏严格的学术界定意义,但从中却可以看到儒学被支离的总体样貌。

 

二是儒学流布广阔化。孔子在世时,文化在齐鲁之地,不出洙泗流域。仲尼死后,弟子四散,儒学随之被他们带到更为遥远的地方。《史记·儒林列传》载:“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

 

从中可以看出,走向卫、陈、楚、齐及西河的孔门弟子中,以在西河传教的子夏学生最广,影响最巨。正是子夏,使得儒学在孔子未曾跨越的黄河之西地区得以蓬勃发展。子夏弟子在魏国多占据要位,更有话语权,李悝为法家代表,吴起为兵家代表,禽滑釐则是墨家代表,田子方、段干木等或为魏氏重臣,或被魏文侯礼敬,子夏的百草园可谓百花齐放,品类繁盛,洋洋大观。

 

 

                      

 

子夏教衍“西河”

 

 

 

子夏,名卜商,温邑人(今河南温县西),为“孔门四杰”(子张、子游、曾子、子夏)之一,出生于前 507年,担任过鲁国莒父宰(今山东莒县),晚年设教于“西河”。

 

15岁时,子夏离开温邑前往曲阜,追随孔子学习。孔子生前开设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子夏是文学科目的杰出代表。早在学生时代,他就才思敏捷,常因独到见解而屡屡得到孔子夸赞。如其问《诗经》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孔子答以“绘事后素”,子夏立即得出了“礼后乎”的结论,即礼乐产生在仁义之后,孔子为此表扬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在《论语》中留有子夏很多格言,如“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百工居其肆以成其言,君子学以致其道”“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等等,从这些格言中,也能看出子夏卓越的领悟力与独创性。

 

知弟子莫若乃师,孔子针对子夏过于重视功利和器用,曾告诫子夏:“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子夏为莒父宰时,孔子又告诫他:“无欲速,无见小利。”而重视功利,则是法家的鲜明特征。

 

子夏对“势”也格外重视,《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有子夏的话:“善持势者,早绝奸之萌。”而法家学说的核心就是法、术、势,法家代表人物、赵国人慎到,他的思想应该直接受到了子夏的影响。

 

子夏还格外讲究“信”,他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子张》),这种示民以信的思想,在后来法家、兵家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如商鞅变法前立木为信,如吴起治兵前立车辕为信。儒之外,法、墨、兵诸家的学说里都有子夏的余唾。《墨子·兼爱下》中就说:“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孔子是反对这种浅薄之“信”的,所以早在与子贡对话中,孔子就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论语·子路》)

 

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在老师冢墓前筑庐而居,服丧三年,然后各奔东西。

 

前476年,子夏来到“西河”,开始聚众授徒。因他,此后几十年间,“西河”之地大雅传诵,弦歌不绝,西河学派人才辈出,蔚为大观。

 

在承袭仲尼之学的基础上,子夏加以自己的独特见解创立了“西河学派”。他不再像孔子那样毕生致力于恢复周礼,而是更加关注由春秋向战国转变期中诸侯征战、纷争不已的现实,结合实际,主张经世致用。他将儒家从单纯注重“学理”,向更为重视“日用”的方向转变,重视功利,提出善待“持势者”,提倡“守信”,开创了儒家实用主义的先河。同时,也为法家、墨家等学派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先导。

 

因子夏学术理念更具现实针对性,故而,魏文侯(尚未执政前)曾拜子夏为师,受业于子夏的段干木、吴起、田子方、禽滑釐等一干政治、军事改良者,将从老师那里得来的理论,运用到魏国的系列改革中,由此使得魏国实力大增,在战国诸侯中率先成为超一流强国。

 

由此,子夏及其学术也在西河地域广为流传,声名显赫,西河之人甚至将子夏视为孔子。曾参就很生气地当面斥责子夏:“吾与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间,(汝)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疑”通“拟”,作者按)汝于夫子,尔罪一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礼记·檀弓上》)

 

子夏是文学科的佼佼者。孔子设立的文学,不同于今天的文学概念,而是指研习儒家经典的功力。子夏在经典阅读与研究方面确实造诣非凡。《吕氏春秋·察传》载:“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子夏的“三豕己亥”是中国文献校勘学的开山之作。

 

正是凭借自己深厚的学力,才奠定了子夏必然要担负起为孔子传经的大任。今天,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已经实证了孔子删《诗》《书》、赞《周易》、定《礼》《乐》、作《春秋》,对早期儒家古典文献的整理之功。而在孔子身后,这些经典主要靠谁流传下去的?

 

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不少学生可以独当一面,但子夏在其中于传经、讲经最为卓著,厥功至伟。

 

东汉徐防说:“《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后汉书·徐防传》)南宋洪迈在其《容斋续笔》中说得更为具体:“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榖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所撰定也。”

 

洪迈的说法未必句句合实,但也绝非无稽之谈。起码在荀子之前,儒家经典的各个传授系统中,大都能看到子夏的身影。就连批评子夏门徒为“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荀子·非十二子》)的荀子,其《诗经》之学也辗转来自子夏。刘师培在《经学传授考》中说:“《诗经》之学,由孔子授子夏,流传而至荀卿。”

 

因子夏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还不像汉代经师那样重视师门,讲究师承有序,所以由子夏下传的授经谱系,在今天看来并不十分清晰,但不能因图谱模糊而否定图源的真实性,子夏传经之功功不可灭。

 

 

 

迷失在历史烟云中的“西河” 

 

 

对于“西河”地望,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唐玄宗时,子夏被追封为魏侯,宋代时又被加封为河东公。从其封号看,“西河”地理归属就含混不清。自唐代至清朝,子夏教学“西河”之地大体为二说:一是山西汾州,一是陕西韩城。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说:“西河郡今汾州也,子夏所教处。”后来诸如《困学纪闻》《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校水经注》,均从《史记正义》之说,认为“西河”在汾州。

 

唐人司马贞为《史记》作《索引》说:“西河在河东郡之西界,盖近龙门。刘氏云:今同州河西县有子夏石室学堂是也。”他认为“西河”在今天黄河之西、渭河之北的陕西韩城一带。郦道元在《水经·河水注》中说:“细水东流注于崌谷侧溪,山南有石室,东厢石上犹传杵臼之迹,似是栖游隐学之所。昔子夏教授西河,疑即此也,而无以辨之。……河水又南迳子夏石室,东南北有二石室,临侧河崖,即子夏庙堂也。河水又南迳汾阴县西,又南迳郃阳城东。”子夏石室在今合阳县界,其北为韩城。

 

其实,汾州在黄河之东,地处汾河之西,“河”是黄河的专用名词,将汾河之西的这里定位“西河”,显然说不通。北魏时汾阳一带曾设立过西河郡,唐时这里又曾设西河县,也许这是张守节错将汾州认为是战国时期西河郡的原因。最早否定“西河”汾州说的,是清代《汾州府志》主撰、大儒戴震。

 

钱穆先生对汾州与韩城之说予以全部否定。他在《先秦诸子系年》中提出:“孔子弟子不出鲁、卫、齐、宋之间。孔子死,而子夏居齐、卫,子游、子张、曾子在鲁。何以子夏独僻居汾阳、韩城,黄河之西教授其地,事殊可疑。则韩城、郃阳之石室,犹之谒泉之石室,谓子夏居之者,胥出后人附会,不足信也。”

 

是的,因慕先贤的高风亮节,后世之人往往为其立墓冢、建祠堂,甚至将地名都附会到先贤的生平故事中,但这些只能说明当地百姓对先贤的敬仰怀念之情,却不能证明此地与先贤的地望关联。

 

将韩城定位为“西河”,所根据是这里曾为魏文侯命吴起建立的河西郡。但魏国于前408年才占取秦国地盘建立起河西郡,而早在前476年,31岁的子夏就已经开始“居西河”讲授,子夏设教的“西河”与魏文侯建立的河西郡,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更何况一个叫“西河”,一个叫“河西郡”呢。

 

再来看看《汉书·儒林传》中给定的一张秦末汉初儒学文化地图:“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

 

汉初最接近先秦,此时的儒学大家全部在太行山以东,散布于齐、鲁、赵、魏、韩、燕之地。远离这片文化沃土的晋陕之地,却一个也没有,若子夏曾设教于河西郡一带,那里岂能没有他的门徒余绪,又焉能皆籍籍无名?

 

司马迁就是韩城人,但他从没说过子夏的“西河”就在韩城或汾州。

 

 

 

邯郸东部、邺城一带就在“西河”

 

 

“西河”究竟在哪里?

 

因黄河流了一个大大的“U”型,所以“河西”就有南流黄河(今陕西)之西,与北流黄河(今河南河北)之西两个区域。

 

前602年,周定王五年,黄河下游于宿胥(淇河、卫河合流处)决口酿成改道,黄河经濮阳、南乐、大名、馆陶,东北流向天津入海,这是有史记载的黄河首次改道。今天邯郸的临漳、魏县、广平、邱县、大名、馆陶,就位于北流黄河的西岸。

 

子夏籍贯温邑(地处今河南偃师东北)。西周至春秋初年,这里是王畿内的温国都邑;前650年,狄灭温;前635年,晋国打跑狄人,周襄王将温邑封给晋;其后,温邑先后为晋国狐溱、阳处父、郤至、赵氏、魏氏领地。子夏的故乡温邑,就处于济水南岸、黄河北岸之间,即“河、济之间”。

 

《尚书大传》载:“子夏读《书》毕,见夫子。夫子问焉:‘子何为于《书》?’对曰:‘《书》之论事也,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商所受于夫子者,志之弗敢忘也。虽退而穷居河、济之间,深山之中,壤室编蓬,为户于中,弹琴咏先王之道,则可发愤慷慨矣。’”

 

从这里可以看到,尚在跟随孔子求学时的子夏,在向老师言自己未来之志,谈到将来要“退而穷居河、济之间”。这个“退”相对的是“出”,针对赴曲阜求学前的故乡而言,是退而还乡、退归老家的意思。而温邑的地理位置就处在“河、济之间”,与此十分吻合。

 

《礼记·檀弓》载:“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曰:‘吾与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尔罪一也。’”这里指的是,设教西河的子夏,因晚年丧子而哭瞎眼睛,曾子前来吊唁,针对子夏当下所居地的事实,而言“退而老于西河之上”。

 

钱穆先生曾深有见地地指出,无论汾州还是韩城,文教之所不及,儒泽之所未被,根本谈不上这里的人会将子夏等同与夫子。况且,如若子夏在汾州、韩城老而丧子,居于鲁地的曾子此时也已风烛残年,他不可能不远千里前去吊唁。子夏乃温人,他何不退老于故乡文物之邦,而大老远跑到偏僻荒芜的河西郡一带筑石室而居,此岂“退老”之所堪?故而钱穆认定,子夏退老在龙门附近的河滨石窟之间者,皆后世之妄说也。

 

 

 

邯郸:子夏“西河”设教地

 

子夏设教的“西河”示意图    高峰制作

 

 

 

 

 

需要说明的是,子夏当初向夫子言志所说的“退而穷居河、济之间”,是指退还温邑。事实上他并没有回到老家,而是“退老于西河之上”,即“西河”地区。

 

因“西河”地跨魏、赵、卫、齐等国,故而《史记·儒林列传》说:“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 子路、子张、澹台子羽、子贡等人都以国界定地标,独子夏以“西河”而称,说明“西河”不是一国或两国之地,以具体国名难以准确说明。

 

在子夏之前,“西河”这个地名就已在典籍中频频出现。

 

《史记·孔子世家》载:“卫灵公问孔子:‘蒲可伐乎?’对曰:‘可。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公叔氏在蒲地叛乱,卫灵公问孔子可不可以讨伐,孔子说这里的男子都欲死战,而不跟从他;女人虽然恐惧,但有以黄河西岸为屏障的决心,故而可以讨伐,所讨伐的对象不过公叔氏同党四、五个人而已。蒲,即今河南长垣,就位于北流黄河之东的卫地。可见,“西河”指的就是北流黄河的西岸地区。

 

《管子·小匡》载:“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济河,至于石沈。县车柬马,逾大行与卑耳之貉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翻译成今天语言是:齐国西征占领了白狄土地,于是到达西河,置备船只和木筏,渡过黄河,直抵晋国石枕。悬吊起兵车,勒紧马缰,翻越太行山和被貉人控制的拘夏峡谷,征服西面的流沙和西虞。齐桓公率齐军向西渡过黄河,到达西河地区,然后翻越太行山继续西征。齐桓公的征讨路线也明确无误地告诉人,“西河”在太行山之东,是北流黄河的西岸区域。

 

田子方是子夏的学生,后因魏成子(魏文侯弟弟)举荐,才与子夏、段干木一同到了魏国。《史记·魏世家》载:李克谓翟璜曰:“魏成子以食禄千锺,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当时,魏国都城在安邑(山西夏县),魏成子“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说明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在被魏成子得到之前,是在安邑之东的地方栖居,而汾州、韩城却在安邑之西,所以子夏讲学的“西河”,一定不会在汾州、韩城。

 

《史记·魏世家》载:魏文侯“十七年伐中山,使子击守之,赵仓唐傅之。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引车避,下谒。田子方不为礼。” 前408年,经翟璜推荐,魏文侯派乐羊领兵伐中山国,两年后魏攻下中山,太子魏击(后来的魏武侯)驻守在中山。其后,魏击在朝歌路遇出仕前的田子方,朝歌即今淇县,就在“西河”区域之中,这也能说明子夏师徒讲学所在。

 

《说苑·臣术》载:“田子方渡西河,造翟璜,翟璜乘轩车,载华盖黄金之勒,约镇簟席。”《韩非·外储说左下》对此事也有记载:“田子方从齐之魏,望翟璜乘轩骑驾出,方以为文侯也。”比照来读,可见田子方是渡“西河”,从齐国来到魏国造访翟璜。那么“西河”一定在齐、魏之间,而齐、魏之间的西河,正是北流黄河的西岸。

 

《史记·魏世家》中明确记载:魏文侯二十五年(前400年),“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任西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在前439年,晋敬公将邺邑封给魏文侯,文侯将其作为魏国河内重镇予以打造,后经西门豹之手实现大治。前400年后,邺邑成为魏国在太行山东部平原的战略桥头堡,魏文侯的身影,此时自然常常会出现在这里。也正是在这里,魏文侯受子夏经艺,拜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门而自觉礼轼。

 

前396年魏武侯继位,为继续在中原扩张,他在邺城东部魏、赵、齐三国交界地带设立别都——魏武侯别都,并将这里作为公子元的食邑,这也是元城的缘起。

 

郦道元在《水经注·淇水》记载:“淇水,又北径问亭东,即魏县界也。魏县故城,应劭曰“魏武侯之别都也”。城内有武侯台,王莽之魏城亭也。”说明在北魏郦道元时,武侯台遗迹依然存在。

 

 

邯郸:子夏“西河”设教地

《水经注图》(清·杨守敬、熊会贞)中魏武侯别都位置。

 

 

大名城南密集存在的战国地表遗迹,加之近年来大名“未城遗址”出土的大量战汉文物,都可以直接证明,战国时期“魏武侯别都”、西汉的魏县故城、王莽时所叫的“魏城亭”,就在今天大名县城南的未城村一带。

 

而就在大名未城村附近,卜子祠、段干木故里、段干木墓等与子夏设教西河相关的历史遗存紧密环绕。

 

据《馆陶县志》载:“汉武帝元光年中河决馆陶,成帝时复决馆陶,今河绝,故道存焉,在县西南西河寨西。” 当地人春秋致祭,礼祀子夏。又据光绪三十四年编《馆陶县乡土志》载:“西河寨有卜子祠,庙貌巍巍,河堤皆古,后世谒祠堂者,未尝不叹文学之教,上之如日星经天,下之如江河行地矣。”1936年版《馆陶县志》载:“城西南七十里西河寨村,有一庙即卜子祠,其貌巍巍,内有尊经阁,即子夏设教西河处。”

 

 

邯郸:子夏“西河”设教地

 

《馆陶县志》中的卜子祠,位于馆陶县西南的河寨村原名西河寨,村里原有卜子祠,春秋致祭,礼祀子夏,古志云“其貌巍巍,内有尊经阁”,可惜今天已荡然无存。

 

 

 

 

邯郸:子夏“西河”设教地

 

段干木故里碑,原立于邱县郝段寨村五圣堂庙内,上横书“段干木故里”五字,现存卧式碑,高0.4米,宽0.9米,厚0.15米,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出土。

 

 

 

光绪本《邱县志》载:“段干木故里,在邱县邱城东二十五里郝段寨。寨内路北旧有五圣堂庙一座,清光绪十三年重修,从庙院中掘出石碑一方,上横书‘段干木故里’五字,年月已不可辨。该村将此石嵌庙门东侧壁上,以保存之。本县旧属魏地,该村既以段名,此石不为无因。”馆陶县东北曾有段干木墓,也备为一考。

 

《隋图经》载:“安阳有西河,即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所游之地,以赵、魏多儒,在齐、鲁、邹之西,故呼西河。”隋朝时,邺城已经被焚,邺县及邺地百姓南徙45里至安阳,隋唐之人于是常以安阳来指邺,或以邺指代安阳。杜甫《石壕吏》中“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即如此。

 

但“西河”不会仅指大名或邺城或安阳的具体一地,否则《史记·儒林列传》中的叙述,应该如“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贡终于齐”一样,直接说“子夏居于魏”即可。之所以说“子夏居于西河”,就因为“西河”是个跨国区域。子夏教学的“西河”,应该是今天的淇县、汤阴、安阳、邺城、魏县、大名、馆陶一带。邯郸东部广大区域,就在“西河”域内。

 

经子夏设教,播种文化,普洒雨露,终于使这片土地涵养成肥沃的学术土壤。于是,战国时期走出了魏文侯帝师段干木,集先秦诸子之大成的荀子,逻辑学鼻祖公孙龙,法家创始人之一慎到,秦汉之际诞生了开中国经学时代的儒宗董仲舒,《毛诗》作者毛亨、毛苌,《礼记》传承着戴德、戴圣……

 

文脉有源,文脉悠远。

 

从前476年子夏设教“西河”,迄今已2499年之久,明年,子夏教衍这片沃土就整整2500年了!邯郸会以什么方式来隆重纪念这一悠远的文化盛事,又会以怎样的礼仪来祭奠远古的文化宗师子夏呢?

 

一切值得期待。

 

 

 

主要参考文献:

 

1、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

 

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

 

3、高培华:《子夏家乡地望与国籍归属考》,郑州大学学报;

 

4、大鸟:《中国大儒》,贵州人民出版社;

 

5、韩鹏:《毛亨、毛苌:为诗经插上翅膀》,赵都文化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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