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作家王蒙最为钟爱的话题。“文革”结束后的归来者王蒙时常高举生活的旗帜:“生活是多么美好!这一直是我的心灵的一个主旋律,甚至于当生活被扭曲、被践踏的时刻,我也每每惊异于生活本身的那种力量、那种魅力,那种不可遏止、不可抹杀、不可改变的清新活泼。即使被错戴上‘帽子’,即使被关进了牛棚,即使我们走过的道路有过太多的曲折和坎坷,然而,生活正像长江大河,被阻挡以后它可能多拐几个弯,但始终在流动、在前进,归根结底它是不可阻挡的。”在这段热情洋溢的文字中,生活不仅被王蒙视作治疗政治创伤的良药,也被推崇为自己心灵的主旋律。虽然以生活来突破政治的思路打上了新时期思想解放的烙印,但彼时王蒙对生活的歌颂并不能仅仅归结为新时期的时代精神,而是被他追溯至《青春万岁》:“生活是美好的,这是《青春万岁》的主旋律,也是我至今的许多作品的主旋律……”甚至可以说,这种对美好生活的赞美,直接构成了王蒙小说创作的契机:“是的,当写小说的时候,过往的日子全部复活了……我完全忘记了是在写小说,我是在写生活,写我的心对于生活的感受、怀念、向往。”这些都提示了王蒙关于生活的理解还存在更早的起源。
近年来,在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一经典文本的考查中,已有研究者开始关注生活与革命关系之理解在文本机制中发挥的作用。朱羽通过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批评史梳理,从“革命”与“常态”的关系提出了对小说的新解读,指出“林震以其少年式的‘一元性’,遭遇到刘世吾式的‘二元性’与‘常态性’,这关联着这部小说最为基本的‘成长经验’”。这里的“常态”便是日常生活的另一表述。而罗岗亦强调小说的反官僚主义问题包含了来自日常生活挑战下的主体焦虑,尤其体现为“男性革命主体”面对“夜晚”和“欲望”时的危机。二者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小说在惯常的反官僚主义解读之外,同样传达了青年王蒙关于日常生活的理解。不过,二者在聚焦《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同时,其实又都忽视了其与《青春万岁》的互文关系。事实上,正是在1956年利用“创作假”修改《青春万岁》的间隙,王蒙作为调剂写出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不仅意味着《青春万岁》可能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母体”,甚至还包藏着理解王蒙从事文学创作起源的秘密。因此,对王蒙早期小说思想主题的考查也便不能不从《青春万岁》入手。
一、历史门坎上的《青春万岁》:当革命转入生活世界
《青春万岁》作为王蒙文学创作的处女作,早在1953年便已动笔,并于1956年夏天修改完毕,1957年曾在《文汇报》上连载过部分章节,但与同时期《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顺利发表并引发轰动效应相比,《青春万岁》的出版可称得上是命运多舛。尽管1957年、1962年曾两度排印,但都因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中辍,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小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从1953年动笔到1979年出版,这部小说足足延宕了二十六年之久。小说出版后获得了不错的反响,1982年被《语文报》评为“最受中学生喜爱的小说”,1983年还被拍成了同名电影,甚至于最后战胜了时间,“平均每三年就要印一次,从未中断,前后已经发行了四十多万册”,成为令王蒙颇为自豪的长销书。但相较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显赫地位,《青春万岁》较少受到研究界的重视。尽管有研究者试图将之重新放置回1950年代来加以讨论,譬如董之林便将之与《青春之歌》一起列为“青春体小说”的代表作,但后来的读者似乎更愿意将青春从历史中抽离出来,将之当作自身青春的投影,从而使得《青春万岁》中记录历史的自觉意识未能受到重视。在1982年回顾这篇小说时,王蒙曾如此交代自己的创作初衷:
眼看着我所熟悉的那批从地下时期就参加了人民革命运动的“少共布尔什维克”也都转向了和平建设时期的文化科学与各门业务的攻关学习,我预感到了一个旧的历史时期的结束与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我怀恋革命运动中慷慨激越、神圣庄严,我欢呼大规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绚丽多彩、蓬勃兴旺,我注视着历史的转变当中生活与人们的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与大千信息,我为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旧社会的土崩瓦解、解放的欢欣,解放初期的民主改革与随后的经济建设的高潮的一代少年——青年人感到无比幸福与充实,我以为这一切是不会原封不动地重现的了,我想把这样的生活和人记录下来。
不难见出,王蒙以《青春万岁》来记录历史的创作初衷乃是与他身处1953年的历史感知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随着“三反”“五反”的平稳结束、抗美援朝战局的渐趋明朗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制订,新中国的政治目标正在从以战争与肃反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对这一政策变化的响应,团中央开始要求各级中小学加强文化学习。彼时担任北京东四区团区委副书记的王蒙不仅对国家政策的调整感受强烈,而且还将之直接写入了小说:“现在,社会民主改革运动已经基本完成,朝鲜战场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建设的任务日益提在首位,在各种文件、报告、谈论里,大家普遍提到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全面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高潮’。可是,人们来不及去欢迎、吟味和欣赏生活的变化,就被卷到生活的变化中去了。”“被卷到生活的变化中去”,生动简明地概括出了小说中的女中学生们的共同处境:“这一年五一节,北京的女学生第一次普遍穿上花衣服、花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还有呢,‘少年布尔什维克’们也开始对自己的学生时代做长远的打算了;他们在高唱‘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的同时,也入迷地唱:‘生活是多么幸福,生活是多么美好……让蓝色的星儿照耀着我……’他们感觉到了:我们的生活不仅有严峻的战斗,而且也有了从来没有过的规模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小说中甚至更为精练地将这一状态概括为“我们的中学生,站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门坎上”。
如果说在国家任务转型的意义上,1953年构成了“新的历史时期的门坎”,那么,生活世界的大量涌现,便是王蒙站在这个门坎上敏锐体察到的变化。即便是在晚年的回忆录中,王蒙仍然对当时的感受进行了清晰回顾:“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世界、和平、生活、幸福、岁月、日子这些字眼,这些字眼令我感动莫名。”不过,对于作为“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王蒙而言,和平幸福生活的突然降临带来的并不仅仅是“感动莫名”,而是同样包含了不可避免的挫败感:“参加革命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胜利以后的事情,北京的解放使我一直处于革命的大兴奋中,我甚至于想,由于我年纪小便于隐蔽,我也许会被派到台湾去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我喜欢地下的革命生活,传单、印刷所、秘密接头、暗号、群众运动与情报传递……我看苏联影片《马克辛三部曲》,对彼得堡的工人运动如醉如痴……俱往矣。直到此时,我才明白人民掌握了政权的和平的日子有多么美好、多么快乐、多么迷人——但是回忆地下工作者的豪情与神秘,我又略感失落。”这意味着《青春万岁》并非对历史的客观记录,而是作者激动与失落交织情绪下的产物。若深究之,这种激动与失落交织的复杂情绪其实又源于“少年布尔什维克”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门坎上”所遭遇的挑战。
挑战首先来自前述国家政治任务转型的要求。随着经济建设时期的到来,团中央对“少年布尔什维克”的要求也从政治斗争转向了文化学习,小说中体现这一挑战的人物便是郑波。作为对王蒙本人经历的部分投射,郑波在小说中被设置为一名思想进步的“少年布尔什维克”,14岁加入青年团,冒着危险做地下工作,甚至为之做好了牺牲准备。小说开篇不久便借助郑波交代了“少年布尔什维克”在新中国的经历:“一九五〇年,学校生活刚刚开始正常,人们瞻望和平幸福的明天。这时,朝鲜战争的炮火又惊动了她们,……接着是‘三反’运动……”“在接连紧张的运动里,郑波和其他学生中的优秀分子习惯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生活:晚上不自习去听打报告,课外活动时间召开各种会议,上课的时候一边听讲一边注意着教员们有什么‘糊涂观念’……并且,似乎没想到自己要按部就班地读下书去,而是‘时刻准备着’听候组织的调动,当干部,参军,下江南或者去朝鲜。”然而,国家政治任务的转型却使得这些充满激情的想象全都落了空,“愈是美妙的向往,愈使人觉得遥远;而当生活飞跃,向往变成现实的时候,人们却又发现自己还缺少准备了”。因此,讲述尚未做好准备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如何转入生活领域继续战斗,也便成为小说的主导线索。
在国家政治任务转型的挑战外,“少年布尔什维克”还面对着一场更为隐秘的挑战,这便是丹尼尔·贝尔所说的“革命的第二天”问题。丹尼尔·贝尔指出,当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世俗生活对革命意识的侵犯,往往构成对革命的真正威胁。按照这一说法,生活世界在1953年的全面到来,会不会也对中国革命造成威胁呢?事实上,正是这一隐秘挑战使得“少年布尔什维克”在欢呼幸福生活的同时也对日常生活充满了困惑与警惕。小说中的杨蔷云在看到国营商店中琳琅满目的商品时,便脱口而出批评道:“净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于是,在革命转入生活世界的时刻,“少年布尔什维克”又忍不住怀念革命年代的激情岁月,并借此确认自己革命意志的纯粹性,而这恰恰构成了王蒙创作《青春万岁》的隐秘动因:“一九五三年以后,当国家局势变得更加安定、正常,学校生活日益恢复了自己惯有的以教学为中心的日常秩序,而当中学生们纷纷回到课堂里坐稳自己的座位,埋头学文化、向科学进军的时候,我在欢呼中学生的新生活的同时,又十分怀念处在解放前后历史的大变革的风暴中的激越的年轻孩子,于是我决定写《青春万岁》。”就此而言,讲述革命如何转入生活世界并遭遇到来自后者的挑战,也便成为《青春万岁》所要处理的重大问题。
二、重新定义生活:政治世界与生活世界的互动
生活世界的出现,作为王蒙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门坎上”体察到的变化,促成了他在《青春万岁》中把一群高三女中学生看似平淡却又充满斗争的学习生活处理为小说题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战争、土改或工厂题材为主流的创作氛围下,《青春万岁》对中学生学习生活题材的处理可以说是别开生面的,这一点也曾获得小说审稿人萧殷的高度肯定。王蒙之所以能成功驾驭这一题材,一方面固然是他在青年团区支委与学生打交道的工作经验使然,“虽然我不是中学生,却是中学生的朋友、同龄人,我没有离开中学生活”。另一方面,也与他本人作为“少年布尔什维克”的青春热情有关。“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序诗的开篇不仅直接奠定了整个小说的青春热情的基调,也将小说的题旨揭呈而出,所谓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来编织“日子”乃意味着要打造一种新的生活观,而由此形成的新旧两种生活观的对峙,也便暗中构成了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内在冲突。在小说中,这种冲突被戏剧化处理为杨蔷云与苏宁哥哥苏君之间的一场辩论。针对苏君对当时中学生“无谓的忙碌和虚妄的热情”的批评,杨蔷云忍不住向苏君发出“你认为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质问:
“这样问便错了。生活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而不是‘应该’怎么样。人,生为万物之灵,生活于天地之间,栖息于日月之下,固然免不了外部与内部的种种困扰。但是也必须有闲暇恬淡。自在逍遥的快乐。譬如,”苏君随手拿起藤桌上的笔筒,指着笔筒上的字、画给蔷云看。上面画着古装的一男一女举杯饮酒。题字:“花中真富贵,无事小神仙。”字纹中长着绿霉,“这样一种自然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情趣,难道不是一种理想么?”
蔷云低下头,沉思。苏宁给她倒水,她根本不接,然后严肃而自信地向着苏君摇头:“您说的一点都不对,也许我还听不懂,那些名词对我还很陌生。不过我觉着,你一点也不了解我们的、我的和苏宁的生活。您的话和这个笔筒一样,过时了,陈旧了,黯淡无光了。说什么沉重的负担,我们过着有目的的积极的生活,我们担起的不是沉重的负担,是做人的光荣责任。我们忙碌也不无谓,就说学俄文,原来不会,忙了一阵,会拼音也会造句,这怎么是无谓?相反,那些无所事事地浪费生命的人,他们的清闲,倒真是无谓得可怕。还有热情,一个人像一把火。火烧完了就只剩下灰。火能发光发热,它不是虚妄的。灰尘呢,风一吹就没了。至于您那个‘无事小神仙’,说起他们就像说起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脚,不但虚妄,简直是可笑!”于是蔷云轻蔑地、胜利地大笑,公然地嘲笑苏君的议论。
从上述对话中不难见出,苏君所代表的旧生活观与杨蔷云所代表的新生活观的对立恰恰在于前者主张退守于个人生活的小天地,后者则充满了到广阔天地中搏斗的青春热情,而这两种生活观的差异归根结底又体现为对生活世界与政治世界关系的不同理解。在苏君这里,生活世界与政治世界是截然分离的,他之所以批评中学生“无谓的忙碌和虚妄的热情”,便在于认为他们的生活受到了政治的过多干扰:“在你们的生活里,口号和号召非常之多,固然生活可以热烈一点,但是任意激发青年人的廉价的热情确实是一种罪过……”而在杨蔷云这里,“敢于到旋涡的中心进行搏斗”恰恰源于个人生活与新生的国家的紧密联系。为了表现这种新生活观的胜利,小说特别设置了杨蔷云与伙伴们一起帮助苏宁对卧室空间进行改造的情节:“清扫了所有角落的尘埃后,摆上了毛主席的石膏胸像。贴上了一张《列宁和孩子在一起》的铅笔画和一张卓娅的画像。她们送给苏宁几本书:《普通一兵》《刘胡兰小传》《青年团基本知识讲话》。苏宁把它们放在书架上最显著的地方。根据周小玲的提议,差点儿要在墙上贴上标语:‘迎接祖国的建设高潮!’‘学习,学习,再学习!’”这个布置卧室的过程,其实也是政治世界进入生活世界并对之进行重塑的过程。通过这种空间改造,“那个绝大的光明的世界,就在姑娘们的笑声中,胜利地冲击到这里”。
不过,政治世界对生活世界的重塑并不见得处处都能奏效,譬如在李春身上便遭遇了难题。在小说中李春虽然是个人主义的落后典型,但曾在初中担任支部书记的经历却使之同样能够熟练掌握新中国的革命话语。借助着1953年团中央学习文化的号召,李春理直气壮地对团支部过多的政治活动提出了批评。当杨蔷云把自己学习不好归结为学习目标不够明确时,李春嘲讽她不过是在说“漂亮话”:“请问你考试发慌的时候嘴里念一句‘我为了祖国而学习’,就能驱散邪魔,不慌不忙吗?”“我真心劝郑波,当然听不听在你,别开那些个会去了,也用不着找个别人谈话,先自己念好书吧。我也劝杨蔷云,我知道杨蔷云恨我。你呀,也别净讲些政治名词了,有工夫多制几个图好不好?还有咱们全班,大伙好好地念书吧,什么你选我我选你呀,谈谈思想情况呀,你批评我我批评你呀,申请入党呀——还远着呢,——往后搁一搁,不碍事。”尽管李春也曾是革命的受益者,但革命话语仅仅被她视作帮助自己实现个人理想的手段,当革命话语阻碍个人理想的实现时,便可以被弃之不顾。因此,即便革命话语可以使她无法反驳,却无法从根本上说服她、改变她。这在李春对杨蔷云的回答中被表达得很清楚:“你们硬想改变我是办不到的,要改变得等我自己改变。如果我想改变了,我自然就会好好地变。如果我高兴,也可以为集体做点事情。”
革命话语在李春身上的失效恰恰揭示了仅靠革命话语进行思想改造的局限。杨蔷云与郑波用革命话语来对李春进行批评改造非但没有使之妥协,反而加深了她的对抗心理。虽然小说后来也描述了李春的思想变化,但这种变化并非革命话语单方面作用下的结果,而是源自她在集体生活氛围触发下的反躬自省。尽管把个人理想看得集体利益更重要,但在集体生活中的孤立处境却难免使李春的内心发生动摇:“她念自己的书,她不稀罕这个。不,不要骗自己了吧,她稀罕这个,她像即可一样地需要朋友,需要集体的温暖,需要为大家办事的光荣。”直到在与呼玛丽的交往中,“一种质朴的、对于朋友的衷心的关心和爱护在她心底产生了”,由此也促成了李春的自我反省:“她终日沉浸在冷静的计算和个人的进取中,她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同学,根本不是自己同学的好朋友,(郑波说:‘还是我和她谈得来。’瞧!)在同学们各自的生活和命运中做一个可有可无的同伴是不妙的,甚至于,她很少自己对自己讲讲知心话……”就此而言,《青春万岁》不仅讲述了政治世界对生活世界的重塑,更重要的是还反过来揭示了政治世界的良性运转同样离不开生活世界的支撑。一旦从生活世界中抽离出来,革命话语便有沦为口号的危险。如果说《青春万岁》致力于提供一种新的生活观,那么,政治世界与生活世界的良性互动恰恰是这种新生活观的基础。
三、受阻的恋爱与暧昧的日常:烫头发时也能保持火热斗志?
虽然政治世界与生活世界的互动为重新定义生活提供了前提,但严格而论,二者作为不同的价值领域又无法完全同一。在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中,政治世界便被认为属于系统整合的领域,而生活世界则属于以交往行为为基础构筑起来的社会整合的领域。正是通过对二者的结构性关系的分析,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的病症在于系统入侵生活世界造成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其具体表现便是用系统整合取代社会整合,工具理性凌驾于交往理性之上,日常交往行为遭到扭曲,文化系统受到损害:“一旦传统受到破坏,而变得不再是毫无问题,有效性要求就只有通过话语才能保持稳定,因此,对文化自我特性的干扰,促进了原来属于私人领域的生活领域变得政治化。”虽然1953年刚刚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新中国与哈贝马斯分析的晚期资本主义不可同日而语,但前者通过政治世界与生活世界的互动来打造新生活观同样使得生活世界为政治世界的进入打开了大门。一方面,通过与政治世界的互动,生活世界的面貌得到了重塑,但另一方面,生活世界中那些私人性的日常领域,不仅无法被政治世界完全同化,反而对后者的进入与征用产生了反弹,而最能体现这种私人性的日常领域莫过于婚姻与恋爱关系。《青春万岁》对两段恋爱(郑波与田林、杨蔷云与张世群)的处理,便透露了那些无法在互动中被合理安放的剩余物。
在小说所讲述的女中学生们中,身为团支委书记的郑波,不仅最具革命信念,也是性格上最理性沉稳的女孩,然而,在面对田林的示爱时,郑波的心扉也不免发生波动。这些内心波动在小说中以郑波日记的方式得到了呈现:
这些日子,不论是天气,不论是日月星辰,不论花鸟虫鱼,不论是我的同学、老师还是街上走过的一个工人,都给我一种浑然一体的激动。我的心像是燃烧着,烧得发焦。每天都经历了许多难忘的事,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喜乐哀怒。最细微的一点声音,对于我却像雷鸣,像战鼓,像交响乐。白天匆匆地过去了,我觉得自己仿佛比前一天长得高大了些。又微微有些惧怕:难道这一天这样简简单单地过去了吗?(所以我非要写日记不可)我有时候觉得生活是一幅画,我在这幅画里是什么颜色?我愿意设想我静坐读书的姿势,高声唱歌的神情,以及如何说笑、沉思……我过去很少想自己,想,也往往是一二三,上中下,分开优点与缺点,“应注意的问题”与“今后努力的方向”。那时候比现在好,比现在轻松。不,不,那时候我太傻,还像个流着鼻涕的小丫头……
在这段对恋爱心理的描写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对作为风景的日常生活的发现。在柄谷行人的理论中,风景的发现作为一种认识论装置,是与“内面的人”同时出现的,“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过去作为“少年布尔什维克”的郑波从未留意过身边的日常生活,田林的示爱不仅使她重新发现了日常生活的风景,也同时发现了自我,甚至于开始关注起自己的容貌:“我美不美呢?今天我换了一件浅色的衣服。梳头的时候,我照了半天镜子,我向着镜子笑。我的眉毛还是挺长的,眼睛也很秀气,可是,我的鼻子那么矮。我不美,我一点也不美。可是,我也不丑吧?我哪儿能丑呢?照着镜子,我觉得郑波她还是挺可爱的。”然而,“少年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觉悟立刻使郑波警觉到了问题,并及时打断了自己的遐想,由此显示了恋爱与革命的紧张关系。在郑波的意识中,恋爱以及婚姻都意味着进入日常生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遭遇田林的示爱才使得郑波“觉察自己有一种被生活强烈的吸引的感情”,但日常生活与革命又被认为是相互排斥的,接受恋爱也便意味着要放弃革命的纯粹性。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郑波不仅在内心中不断质疑人为什么要结婚,而且还以拒绝生活的名义来拒绝恋爱:“我的生活还没有开始”,“但那不是我的,还不是我的!”
郑波关于恋爱、婚姻与日常生活的困惑,在她与新中国成立前一起战斗过的上级、已婚青年黄丽程的对话中,被直接抛到了前台。面对刚结婚不久的黄丽程,郑波不仅质问人为什么会结婚的问题,而且还直言不讳地讲出了自己认为结婚与作为职业革命者之间存在冲突的想法。正由于担心结婚之后会变得庸俗,郑波无法接受田林的求爱,并希望以此继续保持自身革命的纯粹性。为了宽慰郑波,黄丽程则发表了一番有关革命与日常生活之关系的精彩言论:“要永远记住我们最初走向革命的时候所受到的教育,使我们不仅是在战斗中,而且要在和平建设中,不仅在冲破宪兵包围的时候,而且在烫着头发的时候,(她撩一撩头发)都有一样的火热的斗志。”虽然宣称烫头发与革命斗志可以并行不悖,但事实上日常生活与革命的紧张并不会因此消逝,在说完这番话后,黄丽程也随即补充道:“当然,这不容易。”事实上,郑波和黄丽程面对日常生活时的这种紧张感,也同样来自身为“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王蒙自己。小说中讲述郑波拒绝了田林的示爱后,日常生活风景不仅再度大量涌现,叙述人(也是王蒙自己)也忍不住直接现身说法地评说道:“为什么郑波不能够静静地享受这奔流不息的生活的美妙呢?为什么她的心不能平静?为什么她要使田林——她所尊敬和喜爱的人含泪走开?难道事情不能是另一个样子么?假使……啊!”
如果说郑波对恋爱的拒绝展现了“少年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觉悟,那么,小说中杨蔷云的恋爱则更多展现了被革命压抑的私人情感。相较于带有革命禁欲主义倾向的郑波,热烈开朗、个性冲动的杨蔷云,无疑能更为自由地面对自己的情感世界。在与大学生张世群的交往中,杨蔷云非但没有如郑波一般将爱情拒之门外,反而表现出了主动追求的姿态。她不仅在五一劳动节游行庆典的人群中到处寻找张世群的身影,后来更在情感驱使下主动前往地质大学面见张世群。与借助日记来表现郑波的内心波动不同,小说更为直接地以梦境的方式描写了杨蔷云的恋爱心理。梦中杨蔷云穿越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庭院(在苏宁家的感受),遇见了宿舍门卫老侯的阻挡(规章制度的限制)与团总支书记吕晨(来自政治的阻挠),终于见到病中的张世群和他的表姐——“一个美丽的、高大的、成熟的女人(来自日常生活的竞争),这极具弗洛伊德意味的心理描写充分揭示了杨蔷云在革命意识压抑下的情感世界。即便小说中对杨蔷云恋爱心理的描写没有在1978年“抓纲治国”氛围下被视作“感情不健康”的内容而遭删减,王蒙也自觉地安排了这段恋爱以并不完美的结局。当张世群告诉杨蔷云他爱上了同班女同学,杨蔷云心中的爱情火花被瞬间扑灭,并为革命友谊所填充。这一情节处理的背后,透露出的乃是“少年布尔什维克”在面对日常生活时的困惑。
由此可见,虽然《青春万岁》把政治世界与生活世界的互动视作打造新生活的出发点,但小说中两段恋爱却又透露了这一互动中无法安放的部分——以恋爱面目出现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在面对日常生活时的困惑。尽管两段恋爱分别以自觉(郑波)和不自觉(杨蔷云)的方式呈现了这一困惑,但无论是文本内的“少年布尔什维克”郑波对于恋爱的拒绝,还是文本外的“少年布尔什维克”王蒙对于杨蔷云恋爱的打断,其实又都构成了对这一困惑的象征性解决。正是通过文本内外的合力,恋爱被迫停止在了青春期懵懂情愫的阶段,而未能真正进入日常生活的领域。这个被阻断了的青春期恋情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但小说中被象征性地压抑下去的日常生活,难道真的可以一劳永逸地被排除在革命激情之外吗?或者换用黄丽程的话来说,烫头发的时候真的可以毫无扞格地保持火热的革命斗志吗?事实上,王蒙出版于1992年的小说《恋爱的季节》便可被视作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虽然这部小说常被视作对《青春万岁》的重写,但从题目便可得知,恋爱已然在重写中取得了支配性地位,而与恋爱同时复归的便是日常生活的正当性。通过讲述一群怀抱浪漫革命理想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如何接受日常生活的再教育,《恋爱的季节》在对《青春万岁》进行反讽性重写的同时,彻底否定了烫头发时也能保持火热斗志的可能性。
四、反官僚主义的思想起源:生活对政治的介入及其失败
《青春万岁》作为王蒙文学创作的起点,体现了“少年布尔什维克”站在1953年“新的历史时期的门槛上”对于生活与革命之关系的理解,亦即通过政治世界与生活世界的互动来打造新的生活观的尝试。但小说中的两段恋爱描写以中断的方式使得日常生活的困惑得到了象征性解决的同时,却又透露了生活世界中那些无法在与政治世界的互动中合理安放的部分。这种打造新生活观的努力及其困惑不仅构成了《青春万岁》的思想底蕴,同样也被带入了同时期《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写作。晚年王蒙在回顾《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写作时,便特别强调了它与《青春万岁》的关系:“它也是青春小说,与《青春万岁》一脉相承。”这意味着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考查其实应该放置到《青春万岁》的延长线上来进行。尽管《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经发表便被解读为反官僚主义的作品,无论是对这个小说的批评还是肯定,甚至毛泽东对王蒙的保护都立足于反官僚主义的问题域,但王蒙本人却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理解。他不仅在当时便撰文进行了有限的申辩与回应,此后更多次表达了不同看法。在其复出后的小说集《冬雨》后记中,王蒙更集中阐述了自己的意见:
小说中我对于两个年轻人走向生活,走向社会,走向机关工作以后的心灵的变化,他们的幻想、追求、真诚、失望、苦恼和自责的描写,远远超过了对于官僚主义的揭露和解剖。如果说小说的主题仅仅是“反官僚主义”,我本来应该着力写好工厂里王清泉厂长与以魏鹤鸣为代表的广大职工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是,请看,作品花在这条线上的笔墨,甚至还没有花在林震与赵慧文的“感情波流”上的多。我有意地简化和虚化关于工厂的描写,免得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在某个具体事件上。再说,作为林震的主要对立面的刘世吾的形象,如果冠之以“官僚主义”的称号,显然帽子的号码与脑袋不尽符合。但作品的客观效果是不能不承认的,于是人们说起反官僚主义就要举出它来。这真令人不知是荣幸、烦恼还是惭愧。当然,这也不是说反官僚主义不是小说的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
正如这段论述中所指出的,在对反官僚主义并非小说主旨的说明中,刘世吾形象的确是一个关键。与反官僚主义解读常常将林震与刘世吾视作对立面的做法不同,小说其实反讽性地揭示了二者的共同点:刘世吾不仅与林震一样爱好文学,而且还因之充满了浪漫想象:“当我读一本好小说的时候,我梦想一种单纯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我想去当水手,或者穿上白衣服研究白血球,或者当一个花匠,专门培植十样锦……”对刘世吾的另一面的发现,在令林震震惊的同时也拉近了与之的距离。事实上,在1957年对各方批评的回应中,王蒙已然道出了刘世吾形象的玄机:“我着重写的不是他工作中怎样‘官僚主义’(有些描写也不见得宜于简单地列入官僚主义的概念之下),而是他的‘就那么回事’的精神状态。形成刘世吾的原因许多同志已经做了分析,除了同意他们的看法以外,我觉得刘世吾所以称为刘世吾,还在于他脱离了群众、脱离了生活。”如果说这里的“脱离了群众”尚与官僚主义有关系,那么,“脱离了生活”传达出的则是王蒙关于刘世吾形象的独特理解:将政治世界与生活世界截然分离,这体现为小说中刘世吾的名言——“一个布尔什维克,经验要丰富,但是心还要单纯……”在此意义上,林震与刘世吾的区别乃体现为前者坚持生活与政治相统一的青春稚气,后者则立足于将生活与政治分离的世故圆滑。
事实上,不仅《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对刘世吾与林震形象的塑造,分享了《青春万岁》中以政治世界与生活世界的互动来构筑新生活观的理解,小说在林震与赵慧文“情感波流”上花费的笔墨,同样也与《青春万岁》中无法合理安放的日常生活的困惑有关。无论是小说中的吃馄饨、听柴可夫斯基,还是“我们把荸荠皮扔得满地都是”,这些与官僚主义无关的细节,传达出的正是“少年布尔什维克”在面对日常生活时的困惑。尽管在《青春万岁》中以恋爱中断的方式获得了象征性解决,但在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里的林震与赵慧文的“情感波流”的描写中,这些困惑不仅再度回归,而且还在与反官僚主义问题的缠绕中引发了严厉批评。小说发表后招致的批评中,这些有关日常生活细节与恋爱心理的描写便常常被视作小资产阶级情绪作祟,而这一观点甚至也为王蒙本人接受:“由于作者的心灵深处还存在着一些和林震‘相通’的东西——它们是对于生活的‘单纯透明’的幻想,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孤芳自赏、与狂热心理的玩味,不喜欢‘伤感’却又伤感点缀自己的‘精神世界’等等,又由于作者放弃了自觉地评价自己任务的努力——于是,违背了作者的初衷,作者钻到了林、赵的心里,一味去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渲染地表现他们的情绪,替他们诉苦……掌握不住他们,反而成为他们的思想感情的俘虏。”
由此可见,即便小说发表后围绕反官僚主义问题的批评氛围,使得王蒙自己也无法否认“反官僚主义是小说的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至少其出发点并非反官僚主义,而更多是源于作为“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王蒙构想新生活观的努力及其在面对日常生活时的困惑。虽然这一构想新生活观的努力及其面对日常生活的困惑发端于《青春万岁》并以恋爱中断的方式获得了象征性解决,但与《青春万岁》不同的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将故事场景设定在组织部这个具有代表性的行政机关中,在很大程度上已然显示了王蒙以这种构想新生活观的努力及其困惑来介入政治的尝试。在面对各方批评时,王蒙多次以生活的复杂性来解释小说的复杂性,说明反官僚主义并非小说主旨,但这一源于生活的理解已然被反过来指认为自身缺点:“没有努力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照亮自己的航路,却在这观点、思想、情绪波流组成的大海中淹没了。”由此王蒙也通过对生活与政治关系的重构对自己进行了检讨:
作者以为有了生活的真实就一定有了社会主义精神,其实是不去自觉地追求社会主义精神;以为有了现实的艺术感受就可以替代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似乎那只是写政策论文的时候才需要,写小说的时候用不上;以为反映了生活就一定能教育读者,其实是不去自觉地评论生活,教育群众。作者是坚决反对把社会主义精神与生活真实割裂开来的,反对作品中外加的“教育意义”的。但因此作者陷于另一种片面性中,只要“生活真实”,不要社会主义精神,其实,这也正是把社会主义精神与生活真实割裂开,把“生活真实”孤立地“圣化”起来。
所谓“坚决反对把社会主义精神与生活真实割裂开来的”,再次透露了王蒙从政治世界与生活世界的互动来构建新生活观的出发点,只不过,当他在舆论压力下承认自己的问题出在“只要‘生活真实’,不要社会主义精神”,并认为这一做法导致“把社会主义精神与生活真实割裂开”的时候,其实又是以颠倒的方式揭示了真相:如果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延续了《青春万岁》中以政治世界与生活世界的互动来打造新生活观的思路并以之反过来介入政治的尝试,那么,王蒙的自我批判则无疑昭示了这一尝试的失败。承认自己的缺点在于“只要‘生活真实’,不要社会主义精神”,意味着王蒙不仅接受了政治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分裂,而且还将政治置于支配性位置。通过将问题归诸小资产阶级情绪,那些曾经无法被合理安放的日常生活的困惑如今被视作危险因素获得了政治正确地安置:“当自觉的、强有力的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被解除了之后,自发的、隐藏的小资产阶级(或其他错误的)思想情绪就要起作用了,这种作用,恰恰可悲地损害了生活的真实。”然而,正如《青春万岁》中被压抑下去的恋爱会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复归,在政治批判中被压抑下去的日常生活的困惑也并不会真的消逝,此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仍将面临其不断重返的时刻。
余 论
《青春万岁》作为王蒙的小说处女作,包藏着王蒙从事文学创作的起源性密码,其核心正在于生活与革命的辩证关系。正如王蒙在回顾自己的创作初衷时所说的:“正是这种对于生活的爱,这种被生活所强烈地吸引、强烈地触动着的感觉,使我走向了文学。”1无论是立足于通过政治世界与生活世界的互动来构建新生活观的努力,还是以恋爱中断的象征性解决把日常生活的危险排斥在外的文学处理,都传达了“少年布尔什维克”王蒙站在1953年“新的历史时期的门槛上”对生活的理解与困惑。这种理解与困惑不仅构成了《青春万岁》的底蕴,也被带入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后者不仅以体现政治世界与生活世界互动的青春稚气来克服将二者分离的圆滑世故,那些曾经被象征性地压抑下去的关于日常生活的困惑也借助于对林震与赵慧文“情感波流”的描写得以复归。虽然体现了以新生活观及其困惑来介入政治的努力,但小说发表后遭遇的批判却昭示这一努力被挫败。在自我批评中,王蒙不仅接受了政治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分离,而且还认同了政治的支配性地位,而这也便为后来的倒转积蓄了势能。
如果说通过政治世界与生活世界的互动来构建新的生活观构成了王蒙文学的思想起源的话,那么,接受二者的断裂无异于其精神结构上的一次重大转折。虽然“文革”结束后作为归来者的王蒙再度高举生活的大旗,热烈歌颂生活的美好,并将之追溯至自己的小说处女作《青春万岁》,但这种对生活的理解已然是政治世界与生活世界发生断裂之后的产物。只不过,与1957年政治世界凌驾于生活世界之上的状况不同,二者的关系在新时期初已然发生了倒转:日常生活越来越被视作自在的、自足的、恒常的领域,而政治世界则成为危险的、异化的甚至荒谬感的来源。这个独立于政治世界之外的生活世界的合法性的再度确立,作为新时期初中国思想领域的重大事件,不仅赋予了生活以治愈政治创伤的功能,甚至还成为用以对抗政治的领域。就此而言,不仅是王蒙,甚至于整个新时期文学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一思想转变的进程。随着将政治世界与生活世界相分离以及生活世界合法性地位的确立,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车轮再次启动,它在1950年代的思想起源却被遗忘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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