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润自传
（壹一一柒）
成润 撰稿 呼中汉 整理
五、在直南特委的一年
初到特委，这对我是完全陌生的新环境，一切都不熟悉。接触人不多，对所有的同志过去没有接触或很少接触的，都要慢慢熟悉了解。面对直南几十个县的工作历史、现状大部不了解，工作如何开始？也深感束手无策，领导能力太低。特别是由于经费困难，初来乍到工作无经费，吃饭无饭钱，睡觉也没有固定地方，只得在马头镇火车站小店里凑和，但又担心夜间查店。这种三无状态的流浪汉生活，实在困难。后来才与本镇高小校长七师一班同学王维纲同志接上关系（他在七师不是党员，毕业回磁县入党）。作为他的朋友，暂在他办公室住下来，总算有了个落脚的地方。这时立三路线已统治全党，《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已下发全国各级党组织。直南特委对此精神并不感到突然，因在邢台中心县委时期郝青玉作为代表，早已把类似的精神传达下来，而且在个别县开始行动，并看到失败恶果。随着立三路线文件的下达，省委又派来几位省委级的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军委的负责人，先后来直南特委督促贯彻立三路线精神，布置组织地方暴动，以争取“一县数县”、“一村数村”的首先胜利。为此，曾在马头镇附近滏阳河的船上开过几次会，分析各县的工作基础和可能条件。当然这样会议，我是参加人之一。因我对全面情况还不了解无法发言。
这些上级负责干部到来，他们的住处喻苹是怎样安排的，我不清楚，当然也不应打听。只知道大家都能准时到规定的地点碰头或开会。
由于磁县建党较早，工人、农民、运输工人的工作亦开始较早，党团组织虽还脆弱，但多少巳有些基础。特委决定对磁县工作直接领导，以便为组织地方暴动创造条件。喻苹、大风同志先后兼任过磁县县委书记。特委机关亦由马头镇迁往磁县城及其附近的关厢地区。我和团特委刚刚调来的两个机关工作同志移驻城内，并通过鼓楼民教馆（特委接头站）的同志为我们分别租了两间房子。总还算有了比较固定的住处。固定住处虽然有了，但我们工作极不稳定，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我并没有在这里住几天。好在房东是个老太太，行动异常、托词应付比较好办。因老太太对我们的行动并不多注意。
这时特委为了重点抓工矿区的工作，冯和斋几乎每天都要去彭城（是磁县的瓷都）、西佐、峰峰（煤矿区工人较多）一趟。这里位于城西45里，太行山脚下，是磁县经济中心。彭城的数百个瓷窑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多系民族资本家开办。各窑均独立经营。资本家除雇请各类专业师傅及部分熟练工人（尊称里工）外，其余各生产环节均通过关系吸收大量学徒工（称为外工）。这些工人，绝大多数是青工，其中不少是因家贫辍学的小学生。（如画工）他们的工资待遇都很低，特别是那些计件工，定额高，一天才能得到3毛钱。这些都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很好的客观条件。这里几年来虽已有团的组织，但才有十几个团员，还分散在三、四个窑里。至于西佐、峰峰矿区煤质很好，蕴藏量大，埋藏浅，具有很好的开采条件，但在这里经几十年的经营，才有十三、四个井口，几乎半数因冒水、冒顶而停产，能正常出煤的只七、八个井。其中多数是英商人投资。这个矿区，失业工人多，生活很苦。有幸能在几个开工窑上班的，工资也被压的很低，特别是井下拉筐的青工，一天十个小时的劳动，经层层剥削，实际到手只有3毛5分钱。对这里党组织情况，我不清楚，青工还没有团的组织。
以上这两个不同性质的工区，看来都是我们踏踏实实开展工作大有希望的地方。但是必须踏踏实实的深入群众，从群众切身利益出发，密切联系群众，成为工人群众的贴心人。根据工人的觉悟水平，提出群众能够接收的口号，工人才能接受党的领导。如果只从我们主观臆造的对形势的估计，对群众采取“空钩钓鱼”的办法，提出一些毫无胜利把握的冒险行动过左的号召和要求，群众是不会跟我们走的，那怕我们公开挑起共产党的大旗，也无济于事。为了多接触工人，不把时间都花在路上，我征得冯和斋的同意，不再跟他每天骑车来往于磁、彭路上，在工矿区住了下来。先后在彭城、西佐瓷窑和矿工宿舍，和工人一块各生活了十几天。过去我没有接触过工人，这一段的共同生活，虽然生活稍艰苦些，但锻炼了我，初步了解了一些工人的要求和思想情况。证实了我以上认识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这些看法，只存在自己脑子里，未敢向冯和斋暴露过。因为我了解冯和斋是“不吃人间烟火”的左得要死的人，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随时都能抛向“话不投机”的同志。大名七师谢、晃、王的厄运，他从中起着重要作用。事实正是这样，在省委代表郝青玉组织大名暴动之前不久，在磁县也曾组织过六河沟煤矿工人的暴动，把磁县建党以来逐渐积蓄的尚不太多的力量，拉出来武装起义，计划组建红军，由最早入党的王字青挂帅。由于工人不同意，沿途逐渐失散，所剩人数不多，不好存在，为保存枪支，把枪插起来了。因此王子青同志的罪状是“右倾机会主义”、“解散红军”，给予停止党籍一百天的处分。后来在我离开彭城、西佐不久，又决定省委军委负责人张兆丰同志（也是磁县最老的党员、曾任西北军的师长）通过当地民团中老部下的关系，组织民团起义，带动工人一起暴动，组织红军，成立地方苏维埃，因事前消息泄露，未成。这究竞是因为“干部右倾”？“织织工作不好”？还是我们的路线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些都是应该反思的问题，竞引不起领导的反思，还是一味蛮干下去。
在这样一片“左”的气氛下，我有一脑子不理解想不通，但又不敢讲的话，思想包袱越来越沉重。直南机关报，曾要我写一篇“当前形势下直南青年工作的方向”，我因为没有写系统文章的本领，这也是真实的。另外违心之言，我一句也说不出来。只有拖词不了解情况而未写。
说不了解情况确系事实。使征得特委同意，出发到直南北部各县巡视工作。这些县虽然党团的组建时间不同，但都有了组织。工作基础大都是在校学生、在乡的失学青年、小学教师，这些社会层次中，群众组织形势多采用读书会、互助会、流动图书馆等。农村工人的组织只有在几个建党较早的几个县有，但规模也不大。这次我去过的几个县，接头地点和住宿基本上都是小学校，也说明这一点。所接触到这几县的同志，都有较高革命热情，踏踏实实的在工作。可是没有那个同志反映“群众迫不及待的要通过武装斗争到暴动的直接革命的形式”，来推翻地方现在的政权的要求。谈到群众武装暴动时，只是作为工作大量开展之后的远景的希望，并非摆在眼前，马上要行动的现实。因此我不断思考，上级近来不断传达指示的“革命高潮业已到来”、“登高一呼，群众马上就会响应”等等的根据是什么？是来自群众的现实，还是主观臆造？上级三番五次布置要求我们干的，究竟是为了发展逐步壮大革命力量？还是为了争得一时一事之快。而不惜拼掉仅有的一点老本？
回去路经大名时，县委告诉我，特委通知要我尽快回特委，正遇到大名七师同学在反对反动校长张达夫的罢课斗争，遭到惨苦镇压，已有斗争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三十余人被逮捕投入监狱。这个斗争尚未来得及报特委。但既已碰上，当然要帮助处理。即利用我这个“大名城里人”监狱管理人员中有熟人，这个便利条件，进牢房探视了在押的同学们，一为慰问，一为向看管人员说好话，请他们对在押同学予以照顾。同时通过在押同学了解情况，商议坚持斗争的意见。探亲后即将他们在狱中的情况和他们坚持斗争的意见汇报县委。本拟继续南去南乐、清丰等县，特委既有通知，即于次日回特委。有何情况变化，难以估计。
约元旦左右。原团省委书记小吴（吴正廷）又来特委，任务并未向大家讲清，听说中央于一个月前（查证系9月末）召开三中全会，批判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并撤销他在中央的领导，并恢复党团的正常工作和组织领导关系。我虽未看到文件，对此亦感到无限高兴，一年来的糊涂账，总算开始显露是非。但这时在省委内部因此出现了一些宗派性的斗争，“非常委员会”“反非常委员会”等，各有各的文件，互相指责，并在党内拉帮结派，原来吴正廷就是为此活动再次来直南的。这些情况，至少我是不了解的，谁是谁非？他们想干什么？对于我这个从未经过政治斗争世面的幼稚青年来说，又重新陷入“云里雾中”，开始出现的一点喜悦，又为一些犹疑所淹没。
不久，于中央四中全会开过之后，阮啸仙同志来直南特委传达全会精神，这次会想不起为什么我没有参加。会后我听说，四中全会上在王明主持下批判了立三路线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一系列比立三路线更左的观点，并“反对调和主义”对此含义是什么始终未搞清楚。在这次会义上大家讨论时，刘大风同志提出，当时在大名宣布开除谢台臣、晃哲甫、王振华等党籍问题，值得重新考虑。当即遭到特委书记冯和斋的严厉批判，认为大风是“以右倾机会主义，来反对立三路线。已经陷入谢台臣、晃哲甫、王振华等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最后受到党内警告的处分。这一下，使我初步了解，过去这些错误作法不是来自个别人，根子在最高的上级。同时也给我敲了警钟：不顺风的意见，不说为妙，否则个人碰的鼻青脸肿，长期摘不掉“政治错误”的帽子。
在特委这一个多月，许多次会议都在为立三路线与王明主持的四中全会精神的领会与贯彻问题，反复折腾。我既有不敢暴露的思想包袱，又有大风同志的前车之鉴的顾虑重重，而且我政治水平太低，对于已明确错误的立兰路线和王明的一系列观点，我确实看不出有什么根本的差别。当自己无法辩别的情况下，还是少说或不说话为好。
四月间我决心出发。去大名、南乐、清丰等县，继续完成我巡视未完成的几县。在大名主要了解七师学潮，于被投入监狱的三十余同学，被陆续释放之后反动学校当局对他们及在校的各班斗争中骨干分子，进一步的镇压措施。虽然开除四、五十人，但未把同学们的斗争火焰扑灭，一致坚持斗争下去，不过在方式上要变的更灵活些。为此，我在家里多住了几天。想不到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原来我1928年秋，在家庭包办之下，曾与本县一农村姑娘结过一次婚。感情一向很不好，很少在家住过。近两年我为革命活动，从未回家。她不甘寂寇，另有了情人，早已被传染上性病。这次我在家住几天，不料被感染。于大名工作结束后去南乐，到达福堪小学第一站只开了一夜会，次日病即发作，行动不便，难以继续工作，即折返回大名。经医院俭查，确诊之后，我已了解真象。在我追问之下，她既不承认亦不敢否认。因我在大名红色名声在外，行动未敢公开，此事亦未敢大肆声张。一怕敌人，二怕患此不光彩的病丢面子。只好暂时咽下这口窝囊气，秘密到红十会医院治疗，并动手术。好在这里大夫是七师校医，我的情况他清楚，尚能代为保密，可以放心的治疗。十几天之后，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了。
因我在大名治病的消息，逐渐暴露，军警当局得知之后，便动用数十名军警，包围我家住宅。幸而围错了地方，包围了我叔叔的院子，指名要我。我在另院得知后，即将我秘密存放的文件及刷洗秘密印文件的药品等物另行收拾储存，带病从旁门逃跑。出城尚未被拦阻。沿途通知了几个同志，请他们报告县委，不要去我家找我。因我手术后行动困难，即先到距城较近亲戚家暂避。至晚时请亲戚送我去距城较远的岳母家。原来关系不好，平时不愿去，但考虑到他家无论如何还比较可靠，尚不会出卖我，吃住均不成问题。虽不愿去，但为安全也得在此匿居。
围家的军警，没有捕到我，把我长兄成润（我当时的名子叫成滋）及二叔的长子捕去。看敌人的意图，一为作人质，把我抓回，二为乘机敲竹扛。（当时我家是小有名气的暴发户，我二叔是家里的当权派，且富而不仁，为人不好）这一下打中了要害。全家顺应当局的要求，抱怨我遗害全家，便派出些二叔的“贴心人，”到处侦察我的行踪。在我匿居的路口设“哨”监视，到处打听消息。目的是抓到我，换出二叔的儿子。我曾被迫两次乘深夜转移匿居地点。我处于一边防军警，一边防家人，两边作战的境地。同时也使我看出了封建家庭中，所谓“骨肉”关系中的经济利害关系的本质。
约一个月之后，从乡间进城办事的亲戚了解到因没抓到我，经中间人“说项”共罚款三千元（银元），事后请客送礼，又花去一千余元，总计此次被敲四千元。相当一个铺店的全部资金。被抓的大哥和堂弟，虽被释放，但全家痛恨、抱怨都集中在我身上。
在此期间，亲戚家人，不断进城到医院买药，根据大夫意见自行治疗。到年末，病情大有好转。
1932年1月，春节即将来临。大名农村旧习俗很重，一般不能在岳父母家过春节，必须回家。我在岳父家半年匿居的生活，不能不结束了。
据了解原来的大名驻军，于敲诈勒索捞到小洋财之后，已调离，新来的对过去情况不了解。其他虽依旧，对我家罚款之后，表面上未再提。只要不公开露面，估计他们不敢扭住不放。便于除夕傍晚溜进城去。熟料家人对我余恨未消，所遭受之冷遇实难言表。睹此情此景，实难在家共度新春，忿而离家，偕“老婆”临时租房住下来。
在此门户独居，低压气氛令人窒息的情况下，难免思绪万千，对当前的处境，今后的方向，作了返三复四的考虑：
1、当前大名的情况。家庭内部矛盾暂不考虑，仅就我这一顶公开的红帽子，大名统治阶级也不会让我在大名待下去。
2、自去年省委代表组织大名暴动，虽只放了个空炮，但错误的开除谢台臣、晃哲甫等同志党籍并批判了多数原县委负责同志，对这些盲动行动，我虽和大家一样不满意，但又被指定为“行动委员会”书记，大家把对省委代表和中心县委书记冯和斋的不满和怨言，都转嫁到我身上。过去几年来共同工作的老同志、老战友，从感情上和我疏远了。甚至个别同志以蔑视的态度谈论我“成三没脑筋。”因之对我的遭遇，没谁肯伸同情之手。
3、我被开除学籍，为维护革命利益，个人作点牺牲，也算不得什么，但一经开除，使我陷于绝境，组织不管，想找个小学教员的位置，混碗饭吃，也没谁肯要。
4、过去自己太幼稚，把革命事业看得太简单，一蹴而就。同时相信党的领导，永远是正确的，党的指示不会错。可是我入党以来，已经过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致第一次大革命遭受失败，大批党员、工农群众惨遭屠杀。瞿秋白盲动主义因时间短，只看过中央的批判文件，未身受其害。由于自己水平低，党的知识缺乏，对文件精神并未领会。这一次左倾盲动机会主义的错误，在立三路线之前，早已开始，在直南地区，除磁县较早的吃了第一苦飘，第二个苦瓢轮到大名来吃，亲身领会了当时苦味，及其后果。执行着的当时，针对大名实际情况，虽有一定的怀疑，但尚未动摇“上级指示不会有错”的信心，对于降到自己身上的厄运，也认为是“革命对自己的考验”，咬紧牙关承受下来。当在特委了解了四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批评之后，才了解自己在大名的按着省委代表郝青玉的指示搞暴动，不是对革命的贡献，而是对微薄家底的破坏。我个人付出的代价也是毫无价值的。可是四中全会提出的方针、路线（后名为王明路线）听起来更左。批评立三路线是“左倾言词下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对形势的分析，方针路线提出的根据，与立三路线并无本质的差别。虽然怀疑他的正确性，但自己既悟不出多少道理，又不敢说什么不同意的话。可是满脑子的问号，始终不能打消。只怪自己水平低，党的知识太少。走革命的路，只靠“决心毅力”是不够的。要做一个清醒的党员，必须努力学习一些革命的基本知识，才能提高辩别是非的能力。因此才决心去北平学习。
5、这种想法，我曾找几个交往较多，能谈心的同志交换过意见。根据当时处境，他们都同意。据此我曾向家庭当家人叔父等提出，为了不给家里再找麻烦去北平上学的要求，遭到严词拒绝。只有我母亲背着别人，流着眼泪，把她多年积蓄的“私房钱”几十元给了我。我知道母亲因我们弟兄们多，一直带着我们过着比较困难的生活，她没有什么积蓄。这几十元钱的感情份量，我是清楚的。我是“有泪不轻弹”的人，此情此景也为真挚的母爱流下了泪水。几十年来这个辛酸的忆景，不断在我脑海里回荡。
我的组织关系在特委。自我逃匿乡间之后，就与特委失掉联系。现在时间紧迫，在大名不能再多停留，来不及等组织介绍信了。只有不带组织关系早日离开这个是非之乡。便于当时已在北平工作回家过年的冯仰周同志和在濮阳温邢固事件中被捕，经大名法院判刑二年半，刑满出狱后，去北平治病的李大山同志结伴同行。大约是正月初六、七，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虽然长途汽车站就在我家门口，家人没有一人出来看我一眼的情况下悄悄离开了大名，也离开了直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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