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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茹志鹃文学写作的要诀

时间:2021-08-27 15:10:26  来源:文学报(微信公众号)  作者:茹志鹃 彦火  浏览: 分享:

作家茹志鹃文学写作的要诀

茹志鹃 彦火

原标题:这篇三十年后才发现面世的访问记里,有作家茹志鹃文学写作的要诀

  近期,香港作家、出版家潘耀明(笔名彦火)著《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本书精选了他与巴金、钱锺书、沈从文等现代文学名家的交往研究文章,同时配以书信、手稿、照片等珍贵资料。这些文章中,作家茹志鹃与他深入交谈的文字曾遗失已久,三十余年后失而复得首次面世,在这篇访问记中,茹志鹃讲述了自己走上写作道路的过程,并透露了写好短篇小说的要诀。 

--邯郸文化网  小说家茹志鹃

小说家茹志鹃

  在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文坛有一颗闪烁的文化之星——茹志鹃。茹志鹃是闻名遐迩的小说家王安忆的母亲。那个时候,王安忆还未蹿红,所以传媒提到王安忆时,往往称“茹志鹃的女儿”,后来王安忆声名鹊起,青出于蓝胜于蓝,传媒笔下的茹志鹃写成“王安忆的母亲”。

  当时茹志鹃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轰动了中国文坛,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聂华苓读了这篇小说,大为激赏,并于1983年邀请了茹志鹃、王安忆母女到美国爱荷华参加“爱荷华写作计划”。当年王安忆还是作为茹志鹃女儿的名义参加。

  笔者也是这届受邀的香港作家,同一届的华人作家之中,还有内地的吴祖光、台湾地区的陈映真和七等生。

  “爱荷华写作计划”活动长达三个月,我们这些华人作家相处融洽无间,茹大姐——我们对她的昵称,对我这个形单影只的香港年轻人,更是多所眷顾。我在这一期间,曾对茹志鹃做了一次深入访问。返港后,根据录音整理了一篇访问记。这篇访问记后来一直找不到。1998年10月7日,茹女士逝世,我曾翻遍了所有抽屉,兀自找不到。

  三十二年过去了。最近搬了一次家,赫然在我的一个旧公文包内发现了,喜出望外。原来我当时郑重其事地放在公文包的内层。

  后来我把这篇访问细读一次,觉得个中不乏过去不少未所闻见的珍贵资料。

  茹志鹃(1925—1998),笔名阿如、初旭等,祖籍浙江杭州市,1925年9月13日生于上海市。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高高的白杨树》(1959,上海文艺出版社)、《静静的产院》(1962,中国青年出版社)、《爱的权利》(1980,四川人民出版社)等。

  《剪辑错了的故事》荣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好评如潮。聂华苓在一篇题为《中国大陆小说在技巧上的突破——谈剪辑错了的故事》的文章中指出:“它在结构、人物刻画和观点上都是创新的;而且,整篇小说充满了温柔敦厚的讽意和诙谐。”

  茹志鹃是内地具影响力的作家,她擅于从生活中提炼有意义的主题,并加以深化,加上她特有的细腻笔触、巧妙的构思、严谨的结构、鲜明的人物性格,使她的作品充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感染力。

以下是访问记——

  彦火(以下简称“彦”):您只念了四年书,怎样从自学走上文学道路的?

  茹志鹃(以下简称“茹”):我还是从童年时代谈起。我还未进入过正式的学校念书。七八岁时,生活比较艰苦,开始认识几个字以后,我便很喜欢看书。在书里面我得到另外一个世界。开始的时候什么书都有,很多字我不认识,我就跳过去,我那时大概十岁左右,看《水浒传》《七侠五义》⋯⋯

  彦:您这样早培养读书的兴趣,跟您家庭背景有没有关系?

  茹:我的父母老早便逝世了,我当时跟我祖母,生活很艰苦,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住,有时跟我祖母到杭州的亲戚家里,有时到上海的亲戚家里,这样不断来回走,一方面是接受亲戚对我们的接济帮助,另一方面找些手工做。由于生活很困苦,我只好在书里找另外一个世界,而忘记我现实世界中的一些忧虑。我自小就得为家里的柴米油盐发愁。我是这样开始接近文学的。到我稍为长大一点,大概十二岁的时候,接触到《红楼梦》,我曾经有篇文章讲到我在杭州住的那个地方,题目是《紫阳山下看红楼》,这个大杂院各式人等都有,都是很底层的一些人,做火柴匣子的,也有失业的。有个米业的老先生,古文底子很好,字也写得很漂亮。我们这个大杂院里,就只他的女儿能上小学。别的青年,譬如做鞋底的,就没有机会上学。这个能上学的女孩子很骄傲,我就感到她很自以为了不起。但是我心里面也很不服气,上学念书有什么大不了,念书嘛,不就是念,我在家里也可以念,我读《红楼梦》的时候就把它当作一本教科书来念,把《红楼梦》里的诗词都背熟,背的时候我不一定理解它,但背了后我在生活中逐渐慢慢地了解。

  彦:您曾进过孤儿院,是吗?

  茹:十三岁时祖母死掉以后,我因为没有家,只有一个哥哥,后来哥哥自己也没办法生活,把我送到上海一个基督教办的孤儿院。我记得我进孤儿院的时候,我什么财产也没有,我只带了一本书。到现在我还记得,我带的书是《爱的教育》,这本书对我也起很大的影响。我念《爱的教育》的时候,读了就哭,我没有机会进学校念书,我就自己读,我自己写毛笔字,背这些书,到现在有些我还记得,这是我在孤儿院的情况,说明我当时已十分喜爱文学。

从孤儿院跑出来

  茹志鹃是靠刻苦自学而幡然成为大家的。以下是关于茹志鹃的自学和踏上作家之路的答问——

  彦:您不是念了四年书吗?

  茹:我后来去念四年书是这样的,大概在我十岁时,读过一年小学——非常巧的,我就住在小学校的楼上,那个小学是当时上海文联主席钟望阳办的。他当时是地下党,在那里办普及小学,他办这个小学是作为一个掩护,我因住在他们楼上,就到他们学校去念书,我念了一年,后来就没有办法念了,后来从孤儿院出来以后,到上海去补习学校念一年,我念的是语文、会计、珠算。

  彦:您在孤儿院待了多久?

  茹:我在孤儿院大概半年左右。

  彦:您怎样出来的?

  茹:我懂得一句话:不自由,毋宁死。因为在孤儿院,我最受不了的是不准我看书。孤儿院上半天课,教《圣经》,另外半天做工——女红、缝纫。几十个孤儿住在一个房子里,不让你出去,我最不习惯,便自己跑出来。

  彦:为什么又到上海妇女补习学校念书?

  茹:第一,它不像普通学校那样收费,它是根据你要学什么而选科,只象征式交点学费;第二,可以住。我从孤儿院出来没地方住,哥哥给我一点钱,在妇女补习学校念了一年。哥哥自己的收入很有限,后来我又到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念《圣经》,那个学校也可以住,供应伙食。但念的书是《圣经》,念了一年正好太平洋事件,美国人离开了,那个学校就没有了。没有书念以后,我约哥哥到了浙江天目山武康现代中学念了一年。那时候年纪比较大,我想我无论如何要有个毕业文凭,我就插班,考初三,直到初中毕业。我前后是这样念了四年书,混到了一张初中毕业文凭。混到文凭以后,到上海,住在我哥哥的爱人家里。我开始教小学,教了半年,我就离开上海,到了苏东文工团以后,这才是我真正爱好文艺的开始,有戏剧、音乐。

--邯郸文化网  作家茹志鹃文学写作的要诀

1986年彦火到上海探望茹志鹃,摄于她在上海愚园路内一条小弄的家

  彦:您最初接触的新文学作家是谁?

  茹:最初接触的是鲁迅,另外还有解放区的作家。到了1945年,我集中念了些俄罗斯的文学,还有19世纪的外国作品,如罗曼·罗兰、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等的作品。

  彦:您什么时候开始创作?

  茹:我很早便练习自己写诗、写笔记。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表,我只是自己觉得写出来心里很高兴。到淮海战役前,文工团的分工比较细,除演出之外,成立了创作组,把我分派在创作组里面。我开始写广场歌舞剧,写快板,什么都写。淮海战役之后,我们演了正规的话剧。我是创作组的组长,深入到徐州去,徐州的火车站很大,我去待了很久,我写了几个话剧如《八○○机车出洞》等,主要是歌颂工人阶级的。

  彦:您正式发表的处女作是什么?

  茹:我正式发表作品应该是参加革命以前。我不是做了半年小学教师吗?在做小学教师时,写过一篇题目叫《新生》的散文,大约一千多字,投给报馆,它发表的时候,我已离开上海,后来才知道它发表了。然后到了解放区,我又在苏东报上写稿,先是写了一篇散文,题目我忘掉了,内容写国民党地区学生的苦恼。然后第三篇是《八○○机车出洞》话剧本。这个话剧是集体创作的,但是由我执笔。

拼了命创作

  茹志鹃的童年、青少年人生道路都是坎坷、崎岖的,她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创作,套她的话是“拼了命”。

  她的真正创作生涯是在她踏入天命之年(五十岁)才开始。她的创作道路也不是一马平川的——

  彦:您比较大量地创作是什么时候?

  茹: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就比较快尝试话剧以外的其他写作形式,如小说创作,我是在1949年、1950年间写第一篇小说,是在上海《文汇报》连载,题目名是《何栋梁与金凤》,写一个护士爱上了战斗英雄的故事。一个护士爱上了一个受伤的战斗英雄,这个战斗英雄伤好了,需要重返前线,当时他心里非常矛盾,一方面很舍不得她,一方面是前方在召唤,重返前线以后,可能有伤亡;另一方面,护士爱他的正好是他的勇敢。所以他非常矛盾。当时我觉得有点小资产情调,一直没有把它收编进单行本,将来有机会我会把它收进去。

  彦:《百合花》应是您的成名作吧?茅盾很是赏识。听说这部作品的发表经过很多周折。

  茹:主要是茅盾先生提过它。《百合花》我先寄到《解放军文艺》,被退稿;寄到《长江文艺》,又被退稿;后来又转送去《延河》,终于发表了。从《百合花》之后,我自己也拼了命,除了自己有了信心外,一方面因感激茅盾的推荐和鼓励。

写好短篇小说的要诀

  虽然茹志鹃早年曾参加过革命,写过不少革命题材作品,但作品中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加上清新细腻的文字,往往令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晚年她仍创作不辍,以自己的经历写了长篇《她从那条路上来》。

  彦:您后来写《儿女情》?

  茹:这个我是听说来的。比如说爱子心切,孩子希望他成龙,这里面也有我自己在内。革命是我们入城之后,子女都是背包袱。结婚之后,有了孩子,到了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孩子长大了,他们承认你这父母是一个高峰。过去这问题不存在,过去还未结婚。

  彦:除了这些作品,听说您还在写一个中篇《她从那条路上来》。

  茹:中篇已经发表了,在《收获》发表,十一万字。

  彦:这个小说在气魄各方面是不是比其他小说要大?

  茹:这是我的第一个中篇,在掌握节奏上进行得比较慢,它有短篇的特点,因为里面牵涉到几个不同的问题,分开来都可以成为短篇。写的是20年代、30年代的妇女。我计划里还有续篇,希望续篇里能改进一点,节奏放快一些。这些东西不写出来我感到很遗憾。绝大部分是我自己的经历。正编写我童年到少年一部分,也即是已发表了的那一部分,现在我正在写青年部分,第三部分是参加了解放军以后。

  彦:如果写完,规模很大吧?

  茹:写完之后是三四十万字。(茹志鹃的《她从那条路上来》原计划写三部。茹志鹃只写了第一部,1998年逝世前并未写完。后来由她女儿王安忆根据其遗稿及大纲整理、编选,并按其大纲,实地拍摄照片,完成了乃母的心愿。)

  彦:您是不是可以讲讲您的创作体验、感受,在创作小说方面,您觉得要具备什么条件?

  茹:第一,我所写的东西是人们所接触的生活,共见的生活,但我写出来,终归要给别人看见更深入一点的生活,没有这一点的话,读者是不会愿意看。因为你也看见,我也看见,我为什么非看你不可,我一定要给人家比生活更深一点的东西。第二,我非常注意小说的开头,因为小说开头,是很紧要的关头,读者拿上你的小说,如不让他扔下来,一个主要关键是决定于作品的开头。读者为什么要看你的东西。从艺术上,要提出从矛盾设置悬疑,要有所表现。第三,是把故事从繁杂化到单纯,因为故事越是繁杂,越难写成短篇。我觉得短篇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比长篇难写,把很复杂的故事揉到很单纯、意义很深刻,也是一部小说成功必备的条件。

  彦:您在创作中是否比较重视思想性的东西?

  茹:这点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读者喜欢看你的作品而不直接去看生活呢?因为你的作品有思想的深刻性,除非你写爱情小说、武侠小说。一般严肃的文学家,给人家一点思索的东西,非要这样不可。我过去读的书——我认为好的书,一是在阅读当中能对我有所启发,给我一些我没有想到的东西。读者阅读后,对一些东西有新的认识,这才是好的小说。

  彦:今天内地年轻作家与老一辈作家有很大不同,前者不大考虑给读者以教育性、启发性,他们更多的是忠实反映生活,越真实越好。

  茹:我觉得他们忠实生活,写好这一个生活,或者那一个具体生活,就会产生社会效果。茅盾评我的作品,他认为我小说里面的正面人物,恰恰不是莲花座的人(彦火按:意指观音菩萨),应该是说文学的目的不在于教训人,只是让你看了以后,使你有所得。

  彦:那要不要考虑社会效果?

  茹:我认为在文学方面,情况比较复杂。有很多人从旧社会过来,出污泥而不染,在30年代上海这个地方,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在香港这种社会,能保持这种理想就比较难能可贵,但这种可贵的东西,是存在的。

  彦:中国近百年来,除了“五四”后,产生过一批重要的新文学作家,逾半世纪,好像还没有出现像“五四”那么重要的作家,您觉得问题在哪里?

  茹:对当今的中国作家,我是存在一些希望的。这个还是有些依据,从青年作家来看,我觉得重要作家可能在这批人中产生,有些正在冒出头来。从学术上来分析,我们30年代一批老作家,他们又是作家又是学者。而我们这一代不一样,我们是作家,但我们不是学者。因为环境的关系,我们青年时代是在战火中度过,所以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当中,学者很少。而我们年轻的人当中,他们可以弥补我们这方面的不足,例如像张承志这样的作家,已经开始露出锋芒,将来的发展不可预料。他是个学者,搞地质的。像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还有时间,还来得及,可以去读书。他们读书的条件和环境比我们那个年代好。如张承志、史铁生,他们年纪比较小,要补上这一课总不难,而他们正在补。国内也提供很多条件给他们,他们还比较有希望,既是作家,又可以成为学者。

  这篇访问记是1983年秋季在美国中西部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期间做的,尘封三十余年后,终于可以披载,借此遥祭把一生献给文学事业的可敬可爱的茹大姐!

  节选自潘耀明《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作家出版社 2021年6月版)

链接:www.handanwenhua.net/zuojia/2021-08-26/51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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