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润自传（完）

时间：2021-08-29 14:01:46 来源：邯郸文化网作者：成润撰稿呼中汉整理浏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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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润自传

（壹一一柒）

成润撰稿呼中汉整理

七、1937年元月一1937年9月回到北平

一、回到北平时已是农历正月初三，北京市民来往拜年的高潮未过。由于我在1933年被捕期间，许多同学老友从各个方面予以帮助，特别是与法院、律师联系的中间人，为我逃案给人家带来许多麻烦，人情欠账很多。我住在旅馆内，又无事可做，借此春节期间登门道谢，对于中间人为我花的一些钱，一时难以还清，让他们缓解一下。尽管用了两三天的时光，也为我今后找工作铺下了道路。

北平是个清贫的文化故都。古老的市俗、低廉的生活水平，浓郁的文化气息，对于没钱的知识分子有极大的吸引力。我愿把北平看成是第二故乡。几年的国民党的法西斯血腥统治，北平已成为窒息进步青年的屠宰场。两年来，内忧引来外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调加剧，国民党“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妄图以卖国条件换取苟安，屈膝日本。“半满州国”性质的冀察政委会成立，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的斗争，已摆在每个人的面前。已成为全国，特别是华北青年的首要任务。平津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像“五四”时期那样成为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在这种形势下，我回到北平，深感自己像是“老帽”进城，一切都跟不上形势。样样都要从头学起。

二、抓紧学习，认清新形势，力争跟上队。

经过前后三年与革命活动隔离的生活，乍回北平，不禁有“山中方一日，世上几百年”的感觉。在过去连续数年的左倾盲动的错误路线下，那些从主观愿望出发、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左倾作法，自我暴露，给党带来一些不应有的严重损失，自我断送了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为了革命曾付出血的代价的同志，十分痛心。我在直南工作的经历，使我懂得了党的路线正确与否，关系着革命事业的成败。还不断引起我思考问题。回想自我参加革命以来，首先遇到的是右倾机会主义断送了第一次大革命，导致第一次统一战线的破裂，使中国革命进入长期内战的局面。此后，“左”的指导思想，一直伴随着革命活动，把白区地下工作当做苏区来作，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工作不断遭到摧残。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还是“不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几年来，因自己政治水平低，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这个思想包袱背了几十年，又不敢和其他同志交心谈论的问题。这次回到北平，在和其他同志、同学、老朋友谈话中，逐渐了解到：在我1935年被捕以后，苏区在反五次围剿中在“左”的军事路线遭到严重损失，主力被迫转移，进行长征，在长征途中，党中央曾举行遵义会议。会上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撤换了中央左的领导集团，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地位，并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央的正确领导。会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成为党的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保证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

经过访友交谈，在东安市场也买到几本以伪凌封面，实为地下党出售的可以公开发行的党内刊物，其中也转载一些党对当前政治形势、任务等方面的文章。虽然都是摘录，但亦可逐步领会党的主张，新形势下的新政策。这些材料，对于我这个与党失掉联系三年之久的“孤儿”来说，是多么宝贵啊！特别是在历史的大转拆的关键对刻。尤其听说，中央为加强北方局内工作，已派刘少奇同志来华北，大力肃清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盲动错误路线的影响。路线的端正，导致工作的顺利开展，改变过去七八年来工作的“进一步退两步”的局面，有了希望。还听说为解决新形势下需要的干部，中央已经批准北方局对北平军人反省院中关押的大批干部采取灵活政策，使数十名干部得以出狱，重新走上了新的岗位。对于这个消息，我特别敏感，但自恨几年来我的遭遇均处于与党失掉联系“单干户”的状态，既不能及时向党汇报让党了解“我虽处于复杂情况下，尚能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并未叛党”，更难得到党的支持。经过一段的学习，巳初步看到在新的历史关头，感到党有光明前途，过去对错误路线的担心包袱可以放下了，今后可以在党的正确路线下放心工作了。但是，我如何求得党能接受我这几年“流浪孤儿”重新归队，还要一看工作表现，一靠自己把假历史向党交待清楚，接受审查。

三、1933年参加教联工作之后，岳一峰同志是教联负责人之一。由于1929年我在大名任团县委书记（同时又是团省委直南巡视员）时，他当时在十一中任国文教员，我和他接触较多。对于我的情况他是了解的。在北平相遇时，我即把离开直南的经过向他谈了，要求他帮助接上组织关系。他热情地承当并向上级汇报，同意为我作证。在未解决前，先和我发生党的个别关系，作教联工作，负责北师等单位教联支部工作。由于这一段北平的白色恐怖特别严重，组织遭破坏时有所闻，他因有家，搬动不易，故而要我提高警惕，一旦发现盯哨或可疑现象，就快搬家。我们最后一次接头是我们到中国大学附近一处公寓里，除传达教联工作任务外，还告诉我“关于组织关系问题，因市委人手少，情况紧张，未来得及研究，要我少候，不要急，反正可以工作”。到8月下旬，我即被捕。以后即断了关系。这次我回北平，到县三中打听他，新人不知道，老人说两年前己辞职，情况不了解。也曾到他住处，房东说已搬走两年了。但是，我在旅馆里，碰到我离开北京后能和我取得联系的老同志李景辰，通过他了解我离北京后的一切情况，也了解了不少同学、老友、老同志的近况。他本人在顾颉纲为首主办的通俗读物作编刊工作（驻府右街枣林大院），社内几个科的负责人都是我认识的大名的在家乡有一定声誉已取大学毕业证书的人。因我是大名出了名的“红帽子”学生，他们都认得我，其中之一，当我在北平被捕后，曾参与对我的营救，并代我出面向家要钱。另一个是王守真（现名王正）原是七师党员教师，后脱党。下面不少办事人，有不少大名人，其中有几个是共产党员，地处西城，西城区委直接领导这个支部。区委负责人郑衡同志，也常到这个支部来。经李景辰同志介绍，我们相识了。在这之前，景辰同志了解我迫切找组织关系的愿望，已向郑衡把我过去的情况（包括在直南工作及来北平后参加教联与岳一峰保持联系等情况），尤其被捕后在警察局和法院的表现，均作了详细的介绍。因郑对我已有些了解，所以像老同志重逢那样，一见面即可直接了当的谈起他认为需要进一步了解的几个问题。

1、离开直南未带组织关系的原因，我着重说明由特委到大名以南各县巡视工作，路经大名时患病，又返回大名医治时，遭军警包围搜捕，脱离后到农村匿居治病七个月，与特委失掉联系。待稍能走动时，碍于农村旧习，不得不返城里过春节。此时得知军警逮捕我的气氛并未缓解，大名不能久留，故拟定与几个同志结伴去北平。这时已与特委失掉联系，无法带组织关系。到北平时，正值王明路线的高潮，本来在直南时已目睹了左倾盲动路线在工作上造成恶果。对当时路线正确与否，虽未公开讲出但有很多疑虑。到北平后“左”的作法较直南更加荒唐，为此想看看情况有无变化，就乘机多读点书，学点党的基本知识，以提高辩别是非的能力。因此也未积极找组织接关系。当然，以一个党员的组织观点来检查，无疑是错误的。经过一年学习，初步体验到马列主义是战斗的科学，脱离实践，只啃书本，难以领会精神实质。经过赵纪彬（这时在河北省委宣传部门工作）介绍参加教联。尤其岳一峰和我发生党的个别关系，我可以及时了解党的指导精神和要求。这时，北平处于推行王明路线的高潮，也造成白己思想上的矛盾。这时我也不断向自己提出问题，“我是否是革命队伍中的胆小鬼？”根据前几年的经历，在尖锐斗争的关键时刻，我还是能挺得住、冲上去的。然而，到1933年8月我就被捕了。又寸于找在被捕后的情况和表现，李景辰探亲找我，他是清楚的。为此，我向郑衡同志谈过，也得到郑的赞许：“临危不慌，既掩护了同志，也掩护了组织，又保护了自己。对叛徒的指控圆滑应付，也显示了一个老党员的应变能力。”

2、逃离北平到河南第二次被捕，李景辰只了解在河南原武县中学以前的一段情况，因这时他是在北平的唯一联系人。我的行踪、生活都能随时告诉他。原武被捕之后，因怕影响他，联系关系也切断了。所以他对郑衡同志无法谈这段的情况。为了向党汇报清楚，结合事实情况，思想动态，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①在原武为什么又被捕？这是长期考虑的问题。我去原武是在逃避中，找碗饭吃，没有组织关系，也不可能做什么工作，即便地方有组织活动，遭到破坏，也不会涉及到我。又何况我到河南之后，又化名为程树桐。对于这个名子只有李景辰和大名女友郭秀杰知道，他们是绝对可靠的。商丘法院的法官茜文轩是否出卖我？鉴于他在国民党大名县党部当书记长的几年和他相处关系，尚可谓融洽，多年了解他为人忠厚，不会背后办坑害人的事。我和他也无利害矛盾。和大名共产党无关，和我个人更无关。他当法官是由朝阳大学毕业经过南京等文官考试被录取后才分到商丘法院任职的。他是丢了党官作法官的，属自谋职业性质。他虽是国民党员，但与中统无关。他把我介绍到原武蔡县长处，纯属高等法院考试同期被录取的同事关系（听说蔡是‘军统’分子），根据这些情况，茜出卖我可能性不大。这原武县虽小又穷，但政治上并不简单，县长是军统，县党部书记长（中统）兼教育局长，周围政治情况比较复杂。但我无组织关系，又无活动，教的课是数学，课上课下均无“非分之言”。一学期的相处，人际关系倒也平静。这次被捕是来自上方，还是出自本县？我和“上方”更无关系，未在河南工作过，任何一地遭破坏均不不会牵连到我。研究为什么被捕，长期弄不清楚，糊里糊涂被解往开封。

②到开封后并未及时审讯处理，只是押在“省党部第八排”的特务机关的楼下。因为一个刚被捕解来的小学教师，胡说八道，给我招来重钉上最重脚镣，看来像个“重犯”、“要犯”。

可是四个多月并未审讯过一次，到底为什么抓来，从一个秘书闲谈中才知道我的案子。我不是河南的案子，暂寄押在此。但对河北省党部如何追踪到河南，始终是一个谜。

③7月左右，把我转移到鼓楼附近第四巷，在特务秘密押人的地方没有定案，过了两个月又把我解送到河南反省院。在这里，我一坚持不写反共或有损共产党形象的文章和言论；二是在敌人面前要自重，决不是为了早出院而去出卖别人；三是对非政治性的而对大家有利的事，要积极办，诸如办小卖部等；四是还有必要的灵活性，如当了“主席”也不能做出损害党和难友的事。对于在反省院的情况，根据以上几个方面，分次向郑衡同志作了汇报。他认为经过是曲折复杂的，但不认为其中有丧失党员气节的政治问题，同时他结合我在北平的第一次被捕中的表现，也相信不会有什么政治问题。他表示负责向上级汇报，作进一步研究。如果有需要写什么补充，再通知我。局时他也说，因当前时局变化很快，工作头绪多，领导干部少，这个问题研究不会很快，要我耐心等待，利用这个时间多学习一些新形势下党的文件，政治上补补课。

四、大约在5月份，我急待解决的组织问题仍没有消息。虽然郑衡同志说：“虽没批准，也可以先工作”，但在未解决组织关系的情况下，我还不是正式的党员。可在组织安排下“打零工”，但不能顶一个“整工干活”。处此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亡迫在眉捷之际，实在心急如焚，难以安心的学习下去。这时还不断听说，不少北平学生已被派往山西等地投入救亡运动，深恐自己再度流落成无人管的“抗日救亡的单干户”。

日寇亡我的步骤明目张胆的加速进行。关东军源源进关，军车就直接开到北平门前，威武的进驻东交民巷日本兵营。京东汉奸自治政府已成立第二满州国。平津已陷于日寇武力控制下。蒋介石的妥协投降方针，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推动下，尚未明确表态，对华北战局亦无实际应战准备。此处危局，已是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们，人人关心的大事。

日寇早已准备，制造各种借口进行挑衅，二十九军被迫自卫奋起抵抗，7月7日于卢沟桥终于打响了八年抗战卫国战争第一枪。当时在炮火隆隆中，全市人民个个兴奋，炮声即是人们的心愿。当时虽然布告市民不准外出上街，但人们蹬上房顶，引颈南望，等盼胜利消息。

此时，我仍住在西单附近一个公寓里，并不断出外打听消息。虽有二十九军浴血奋战，但战火日益逼近市区，南苑、东红门相继失守，赵登禹军长战地牺牲，尸体运回城内暂停放在崇文门内城根，群众闻讯自发前往围观，凭悼者甚众。虽然军警拦阻，也难制止群众对为国牺牲的英雄的悼念。

战事虽逼近市区，东西长安街已构筑了巷战工事，但市内秩序良好，并无抢购、挤兑等现象的发生。两天后一个夜晚，忽听车马隆隆，彻夜不停，估计战局当出现大的变化。拂晓，我即到长安街看情况，原来昨夜防守北平的宋哲元已率部完全撤退，大好北平成为空城，巷战工事已空无一人。警察佩带的手枪也没有了，只剩下一根警棍垂头丧气在马路上游动。一些掉队的二十九军徒手战士，散兵游勇，群集在他们过去首长府附近，索讨回家的路费。这付凄凉“亡国”情景，终生难忘。

处此环境，北平是不能再住下去了，拟通过通俗读物编刊社支部与郑衡同志联系，向党请示今后如何安排。他们也与郑衡失掉联系，为此不得不再回公寓等待。过去从未经受过“亡国”的滋味，不能想像日寇进城后将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不敢再只身住在公寓，决定立即搬回地安门到几年前的老房东家去。这里凝聚的友谊，一旦发生“清户口”等情况，她们还能帮助我掩护一阵。所以与编刊社支部打个招呼，通知他们知道我新搬的地址，并请他们转告郑衡同志，当夜即搬走了。老房东的友谊还是好的，仍然像过去那样欢迎我，并表示如有意外，就说我是他们家的人。

李大山同志因肺病较重，原在西山疗养院疗养几个月了。现在形势大变，他也出院来到我老房东家一块居住，以便我对他生活上有所照顾。四五天之后，以江朝崇为首的汉奸政权出台了，布告的当天，日军举行入城式，由二百多部卡车组成的车队，载着半数伪汉奸部队和侵华日军，演奏着日寇军歌，隆隆通过地安门大街，从此，北平正式“换了人间”。

第二天，全城清查户口，主要清查对象是二十九军及流落街头的散兵游勇。来我们住处清查的仍为原派出所（巡警阁子）的旧人。我们又都是“老户口”，和他们都认识，并未认真清查。为了增加清查时的资料，我把原寄养房东家的一只猫新下的小猫送给他一只，他们高高兴兴的走了。夜间，郑衡同志来了，组织上决定他潜伏下来，找我想寻个可靠的房东，安个伪装的家庭。他从编刊社支部听说我和现在房东的关系很好，所以先到这里住两天。一为躲避他原住的地方查户口，二为了解我现住地方的位置、环境等，一旦发生问题时便于转移隐蔽。他还通知我，组织上正作长期潜伏的安排，在北平无家的同志，为避免损失，一律设法撤退。组织上研究拟派一部分同志打入仍在京东活动的孙殿英部队作争取改造工作，但尚未定下来，明日或后天下午三四点，军委的老袁同志（即袁也烈同志）来这里和我接头。至于组织关系问题，这些天情况紧张，要研究安排的问题多，尚未研究。为确定撤退，即由到达地区党组织解决。我们已谈过的情况和问题，我们仍负责。郑衡同志在我这里住了两天就走了，以后未再来找我。次日下午，老袁同志准时来了，高大魁悟的身躯，浓重的湖南口音，一看就像搞部队工作的老同志。他说关于我的情况，老郑已详细和他谈过，原准备派几个人也包括我在内，去孙殿英军部开展工作，后因孙反复变卦，靠不住，决定不去了。你不必再等，可按老郑通知的精神，作撤退的准备。

五、平津陷落之后，日冠侵华全面战争铺开了。关东军大举入关，平沈铁路军用火车繁忙，日军沿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客车已经停开，我们如何撤退已成了心急火燎的大问题。起初，尚有人徒步进山沿太行南下，后来走这条路的人不多了。此时，李大山病情虽未严重恶化，但身体很弱，单独行动已不可能。我们是多年战友，我有责任扶持他回到大名老家，只等铁路交通稍有恢复，即可相机离开北平。有些天，我每天都到国际旅行社查询全国的车船交通情况，同时与有关同学、直南、山东同乡联系，研究结伴同行的办法。经了解，知道了英商太古公司的轮船尚有香港到天津的班轮，唯需在租界码头上船。不过，平津客车上，日军检查甚严，有的学生装束不妥就被日军用刺刀挑下火车。为防出意外，决定化装成商人，伪扮夫妇分散上车。为沿途扶持大山同志，决定原在编刊社工作的大名同乡和我们同行。抵津后，通过刺刀如林的胡同，在严密检杳后才准予出站。这一下，真正尝到了“亡国奴”的滋味。我出站后，即直赴法租界，脱开了凶煞日军的威胁。

为尽快离开这里，在旅馆安顿下来后，即去太古公司设法买船票。票很难买，排队人多，看得出排队的多系平津撤退的学生。所以秩序很好。排了十多个小时，才买到露天坐甲板四等舱。次日傍晚，乘太古公司的驳船须到塘洁上船，当时无像样的客货码头，船停在距岸几公里的海面上。客人身背行李攀软梯而上。我和王之理扶着李大山同志，才勉强上来了。这甲板上有一二百人，多数是从北平逃出的学生。开船的汽笛响过之后，“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歌声，情不自禁的爆发出来，随着海风在宽阔的海面上震荡。

次日下午到烟台时，远远就看到“平津流亡团学生接待站”的旗子。接待站的负责同志高元贵早已站在旗下，不断热情地向大家招手。我们和其他几十个同学一起集合在广场上，随后将我们送到一处小学住下。大家抱着一个“又回到了中国”的欣喜心情，对一切都感到满意。

当时山东是北部的未沦陷的国土。平津流亡学生很多先撤到这里作为第一站，然后根据每个同学的志愿分别去留。故此，济南接待任务很重，滞留济南的约十几万人，许多学校都被用来作招待所。当时山东政治局面，自抗日统一战线在全国逐渐展开以来，这里政治气氛大为改观，共产党已由地下党可以半公开活动了。山东党组织为了准备今后长期坚持抗战，希望通过招待工作多动员些志愿在敌后抗战的人留在山东。我和大山、之理对整个形势了解以后，大山思想矛盾很大，因自己的病情严重，对留下抗战怕给组织增加麻烦，即由之理陪同绕道回大名老家。我自己留在济南，根据组织需要安排工作。对于大山，我认为能在战争变乱中，把多年的战友平安送回老家，继续治病，巳尽到了我们的战斗友谊之情。

整理附记：

成润是直南党的老同志，他对直南党的活动尤其对大名一带党的活动，了解情况才很多。我从1982年到原地委党史部门工作以后，因工作关系，曾多次聆听了他对直南、大名一带党的活动历史回忆。他回忆的情况很重要，我们多次恳求他能亲笔写一篇传记体的回忆史料。他也乐意为我们提供史料。为此，他历经数年，为写这篇回忆史料费尽心思，亲笔撰文，尤其在他身患绝症后，仍伏案挥笔不止。可惜的是，直到他于

1994年8月6日病逝，只写了抗战前的六万余字。如今展阅他的遗稿，目睹一行行文字，犹如他又重现在我们面前，生动地给讲述党的革命斗争的历史。然而，这位为党为革命工作多年的老前辈已成故人，在此我谨向成老致以深切地哀悼！

成老遗稿是由司忱亚前辈转给我的。我是受成老生前委托和家属的信任，来承担整理遗稿任务的。在整理过程中，司老审阅了全文，我还改动了一些字句，尤其后半部分，改动较多，但基本上是保留原貌的。这里尚需说明，大名县政协文史办公室乐意刊出这篇回忆录，呼文华主任又多加文字修饰，曾付出一定的精力。如今此稿能与读者见面，首先要感谢大名县政协文史办和呼文华主任的大力支持。

这里还需补充一下，成老这篇回忆只记述了他在抗战前的情况，对于以后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因病未能续写。我这里只抄录一段曾由成老生前审阅同意的文字，以使读者对他本人有个全面了解。

“七·七”事变后，他由北平转移到山东，到聊城专署政治部任民运科长，为范筑先专员接受我党领导做了许多重要工作。1939年至1940年，他先在范筑先纵队政治部工作，后任邱县县长，鲁西北专署民教科长。1941年至1945年，先后任鲁西、冀鲁豫行著粮食处处长、范县县长、第八专署专员。1946年至1947年，他作为冀鲁豫解放区的代表到南京、上海，在中共代表团领导下同国民党谈判黄河归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48年后，他在德州相继任华北财办、卫运河管理委员会主任。1950年至1954年，先后在华北水利委员会及水利部任水利工程总局局长，官厅水库工程局副局长。1954年至1966年先后在水利部任设计管理局副局长、水利部规划局副局长。十年文革期间，他和水利战线上的许多老干部一样遭受摧残，吃尽了苦头。文革结束后，1978年恢复了他的行政职务，先在水利部规划设计院任副院长，后为顾问。1983年离休后仍做一定工作，享受副部级生活待遇。1994年8月病逝于北京，终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