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王朝怎样罚没罪产补充国用
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唐朝官员上朝场景 （图源网络）
南宋绍兴末年，昭庆军承宣使王继先被弹劾。《宋史•王继先传》说他“权势匹于秦桧，富埒王室，诸大帅承顺下风，莫敢少忤。”皇帝下诏将王继先及子孙一律免除官职，并放还被王继先抢来做奴婢的良家子女百余人，抄没王家财产以千万计。后又将出卖的王家田地、园林和所有的金银家财全部归入御前激赏库，作为犒赏前方将士之用。他的海船也被拨给李宝统领的水师。天下人对此拍手称快。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起由皇帝下诏“籍没”官员不义之财，悉数收归国库的著名史例。所谓“籍没”，也称“收”或“收录”，其重要内容就是将犯罪人的财产全部充公，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抄家”。“籍没”作为没收财产刑是一种古老的刑罚，它起源于奴隶社会的周朝，战国时期魏国的《法经》中已有“籍没”刑罚的记载。
此后，历朝历代均将没收财产刑规定于刑律之中。汉律的没收财产被叫做“没官”，唐律的没官分为特定财产的没官与一般财产的没官。唐后的历代王朝，基本沿袭唐律，没官之刑变化不大，只是称谓上有所不同而己。五代后梁称“剥货财”，后晋称“籍没”，金时称“没”，明清多称“入官”。清末开始修律，没有规定没收财产。
历代王朝动用国家机器，以司法手段罚没罪臣、罪民和所谓“反叛者”的财产，将其归入国库，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打击贪官豪强、罚没罪产以补充国用的一面，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清代史学家赵翼在一篇读史札记中，援引汉唐故事，发表了“以横取于民者仍还于民，此法最善”的见解，表达了一个有良心的史家对贪吏的憎恨和对百姓的同情。他说道：“权臣强藩，积赞无艺，或亲行捂克，或广收苞直，无一非出自民财。”作奸弄权的大臣，势大权重的藩镇，他们通过残酷剥削和广收贿赂，毫无节制地聚敛资财。而这些财物全都出自于百姓身上。
赵翼写道：历史上，汉桓帝诛杀了贪官梁冀，没收其财货，变卖了三十多亿充作官府费用，使全国租税减半。唐代镇海节度使李绮叛乱，兵败被杀，后来朝廷用车将没收的财产载运到京城。有人上奏说，李绮的家财都是他苛刻剥削浙西六州（润州、常州、苏州、杭州、湖州、睦州）的老百姓而取得的，不如将这些赐给本道，代贫苦人家上交今年的租税。宪宗批准了这个奏折。明朝南京御史王宗茂弹劾权奸严嵩，要求朝廷抄没他的家财，作为边防军费之用。王宗茂并建议：“后世有似此者，籍没贪吏之财以偿民欠，籍没权要之财以补官亏，亦哀益之一术也。”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没收贪官污吏的资产以抵偿百姓积欠的赋税，抄没权贵的财产以补国家财政的亏损，也是以有余补不足的一种手段。
明清时期，不乏这类史例。嘉靖三十六年（1557），司礼监太监李彬及其党羽犯贪污、诬陷罪，明世宗命锦衣卫逮捕他们并送镇抚司拷讯后，发交刑部定罪。刑部比照盗取御用祭祀物品的法律条文，将李彬及其党羽全部斩首，并抄没李彬等罪犯家财共白金四十八万余两，玉带、金宝、条环八箱，其他各种珍宝不计其数。明万历七年（1579），司礼监太监冯保被控犯欺君误国之罪，明神宗朱翊钧通过锦衣卫下圣旨，将冯保及其侄子冯佑等的庄宅家产和所盗御物，连同其党羽及官校随从等各家财产，全部抄没入官。
明清两位大贪官被抄家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首辅严嵩被控负国八大罪状。《明史》称，籍没严嵩家财，计黄金三万余两，白银百万余两，其他珍宝不可数计。相当于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了。严嵩被没收的家财，充作边防军费。清嘉庆四年（1799），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被革职下狱，并赐其自尽，籍没家产。史载，籍没和珅家财总估达白银二亿二千余万两，相当于国家全年赋银的十之六七。这些罪产“着存户部外库，以为川、陕、楚、豫抚恤归农之用。”
电视剧中明清两朝官员上朝场景剧照
纵观历史，作为历代王朝刑律中重罪的附属刑罚，一般情况下，案件审理应该依照法律程序进行，但皇帝的态度决定案件审理的进程，皇帝喜怒及对全局的掌控又直接影响法律的适用。所谓雨露雷霆，恩威并济，一切都在皇帝掌控之中。
明嘉靖十年（1531），太监谷大用违法犯罪，都察院将他逮捕入狱，并奏请籍没其家产。明世宗朱厚熜召见大学士李时和翟銮二人，问他们都察院处理谷大用罪案的意见妥当与否。李时回答说：家产入官的法律只限于三种情况：谋反、叛逆、奸党。谷大用犯罪不在籍没家产之列，若没收其财产，恐不能取信于天下，所以我们主张只将其一半财产入官。”世宗说道：“谷大用曾在先朝违纪害政，正属奸党之类，抄收家产何以不能取信于天下？！”于是，谷大用家财全部籍没入官。
这类错综复杂的案情，在各种人为因素面前，有时法律规定也会变得模糊了。清同治二年（1863），都察院监察御史朱澄澜上疏，奏请皇上饬各地方官员，严格遵照上谕，将“逆产”与非“逆产”彻底分清。如果查明确系“逆产”，可按例没收入官。只是恐怕一些贪官污吏乘机谋私作弊，把一般民田作为“逆产”处理，明是入官，实则暗中分肥。例如，被“贼”所强占、取租的民田及与“贼”稍有牵连的民田，甚至与“贼”毫无瓜葛的荒田，都有可能被他们强行错断入官，田主往往不敢言明，结果就会有很多人失去土地。为了消除此弊，应当在办理“逆产”入官时，让有身份的人分别具结担保，证明确实没有疑诬等情弊，再由经管官员亲自查访证实，才可最后确认为“逆产”，将其永远入官。这样，他们就不敢将荒田一概没收了。
同时，皇帝下诏籍没官员的不义之财，也并不悉数收归国库。按照律例规定，抄没的财产应该是入官和给主。从史料来看，除收归国库外，有的充减天下税租的一半；有的赏赐当地道府代民租；有的充作边防军费开支。但有的“追赃”之后则私授宗室至亲，有的被收入皇帝的“小钱柜”等等。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下诏抄没已故的首辅张居正的家财。史载，抄没江陵张家的家财约白银十万两以上。福王朱常洵看上了籍没张家的财产，开口向明神宗讨要。对于这个深受宠幸的郑贵妃所生的宝贝儿子，明神宗一口答应了。
纵观历史，“籍没”、“入官”等作为封建王朝一种非经济的行政手段补充国用的法规，统治者通过国家机器，以行政命令的形式罚没罪产以济国库，总体来说是应当给予肯定的。当然，在执行中的一些残酷的偏激行为和违规做法，也严重损坏了这类做法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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