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为何说赏菊勿忘“老圃”
国画《东篱赏菊》（当代·刘大为） （图源网络）
又到秋令赏菊时，公园花圃里“黄华如沓金，白花如散金”，街边绿地内“黄花金兽眼，红叶火龙耀”，一派“满城尽带黄金甲”美妙景象。
菊花是国人喜爱之花，与梅、兰、竹一起誉为“花中四君子”。菊花最大的特点是开花晚，它不与众芳争春，宁愿在深秋季节、寒风凛冽之时一枝独秀的品格，寄寓了有骨气文人的人格期待，赢得了多少士君子热情的推崇和赞美。我现在无从知道古代有多少以菊花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但我深信作为“花中四君子”之一的菊花，必定在百花之中名列前茅。自从屈原吟唱出“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菊花就与文人雅士结下不解之缘；自从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后，菊花就成为隐士清高绝俗的象征。
陶渊明最爱菊，家有菊圃。解官归来，他载欣载奔，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松菊犹存”，这给他以很大的心灵上的安慰。他经常以松、菊对举写诗：“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每有暇日，他便坐在青松之下，手持大把菊花，饮酒赏花。一有苦恼，他就进入菊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菊花丛中忘却人生的焦虑，进入“欲辨已忘言”的空灵虚静的境界。
中国的“菊痴”，除陶渊明外，清代也有许多让人叹赏的爱菊者。清代仁和人景亭北“性喜菊，”自称“菊公”。杭州人陈杞嗜菊尤深，至老不倦，自号“菊叟”。会稽人吴百台，家极贫，贩饼为生，但积金殆百万，乃雇园丁数人种菊，还不远千里觅求佳种。清代著名的歌妓董小宛也是一位嗜菊者。她生病三月，见人送来名贵菊花“剪桃红”，竟精神陡然大振，从此每晚高烧翠蜡，设小座于花间，始以身入，“人在菊中，菊与人俱在影中”。
数嗜菊人物，不能不提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戏曲家李渔，他不仅爱菊，而且对古人赏菊之说发表了不同见解。李渔在他的《闲情偶寄•种植部•菊》中说道：“自有菊以来，高人逸士无不尽吻揄扬，而予独反其说者，非与渊明作敌国。”意思是：自从有菊花以来，名人隐士无不对它交口称赞，而只有我却发表与之相反的看法，原因并不是要故意跟陶渊明作对。细读李渔的文章，觉得他和前人的“较劲”是有道理的。
李渔分析了人们喜爱的三种“奇葩”——牡丹、芍药和菊花的特点。他把它们分为两类，一类为“天工”，他认为牡丹、芍药的美，完全依仗天工，不是由人加工出来的。培植这两种花，不过是冬天施一些肥，夏天浇一些水而已。它们开放的时候，花朵“烂漫芬芳”，不会由于人力不勤而略微减少姿态和颜色的美。
另一类为“人工”，李渔认为菊花的美，则完全依仗人力，只稍微借助了一点天工。他描绘了“艺菊”的过程。“艺菊之家”——栽种菊花的人家是非常辛劳的，“劳瘁万端，复从此始。”未下种前，要整治土地；栽种后要插标记种；分秧下栽之后，要防备干旱、忧虑水大、摘头、掐叶、去蕊、接枝、捕害虫、挖蚯蚓以备虫害；花开后，要防雨避霜、缚杖系蕊、用杯浇水、染色变容等等。
李渔叹道：“为此一花，自春徂秋，自朝迄暮，总无一刻之暇。”如果不是这样，菊花就会跟茂盛的野菊花一样，仅可以用来点缀稀疏的篱笆而已。因此，“若是则菊花之美，非天美之，人美之也。”确实如此，在所有的花中，“艺菊”恐怕是最能表现人之巧智的。哪一种花有菊花的品种这么多？上百种、上千种，都是人们按照自己的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培育出来的。什么“银碗”、“金铃”、“玉盘”、“绣球”、“西施”、“贵妃”……数不胜数，令人目不暇接。
（左图）《菊石图》清•黄山寿（右图）《东篱秋菊图》清末民初•吴昌硕
紧接着，李渔笔锋犀利，直插主题：“艺菊之人终岁勤动，而不以胜天之力予之，是但知花好，而昧所从来。饮水忘源，并置汲者于不问，其心安乎？”种菊花的人整年辛勤劳动，却不颂扬他们的胜天之力。这是只知道花好，而不懂得好花是怎么得来的。饮水忘源，并且把打水的人也丢在一边不闻不问，能够心安理得吗？ “人美之而归功于天，使与不费辛勤之牡丹、芍药齐观等视，不几恩怨不分，而公私少辨乎？” 菊花的美，不是上天使它美的，而是人使它美的。人使它美却把功劳归于天，这不是恩怨不分，公私不辨吗？这些言论，在当时真有点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之感！
可又有谁去想过李渔同样的问题呢？菊花原产我国，已有三千多年的栽培历史。菊花久被文人士大夫喜爱并经花农几千年栽培，已有一千属两万五千种。千年来，它的美丽耗费了多少花农的辛勤劳作，诚如李渔叙述的那样“劳瘁万端，复从此始”、“为此一花，自春徂秋，自朝迄暮，总无一刻之暇。”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李渔敢于向传统的赏菊文化心态挑战，公开亮出了“天工”不如“人工”的观点，敢于为“艺菊之人”这些普普通通的农民说话，斥责士大夫们“饮水忘源”，真是难能可贵！
不可否认，李渔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也有些俗套，如一般士大夫文章一样，借“老圃之种菊”行为，规劝孔门弟子“砺其身心”“攻吾举业”。但他把“艺菊之人”作为孔门弟子的学习楷模，又仍不失为一篇超凡脱俗之文。李渔是个被正统士大夫讥为“平俗”、“一味优伶徘语”的戏曲家，然而就是由于他的“平俗”，使他能够接近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多多少少为老百姓讲了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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